序 言

王兆鹏

以诗论诗,昉自盛唐,杜少陵之《戏为六绝句》,开论诗绝句之先河。至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出,论诗诗方蔚为大观。其后论诗绝句、论词绝句,遂成中国文学批评之一体。而以词论词,肇始于南宋。戴复古论宋自逊之《望江南》,当为嚆矢。其词序曰：“壶山宋谦父寄新刊雅词,内有《壶山好》二十阕,自说平生。仆谓犹有说未尽处,为续四曲。”词有云：“壶山好,文字满胸中。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最会说穷通。”谓宋自逊词有稼轩风,既明其渊源所自,又述其词风特色。稍后刘克庄《汉宫春•题钟肇长短句》,谓钟词“唤回柳七,压倒秦郎”,亦具批评意味。宋末毛珝《踏莎行•题草窗词卷》,李莱老《青玉案•题草窗词卷》,皆是以词论词者。其后论词词渐次兴起,清人朱竹垞至以词标举鹄的,其《解珮令•自题词集》称“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俨然创作宣言,与其《词综》相表里。以词论诗,虽不似论词词经见,然清人亦常为之。道光间潘遵祁即有《眉妩•题功甫兄西湖秋柳诗卷》,张茂才亦有《春光好•题王芗穀销恨草诗卷》。然无论以词论词,抑或以词论诗,前人皆偶尔染指,不成气候。

刘君成群,博学好古之士,文史兼擅,富才情而美词翰,因友人一戏言而发宏愿,以词体纵论历代作家,上自先秦,下至晚清,名家巨擘,俱予评说,用力之勤,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评鉴之精,堪称前无古人。近百年以来,文学史著作汗牛充栋,然以词体韵语书写者,仅此一家。南宋项平斋曾称美杨诚斋“雄吞诗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刘君是书亦庶几可谓“雄吞词界前无古,新创文机独有今”也。

成群博士与予虽未谋面,然属词学同好。日前电邮新著并索序,予读之忘倦,既感其创意之难得,又嘉其成果之非凡。故为书数语,以弁简端。

王兆鹏

丙申酷暑于武昌

后记

我在最初对诗词并无特别的喜好,只是初中时代与同学比赛记忆力时背下过一些。那位同学一时兴起,竟从保定带回一本《唐诗三百首》与我赌胜。赌来赌去,待到初中毕业时,我已经把这本小册子默记于心了。高中时代,我又在县城的地摊上发现了一部《宋词三百首》,此时已经没有同学与我打赌了,但我已然形成了背诵的惯性,这部《宋词三百首》也被我一首不落地收入了脑中。此外,还有一位同学将他叔叔珍藏的一部《稼轩长短句》送与我,这部词集虽然未能全部背下来,但如今偶尔邂逅辛词,也能发现它们多数都是我熟稔不过的老相识。

《宋词三百首》、《稼轩长短句》是我切入词学的基点,也是这两部书,激发了我对词的特殊喜好。这之后来读书渐多,接触的词人及词作也越来越多,对词的领悟也就越觉深入。我曾经有好几次冲动,拟写一部关于词学的专著。或聚焦于南宋初南渡词人,或潜心于晚清时诸多遗老。这种冲动也曾使我一度热情如火,但后来却都因少数民族预科汉语教材编写任务急迫而作罢。虽然长久以来,我一直希望自己能抽身完成一部专著,从而跻身于词学学者之列,但却几乎没有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写出一部词集来。此前,我也曾写过几首小词,仅仅几首而已,量很小,写好后往往扔在一边,也没有刻意收集过,时间久了也就都淡忘了。应该说,在我意识深处,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研究者,却从未把自己定义成创作型的词人。只是有一次心血来潮吧,我以词的形式描写了唐代女诗人薛涛。我的一位同学看了之后说好,径直在她所编辑的《科技日报•嫦娥副刊》上发表了。当时我半开玩笑地对她说,要不然我以词的形式把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家都来描写一遍吧,或者就叫《词说文学史》。同学的回馈是：你若能写成系列,我便可以在副刊上连载。就是这样一个不严谨的约定,竟然使《词说文学史》真的写成了系列,也真的在《科技日报•嫦娥副刊》上连载了起来,这一结果是我所始料不及的。

在刚刚进行《词说文学史》创作的时候,我的同事托娅老师找到我,送给我一部《悔龛词》,并提及此词集作者夏孙桐乃是她的曾祖父,她希望我能撰写一部有关《悔龛词》的专著,以光耀祖辈之茂德。夏孙桐先生我向来知道,晚清词人中颇有此老一席之地,其词作低回沉郁,也堪称一代之翘楚。托娅老师一直以气质优雅而著称,至此我方知这优雅气质的真正来源。我对夏孙桐先生及“清末四大词家”这一群体一向很感兴趣,虽然这一群体的遗老意绪招致有内容狭仄之弊,但在格调上,他们却能立足“常州词派”,并追求“常州词派”与“浙派”的贯通。就这一点而言,晚清诸老也都算是颇有胸怀的。因此,我若能为夏先生树碑立传,自然是我之荣幸。但苦于当时少数民族预科汉语教材的修订版亟待完成,于是也就拖延了下来,如今想来也颇觉对不住托娅老师的盛情。现在这部《词说文学史》出版,或可缓解我历来的遗憾,知我者不难发现,此书涵盖了我对词学的全部认识。

本书撷取中国文学史上二百三十三位文学家进行描述,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文学家。同时根据年代划分为八个部分,从先秦一直贯穿到晚清,读者一路读来,亦可领略文学史发展过程中的道道风景。在具体描绘文学家时,并不热衷理论化的论说,而往往是将自己心灵移注在描写对象上,设身处地,体会其遭遇,揣摩其感慨。甚至是将自己诸多意绪追加在对象身上,他们的欢欣、忧愁、落寞及萧瑟,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作是作者现实中的种种感受。

这些年来,诗话、词话读了几多,对于传统美学格调也略知一二。关于词的创作,我深知应该做到：语言上,崇尚流丽清畅,尽力避免生涩与生硬；手法上,崇尚兴象,以景映射情感的幽微,尽力将心灵引向深遥之境；风格上,崇尚空灵澹宕,野云孤飞,尽力避免质实、密丽与雕缋 。这几点,知易行难。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

古代文人多有以诗论诗、以词论词之作,虽然零星不成系统,但亦被归入文论范畴。如杜甫、元好问的论诗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确是大书特书。从这一角度来说,以诗论诗、以词论词之作又怎说不算是学术著作？有宋以来,更有众多诗话、词话纷纷呈现艺术直觉,但也均是逻辑松散、断鸿零雁一般。然而,中国美学格调之传达,却实有赖于这规模巨大且又“漫无章法”的诗话、词话。其实,西方学术界也未必都是严密的逻辑之作,所谓的“印象式批评”,所谓的“灵魂在杰作里冒险”,又何尝不是一种学术书写呢？

我喜欢写诗词时的感觉,逻辑在这时候变得不是那么重要,而情感却在明显地提升,甚至是飞,是逍遥游。也只有在这样的写作中,方可追寻生死齐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先不说庄子,即以海德格尔的观点来衡量,可沉溺于其中的诗词无疑也可以等同于其所谓必须要回归的自然大在。我常常想,在凡俗人生中匆匆走过的你我,到底凭借什么才能为我们赢得刹那的解脱和永恒的愉悦？或许,在我的世界,唯有诗词才能带来诗意地栖居。每一想到诗词,尤其是两宋时代的词作,我的周围就仿佛摇曳起明媚的春光。可以肯定的说,我爱宋朝的理由,起码有多一半是词给予的。

此部词集的创作肇始于2014年4月,历时两年多的时间,耗费了我许多的心力。我想我此后应该不会再出版这等规模的词集了,《词说文学史》可能是我第一部也可能是唯一一部有关于词创作的尝试,从这一角度来说,出版此词集也就带有非常大的纪念意义了。本书韵依戈载《词林正韵》,词谱依《钦定词谱》正体。我生于燕南赵北之地,口音中无半点入声之遗存者。尽管严格推敲,恐怕难免仍有违格之处。格律上若有不周,还望方家不吝指教。

《词说文学史》的写作与出版都很是不易,在此期间,我得到了众多师友的引导与启迪。如中国词学研究会会长王兆鹏先生,王先生学出名门,其导师乃是唐圭璋先生,唐先生上承吴梅先生。吴梅、唐圭璋、王兆鹏三先生一脉相传,皆可谓著作等身的词学大家。能得到王先生的序言,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幸运。又如北岳文艺出版社社长续小强先生,本书并不符合大众趣味,因此也不可能特别具备市场价值,在这种情况下,续先生还是决意要出版此书,这让我极为感动,内心充满幸福的感觉。所以在这里,我一定要郑重地感谢王兆鹏、续小强两位先生,是你们二位的有力襄助,才最终促成了本书的面世。我的大舅杨频先生是《词说文学史》的第一位读者,每次读后的点评都能准确击中我的内心。大舅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获得者,虽为无机化学专家,但文史造诣也可谓出类拔萃。有此老在侧,实不敢有知音难遇之叹。北岳文艺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李建华女士,她认真负责,考虑细致,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心血。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师友,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也为本书的创作提供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所以在这里,我也要向大舅、李建华女士及各位提供支持的师友说声谢谢,你们的热情扶助,无疑是我前进的巨大动力,真心谢谢你们！

清代词人顾贞观《金缕曲》曰：“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魄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河清人寿”无疑是最好的祝福,谨以此句完结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