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的作者在从事了大量的人类学理论与东部经验研究之后,顺着费孝通先生在有关“藏彝走廊”的论述中指出的线索,进入西部,在漫游的过程中,书写了一些随笔与论文。《中间圈》可谓作者有关西部人类学论述的选编。

书取名《中国圈》,这一概念所指,既与“中外”之间的地带有关,又与中国民族学惯常研究的某些介于“我与非我”之间的区域有关。借“中间圈”,作者思考了社会科学中诸如“社区”、“社会”、“文化”、“民族”、“国家”、“族群”等诸多政治一学术地理“单位”的局限性,借助“关系主义民族学”对社会科学加以反思,强调动态地研究人、物、事的特殊价值,探索对这一“民族学类型”有益的“非罗马神话式”,亦即“非西方式”社会科学之可能方式。副题有“藏彝走廊”与“人类学”两个概念,前者也来自费孝通先生,后者则无疑是指一门与民族学的关系既暖昧又紧张的学科。

民族学在包括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里所处的尴尬位置,及国内“主流”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于民族学的漠视,是作者展开其论述的大背景。作者指出,民族学若要拥有社会科学的一般特性,便要破除其自设的种种观念疆界,在历史人类学的东西部结合研究中,借助“中间圈”的意向,拓展自身视野,使民族志表述中的“当地事实”与作为文明体的中国相关联；而“主流”社会科学研究者若要使其论述“代表中国”,则亦有必要认识到,西方社会理论的“一族一国论”及“法权中心主义”,都难以解释作为文明体的中国,也因此,“主流”社会科学面临着民族学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