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四」以來西潮東漸,全盤西化的主張甚囂塵上,受宥於歷史的命運,新儒家們如同在石上播種。以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願與毅力,透過大量的著述與不斷的講學竭力證明,中國儒家文化,不僅不反民主、科學,儒家的傳承和發揚甚至是引進西方民主科學的先決條件。因此,他們認為破壞與拋棄中國文化的全盤西化是一條走不通的路。

無奈,一九四九年以後因政體變異,為政者高壓控制思想,連新儒家們內聖外王的主張也都成了政治下的犧牲品。中國的心性之學一向立足於儒者們為學的躬行踐履,而不在思辨言說,重視德行的修持,而非徒托空言。但是,新儒學家們多為專業哲學家,在專業的訓練下,將一般人皆可付諸實行的修持視為末技,缺乏探究的興趣,他們最大的興趣是把儒家的心性之學衍生出更高深的「道德形上學」,難免帶給人捨本逐末的感慨。

也有人批評：新儒學家們冥思玄想,體不厭其大,思不厭其深,然而其可行性卻離真實的人倫日用愈遠,究其實不過是象牙塔尖、不過是觀念遊戲,其努力的結果與立意的初衷正好南轅北轍。

「捨本逐末」,「南轅北轍」正是宏揚新儒學的兩大致命傷。但是學界相信新儒學仍有可為。透過新一代人物的自我省察與自我批評,相信新儒學會突破現境,再次深入人倫：從梁漱溟首開其端到徐復觀的身體力行,現在有更多的學者正在重整新儒學的論點,翟志成教授便是其佼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