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支配亲密关系的规范已经不同于上一代人的规范,原因很多。影响因素可能涉及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工业化程度越高、越富足,就越能接纳单身、包容离婚和支持晚婚(Southetal.,2001),而全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都提高了。教育和财政资源的充裕,足以让人们变得更为独立,与过去相比,女性尤其更可能不结婚(Dooley,2010)。而最近全球经济的衰退也有明显的影响。随着更多的情侣为节省金钱生活在一起,同居人数明显增加(Yen,2010c),但结婚率在赤贫人群中却在下降,没有稳定的收入人们并不愿意结婚(Yen,2010b)。

近年来,西方文化的主要特征——个人主义(支持自我表现,重视个人成就)也变得愈发突出(Twenge&Campbell,2010)。(比如,美国人现在更可能给自己的孩子取不常见的名字以引人注目[Twengeetal.,2010]。)可以想见,这种对自我实现的重视会让我们期望从亲密关系中获取比上一辈更多的东西——更多的快乐和享受,更少的麻烦和付出。而与上一代不同(他们往往会“为了孩子”而勉强生活在一起),我们只要对婚姻不满意,就会理直气壮地结束夫妻关系,重新追求满意的亲密关系(Cherlin,2009)。相形之下,东方文化更倡导集体主义的自我感,人们与家庭和社会团体的联系更为紧密。集体文化国家(如日本)的离婚率比美国低得多(Cherlin,2009)。

新科技也会影响亲密关系。现代生殖技术(如人工授精、体外受孕)能让妇女在还未与孩子的父亲谋面之际,就能从医院的精子库中授精,独自生育后代(Ali,2007)!妇女还能掌控生育,只在她们愿意时生小孩,美国妇女养育儿童的数量也比过去要少。美国家庭中儿童的数量前所未有地少(Gillum,2009)。现代通讯科技也改变了人们亲密关系交往的方式,参见专栏1.1：“哥们,为什么你在脸谱网上还是单身?”[4]

然而,影响人际关系规范更重要(但却很微妙)的因素是特定文化下青年男女的相对数量。男多女少的社会和女多男少的社会往往有着不同的人际关系标准。描述文化这种特性的指标就是性别比率(sexratio),计算方法很简单,就是看特定人群中每100位女性对应多少位男性。如果性别比率高,则男多女少;如果性别比率低,则男少女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使美国的性别比率在1960年代末从高峰跌到低谷。战后每年出生的婴儿逐年增加,这意味着当这些“潮流中的婴儿”进入成年期后,比青年女性稍大点的青年男性的数量变少,性别比率就下降。不过,当出生率逐渐下降,出生的婴儿数量减少,他们长大后,青年女性的数量比稍大点的青年男性的数量要少,所以美国的性别比率在1990年代又攀高。自1990年代以后,“婴儿潮”中长大的父母有相对稳定的生育率,从而使适婚男女的数量持平。

人们可能意识不到性别比率变化的重要性。高性别比率的社会(女性较少)倾向于支持老式、传统的两性性别角色(Secord,1983),即男主外女主内,妻子在家相夫教子,丈夫外出工作养家。这种文化形态在性生活上也相对保守。理想的新娘应该是处女,未婚先孕让人蒙羞,公开同居几乎绝迹。妇女更早结婚(Krugeretal,2010),离婚不受欢迎。相形之下,低性别比率的社会(男性较少)则倾向于颠覆传统,也更为宽容。鼓励妇女外出工作以自立,默许(虽不提倡)婚外性关系的存在。如果不慎怀孕,成为未婚妈妈也无可厚非(Harknett,2008)。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形可能有所不同,但这种基本模式却是贯穿整个历史的(Guttentag&Secord,1983)。古罗马时代性别比率低,以骄奢淫逸而闻名。维多利亚时期的英格兰性别比率高,以贞洁守礼而著称。美国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性别比率低,是随心所欲、恣意寻欢的十年。那么出现“性解放”和“女权运动”的20世纪60年代晚期,性别比率高还是低?答案是非常低。

人际关系专家认为这种文化波动并非偶然现象(Guttentag&Secord,1983)。在他们看来,社会规范的演变总是要满足那些掌握经济、政治和法律权力的强势人群的利益。在上面提到的文化中,强势人群是男性。因而,当男女数量发生变化时,人际关系的规范总是向着有利于男性的方向变化。

这种假设很大胆,毕竟近几十年来美国妇女的地位提高了许多,对此谁都无法否认。现在仔细推敲一下这个假设。当性别比率居高时,妇女稀缺。假若某男幸运地得到某女的芳心,他当然想长相厮守。方法之一是鼓励该女子成为家庭主妇,从而使她在经济上要依赖丈夫;方法之二是反对离婚(这正是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反之,当性别比率偏低,妇女过剩,男人就不太想被一个女人拴住。这样,妇女就得工作,推迟结婚,不满意的话还可方便地离婚。

所以自196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人际关系规范显著改变的原因,可部分归结于性别比率的剧烈变化。的确,我们已经看到了1990年代末期高性别比率对美国的影响。从1967到1980年,美国的离婚率翻倍增长,此后逐渐走缓,甚至略有下降。政客们又开始关注“家庭价值观”。因为现在适婚男女的人数大致相等,文化的钟摆又摇摆于1980年代的放纵状态和60年代的禁锢状态之间。

必须指出,性别比率影响过程(即人际关系规范的变化偏利于男性)的假设只是一种猜想。然而,社会文化中的两性比例和人际关系规范的确存在粗糙却真实的关联,这也是文化影响人际关系的有力佐证。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期望和接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地区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