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了人与人之间不同的个体特征之后,现在可以讨论人际关系中一些更基本的、反映人类共有的动物本性的问题。我们这里关注的重点是演化的作用,演化历经无数代塑造着我们的人际关系,潜移默化地使每个人都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Conferetal.,2010)。

演化心理学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个假设,性选择(sexualselection)使人类成为今天这样的物种(Flinn&Alexander,2007)。你或许听过自然选择,它指动物比其他同类更能有效地应对天敌和环境挑战(如食物匮乏)的天赋优势。性选择意味着能更成功地繁殖后代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

与大多数人认为的相反,演化和适者生存一点也没关系。你死还是生并不是个问题。演化的关键是繁殖后代。尽管所有的有机体最终都会死亡,但并非所有的有机体都能繁殖后代。而且在能繁殖后代的有机体中,有些繁殖的后代数量更多(Ash&Gallup,2008.p.313)。

这种观点认为诸如归属需要这类动机之所以成为人类的重要特征,是因为它具有适应性,赋予拥有这些动机的个体某种繁殖优势。正如我前面谈到的,那些寻求与他人亲密合作的早期人类可能比那些不合群的孤独者更容易繁殖后代和遗传基因。长此以往,到了一定程度时,与他人交好的愿望就具有遗传性(现在就是这样,Tellegenetal.,1988)。性选择使得归属需要越来越普遍,生下来就没有归属需要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与这个例子一致,演化学原理认为：任何普遍的心理机制之所以以它目前的形式存在,是因为它一直有利于人类解决过去的生存或繁殖问题(Conferetal.,2010)。

第二个假设,演化心理学认为两性之所以存在差异,只是因为某种程度上他们在过去面临着不同的繁殖困境(Geary,2010)。因而,除了在那些不同、特异化的行为方式上(这种行为方式能更好地接近异性和提升后代的生存优势)存在性别差异外,男女双方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应该很相似。这样的情况存在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先来看两个设问：

假如某男子一年之内与100个不同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他会是多少个孩子的父亲?(答案当然是“很多,或许多到100个。”)

假如某女子一年之内与100个不同的男人发生了性关系,她能生育多少个小孩?(可能只有1个。)

显而易见,男女双方为生育孩子投入的最低限度的时间和精力有很大差异。对于男人,最低要求可能只是一次射精;如果有足够多的能生育的女伴,男人一生可以生养数百个孩子。而女人只有在绝经前才能生孩子,每生养一个孩子都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男女双方在生养孩子上的养育投入(parentalinvestment)的生物学差别,引起了男女双方在选择配偶时进化出不同的策略(Geary,2000)。可以想见,考虑到女性的繁殖能力有限,那些认真挑选配偶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更为成功(她们有更多的孩子存活下来,又去繁殖自己的孩子),而那些挑选配偶不太认真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没有这么成功。男性刚好相反,那些追求和利用每一次交配机会的乱交式的男人繁殖就更为成功。如果他们频繁地变换性伴侣,其后代可能不容易存活,但是这种(养育)质量上的不足可以用(孩子)数量来弥补。所以,当今的妇女——正如这一演化学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选择性伴侣时比男性谨慎得多。她们要求男性伴侣聪明、友善、有名望、性情稳定,而男性选择女性伴侣则不会这么苛刻(Kenricketal.,1990),女性也不像男性那样对随便、不忠诚的性行为感兴趣(Schmitt,2005)。或许这种性别差异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另一个繁殖上的性别差异是女性总是能确知某个孩子是否是自己亲生的。相比之下,男性则会遭遇父系不确定(paternityuncertainty)的困扰;除非他完全自信伴侣会忠于他,否则他不可能绝对确定伴侣生的孩子就是自己的孩子(Buss&Schmitt,1993)。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即使女人的不贞行为比男人少(Tsapelasetal.,2011),男人对于红杏出墙的威胁分外警惕,这一点较女人为甚(Schutzwohl,2006)。这种性别差异也可能是长期演化的结果。

演化学的观点还能用来解释人们在短期和长期性行为策略上的不同(Buss&Schmitt,1993)。男女双方在短期的艳遇和长期、稳定的亲密关系中所追求的异性的特征存在差别。详而言之,男人比女人更渴望短期的性关系;更嗜好与多个伴侣保持短期的风流关系,建立新的亲密关系后,也比女性更早地发生性关系(Schmitt,2005)。结果是,男人在猎艳时,看起来性感且“容易”得手的女人特别有吸引力(Schmittetal.,2001)。然而,如果男人想结婚安顿下来,常常偏好贞洁的女人作为将来的伴侣,即使这个男人仍然认为在偶然的性关系中放荡的女子是最理想的目标(Buss,2000)。男人还常常追求年轻、漂亮的妻子。当男人想确立长期的亲密关系时,比女人更看重外貌,随着年纪增长,老男人更加喜欢与更年轻的女子结婚(Kenrick&Keefe,1992)。

女人却表现出不同的模式。女人选择短期性伙伴时——尤其是发生婚外情时(Greiling&Buss,2000)——更看重性感、有魅力、强势等有许多阳刚之气的男人。但当评价有潜力的丈夫时,都把经济前景作为首选,有稳定和较高收入和资源的男人想必能给她们的孩子带来安全的成长环境,即使这些男人并不是备选丈夫中最性感的家伙(Gangestad&Simpson,2000)。一般而言,女性比男性更关注长期伴侣的经济前景和社会地位(Buss,2012)。

通过识别人类共有的行为模式来描绘人类的本性,是演化学观点最令人信服的方面。实际上,我刚提到的不同偏好——男性看重长相,女性珍视收入——在很多文化中都有所表现,也在世界各地的研究中得到证实(Buss,2012)。[7]然而,演化学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文化不重要。

的确,演化心理学的第三个假设就是,文化影响决定了演化形成的行为模式是否具有适应性——并且文化的变化比演化快得多(Kanazawa,2010)。所以,人类表现出的某些行为模式在远古时期具有适应意义,但这些遗传下来的行为倾向并不全都适应于我们今天居住的现代环境。例如,穴居的原始男性如果尽可能地与每一个可能的女伴交配,他的繁殖就可能更成功。但现代男性不太可能做到了：仅在过去的两代人中,我们就看到(1)生殖技术的发明(例如避孕药)能让女性完全掌握自己的生育行为;(2)通过性接触而传染的致命病毒(引起艾滋病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的传播。如今,对于男人而言,对多个性伴侣的渴望可能不如数百万年前那般具有适应意义了。可以想见,现代男性要想繁殖得更为成功,只有表现出更多的兑现承诺的能力和忠于一夫一妻,以鼓励伴侣为他怀孕。但人类种族仍在演化,性选择最终会偏利于那些能适应新环境的行为风格,但这种适应又将经历数千代的时间。(那时我们的文化又将怎样变化?)

因而,演化心理学的视角针对现代人际关系中的共同模式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解释(Eastwick,2009)：某些规律和性别差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是心理机制长期演化的结果,在很久以前都是有适应意义的。我们并不是机械执行基因指令的机器人,我们所有人并不相同(Michalski&Shackelford,2010),但我们确实还继承了由后天环境启动的习惯性反应。而且,这种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还能适应我们现代的情境。行为产生于个人和情境影响的相互作用,但人类的某些共同反应则是人类本性自身演化的产物：

数千年来人类生存所面临的环境压力遗留下了精神和情感的痕迹。某些遗留下的情感和行为反应源自我们的远祖,在现代已经没有必要了,但前人生存的这些遗迹不可磨灭地刻入了我们的性格(Winston,2002.p.3)。

这种富有争议性的观点既得到了赞扬又引来了批评。一方面,演化学的视角促进了许多有意思的新发现,大多数发现还和演化学的观点一致(Buss,2012)。另一方面,对于人类本性起源的原始社会环境的设想必然带有猜测性。此外,对许多有争议现象的解释,演化学模型并非惟一合理的。例如,妇女在选择伴侣时必须比男性更谨慎,也的确是因为社会文化通常不允许女性掌握经济资源(Wood&Eagly,2007);可争论的观点是,妇女必须关心配偶的钱袋子,因为她们自己很难赚到男人那么多的钱(Wood&Eagly,2002)。如果赋予女性和男性同样的性别角色和社会地位,上述性别差异就可能大大减小了(Eagly&Diekman,2003)。

无论如何,在人际关系中的确存在一些引人注意的模式,它们出现在世界各地,与文化无关,我在后面的章节中会陆续谈到。无论人类本性是演化而来还是文化创造(或兼而有之),它的确存在,而且影响到我们的亲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