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研究通常不会让人感到尴尬,但人际关系研究有时的确要询问敏感话题或者观察隐私行为。有必要刺探他人的私人事务吗?

这的确是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虽然这类信息非常有价值,也很必需,但人际关系科学却处在严重的道德两难困境之中。仅仅让参与者填写描述他们人际关系的问卷,就可能对他们的人际关系产生微妙而又持续的影响(Zhaoyang&Cooper,2011)。比如,要求参与者明确说明从人际关系中得到些什么或者要求他们评价对伴侣的爱时,研究者就把参与者的注意力指向他们平时没有仔细考虑的细节事务上了。我们鼓励他们评价自己的人际关系,启发他们思考。而且,研究者还唤起了他们对于伴侣会怎样回答同样问题的好奇心。总之,研究者不经意的探询可能警醒人们注意那些他们不曾意识到的人际关系问题或者挫折。

模拟和其他观察研究也可能存在更严重的问题。让我们来看看戈特曼(Gottman&Levenson,2000)的研究方法,他要求夫妇重温引起上一次争吵的分歧：他并不是要鼓励人们去争吵,但有些夫妇的确发生了争执。结果发现,那些尖酸刻薄、大吵大闹的夫妇比那些优雅而幽默地探讨分歧的夫妇更容易离婚,戈特曼的研究表明特定的行为风格能预测将来的婚姻问题。这项工作非常重要。但它有破坏作用吗?我们真的应该要求那些夫妇重温可能损害他们将来婚姻满意度的争吵场面吗?

问题的答案并不简单。人际关系学家通常会非常注意保护参与者的权益(Kimmel,2004)。在研究开始之前研究者会向参与者介绍有关研究的具体信息,以让参与者根据充分的信息来决定是否参加研究。他们参加研究完全是出于自愿,并且能随时退出。在数据收集完毕后,研究者会立即向他们提供反馈,解释所有的实验操作过程,介绍研究的目的。研究完成后,参与者常能看到研究结果的最终报告。不仅如此,如果研究的是一些难处理的问题,而参与者想解决这些问题,研究者还会提供婚姻咨询的信息,甚至还免费提供某些心理服务。

正如你所看到的,人际关系学是建立在对参与者的幸福深切关注的基础之上。在研究中参与者会得到应有的尊重,他们的付出会得到由衷的感谢,甚至还会因占用了他们的时间而得到报酬。他们也会在研究过程中体验到乐趣并从中获益(Zhaoyang&Cooper,2011)。在一项婚姻的纵向研究中,经常进行自我报告的参与者更多地感到自己是个合格称职的配偶,这比控制条件下很少报告自己情况的参与者强,密切关注关系进展的状况显然有益(Veroffetal.,1992)。因此,参与人际关系研究有时很有趣,也很有启发性。那么,我们还应不应该研究亲密关系中这类私密问题呢?

回答是绝对的有必要。道德还有另一方面我们没有提到：科学在道义上必须履行的责任是求得真知造福人类。无视这点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例如,美国卫生部(DHHS)当前正拨出很多金钱资助一项健康婚姻新方案(HealthyMarriageInitiative),这项工程计划教会非裔美国人维持婚姻的技巧。美国黑人是这项婚姻幸福计划的受益者,因为黑人与白人相比更不可能结婚,也更可能离婚(Orbuch&Brown,2006)。这项新方案背后的假设是：如果非裔美国人能珍视婚姻,那么他们的婚姻就会更加稳定——所以纳税人的钱就花在了教育黑人尊重和欣赏婚姻生活的课程上。这里的问题——正如人际关系学家所看到的(Karney&Bradbury,2005)——是非裔美国人和其他族群一样看重婚姻。他们甚至比白人还渴望结婚,但面对窘迫的经济前景又结不了婚。具体来说,黑人妇女不想和没有稳定工作的男人结婚(Gibson-Davis,2009)。即使黑人结了婚,却经常遇到经济困难,因而婚姻一般也不稳定(Hardie&Lucas,2010),任何夫妻只要为金钱而痛苦挣扎,其婚姻满意度都会下降。因而,非裔美国人的婚姻容易破裂似乎更多地与社会经济地位而非个体的态度有关(Karney&Bradbury,2005)。

所以在此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政府或相关部门希望价值观的教育能起作用就太愚昧了。试图改善人际关系的政府工程如果把钱用在训练黑人的工作技能或者提高最低工资,比去教育他们尊重婚姻会更加有效(Gibson-Davis,2009)。显而易见,如果我们要提升人们的幸福,不仅需要善良的意图,而且更需要丰富的知识。在诸如《爱情风味》(FlavorofLove)和《爱情摇滚》(RockofLove)等电视节目(在这些节目里现实的婚姻更像是人生败笔而不是成功)大肆流行,传递怪异“爱情”的文化中,不去理解人际关系的运作过程才是真正的不道德。亲密关系可以带给人类最伟大、最荣耀的幸福体验,但它也可以使人绝望痛苦和万劫不复。关系学家相信,努力探索增加人们快乐和减少痛苦的方法,是人际关系研究最根本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