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喜怒哀乐还受到解释伴侣行为时所选择理由的影响。归因(attribution)就是指人们对事情发生的原因(特别是指人为什么要做或者不做某件事情)提出的解释。归因能确定事件的起因,强调某些因素而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很重要,因为日常生活中发生的大多数事件通常都有很多可能的解释,这些解释的意义相差甚远。我们可以强调个体内部的影响因素(如人格、能力或者努力),或者强调外部的影响因素(如个体所面临的情境或环境)。比如,或许你已经注意到,考试成绩好的学生通常把成功归结于内因,如充足的准备和自己的能力;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则把失败归罪于外因,如试题太难或评分不公(Forsyth&Schlenker,1977)。事件的原因可能稳定而持久,如人的能力;也可能易变而短暂,如心情会起伏不定。原因还可进一步分为可控的,因而我们能管理或影响它们;或者不可控的,因而我们根本没法改变。因为存在以上种种区分,对某一事件的各种不同解释或许看上去都有道理。在亲密关系中,相互依赖的伴侣可能对很多生活事件都承担共同的责任,对因果的判断就格外复杂。

尽管如此,人际关系的归因研究发现三个普遍存在的现象。首先,尽管伴侣之间有着深入的了解,仍然会受到行动者/观察者效应(actor/observereffect)的强烈影响。他们对自己行为的解释,与对观察到的伴侣的类似行为的解释完全两样(Malle,2006)。人们常常能深切地感受到影响自己行为的外部压力,因而对自己行为的解释容易做出外部归因。但他们注意不到同样的环境也会影响他人,从而在解释他人一样的行为时,常常归因于他们的内部原因,如意图或性格。这一现象对亲密关系的启发意义在于：它使伴侣们忽略了他们在彼此身上观察到的行为正是自己所引发的。在吵架的时候,如果一方想：“她这样做真令我生气”,另一方可能这样想：“他脾气这么暴躁,真该学学如何控制自己了”。这种偏差相当普遍,几乎人际交往的任何一方对彼此具体的行为表现都有相当程度的共识,但在解释行为的原因时却可能各执一词(Robinsetal.,2004)。更糟糕的是,伴侣双方可能意识不到彼此归因上的这种差异,每个人都可能认为另一方会像自己一样看问题。如果伴侣有意识地去努力了解对方的观点,行动者/观察者效应就会减少(Arriaga&Rusbult,1998),但很少会完全消失(Malle,2006)。最保险的策略是在心中这样假定：即便是你最亲密的伴侣也很少能真正理解你所有行为的原因。

其次,尽管伴侣彼此之间有真爱,也可能表现出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bias),欣然地把成功归功于自己,而极力推脱自己在失败中的罪责。事情顺心时人们很容易认识到自己所起的作用,而情况变糟时则喜欢寻找外部理由。因而,虽然伴侣们不会告诉对方这一点(Miller&Schlenker,1985),但是当双方如胶似漆时,则常常认为自己居功至伟;当双方反目成仇时,则认为自己仍无可厚非(Thompson&Kelley,1981)。这一现象有意思的地方是,人们都能估计到他人存在自我服务偏差,而看不到自己也存在(Kruger&Gilovich,1999)。大多数人都能轻易地认识到别人对功劳过分的自居,对失败苍白的托词;但却认为自己类似的自我服务偏差明智而准确(Proninetal.,2002)。这部分地是因为即使在自己的善良意图没有实现的情况下,人们仍能清醒地意识到它,并给予充分的肯定;而判断别人则仅仅依据他们的行为,完全无视他们行动的意图(Kruger&Gilovich,2004)。

这一现象发人深省,且来看看它是怎样发生的。设想丈夫上床睡觉时想道：“我敢打赌明天老婆躺在床上看到早餐时肯定很高兴。”他打算为妻子做点什么,并为自己是个体贴周到的伴侣而沾沾自喜。但当他睡过了头,不得不飞奔去上班,根本没有任何善意之举,却可能仍感觉良好：毕竟自己有颗为对方着想的心。相形之下,妻子只能从丈夫的行动来评价他;她又不会读心术怎能懂得丈夫心中所想,这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丈夫的好心好意。不同的信息来源使丈夫认为自己是位尽心尽力、周到体贴的好伴侣,但妻子(或任何其他人)却不这么认为。(还记得那些你想对亲人说出却未曾表达的感激吗?你或许为自己曾找机会向他们表达而认为自己是个感恩的人,但失望的亲人却未曾感到你的一丝谢意,认为你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个白眼狼!)

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微妙的心理过程使得人们对事件习惯性地做出自利式的解释。事实上,如果伴侣认为他们非常亲密,彼此的自我服务偏差就比与其他人相处要少得多(Sedikidesetal.,1998)。尽管如此,在幸福满意的亲密关系中仍存在自我服务偏差。特别是发生争吵时,夫妻双方都倾向于认为争吵是对方的过错(Schutz,1999)。如果发生了婚外情,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的风流韵事不过是无伤大雅的逢场作戏,但却认为对方同样的出轨行为伤风败俗、令人痛彻心扉(Buunk,1987)。

所以,伴侣们各自不同的视角使得自己能更好地开脱罪责,而不会同样地原谅朋友或爱人所犯的错误。他们还倾向于认为争执和冲突是对方首先挑起的。大多数人觉得自己很好相处,但对方有时难以忍受。这种知觉无疑影响深远。的确,第三种重要的现象就是,伴侣双方总的归因模式能决定亲密关系的满意程度(Finchametal.,2000)。幸福的爱人对伴侣行为的归因都是能改善关系的。认为伴侣的积极行动都是刻意的、习惯的,还能据此推断伴侣在其他情境下的行为。也就是说,幸福的配偶对彼此的积极行为都通常给以内部的、稳定的、普遍的归因。他们也倾向于淡化彼此的过失,认为它们是偶然的、特殊的和局部的。因而,消极的行为都通过外部的、易变的、特定的归因而得到谅解。

通过这种归因方式,快乐满意的伴侣放大了伴侣的友善行为,而缩小了伴侣的冷漠行为,并且只要伴侣的不端举止的确仅仅是偶尔之失,那么这些善意的解释就能使双方愉快相处(McNulty,2010)。但痛苦不满的伴侣反其道而行之,夸大了坏处而缩小了好处(Fincham,2001)。不幸的伴侣做出了维持苦恼的归因,认为伴侣的负面行动都是故意的、习惯性的,而正面行动都是无心的、偶然的(见图4.3)。所以,幸福美满的伴侣常以君子之心来衡量彼此,从而能快乐相处;而痛苦不满的伴侣则以小人之心来忖度对方,那么不管双方表现如何友善都不能令人满意。即使苦闷的夫妻彼此示好,但双方都会认为对方的体贴只不过是消极常态中短暂的、不具代表性的片刻安宁。当善意被视为偶然的,伤害被视为蓄意的,亲密关系就很难得到满足。

图4.3幸福伴侣和痛苦伴侣所做出的不同归因

改善关系的归因让伴侣肯定体贴、慷慨的行为,宽恕令人不悦的行为,认为它是一时的过错。维持苦恼的归因刚好相反,责备伴侣不合心意的行为,却并不肯定伴侣的良好举止。

资料来源：Brehm&Kassin,1990.

这种自我打击式的归因模式发生的原因何在?依恋类型有其影响作用。安全依恋型的人倾向于宽容地采用改善关系的归因,而不安全型的人则更为悲观(Pearce&Halford,2008)。高神经质的人也比其他人更可能做出维持苦恼的归因。不过,各种不同的沮丧事件都会使人逐渐消极悲观地来看待问题(Karney&Bradbury,2000)。有一点是清楚的：不良的归因方式会引起更多的纠纷,降低解决问题的效率,从而导致了那些本可避免的失落和不满(Sillarsetal.,2010)。人们能随意选择各种不同的观点来解释伴侣的行为,既可能让亲密关系变得惹人喜欢、宽容大度,也可能使亲密关系变得痛苦悲观、每况愈下——幸福的亲密关系最终取决于这两种归因方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