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思考亲密伴侣暴力就会发现情境性伴侣暴力和亲密恐吓的区别(Johnson,2008)。亲密关系中大部分暴力行为来自于自我控制的冲动失控(即SCV),但有些暴力则是无情地征服自己伴侣计划的一部分(即IT)。更重要的是,SCV和IT的起源貌似并不同。

情境性伴侣暴力

亲密伴侣暴力的两种类型都很复杂,来源于各种交叉重叠的影响因素。伊莱·芬克尔(EliFinkel)和克里斯托弗·埃克哈特(ChristopherEckhardt)构建了情境性伴侣暴力的实用模型(Finkel&Eckhardt,2012)即I立方模型(I3model),把SCV的影响因素分为三类：引起伴侣一方或双方挫败或紧张不安的激发因素(instigatingtriggers)、使伴侣更有可能体验到暴力冲动的促动因素(impellinginfluences)和鼓励伴侣戒除冲动行为的抑制因素(inhibitinginfluences)。当我们感到愤怒时,大多数人都体验到暴力冲动,却不会根据冲动来行动(Finkeletal.,2009),I立方模型认为我们之所以能戒除暴力,要么是刺激我们发狂的促动因素太微弱,要么是因为劝阻我们采取暴力行为的抑制因素太强大。

这些影响因素具体有哪些种类?芬克尔认为,促动因素和抑制因素都是具有背景性、倾向性、关系性或情境性的特点(Finkel,2008)。背景性因素包括关系所处的环境因素比如文化规范、经济状况和家庭经验。倾向性因素包括倾向特质、持久的信念。关系性因素指伴侣关系当前的状态。情境性因素包括当前即时的环境。这些因素及其示例均列举在图12.6之中。图形乍看之下显得令人生畏,但不要担心,我们且来探究一番。

激发因素。情境性伴侣暴力的路径始于引起伴侣一方或双方争吵或愤怒的激发因素。伴侣交往中任何引起沮丧或恼怒的因素都会启动这一模型：令人嫉妒的事件、过去或刚发现的背叛、真实或臆想的拒绝(Giordanoetal.,2010),或者任何加剧冲突的恼人事件[6]都够了。但特别强烈的激发源是伴侣的言语或身体虐待：如果伴侣先诅咒或打人,我们尤其可能变得敌对(Stithetal.,2004)。

图12.6SCV发生的I立方模型

如果对模型中提出的3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话,情境性伴侣暴力就可能发生。如果任何一个回答是“否定”的话,暴力就不可能发生。每个问题上的因素示例并非全部列举。暴力的根源很多,选择模型中的例子只是因为它们跟关系科学更有关联、更加典型。

资料来源：Finkel,2008.

促动因素。有人火冒三丈时,促动因素就变得非常重要。某些使人倾向暴力的因素源于个体生命早期的事件。比如,幼时目睹父母之间的暴力(Milletichetal.,2010),长期接触太多攻击性的媒介(如暴力电影和视频游戏)(Coyneetal.,2010),这样的人更可能实施IPV。另一些促动因素是持久的个人特征。脾气暴躁、容易发怒(Dutton,2010)或者神经质得分高的人(Hellmuth&McNulty,2008)也都容易发生亲密暴力。具有性别刻板印象的传统男性(Stithetal.,2004)和不时默认暴力为正常做事方式的人(Robertson&Murachver,2009)一样容易发生亲密暴力。(故而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也看到一丝光明：某些预先决定人们暴力倾向的个人特征都是相对容易改变的态度[Neighborsetal.,2010]。)然而,促动因素亦可来源于伴侣之间的互动模式;比如,沟通技能低下的伴侣(Simpson,Dossetal.,2007)或依恋类型不匹配的伴侣(Doumasetal.,2008)也更可能发生IPV。[7](最麻烦的错误匹配是回避亲密高的男性和忧虑被弃的女性;他们可能彼此要折腾到筋疲力尽为止,因为这样配对的伴侣更具暴力倾向。)最后环境也重要：工作或学习上的压力(Gormley&Lopez,2010)或者闷热、嘈杂、不舒服的环境(Larricketal.,2011)也会让人变得易怒。

抑制因素。可以推测,上述所有因素都会激起个体的暴力冲动,但抑制因素可以抵消攻击的强烈欲望。再次看到,这些因素种类繁多。在倡导男女平等的文化里暴力不太可能发生(Archer,2006),尽责的人在愤怒时与其他人相比不太可能发动攻击(Jensen-Campbelletal.,2007),所以文化和个体差异都牵涉其中。特别重要的个人特征是性格层面的自控能力。大体能控制自己冲动的人在受到挑衅时较少有暴力表现;在一项研究中,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自控能力低的少年对恋爱对象暴力行为是自控能力高的少年的7.5倍(Finkeletal.,2009)。[8]此外,具有高超问题解决技能的伴侣(Hellmuth&McNulty,2008)和对自己的亲密关系满意的伴侣(Fournieretal.,2011)不太可能进行暴力侵犯,清醒的人也更容易安静下来;不要怀疑,饮酒会助长IPV(Grahametal.,2011)。我们还要注意亲密关系的承诺在SCV中的作用：对伴侣的承诺使得暴力更不可能发生(Slotteretal.,2011),所以配偶比同居的伴侣更少发生暴力(Brownridge,2010)。另外,这里提到的各种因素在婚姻和恋爱中似乎应该起着类似的作用(如Goveretal.,2008)。

因此,I立方模型主张,激发因素与促动因素一起引起攻击的强烈欲望,但如果抑制因素强大,人们并不会表现出暴力行为。然而,如果抑制因素微弱,就会发生暴力,如果抑制因素非常微弱,相对较小的刺激就足以引发亲密暴力。更重要的是,情境性伴侣暴力发生的环境既受到短暂而多变因素的影响,又受到稳定而持久的倾向性和背景性因素的影响。即使伴侣双方都不特别有暴力倾向,如果非常生气也可能爆发SCV。

但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IPV发生一次,会再次发生吗?遗憾的是,这个问题最聪明的回答是“会”。在全美进行的一项大型调查发现,曾在一段爱情关系中发生暴力行为的人,只有30%的人在5年后的第二段不同的爱情关系中再次发生暴力行为;大部分发生SCV的人(有时因为伴侣先攻击才还击),一旦更换伴侣就不会再持续发生暴力行为(Whitakeretal.,2010)。另一方面,亲密关系一旦爆发暴力,就往往会再次发生。一项对新婚夫妻的研究发现,男子如果在订婚时进行过身体攻击,在婚后30个月里有76%的人会再施加暴力,而且暴力行为还很严重(Lorber&O'Leary,2004)。亲密暴力偶尔是孤立的事件——但一旦发生,更多情况下会持续,至少会零星地再发。这就是更长期、甚至更危险的IPV——亲密恐吓尤其真实的一面。

亲密恐吓

I立方模型也有助于解释亲密恐吓(Finkel&Eckhardt,2012),但各种影响因素并不相同。亲密恐吓根源上的影响因素好像比激发SCV的因素更持久,恐吓自己伴侣的人大体分为两类(Holtsworth-Munroe&Meehan,2005)。有些人相当笨拙而可怜,因而他们采取暴力和伤害威胁只是防止伴侣离开自己的拙劣手段。另一些人则更加恶毒;他们反社会或相当自恋,暴力只是他们用来达成心愿的另一个工具而已(Fowler&Westen,2011)。

进行亲密恐吓的男性并非在一夜之间就变得残暴。他们往往目睹了父母之间的暴力冲突,或者自己遭到过性虐待(Afifietal.,2009),成长于教导传统性别角色的家庭,对女性相当敌视和仇恨(Liebold&McConnell,2004);他们比其他男性更可能视女性为对手,把女性当作满足和娱乐自己的工具。因此,甚至在亲密关系刚开始时,他们就比大多数男性更多地采取监视和暴力行为(Williams&Frieze,2005),他们一般具有攻击性,会虐待他们的伴侣和宠物(Simmons&Lehmann,2007)。男性是否可能成为施虐者通常在一开始就有很明显的信号。

这些乖戾的态度常常和无能感结合在一起,使得暴力似乎成为恐吓者为数不多的一个权力来源(Bossonetal.,2009)。他们常常感到智力上不如伴侣(Mooreetal.,2008),具有低自尊(Cowan&Mills,2004),这通常是因为他们贫困所致;低收入家庭暴力的发生比富裕家庭更加普遍(Cunradietal.,2002)。当然,有些施虐的伴侣是有钱人,有着很强的自尊,他们只是太过卑劣;不过,平均而言,亲密恐吓者并不富有,他们控制的其他资源很少,所以转而求助于强迫权力。

亲密恐吓最可怕的一面是这种攻击性能传给后代,在暴力家庭长大的孩子更可能有暴力倾向(Goveretal.,2008)。然而这种循环并非不可避免。的确,我这里描述了引起暴力的危险因素,但并不是说这些因素一出现暴力就必然发生。最暴力的美国父母的儿子比没有暴力倾向的父母的儿子多10倍的可能性殴打自己的妻子。然而即使在这一极端群体中,在过去的12个月里只有20%的人发生了严重的暴力行为;其他80%的人在亲密关系中并没有表现出任何严重的暴力行为(Johnson,2008)。因此,来自暴力家庭的儿童更可能表现出不端行为,但也有许多这样的儿童从来不会出现暴力问题。不过,他们爆发暴力的风险在增加,这令人担忧;在家庭暴力的循环中,施虐者的遗毒实际上在他们死后还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