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尔在巴西遇到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彻底改变了克莱尔。哈代为什么要这样写?就是要让克莱尔从跨文化的角度扩大生命体验,看到更多元的价值,改变他对苔丝的认识。克莱尔遇到的这个男人有一种自然主义、多元主义的生命观,他认为人类社会“犹如地球表面,并不规则”,认为人生的“过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下和未来。这都是20世纪之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具有人本主义的平等性。在哈代的这本《苔丝》中,对这个流浪巴西的英国男人描写极其简单,不过几百字,但却是全书的文化之眼,表达了哈代的世界观。从这种观念出发,克莱尔豁然意识到,“迫于暴力的屈服不能认为一定就该遭受鄙视”,“只要女子的失身是因为受了别人的欺骗”,就不应该被人憎恶。悔恨之下,克莱尔决定立刻返回英国,与苔丝重新开始。

这似乎是苔丝生活的希望,一个新的未来将要被两个人打开。这种大放光明的转折是哈代这部小说中不时出现的叙事要素,苔丝的命运也因此而起伏不断,一个下落接着一个上升,一个上升又接着一个更大的下落。一般的小说写到克莱尔回到英国找到苔丝,就差不多到了终局,有情人尽释前嫌,终成眷属。但经典小说的使命就是打破套路,粉碎媚俗的花好月圆。哈代要写出的是,底层人民的苦痛会下沉到什么地步,写出绝望中的弱者会爆发出怎样的反抗,英国的法律体系对底层女性又是多么的冷酷无情。哈代这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惊心动魄,释放出巨大的社会批判力,写出了毁灭苔丝幸福的终极原因——不合理的阶级社会。

克莱尔回到英国,震惊地发现苔丝的处境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为了拯救陷入生活绝境的一家人,被迫又回到亚雷身边,用舍身饲虎的苦难为家人换取生存。对于苔丝来说,这是一个哀莫大于心死的过程：她的爸爸毫无征兆地死掉了。这个充满幻想的爸爸虽然平日不太踏实,但仍然是一个家庭的支柱。他一死去,房东不再让苔丝一家人继续住下去,苔丝的母亲,还有5个弟妹的生活都难以为继。

这个时候亚雷又出现了,这个人也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他居然变成了一个到处劝人行善的牧师,每天在路边宣讲一种比较极端的教派主张。亚雷的这个变化猛然一看十分滑稽,但仔细想一想,也很符合亚雷的性格逻辑。他不是一个老谋深算的坏人,而是肤浅、虚浮,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人生走到哪儿算哪儿。此时的亚雷忽然迷上了这种宗教教义,于是就变得慷慨激昂。他总是在变,每一次变化都很真实,但全部人生加起来,就是不停地漂浮,生命像幻影一样。苔丝在路上突然看到他,心里觉得特别不对劲,苔丝的人生全是因为他的恶才掉入这么大的灾难,而他却在这里滔滔不绝地讲善,真是太讽刺了。亚雷也看到了苔丝,后来一打听,知道苔丝在一个农场干繁重的农活,于是就去找她,让她跟他走。

苔丝起初根本不理他,但全家人越来越饥寒交迫,自己成了拯救家人生命的唯一希望,苔丝身上的那种善良品质又开始升起,主导着她走向牺牲自我的方向,终于同意跟亚雷生活在一起。这是多么痛苦的选择,像皮鞭一样抽打着苔丝：“他不是自己的丈夫,然而,她意识到,从肉体关系上来说,只有这个人才是她的丈夫。这样一个意识似乎越来越沉重地压在她的心头。”这是不是一种宿命?在苔丝的宿命意识中,身体,这个女性的核心存在,却总是不能由女性自己掌握。面对给自己带来厄运的亚雷,苔丝却不得不把自己的身体再次交给他支配,这不但是苔丝一个人的悲剧,而是那个时代全部女性的命运。在那样的时代,女性的善良被引导到自我牺牲,温良的品质反而给自己带来灾难。哈代在写苔丝的这个变化时,心里充满了怜悯。

克莱尔回到英国,发现苔丝住在一个不错的宅子里。苔丝一开门看到是克莱尔,极为震惊。克莱尔很激动,告诉苔丝他想和她重新在一起。苔丝的绝望可想而知：这时间是多么错乱啊!她千思百虑,一步步屈从于亚雷的时候,克莱尔正在星夜兼程赶回她身边。如果时间不是这么残酷,她和克莱尔将会开始多么幸福的生活!可一切都来不及了,自己已经变成这样,怎么可能还和克莱尔生活在一起?人生最大的绝望就是幸福就在眼前,却有一座雪山横在中间,心里滴血的苔丝对克莱尔说：“太晚了,太晚了!不要接近我,克莱尔,不——你绝不能接近我,离我远点儿!”又惊又痛的克莱尔说：“我是到处打听才找到你这儿来。”苔丝更加悲伤：“我等啊等,等了你好久,但是你没有回来。我写信给你,你还是不回来!亚雷他一次次说你再也不会回来了,说我是个愚蠢的女人。他对我很好,对我母亲也很好,从我父亲去世之后,对我们全家人都很好——”惊讶之下克莱尔说：“我不明白你的这些话。”

苔丝说出一句痛彻肺腑的话：“他把我赢了回去。”

这个“他”不是亚雷个人,而是整个男权社会,是两性之间自古以来的不平等。在这种不平等中,“丈夫”和“爱情”不是同义词,女性在这个不平等的性别游戏中,始终是输的一方,区别只在于输的方式不一样。

克莱尔听到苔丝的话,心里苦涩无比,他默默走向车站,不知该去哪里,只知道要离开。这时候,这部小说的最高潮到来了：就在克莱尔快走到车站时,苔丝忽然追了上来,她告诉克莱尔,自己把亚雷杀了。最直接的导火索是克莱尔离去后,苔丝痛苦地走上二楼,却被亚雷冷嘲热讽了一番。苔丝对他的仇恨瞬间被点燃,她极其清晰地看到,自己本来可以和克莱尔幸福地生活,就是因为这个浮荡的男人,她的一生全毁了。悲剧的起源来自亚雷,现实的绝望也是因为亚雷,苔丝怒不可遏,一刀把他捅死。

“杀夫”这个情节在很多小说里面都有,例如英国女作家达夫妮·杜穆里埃的《蝴蝶梦》,中国台湾女作家李昂的《杀夫》。一般来说女作家写这种情节较多,而男作家很少见。哈代写的这个情节,完全超出了苔丝的天性,非常震撼,但也非常合理,有着人性上的必然性。听到苔丝这样说,一开始克莱尔觉得难以置信,但他从苔丝的激动表情里看到了真相,更看到了真爱,看到苔丝灵魂深处的纯洁。他毫不犹疑地携手苔丝一起逃亡,虽然两个人都知道绝对逃不出警察的追捕,但在生死一线中实现生命之爱,无论多么短暂,都足以告慰一生。

两个人一路向北跑,最后一直跑到英国中北部的索尔兹伯里,那里有一个世界闻名的原始文化遗址——巨石阵,一圈巨大的石头柱子,还有不可思议的巨石横梁。两人在这个神秘而悠远的地方一起度过了最后一夜,苔丝平静地嘱咐克莱尔,要他在自己死后一定要再成家,娶自己的大妹妹丽莎露,这样就等于自己一直在陪伴克莱尔,“即使我死了,我们两个人也仿佛没有分离”。

苔丝明白自己被抓住之后必死无疑,所以她向克莱尔做了这样的最后交代。果然,在巨石阵度过一夜之后,苔丝被赶来的警察抓走了。小说的结局是,克莱尔和苔丝的妹妹丽莎露站在山坡上,望向监狱,“八角形平顶塔楼的飞檐上高高地竖着一根旗杆,八点过了几分钟之后,有一件东西顺着旗杆缓缓升起,在微风中舒展开来。那是一面黑色的旗子”。升起黑旗,那是宣告正在执行绞刑,这天处死的就是苔丝。

哈代的这部小说写了一个贫穷少女的坎坷命运。将一个“杀人犯”写得那么美好、那么无辜,这在当时相当需要勇气。1837年到1901年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时期,禁欲主义盛行,面对一个“失身”的女子,社会主流不会考虑她遭受的欺骗和侮辱,不会反思社会深层的痼疾,只会指责苔丝这样的女子,诅咒她们是一切罪恶的来源。但哈代不一样,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多塞特朴实的土地上度过,与普通百姓共同经历生活的风风雨雨,在日常中体会乡民的单纯、朴素,以及他们的无奈、无助。他把这些理解和感情都融入了苔丝这个女孩身上,给予她无限的同情。这种写法特别有历史价值,在文化上实现了一个超前的转型,它把男权视角转换为女性视角,特别是受苦受难的女性角度,为女性倾诉。所以这部小说出版之后,当时的英国上流社会接受不了,一位很有名的文学评论家立刻在报上写了篇评论,第一句话就说：“昨天看到一本名叫《苔丝》的书,我才打开第一页,就不得不站起来去打开窗户,让书里的臭气赶快散发出去。”你看他是多么厌恶这本书!哈代的性情比较温和,但他在文学上的勇敢超出常人,能用另一双眼睛看到深藏的社会问题。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下,当时的大英帝国统领世界,号称“日不落帝国”,表面看上去欣欣向荣,但哈代从所谓的辉煌中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穷人的苦痛,毅然写出了这本批判现实主义的厚重之作,具有为时代剔骨疗伤的文学力量。

从爱情的角度看,哈代在《苔丝》里提出了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男性爱一个女性的时候,如何超越“颜值”或“身体”的局限,看到更重要的内在精神;如何理解女性的处境、向往和价值;如何建立起与女性更深更广的共情。在世界文学中,有很多作品触及这个问题,比如长篇小说《简·爱》,就是一部奠基性的经典作品。这部作品最大的特征是发出非常强烈的女性声音、女性呼吁。什么是女性的呼吁?就是在精神上要求女性与男性平等。作者夏洛蒂·勃朗特1816年出生,在1847年,也就是31岁时写了这本书。写《简·爱》的时候,夏洛蒂·勃朗特在文化观念上已经比较成熟,可以说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大部分英国男子。她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书,文学积累深厚,长大了因为家境不好,去富人家当家庭女教师。这个职业听起来很文雅,但实际上在当时就跟仆人差不多。在这期间,先后有两个男人向她求婚,但都被她拒绝了,因为她知道这两个男人都不是爱她这个人,而只是想娶个老婆。30岁以后,夏洛蒂·勃朗特开始专心写作,第二年就写出了《简·爱》。这部小说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小说之一,女主人公简·爱的经历跟夏洛蒂·勃朗特有一些重叠,她们都是上流人家的家庭女教师。《简·爱》中的男主人公罗杰斯特爱上了简·爱,简·爱也爱上了罗杰斯特,按照今天的逻辑,既然双方相爱,男人一表白,就大功告成了。其实不然,简·爱面前有两大障碍：一是自己的社会地位与罗杰斯特相差太大,二是自己的相貌普通。所以在罗杰斯特向她表白之后,简·爱有了这段著名的回答：“你以为我会留下来,成为你觉得无足轻重的人吗?你以为我是一架自动机器吗?一架没有感情的机器吗?能让我的一口面包从我嘴里抢走,让我的一滴活水从我杯子里泼掉吗?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

多么响亮的女性声音!只有打破“习俗、惯例”,只有超越“凡人的肉体”,才会有如此的自信。在《简·爱》之前,也有形形色色的“灰姑娘与王子”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姑娘长得都很漂亮,而且因为漂亮,所以引起“王子”的倾心。《简·爱》中的姑娘不美、矮小,却让家世高贵的罗杰斯特深深爱恋,这不仅仅是因为罗杰斯特个人的特殊审美,而是女性精神发展的魅力。哈代的《苔丝》相比《简·爱》的尖锐之处,正在于他写出了男性社会如何粗暴地打碎一个年轻姑娘的生命,而后男性又是如何一步步处死这个破碎的女孩。哈代的这部小说最难写的是克莱尔与苔丝的关系,这种关系直接挑战了女性身体最尖锐的失贞问题,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还是一个重要的文学主题。例如马尔克斯的中篇小说《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虽然是1981年发表的作品,读起来却像一个中世纪的古老复仇故事。

《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讲的是,一个叫安赫拉的姑娘,结婚之夜新郎发现她不是处女,按照哥伦比亚的习俗,新郎马上退婚,把安赫拉连夜送回娘家。娘家的人气坏了,逼着安赫拉说出与哪个男人私通。安赫拉为了保护秘密情人,胡说这个男人是纳萨尔。家人都不敢相信,因为纳萨尔是当地品德最优秀的小伙子。虽然不相信,但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安赫拉的两个兄弟必须去把纳萨尔杀掉。这两兄弟知道这里面有冤情,不想去杀纳萨尔,于是他们到处告诉别人,他们某月某日要去杀人,大肆宣扬的目的是让大家出面阻止,这样就可以给自己台阶下,不用真的去杀人。可他们万万没想到,因为这个小镇好久没出现这种事,大家都很兴奋,巴不得看到杀人案,没有一个人出面阻止。兄弟俩最后没办法了,真的把纳萨尔杀死了。马尔克斯这部小说的核心问题就是男性对女性身体完整性的要求,这个要求变成了一种伦常和禁忌。

完整加上年轻,这就是男性对女性的普遍欲望。至于女性的文化价值在哪里,基本上被忽略了。社会上很多人对于女性的要求,都是关于身体的倒计时,什么时候恋爱,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全是身体的逻辑,从来不考虑女性不是一个单纯生儿育女的存在,同时也是自由意志的存在,有她自己生命发展的需求。这使得当下的很多女性将婚姻视为洪水猛兽,宁可单身,也要抗拒社会对自己的角色设定。当然也有不少女性努力适应男性标准,在身体上狠下功夫。如今世界的化妆品市场有多大?7000多亿美元,和全世界的军费开支差不多。这当然不是坏事,全看出发点在哪里。如果只会美容,没有精神的独立,那就失去了生命内在的力量。

在苔丝悲惨的命运里,我们看到了她的顽强,她想通过自己的善良和劳动给家人带来温饱,可最后却一步步走向死亡。哈代要写的是历史的不公,这个来自男性社会的不公集中体现在苔丝身上。历史常常这样,占据强者地位的人总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弱者身上。在两性之间,把女性妖魔化、荡妇化是屡见不鲜的男性集体偏见,哈代吁求的正是男性必须转变立场。这是一本很有勇气的书,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接受两性平等,正是因为一百多年前有这样的书冲锋陷阵,为我们清除了精神上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