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我们来讲一讲丹麦作家凯伦·布里克森的长篇小说《走出非洲》。

这是一部发表于1937年的作品,这部小说的一个传奇之处在于尽管它是位女作家写的,却被很多气质粗犷、具有浪漫硬汉情结的作家所称赞。例如美国作家海明威,1954年他因为小说《老人与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是他在授奖仪式上说,他的这个奖其实应该授予凯伦·布里克森。可见这位女作家作品的魅力是相当大的。1957年,凯伦·布里克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并进入最后四人名单,可惜最终没有获奖。1959年,她再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前四名,这回可以说十拿九稳,因为她在四个人里面排名第一位。谁也没有想到,最后宣布的却是意大利诗人夸西莫多获奖。为什么呢?完全是文学之外的原因：一个叫约翰松的评选委员提出,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北欧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比例太高,已经引起世界文学界的强烈不满,如果1959年再授给这位丹麦女作家,评奖委员会在舆论上有压力。这理由并非空穴来风。诺贝尔文学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其中有5年没有评奖,到1969年,64位获奖者中有11位北欧作家,很多人都认为瑞典这个北欧国家评选的诺贝尔文学奖,实在是太偏袒北欧人。就因为这个缘由,凯伦·布里克森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但同样也因为这个原因,世界文学界都将凯伦·布里克森视为世界顶级作家。

为什么这位丹麦女作家会有这么高的文学声誉呢?我们先看一下她的创作历程。

凯伦·布里克森1885年4月出生在丹麦,她的祖父是一个贵族,有男爵封号,还是个著名的冒险家,参加过法国军队去非洲打仗。她的父亲是八个兄弟姐妹中的老七,按照欧洲的长子继承制,她的父亲没资格继承祖父的男爵封号,但他很会挣钱,全世界跑,还跑到美国做皮货贸易,跟一个印第安女人生了个孩子。1879年他34岁的时候,回到了丹麦,在首都哥本哈根北面不远的地方买下了一个庄园。六年后的1885年,凯伦·布里克森就出生于此。现在这个庄园还保留着,里面有凯伦·布里克森纪念馆。

凯伦·布里克森的家里很有钱,但她父亲精神压力很大,因为他在周游中染上了梅毒,身体很差,常年住在疗养院,在凯伦10岁那年,她的父亲上吊自杀了。父亲去世之后,这家人生活没遇到什么问题,一家人常到国外去度假,凯伦还有钱去巴黎学绘画,物质条件非常优渥。但是那时候的欧洲,男性还是家庭的支柱,凯伦一家尽管有钱,但父亲去世了,这家人在社会身份上还是有低人一等的感觉。到了1909年,凯伦24岁,要考虑婚姻大事了,这时候她就特别想嫁给一个贵族,好让自己有上流社会的荣耀。她看上了一个瑞典人,名叫汉斯·冯·布里克森,是她的远房表兄,比她小两岁,是一对双胞胎中的哥哥。为什么看上他?主要是他有男爵封号,年轻的凯伦这时候很有虚荣心,跟着时尚潮流走。当时很多有钱人家的女儿嫁给贵族,要的就是这个名分。据史料记载,光是1900年,就有500位美国有钱人家的姑娘嫁给了欧洲贵族。20世纪初期美国小说家亨利·詹姆斯写过一本著名的长篇小说,就是写一个富有的美国姑娘如何倾慕老欧洲的文化,专门跑到英国,要在没落贵族中寻找如意郎君,后来上当受骗。

凯伦没有料到,她看上的这个男人一点儿也看不上她,情路不顺。凯伦干脆又去追双胞胎中的弟弟布鲁尔·冯·布里克森,这一次成功了,两个人很快结了婚,凯伦如愿成为男爵夫人,妇随夫姓,自己的名字也变成凯伦·布里克森。

这已经是1912年的事情了。结婚之后,布里克森夫妇很快去了非洲东海岸的肯尼亚,去那里建了一个咖啡园。

为什么到肯尼亚种咖啡呢?因为肯尼亚是全世界最适合种植咖啡的地方。肯尼亚东面是大海,从海平面向西,经过一片小平原,地势迅速升高,达到2000多米,地理环境十分多样。在1000米到2000来米的山上,气温较低,咖啡的生长期很长,出产的咖啡口感层次感非常好,释放感丰富,还有种略酸的柑橘味儿,香浓沁人。这些咖啡是19世纪末期从巴西引入肯尼亚的,此时在全世界已是声誉高涨,市场价格一路攀升。

所以布里克森夫妇结婚后就去了肯尼亚,在离肯尼亚首都内罗毕12英里远的恩贡山上买了个咖啡园。这个咖啡园非常大,有6000英亩。这么大的山地,并不是全种了咖啡,地盘上还有一些原住民,还有一些政府所说的“非法”部落。真正的咖啡园大概有2000多英亩。这个规模是很大的,肯尼亚的咖啡主要是小农种植,一家人种五六英亩,这种散户式的种植有一个好处,每一家做出来的咖啡口味都不相同,很有特色。比较起来,布里克森夫妇的咖啡园就太大了,是一个大产业。大产业需要大资金,他们的钱从哪儿来的?其实是凯伦出的,她的丈夫家虽然是贵族,但没什么钱,说得直接一些,就是凯伦用娘家的钱,买了一个男爵夫人的名号,这个大咖啡园,等于娘家人给凯伦的一份嫁妆。

这位布鲁尔·冯·布里克森心里也清楚,凯伦和自己结婚为的是虚荣,并不是对自己深深的爱。衡量一个婚姻,最重要的因素,是看自己愿不愿意为对方而改变自己。二人世界和一个人生活有质的区别。恋爱的特点是互不相让,像天上飞翔的云朵,不管男女都个性毕露。但婚姻大不相同,婚姻是地上的连理枝,婚姻需要互为第一,总是将对方放在第一位。很多人过不了这一关,以为婚姻是放飞自我的理想圣地,对方是自己的燃料,结果刚刚起飞就紧急迫降了。所以,如果婚姻中没有爱情,无论男女,肯定不愿在婚姻中放弃自己,都会我行我素,将对方看作空气。布鲁尔·冯·布里克森想,既然凯伦并不是为了爱情和自己结婚,这就像一桩买卖,自己给了对方贵族名号,也就完成了自己的义务,因此婚后也不必有什么约束。于是到了肯尼亚之后,他就到处游猎,到处找女人,自己的家反而住得很少,像个旅店一样。这个人原来就很风流,风流中染上了梅毒,一结婚又把梅毒传给了凯伦,凯伦一辈子都深受梅毒的伤害,一直没有治好。

这听上去有些悲惨,但凯伦一开始并不这样认为,她结婚后给弟弟的信里说了这件事,但她并不悲观,甚至还不可思议地沾沾自喜。这封信里有一句话：“我付出这么点儿代价,却得到了男爵夫人的头衔,很值得啊!”我们今天的人听到这话,会觉得她太傻了,太不靠谱了,还有什么比健康的身体、独立的精神重要呢?一个男爵夫人的称号,就那么光彩吗?但在20世纪初期,整个社会等级森严,在当时的社会只认两个东西：地位与金钱。贵族有政治与文化地位,资本家有金钱,要追求“两全其美”的生活,必须抓住这两头。凯伦家很有钱,缺的就是贵族的荣耀,凯伦的这种需求,比一般的老百姓强烈多了。一般老百姓没有权也没有钱,很容易接受自己的命运,接受“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生哲学。

1913年布里克森夫妇去了肯尼亚,一直到1931年,这个种植园实在办不下去了,凯伦不得不离开了肯尼亚。其间,1919年她和布里克森离了婚,离婚后与另一个英国人相恋,这个英国人叫丹尼斯,两个人的深情交往长达13年。丹尼斯是个体育高手,骑马、打板球都很在行,而且他还是个技术高超的飞行员。1931年,丹尼斯飞机失事,去世了,此时凯伦的咖啡园也被野火烧毁了。双重打击下,凯伦离开了肯尼亚,回到了丹麦。回到丹麦之后,她夜不成寐,反复回想自己在非洲的经历,长达18年的心路历程,她想用写作把它表达出来。1934年,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七篇哥特式的故事》,受到了当时文学界的高度评价,还受到著名的女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大力推荐。1937年,她发表了自己最著名的作品《走出非洲》,后来又陆续写了《冬日的故事》(1942)、《最后的故事》(1957)、《命运轶事》(1958)、《草地上的阴影》(1960)等作品。随着年龄增长,她的文学声誉越来越高,但身体也越来越差,深受梅毒的折磨,骨瘦如柴。她1962年去世,去世时体重才60来斤。这位女作家很不容易,一辈子走了很多路,经受了很多起伏坎坷,成名很晚,发表《走出非洲》的时候已经52岁了。她去世后,丹麦人将她视为与经典作家易卜生并立的文学大师,她的头像被印在丹麦的纸币上,丹麦还为她出过特种邮票,她成为丹麦文学的伟大标志。

凯伦·布里克森的一生让人感慨。她和布里克森结婚时那么功利,她想用收获一个男人来获得世界。但绝望的婚姻使她转向了经营咖啡园的艰巨奋斗中。劳动彻底改变了她,她在劳动中直接拥抱了大地,其间没有男人健壮的身影。从收获男人到收获世界,这是《走出非洲》对女性文化最大的贡献。创作这样的小说,需要伟大的独立精神,把“爱情”这个女性文学的传统主题放到第二位,而把人生自由的创造性放到了女性生存的中心。19世纪的女性文学范式,是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是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里面的女主人公历经曲折,最后都必须获得美好的爱情。《走出非洲》本来可以也写成一本荡气回肠的爱情小说。但是凯伦的经历给了这本小说另外一个视角,凯伦与布里克森1912年来到肯尼亚,婚姻伤痛累累,不得不在七年之后离了婚。离婚之后凯伦与英国人丹尼斯情感热烈,最后却是生离死别的结局。这样的起伏跌宕,完全可以写得沧桑凄美、爱恨交加,但凯伦的《走出非洲》不是这样,她写出了一种更广阔的生活、更超越的精神、更加复杂的生存体验。这部小说翻译成中文有大约24万字,写凯伦与丹尼斯爱情的不到3万字。主要的部分,都在写肯尼亚各种人物的生活。草原、高山、飞鸟、猛兽、索马里人、马赛人、殖民者、尖顶房、原始舞……这片古老的大地,每一天都上演着生生死死,爱情只是大自然中的一道暖光。我们看看这部小说的开场：

在非洲的恩贡山脚下,我有一座农场。恩贡山向北绵延100多英里,赤道在这儿横贯而过。

农场海拔超过6000英尺。这儿的早晨和傍晚清朗安谧,能见度极高。白日里,你会觉得自己站得很高,太阳近在咫尺。到了深夜,则气温骤降,清冷无比。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恩贡山呈现出一幅地球上绝无仅有的风景画卷。这里的土地并不肥沃,也没有繁茂的植被,好似一片被净化过的非洲土地,飘浮在6000英尺高空中,散发着浓郁的非洲气息,凝聚了非洲大陆的精华。整体色调干黄焦黑,酷似陶器的色彩,零落散布着一些高大的树木。树木的叶子单薄脆弱,树冠的形状与欧洲的不同,不是弓形或圆形的,而是层层叠叠地向水平方向延伸,看起来有点像棕榈树,又像是一艘艘马上要扬帆远航的帆船,全部笼罩在一种浪漫的英雄气概中。如果是一片树林,林子的边缘就会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形态,远远看去,好像整片树林都在轻微地颤抖。光秃秃的老荆棘树弯弯曲曲地散落在辽阔的草地上;草儿散发着芬芳的香气,闻起来很像百里香和桃金娘,有时候味道特别浓烈,几乎有些冲鼻子了;花儿都小小巧巧的,像是长在小山包上一样。不论是草地上的,还是原始森林里匍匐植物和藤蔓上的花儿,都是如此。只有在长雨季开始的时候,才会有硕大的百合花骤然开放,散发出浓郁的香气。站在这片土地上,视野极其开阔,你看到的一切都显得非常伟大、非常自由,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尊贵感。

面对这样的大自然,如果我们仅仅用“爱情”的玫瑰色去涂抹它的全部,那是多么肤浅和狭窄!这是一片值得敬仰的土地,是全世界人类的起源地。700万年前,古猿从这里开始分化,经过能人、直立人、海德堡人,在20万年前进化为智人,形成我们现代人。人类学家在肯尼亚发现了150万年前的直立人化石,这个被取名图尔卡纳的男孩,手持石斧,健步如飞,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智能物种。凯伦·布里克森在这亘古不变的风景画卷中看到了“无与伦比的尊贵感”,人类在其中像个幼稚的孩子,爱情在这里获得了应有的尺度,它只是大地上一株四叶草,不是整个草原和山峦。

凯伦·布里克森在肯尼亚重生了,她18年的非洲生活经历,打造了她和世界新的关系,走出了女性文学的旧模式。人们有种历史已久的固定看法：女性生来就是感性的,都是家庭化的,探险、开拓、奋斗,都不是女性的特长。《走出非洲》正面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女性到底应该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摆在面前的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一种是按部就班,遵循着社会的主流价值,沿袭着大多数人普遍的生活道路,考上一个很好的学校,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结婚成家,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直到70岁,房子大存款多,一生平顺完美。另外一种就不一样了,可能每一个明天都是未知,都需要勇气去面对空白,每一天都给自己机会去尝试新东西,日子风风雨雨,千山万水走遍,活到70岁,钱少房子小,只存下一大堆到处游走拍下的照片,还有旅途中写的一张张稿纸。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社会都需要,都有逻辑上的合理性,不能说前面一种庸俗,后面一种文艺。如果社会没有前一种人,就没有继承性和稳定性,很快就会崩溃;而若是没有后面那种风雨兼程的人,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出现哥伦布,也不会有莎士比亚,更不会有那些伟大的的发明家、冒险家、探险家。两者互补,相辅相成,这是宇宙定律。

但问题是,一个女性,只能选择一种生活,到底应选择什么方向?这是一个大问题。《走出非洲》写出了一个在受苦中播种大地,在播种中展开自由的女性。女主人公失去了咖啡园和恋人,但她一点儿都不后悔,她感到了幸福。以往女性的幸福只来自爱情,但凯伦的幸福来自土地。在她的笔下,在土地上自由地哺育出香气四溢的咖啡,是多么美丽的人生图景：“能够在一片地形极不规则的荒凉土地上,看到这么一大片根据种植规律生长着、铺展着的咖啡,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当年,我在非洲大陆上空飞翔,从空中慢慢熟悉着咖啡园的样子,内心充盈着骄傲和自豪。……当雨季来临,咖啡树开花时,在毛毛细雨中,在薄雾的笼罩下,好似有一团白垩云飘浮在600英亩的土地上,那景象真是美得摄人心魄。咖啡花味微苦,闻起来颇似黑刺李花儿的味道。咖啡果成熟后,整个咖啡园就变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有时,咖啡豆会在午夜被烘干出炉,此时的场面可谓美丽壮观,令人惊艳：厂房高大壮观,本来漆黑一片,此时亮起了数不尽的防风灯;灯光下,有蜘蛛网和咖啡壳在厂房里飘荡飞扬;无数黑色面孔围在烘干机的周围,虽然满是焦灼,但也神采奕奕、容光焕发。此时此刻,我们的工厂宛如埃塞俄比亚人耳垂上的宝石,在非洲大地浩瀚的夜幕中,闪闪地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样的醉人美景,不会自己来到。女性对这种生活的选择,往往是逼出来的。如果布里克森能够吃苦耐劳地耕耘咖啡园,能够悉心地照顾自己的妻子,凯伦还会百分百地投入到繁重的劳动中吗?显然没有这样的可能。她会像肯尼亚的其他贵妇一样,在一场场沙龙、酒会、家宴中忙个不停,充当合格的上流社会的女主人。我们从英国女作家伍尔夫的小说《达洛卫夫人》中不难看到上流社会的贵妇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在每天的腐败、谎言、闲聊中逐渐失去。”幸福与不幸的逻辑转换就是这样吊诡：很多人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生活富足,最后却感到人生空空如也。有的人被生活抛入绝望,却过出了诗意。《走出非洲》写出了一个走出常规的女性,而且写出了独特的幸福体验,拥有了自己的天地,这是所有的物质丰足、所有的爱情甜蜜都不能比的。在这样的体验面前,一切痛苦都值了,个体微小的生命融化在永恒中,时间不再粗粝,空间一望无际。

这不仅仅是这部小说中的女主角凯伦的感觉,所有融入土地的女性都会产生这样的改变。小说中瑞典中年女性英格里德的父亲和丈夫都是瑞典军官,“她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心地善良。她在恩乔罗有一座农场,偶尔会从农场抽身一两天,不去管她的火鸡或水果蔬菜,来我的农场上做客。她像奴隶一样在地里勤奋劳作。在和这种生活做斗争的过程中,她深深地爱上了这片农场,爱上了她的牛和猪,爱上了这里的土著和蔬菜,甚至爱上了这片非洲土地上的土壤。”她热爱农场到了狂热的地步：“为了这片土地,她甚至愿意把自己的丈夫和孩子都卖掉。”凯伦与她交往,无比享受这“美好的时光”。凯伦与英格里德正是现代社会的新型女性关系,她们互相鼓舞、互相扩大,如大颗的雨点打入河面,一圈圈相连。

正是因为有这样心路漫漫的体验,凯伦在大火烧了咖啡园,不得不离开肯尼亚的前夕,也充满着自立于大地的自豪感。她内心沉淀着岁月的磨炼,“慢慢地才意识到,很可能这一幕就是我所寻求的答案,而且是最为纯粹的精神层面的答案。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尊重,变得与普通人不一样,虽然方式有点怪异。我朝着某些力量大声呼喊,这些力量反而比我自己更加重视我的尊严,它们怎么可能给出其他答案呢?”她甚至消融了女性最敏感的时间感,走出非洲之时,也走出了时光的囚禁,过去、现在与未来,都凝固在顿悟的一瞬：“为了赎回自己的人生,我一次次地放弃自己拥有的东西,到了最后变得一无所有,我自己本人倒变成了最微不足道的东西,被命运抛弃。那些天正好是满月。月光照进空荡荡的房间,在地上留下窗上的图案。我想,看着这间屋子的月亮或许正在好奇,在这样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我还要住多久。‘啊,不对,’月亮却说,‘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

“时间对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这句话彻底走出了个体的封闭,看到了生命的无限。人的一生,就像是地表上一道浅浅的笔痕,地球轻轻一转,就消失了。我们不需要把自己放得那么大,要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更广阔的尺度上,打破那些得失的纠缠,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融入丰袤的万物生长。男人如此,女人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