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节我们讲到,凯伦在离开肯尼亚的时候,她心里有一种与日月同在的东西,甚至可以说生命回归到了宇宙里边。一个女作家,写出如此的永恒性,跨越了凡俗的时间和空间,非常了不起,也十分难得。

《走出非洲》没有一般长篇小说的复杂情节结构,它的故事本身是很简单的,整本小说像一篇长长的记事散文,类似一部回忆录。而且还有意识地回避了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没有写她和丈夫布里克森之间的情感伤痛,这个丈夫好像消失了一样,又好像只是一个隐约存在的背影。也许这是作家的一个难言之隐,虽然由于无法从正面描写,但从另一个隐形的角度,更深地表达出内心的痛苦。这样的写法,可能还有一个更深的含义：《走出非洲》中没有常见的“男主人”,少了一个“顶梁柱”式的男人,反而更能凸显女性独立奋斗的力量。凯伦当初为了一个“男爵夫人”的头衔嫁给了布里克森,这个庸俗的起点,却在婚姻的断裂中一步步迈向了精神独立。在现代社会,常常有这样的事：庸俗的人生欲望把人带入了一个不一样的生活,顶着逆风却达到了纯净之地。哥伦布当年迎风远航,起初的目的是为了发大财,他哪里知道,他的个人欲望推动的冒险之旅,打通了五大洲,开创了人类伟大的大航海时代。心怀财富之梦的男性在全世界到处跑,女性也随着男人走向全球化,默默地充当配角,打理家庭事务。女性殖民者一般来说不会介入社会公共事务,也不主导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在《走出非洲》中,一切都不一样了,凯伦没有男人可依赖,她必须放下情感,将自己变成一个超越性别的人,去应对咖啡园的大量问题,与方方面面的人打交道。如此一来,凯伦彻底走出了传统女性固守的私人领域,获得了多样丰富的社会关系。哲学家说,人在本质上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凯伦的生命内在完全变化了。以往的很多小说,女人一旦遭遇丈夫的“不爱”,生命立刻变得空白,变得尖锐而痛苦,酗酒啊,歇斯底里啊,甚至与人私奔。总而言之,不是毁灭,就是脱轨。但是《走出非洲》探索了另外一种可能,写出了一个女人在忘我的投入中获得了新生命,在艰难中爆发出人生的创造性,这是前所未有的女性文化变革。

我们还要注意到,凯伦的独立精神也包含丹麦民族气质的熏染。凯伦的这个家庭,从祖父到父亲都有探险家的胆略。这和丹麦这个国家的历史背景有关。现代丹麦尽管不大,但是它的历史却不平凡,它的民族来源,很大一部分是维京人。维京人(古挪威语：víkingar)是什么人?在欧洲历史上,“维京人”是中世纪英国人和法国人对北欧入侵者的称呼,主要是指来自挪威和丹麦的北欧人。维京人也被称为北欧海盗,擅长挥舞战斧,驾着帆船游荡在欧洲大陆、北极、北美洲,到处抢夺,甚至大量贩卖俘虏发财致富。丹麦曾经有过一个雄霸天下的海盗时代,大约公元700年开始,一直到公元11世纪,将近300年的时间,丹麦的海盗十分厉害,被称为“维京时期”(VikingAge)。不光欧洲大陆受不了他们,最后连英格兰都吃不消了。怎么办呢?11世纪的时候,法国国王最后想出一个无奈的办法,把法国西北部诺曼底附近的一块地方送给维京人,让他们定居下来,成立一个叫作丹麦的新国家,不要再惹事。这一招很灵,维京人终于安生了。知道了这样的历史,我们就不难理解丹麦的文化其实是很有闯劲的,女性在这种文化中处于弱者,不显山不显水,但当她们失去了依靠,血液里面的维京人野性遗传燃烧起来,这些女人绝地反击的劲头,必然是十分强劲的。

当女人自己走出家门,不再跟随在男人的身后,第一个感觉往往是耳目一新,她们豁然看到一个阔大的时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空间和心理时间,女性往日局促在琐细的家庭事务中,会把各种家庭用物看得很重,不停地购买形形色色的“必需品”,将屋子里填得满满。而凯伦在走过辽阔非洲之后,终于明白生命最重要的是自由,是人与大自然的心灵之约。她在离开非洲时,“把所有的家具都卖掉”,只是“把自己所有的书都放进了箱子里,平时就坐在上面,也会把它们直接当餐桌用”。然后,“房子慢慢地变回了它原本的样子,看起来像头盖骨一样高贵。里面凉爽宽敞,带着回音,房前草地上的草长得跟台阶一样高。最后,屋子里终于什么都没有了。凯伦想这种状态要比之前的更适合人居住。她对法拉说：‘我们真应该一直保持这个样子。’”这是女性生存的新感觉,超出了日常的边界,停留在传统惯性中的人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庄子在《秋水》中写道：“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庄子说,对井里的蛙不可与它谈论关于海的事情,是由于它的眼界受着狭小居处的局限;对夏天出生死亡的虫子不可与它谈论关于冰雪的事情,是由于它的眼界受着时令的制约;对见识浅陋的人不可与他谈论关于大道理的问题,是由于他的眼界受着所受教育的束缚。在辽阔的非洲生活过后,关于家是什么,凯伦·布里克森有了新定义,那就是精神的自由之所,《走出非洲》中要表达的,是如此强烈的现代女性意识,实现了巨大的视觉转换。在这样的新视觉中,凯伦不再想写一个女人依偎在男人身边的“幸福故事”,更不会去费力编造起伏跌宕的情感传奇,那都是小聪明,她要带着我们去看一个女性视野中的新世界。

这个女性新世界最鲜明的标志,是凯伦对于非洲本土文明与外来欧洲文明的敏锐观察。她对大自然的描写雄浑壮阔、色彩绚丽,淋漓尽致地释放出这片土地的地理之美。小说里有不少篇幅近距离地描写了肯尼亚大群大群的野生动物,书里这样写道：“我见到过一个水牛群,一共有129头。它们通体黑色,体型巨大,像是很多铁疙瘩,头上的角威猛有力,不断地在水平方向摇晃着。它们一头接一头地从古铜色的天空下走过,走出晨曦中的薄雾,看起来好像不是一步步接近我,而是就在我眼前突然被创造出来,然后被派到了凡间。我也见过在茂密的原始森林里穿行的象群。阳光透过繁盛的藤蔓斑斑驳驳地洒下来,象群缓缓地向前行进,好像是要去世界的尽头赴一场约会,看起来极似一条放大了的波斯地毯边线——地毯古老且价值连城,边线由绿色、黄色和深棕色渲染而成。我还多次见到过横穿平原的长颈鹿队伍。它们浑身散发出一种奇特的、独一无二的、植物式的优雅,就好像不是一群动物在行走,而是很多花朵在缓慢移动。这些花朵硕大无比,非常罕见,带着长长的茎和斑点。我也看到过两只犀牛在清晨漫步。晨间的空气太过寒冷,它们的鼻子有点受不了,总在那儿吸气喷气。它们像两颗有棱有角的巨石,在长长的山谷里互相嬉戏,一起享受着生活。我甚至还见到过高贵的丛林之王——狮子。有时是在日出时分,当弯弯的残月还挂在当空时,草丛在月色下泛着银光,平原一片灰蒙蒙,狮王猎杀归来,满面红光地穿过平原,向家的方向走去,像一道黑线一样从草丛中掠过。有时是在正午时分,狮王的家族躺在低矮的草丛里午睡,它就躺在正中央。我还见到过它躺在自家非洲花园的金合欢树树荫下小憩,树荫面积巨大,地上柔软无比,躺在上面如在春日般凉爽。”这样壮观的非洲自然视觉,在凯伦之前的女作家作品里是从未有过的,非常原生,非常美丽,非常野性。

我们应该注意到,凯伦写这些动物世界,写这个自然背景,有她历史的批判性。工业革命之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迅速向全世界蔓延,蔓延的时候带着一种“欧洲中心论”的优越感,殖民者认为历史就是不断地从原始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西方人带来的仪器、工程设备、科学知识,甚至那些屠杀了无数原住民的火枪大炮,都是欧洲先进的证明,非洲土著应该顶礼膜拜,他们的命运必须听从殖民者的安排。这种欧洲中心主义,自然也是欧洲男性强权的延伸,对殖民主义正当性的歌颂,就是对西方男性权力全球化的肯定。这种支配欲的膨胀,本质上是无尽的占有欲,背后是庞大的工商业资本的贪婪推动。凯伦·布里克森对肯尼亚乃至非洲的原住民境遇无限同情,以独立女性的视角写出了自己的观察。尤其是对于肯尼亚土著人的生动描绘,熠熠生辉,让人赞叹。

凯伦笔下的原住民,有着与欧洲人迥然不同的智慧,他们的脑回路布满直觉和感应,而不是西方人的刚性逻辑。“如果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也不可能直接告诉你。比如,你如果直接问他,你有多少头牛,他们会故意逃避着回答：‘就像我昨天告诉你的那么多。’欧洲人觉得这种回答很伤感情,但这种直接的询问同样也会伤到土著的感情。如果你死缠烂打地问下去,非要他们解释自己的行为,他们会尽可能对你让步,让你陷入一种古怪的、可笑的空想中,把你引入错误的方向。”凯伦一开始感觉是这些原住民害怕西方人,因而故意含糊其辞。但后来她明白,“这些害羞的人并不怕我们。他们的危险意识要比白人差很多。在游猎的途中或在农场上面临险境时,在我和身边的土著伙伴们眼神交汇的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我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他们好像在猜测为什么我会对面前的险境如此恐惧。这让我觉得,或许对于他们而言,生活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每一颗细胞中。他们就像是深水中的鱼儿,完全无法理解我们对溺水的恐惧,而我们是永远都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笃定,之所以能拥有游泳这项技能,大概是因为他们拥有着一种特殊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即使是我们最古老的祖先,都不曾拥有过。在地球的各大洲中,只有非洲会这样教你：神和魔是一体的,它们是世间最高的权威,永生不灭且共生共存,永远都不会单独存在。非洲土著人不会糊里糊涂地看待他人,也不会孤立地看待事物”。凯伦在这里写的是人类文明的多源性,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巨大差异。我们今天衡量一个现代人的精神含量,首先应看他能不能容纳这些差异,能不能对不同的文明之间的差别有真诚的敬意。

在《走出非洲》中,凯伦最痛心的事情,是看到殖民者对非洲大地的毁坏,特别是在她卖掉咖啡园之后,新的买主“要把所有的咖啡树砍掉,把这片土地划片出售,用作建筑用地,因此他们也就不再需要这些土著人了。出售交易刚刚达成,买主就限令这些土著人在半年后搬出农场”。凯伦气愤至极,她知道“根据这里的法律,土著人自己不能购买土地”,而土著人多么依恋自己的故土,“他们要比身处文明世界的人感受更加强烈”。她想起当地的马赛人,他们“当年被迫从铁路以北的故乡迁移到如今的马赛保留区后,也把故土山峰、平原和河流的名字带了过来,并以它们为新家的山峰、平原和河流命名。如果要离开长期居住的土地,他们必须把周围认识的人一起带走,这样才能证明他们的存在,在迁移过去很多年后,他们还会谈起之前居住过的农场的地形和历史”。凯伦夜不成寐,为土著人的未来焦虑,她愤然奔走于殖民当局的权力部门之间,要求给原住民生存的土地,她大声告诉殖民者：“就在不久之前,在我们仍然有记忆的不久前,这个国家的土著人还毫无争议地拥有着这片土地。他们那时从来没有听说过白人和白人的法律。虽然目前他们在生活中没有什么安全感,但土地对他们来说仍然是固定的、不动的。贩卖奴隶的人贩子们把他们拉到市场贩卖,但也有一部分留了下来。被卖掉的土著人在东方流浪着做奴隶时,会时时刻刻想着回到这片高原,因为这里有他们自己的土地。有着黑色皮肤和清澈眼神的非洲土著老人,与同样拥有黑色皮肤和清澈眼神的大象非常相似。他们站在非洲大地上,一副庄严沉稳的模样,周围的世界在他们昏暗的脑海中慢慢地聚集、堆积。他们是大地的化身。”这是凯伦在肯尼亚生活18年里最光荣的时刻,她不再为自己的利益奋争,而是为被压迫被剥夺的非洲人搏斗。通过她的呐喊,殖民当局最终不得不同意了凯伦的吁求,“终于同意为我的非法棚民们拨出一片土地,就位于达戈雷蒂森林保护区内。他们可以在那里重新建立起自己的居住区,而且那儿也离我的农场不远。在农场消失之后,他们还能保留自己的样子和名字,作为一个群落生活下去”。

凯伦在即将离开非洲的时候,做了一件伟大的事,她心里非常清楚,她争取的不仅仅是土地,更是人类危在旦夕的一种古老文明。书中这样写道：“土著人是非洲血和肉的化身。这些在广袤的风景画中生活的小人儿,要比大象、长颈鹿、生长在河边的那些高大的含羞草式的树木,以及在大裂谷上空高高耸立的隆戈诺特死火山更能真实地反映非洲。所有的人都在表达同一个核心思想,都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表现形式。他们不是由不同元素堆积而成的统一体,而是由同类元素堆积而成的异类体,就像橡树叶、橡子,以及橡树上的其他物质,都是源自橡树。我们这些穿着长靴、整日行色匆匆的欧洲人,与周围的这幅风景画完全不协调,但土著人就与周围的一切非常协调。这些有着黑皮肤、黑眼睛,个子高高瘦瘦的人,无论是在旅途中还是在田地里,无论是在放牧,还是举办大型舞会或者是讲故事,都恰似活脱脱的非洲在散步,在跳舞,在招待你。土著人外出旅行时,常常是一个接一个地排着队走路,因此非洲土著人的道路都很狭窄,即使是最好的路也是如此。在这片高原上,你常常会想起这句诗：高贵着的,永远是土著人;平凡着的,永远是迁徙过来的人。”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从来就不会这样看待非洲文明,凯伦·布里克森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发现了非洲的文明之光,独具慧眼。为什么说非洲人是由同类元素堆积而成的异类体?关键之点是非洲的文明与大自然紧贴在一起,不同地域的原住民都有很大的文化共同性。这种文化看待一切都很自然,不会像殖民者具有非常强烈的征服意志,摧毁一切阻碍自己目标的东西。我们现在看非洲地图会有些奇怪,为什么那里的不少国家边境线是笔直的?那是殖民者不问青红皂白用尺子划出来的,强迫非洲人接受。大地上哪会有这样笔直的线条呢?不同的部落、不同的民族都是随着山脉、河流、丛林、湖泊的环境变化,各自安居在自己的家园。殖民者把国界这么一划,看起来纸上作业很方便,却造成了无穷的后遗症,不同的部族被强行划到一块儿,矛盾重重,甚至发生种族间的大屠杀,给历史留下一个个死结。非洲现在的很多种族冲突、民族冲突、部族冲突,都跟这个有关系。

凯伦·布里克森转动了文化的角度,从非洲人的眼光看非洲,立刻看到了原住民独具一格的价值。《走出非洲》中有一段写得特别好：“非洲东部的人际交往活动比较活跃。这种交往活动的大门,首先是由旧时代的象牙商和奴隶贩子打开的。到了现代,欧洲的移民和大型野兽狩猎者再次打开了这道门。从高原上的牧童到成年人,几乎每个土著人都面对面地见过许多自己种族外的人。他们见过英国人、犹太人、波尔人、阿拉伯人、索马里印度人、斯瓦希里人、马赛人、卡维朗多人。这些人对于他们,就相当于西西里岛人对于爱斯基摩人。我们甚至可以说,土著人是世界居民,而不是通常人所认为的土气的乡下人。”“土著人是世界居民”,这个感觉别开生面,只有与土著人站在同一个方向,才会真切体会到其中的真实。令人遗憾的是,能和凯伦·布里克森一起转动的殖民者还是太少了,她的一己之力,不可能改变黑非洲的沉陷。她回到丹麦之后,收到黑人部落的来信,里面说：“现在,你所有的仆人天天都很不开心,因为你离开了这个国家。如果我们是鸟,我们就会飞过去看你,然后我们再飞回来。然后是你的农庄,它过去对母牛、小妞、黑人都是好地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牛、山羊、绵羊,什么都没有了。现在,所有坏人心里都很高兴,因为你的老仆人们又变成了穷人。”这么一封仆人的来信,不仅写出了凯伦·布里克森女性的怜悯,还有哀伤。

在《走出非洲》中,凯伦·布里克森并没有把殖民者写成天下乌鸦一般黑,也写出了殖民者的天真与可爱,让我们读起来兴趣盎然。书里面有几个殖民者,从欧洲人跑来肯尼亚,觉得自己能够在殖民地创大业,结果东撞西撞,非常潦倒,最后失败而归。其中有个人名叫克努森,来自丹麦,“一生尝试过很多事业,他尤其钟爱那些关于大海、鱼或鸟的事业,但他从来没有成功过。他告诉我,他曾经在维多利亚湖畔经营过一家渔业公司,公司里有在湖面绵延好几英里的世上最好的渔网,还有一艘摩托艇。战争开始之后,这一切都化为了乌有”。虽然克努森已经老了,双目失明,但他脑子里还在筹划着一个伟大计划：“把奈瓦沙湖底的上千吨鸟粪捞出来。要知道,这些鸟粪可是从创世纪那天就开始被那些游禽丢在这儿的。”这个堂吉诃德式的老人最后还是悄然去世了,“那时已经是四月的天气,长雨季马上就要开始,平原上刚刚长出新草。傍晚,我和卡曼特出门想到新长出的草里找点蘑菇,却发现了老克努森躺在那条小路上。”许多殖民者心怀梦想来到非洲,到最后却默默死去,西方殖民历史中人数最多的,就是这些无声无息的人。

老克努森在殖民者中属于潦倒者,而《走出非洲》里的另一个年轻人伊曼纽尔森则是到肯尼亚寻找别样生活的漫游者。这个瑞典小伙子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一个饭店做领班,“总是不停地陷入生活的麻烦境地”,是个不合时宜的年轻人。突然有一天他路过凯伦的农场,想借一点钱,然后步行到邻国坦桑尼亚去。凯伦觉得他在骗钱,因为步行走这条路要穿过一片危险的马赛人保留区,那一带也没有什么水,而且有很多狮子。但凯伦还是留他吃了晚餐,还给他收拾了一个房间,留宿了一夜。在聊天时,才知道这个年轻人是个悲剧演员,在瑞典的时候演过很多经典话剧。一谈起戏剧,这个男人眉飞色舞,特别在行。让凯伦震惊的是,这个流浪的男人居然还结过婚,他说他在非洲什么也不会,到巴黎却可以做一个优秀的咖啡馆招待员。凯伦问他为什么不去巴黎?他急忙说：“巴黎?不可能。我就是在很危险的时候从那儿逃跑的呀。”这个伊曼纽尔森的生活真是有点神秘啊!他乐天知命,总是说自己过得很惨,却又宽慰自己,“在世上所有的人当中,总要有人过得惨一些。不是这个人就是那个人”。

凯伦第二天送别了他,给了他55卢比,看着他走了,“在清晨的微风中,他的黑色长风衣在他的双腿周围不停摆动,风衣口袋外面露出葡萄酒瓶的脖子。此时,我心中满满的全是爱和感激,这是留守在家的人对在世界上游逛的旅人、行者、水手、探险者和流浪汉的感情。走到山顶后,伊曼纽尔森转过身,摘下头上的帽子,朝我挥舞着,长发在他的额前不断地飞舞”。书中的描写很寥落,很诗意,很艺术,很自由,伊曼纽尔之所以不肯离开非洲,就是贪恋这片土地为他带来的这份人生。

看到这里,我们为凯伦·布里克森感到幸运。她在非洲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相遇了完全不同的人,如果凯伦一直安稳地在丹麦住着,靠家里的钱,靠着一个男爵夫人的称号,虽然可以过得很体面,但她永远看不到非洲的的这些画面,永远体会不到人在途中的诗意,永远激发不出心灵深处的灵性,更不会去关注非洲黑人的历史悲情。我们的生命不是一个粽子,不能被粽叶一层层包裹起来,我们要如莲花,在夏季的风中一天天打开。我们的梦想和我们的现实世界之间有难以跨过的差距,我们如何给自己一点儿飞翔的余地?就看你能不能像凯伦一样,走入非洲,走出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