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我们来讲一讲米兰·昆德拉的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米兰·昆德拉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的一位捷克作家,为什么会熟悉他?首先是因为在中国启蒙主义理想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他的两部小说被翻译到中国,一部是中篇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另外一部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由湖南作家韩少功翻译,当时的书名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后来他的其他作品也陆续翻译到中国,比如著名的《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朽》……“生活在别处”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两个书名成为当时中国文艺青年的流行用语,融入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理想主义一代的精神生活。可以说,米兰·昆德拉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最大的外国作家之一。而他的这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是对中国文艺青年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

要理解《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本书,先要了解一下捷克这个国家。从历史上看,大约1500年前,一批斯拉夫人移居到今天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带。800多年前这个地区被称为波西米亚王国。讲到“波西米亚”这个词,我们就很熟悉了。它来源于古代波西米亚王国的游牧民族,尤其是吉普赛人。这些人的穿着鲜艳,服装面料特别厚实,装饰着流苏、珠串,生活流动不定,给人一种自由浪漫豪放不羁的印象。我们今天对那些有点儿叛逆、独立的文艺青年,往往给他们贴上“波西米亚”的标签。这其实有一点儿反讽,古时候的波西米亚人很穷,他们居无定所,具有流浪者的洒脱。而我们今天所说的“波西米亚”,实际上是中产阶级文化中的一个亚种,要想过今天的波西米亚生活,还需要有点钱,不然连“波西米亚”青年常穿的那件皮衣也买不起。

大约400年前,波西米亚被崛起于欧洲的哈布斯堡家族征服,并入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后来又被纳入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匈帝国瓦解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合并成立了一个新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捷克斯洛伐克被纳入到苏联领头的社会主义阵营。直到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家了,捷克变成了一个和中国江苏省差不多大的小国。它西面是德国,北面是波兰,南面是奥地利,东面就是分出去的斯洛伐克。从这段历史来看,捷克是一个小国,四周大国掀起的每一场风暴,都会淹没它。120多年前,它被奥匈帝国统治,1939年被德国占领,1945年后又被苏联笼罩,1993年以后才算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国家。这样的曲折历史,使捷克人对民族生存有一种复杂的感觉,如同出生在捷克首都布拉格的现代作家卡夫卡所说：“每个人都是沉默的,孤独的。对世界和自己的评价不能正确地交错吻合。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毁坏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错乱的世界里。我们就像被遗弃的孩子,迷失在森林。当你站在我面前,看着我时,你知道我心里的悲伤吗?你知道你自己心里的悲伤吗?”

米兰·昆德拉出生于1929年,正是捷克斯洛伐克相对和平的历史阶段。他从小学钢琴,哪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纷飞的时候,也没有中断。“二战”结束之后,他又迷上了雕塑和绘画,后来上大学,学的是哲学和电影。他的专业背景,使他的文学创作带有很强的音乐感和反思性,经常会跳出具体的描写,直接以音乐般的节奏,流入抽象的哲学化思考。1958年,29岁的他开始写小说,1967年发表的长篇小说《玩笑》引起了极大轰动,在捷克斯洛伐克卖了几十万册。这本书之所以这样受欢迎,是因为他写出了人生的荒诞,也写出了人生的真诚。《玩笑》里面的主人公叫路德维克,是一个年轻的学生。他喜欢一个叫马凯塔的女孩子。为了表现自己很有个性,路德维克经常喜欢在马凯塔面前说一些反潮流的话。这个时期正好是1948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正在进行冷战,马凯塔去参加政治学习,她给路德维克写信,写得特别乐观,说资本主义国家很快就要爆发革命了。路德维克故意给她泼冷水,回信说“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积极精神是冒傻气”。没想到马凯塔把路德维克的信交给了上级,这可把路德维克害惨了,他被大家异口同声地批判,尤其是他那个所谓好朋友泽马内克,把他平时的“黑话”都揭发出来。最后,路德维克被送到矿山去劳动改造,干苦力。生活本来充满意义,这一下子全完了。路德维克苦熬多年,好不容易离开了做苦役的地方,他想报复泽马内克,就去勾引他的妻子,没想到居然还勾引成功了。成功之后他才发觉,泽马内克早就想把妻子抛弃掉,他巧妙地利用路德维克,曲线实现了自己的计谋。路德维克觉得生活跟自己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一切都是那么荒诞。《玩笑》这部小说既有现实的批判性,也有对人性的洞察,更加重要的是,这部小说把世界的本质归纳到一种荒谬性的逻辑中,奠定了米兰·昆德拉文学写作的基本气质。

如果历史是一条直线,那么米兰·昆德拉的文学生涯可能就会沿着这种幽默荒诞而又冷峻的风格写下去。然而人类社会永远是不平静的,总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改变。1968年,对于捷克的历史,甚至对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这一年的春天,捷克的领导人杜布切克宣布实行新的社会改革,史称“布拉格之春”。这次改革引起了苏联的极大警觉,经过几个月的纵横捭阖,苏联当政者决定出动军队镇压。8月20号晚上,捷克首都布拉格的机场收到一条苏联客机的求助信号,说出现了故障,需要紧急迫降。飞机降落之后,冲出来几十名特战队员,占领了机场,随后大批的苏联军用飞机落下来,冲进捷克的还有20万苏联阵营的军队、5000辆坦克。捷克的改革就这样被强行终止了,整个国家的文化风向瞬间倒转,米兰·昆德拉的这本《玩笑》被宣布为“禁书”。不仅如此,他在电影学院的教师职务也被开除,生存顿时困难起来。好不容易熬了7年,捷克政府终于同意米兰昆德拉一家人移居法国。一开始他在法国西南部布列塔尼地区的雷恩大学当老师,三年之后搬到巴黎,并且加入了法国籍。1984年他发表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长篇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巨大轰动。1995年捷克政府授予米兰昆德拉国家最高奖功勋奖。2019年11月捷克正式恢复了米兰·昆德拉捷克公民身份。

不过与政府给的奖项荣誉相比,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自己的文学生命更为重要。2017年3月,米兰·昆德拉的主要作品被法国伽利玛出版社收入“七星文库”正式出版。这是一项了不起的荣誉,历史上有200来位作家被收入七星文库,在世时被收入的作家只有12位,而目前还在世的只有米兰·昆德拉一位。七星文库收入的都是最经典的文学作品,这显示了米兰·昆德拉在世界文学中的重要性。从这里我们更能体会这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分量,如果没有这本长篇小说,米兰·昆德拉的文学成就会逊色很多。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叫托马斯,是一个医术精湛的脑神经外科医生。他“是一个十足的单身汉胚子”,前前后后共有200多个情人。“他要尽力为自已创造一种没有任何女人提着箱子走进来的生活,那就是他的房里只有一张床的原因。”他从不留情人过夜,他告诉情人们：“只要有外人在身边他就不能入睡,半夜之后都得用车把她们送回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了一场失败的婚姻,内心中有着对女性的深深恐惧。“他和妻子共同生活不到两年,生了一个孩子。离婚时法官把孩子判给了母亲,并让托马斯交出三分之一的薪水作为抚养费,同意他隔一周看望一次孩子。而每次托马斯去看孩子,孩子的母亲总是以种种借口把他拒之门外。他很快明白了,为了儿子的爱,他得贿赂孩子的母亲,多送点昂贵的礼物,事情才可通融。托马斯知道自己的思想与那婆娘格格不入,试图对孩子施加影响也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幻想。这当然使他泄气。又一个星期天,孩子的母亲再次取消他对孩子的看望,托马斯一时冲动就决定以后再也不去了。”这样一来,“没人同情他,父母都恶狠狠地谴责他：如果托马斯对自己的儿子不感兴趣,他们也再不会对托马斯感兴趣。他们极力表现自己与媳妇的友好关系,吹嘘自己的模范姿态与正义感”。这一段经历给托马斯“留下的唯一东西便是对女人的恐惧。托马斯渴望女人而又害怕女人。他需要在渴望与害怕之间找到一种调和,便发明出一种所谓‘性友谊’。他告诉情人们：唯一能使双方快乐的关系与多愁善感无缘,双方都不要对对方的生活和自由有什么要求”。为了确保“性友谊”不发展成为带“侵略性的爱”,他与老情人们见面很讲究“轮换周期”,做到“无懈可击”。

托马斯的这种生活态度,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竭力想在获得性快乐的时候又不陷入深情,保持轻松的游戏感。从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史来看,这也是一种很有历史根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2300多年前,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提出,道德的善必须是快乐的,“如果抽掉了嗜好的快乐,抽掉了爱情的快乐以及听觉与视觉的快乐,我就不知道我还怎么能够想象善”。但伊壁鸠鲁不是一个穷奢极欲的享受者,他反而提倡生活要简朴,要去除那些生活的复杂,在单纯的心灵生活中感受幸福。这里包含着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的生活需要一种极简化的能力,要用心灵的力量去调控好自己的生存,去除那些一团乱麻的东西。托马斯实际上也想“极简”,这个婚姻的失败者,他不想再和任何一个女性走得太近,始于友谊,止于友谊,避免失控。所以他制定了一个“三三原则”：“如果你一下子与某位女人连续三次幽会,那以后就肯定告吹。要是你打算与某位女人的关系地久天长,那么你们的幽会,每次至少得相隔三周。”

然而,托马斯调控自如的“性友谊”突然失灵了,因为他遇上了特丽莎：“七年前,特丽莎家乡的医院碰巧发现一例复杂综合性神经病。他们请了托马斯所在的布拉格医院的主治大夫去会诊,可主治大夫碰巧坐骨神经痛,行动不便,于是派托马斯去代替他。”这个小镇有好几个旅馆,托马斯碰巧被安排在特丽莎工作的旅馆里,又碰巧在走之前有足够的时间闲待在旅馆餐厅里。特丽莎碰巧当班,又碰巧为托马斯服务。正是这六个“碰巧”把托马斯神差鬼使地推向了特丽莎。

这六个“碰巧”看上去是偶然中的偶然,但实际上又有必然性。那一天特丽莎“在餐馆的醉鬼们中曲折穿行”,她忽然看到了一个男人与众不同：“他的桌子上放着一本打开了的书,这个店子从未有人把书打开放在桌上。”而特丽莎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个男人呢?因为她自己也爱读书,“她只有一件武器来与这个包围着她的恶浊世界相对抗：那就是从市图书馆借来的书,首先又是小说。她读了大量小说,从菲尔丁到托马斯·曼。”书对于特丽莎来说,有着不一般的意义,书使她获得独特性：“她喜欢腋下夹一本书在街上走。这与100年前花花公子们的华美手杖一样有意义,使她与其他人区别开来。”托马斯的那本打开的书,吸引着特丽莎的视线并转向了这个男人,偶然性转化成一种机遇,男女之间的视觉蓦然有了“看见”的发现感。

托马斯也看见了她,微笑着说：“请来一杯白兰地。”他开口的时候,实际上很轻佻,像一个玩笑。但那一刻,餐馆里的收音机放起了音乐,是贝多芬的音乐,托马斯和特丽莎的命运交响曲就这样拉开了序幕：“当她端着白兰地绕出柜台时,她努力想弄懂这个机遇的启示：她应召给一位吸引着她的陌生男人送白兰地的时刻,偏偏就是她听到贝多芬之瞬间,这是多么巧!”巧合随后源源不断：托马斯告诉她,自己住的是六号房间,特丽莎突然想起父母离婚前住在布拉格的房子也是六号。特丽莎回答托马斯：“你住在六号房,而我六点钟下班。”

这个暗示被托马斯领会了,他说：“行,我的火车七点开。”

特丽莎下班时,一出旅馆大门就看到了托马斯,他“坐在一张黄色的长凳上,能清楚地看到旅馆大门。那个长凳,正是她以前读书时常坐的那张凳子!于是她知道,那陌生人便是她的命运”。

在西方小说中,邂逅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场景,男女之间的邂逅能不能转化成一种爱情。这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逻辑是不一样的。东方爱情故事往往比较含蓄,从相识到表白是一场长途跋涉,试探和揣测徘徊反复,生命力大半消耗在等待对方的确定上,男女间的很多情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断了线。中国现代作家施蛰存写过一篇小说《梅雨之夕》,讲的是一个男子从公司下班,在濛濛梅雨中步行回家。雨中看到一个没有带伞的美丽少女,鼓起勇气邀她同打一把伞回家。一路上这个男人心潮涌动,想起初恋的女友,想起老婆阴郁的目光,满脑子烟花般的想象。走到道别处,他忽然感觉这个少女一点儿也不像自己的初恋,心里悄悄松快了。想法多行动少,无奈中给自己一个解脱的理由——这是很多男性的心理状态。《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一样,这部小说非常强调爱情的一个原理：“人类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能测定我们的决策孰好孰坏,原因就是,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我们只能作一个决定。我们没有被赐予第二次、第三次或第四次生命来比较各种各样的决断。”既然生命如此短暂,人生应该做什么样的决断呢?托马斯意识到,人生只能做那些“非如此不可”的事情,而不是其他的细枝末节。在爱情中,更是如此。“非如此不可”的事情,都是超出自己的理性,走出了自己意志的控制,不得不发生的必然之事。

托马斯与特丽莎,两个人都沦陷到这种“非如此不可”中。他们在旅店外面坐了一个小时,就分开了。一个星期以后,特丽莎忍不住一个人奔到了布拉格,找到了托马斯。开门的那一瞬间,“托马斯把她揽在怀里,还不到一分钟,他们便做起爱来”。托马斯自己也很吃惊,这完全不是原来的自己,“他慢慢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爱,却很不习惯。对他来说,特丽莎就像个孩子,被人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顺水漂来,而托马斯在床榻之岸顺手捞起了她”。

草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这是多么神幻的感觉。米兰·昆德拉用这样的联想,为爱情画上神圣的光环。这个比喻来自《圣经》：埃及法老为了征服以色列人,命令接生婆将生下的男孩全部丢到水里去淹死。有一对夫妻生下了第三个孩子,这是个特别壮实的小男孩。接生婆没有把他扔到水里,而让这对夫妻把孩子藏起来养大。但这个孩子的哭声特别响亮,满大街都能听到。为了挽救孩子的生命,这对夫妻想到,法老的女儿特别善良,她会不会收留自己的儿子呢?于是他们就找了一个蒲草编的筐,把小孩子放进去,让他顺河漂流,漂到王宫附近。法老的女儿真的看到了草筐,她特别可怜这个孩子,于是就把他收留下来,还给他找了个奶妈,这个奶妈正好就是他的亲妈。法老的女儿给这个孩子起了一个名字叫摩西,摩西长大后明白了自己的出身,后来带领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之路。在《圣经》中,摩西率领下的“出埃及记”,象征着以色列人的新生。而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托马斯感觉特丽莎让自己突破了一切定义,像顺水漂来的孩子一样,突如其来敲响了自己新命运的钟声。这命运是自己人生神秘的唯一性,是无法回避的必然。“她既非情人,亦非妻子,她是一个被放在树脂涂覆的草筐里的孩子,顺水漂来他的床榻之岸。托马斯突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能死在她之后,得躺在她身边,与她一同赴死。那不是因为爱情,又是因为什么呢?托马斯的无意识是如此懦弱,一个小小的玩笑就使他选择了这样一个毫无机缘的可怜的乡间女招待,竟然作为他的最佳伴侣,进入了生活。”

托马斯失控了,他的“三三原则”、他的“性友谊”、他的“轮换周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不明白,无法回答和特丽莎的一切“究竟是出于疯狂,还是爱”。他恍然大悟：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既不能把它与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让它完美之后再来度过。因此“我们经历着生活中突然临头的一切,毫无防备,就像演员进入第一次排练。如果生活的第一次排练便是生活本身,那生活有什么价值呢”?所有的疑问都归结到一个落点：“生活总像一张草图”,而且是一张“没有什么目的的草图,永远也不会成为一幅图画”。

米兰·昆德拉就这样把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提炼出来：生活可以非常轻,像托马斯与200多个女人的“性友谊”,他周旋自如,滑动在快乐的表层上;生活也可以非常重,像托马斯遇上特丽莎,一切都预想不到,未来也朦胧不清,全部都交付给无所依托的生命草图。多少人都在追求生活的确定性,为了确定,给爱情约定了种种条件。太多的婚姻嫁给了条件、迎娶了条件,而没有不顾一切的必然。敢不敢捞起草筐中漂来的孩子?托马斯没有办法,爱情总是行动快于思虑。当他还在沉思“与特丽莎结合或独居,哪个更好呢”,忽然接到电话,“话筒里传来特丽莎的声音。电话是从车站打来的。他格外高兴。……第二天夜里,特丽莎来了,肩上挂着个提包,看起来比以前更加优雅,腋下还夹了本厚厚的《安娜·卡列尼娜》。她看来情绪不错,甚至有点兴高采烈;努力想使托马斯相信她只是碰巧路过这,她来布拉格有点事”。就在这一瞬间,托马斯决定和她共同生活。“两个星期以来他总是犹豫;甚至未能说服自已去寄一张向特丽莎问好的明信片,而现在怎么会突然作出这个决定?他自己也暗暗吃惊。托马斯在向自己的原则挑战。”

真实的爱情,是生命的自我发现,这时整个世界都变了一种温度。米兰·昆德拉在这本书里写到,男人差不多都属于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抒情性的”,在所有女人身上寻求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存在于他们一如既往的主观梦想之中”。这种男人本质上是在女人身上寻求他们自己,寻求他们的理想。但理想的女性是如此之少,于是他们一次又一次失望,情感曲折多变,而且还给自我抹上了一层浪漫的美色,让“多情善感的女人”感动,于是被他们的放纵追逐。

第二种是“叙事性的”,狂热地想占有女性世界无穷的姿色,多多益善。他们“对女人不带任何主观的理想”,对一切女人都感兴趣,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失望。他们像珍宝收藏家那样对待女性,自己也“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为了避免朋友们的难为情,他们从不与情妇在公众场合露面”。

托马斯属于哪一种呢?米兰·昆德拉将他定义为“叙事性的”,而且是“风流老手”,是生活得很“轻”的游戏者。这样的男人,在没有遇到真正的爱情时,生活充满了娱乐感。“做爱之后,他有一种抑制不住的强烈愿望,想要一个人独处。他厌恶半夜在一个陌生的身体旁醒来,讨厌早上与一个外来人共同起床,不愿意别人偷听他在浴室里刷牙,也不愿意为了一顿早餐而任人摆布。”他在心里为自己构筑了一道高墙,任何女人都不得进入,他只能用自己的身体与女性对话,而灵魂却要保持孤独。只有遇上特丽莎之后,他的心理高墙不由自主地坍塌了,他发现了“他与其他女人的冒险活动完全不存在的那一点,那是推动他一次次征服之外的某种东西”。

这是一种什么东西呢?一般的小说并不深入探讨这一点,有情人走到一起就行了。但米兰·昆德拉不同,他在这本小说中不停地向深处挖掘,他要写出,爱上一个人是多么沉重,又是多么幸福的事。托马斯爱上了特丽莎,但托马斯并不了解她,“她睡在他床上时,他跪在她身边,意识到是什么人把她放在草筐里顺水漂来”。这个古老的比喻并不仅仅是美好,也是充满风险的,如米兰·昆德拉书中写道：“比喻是危险的。爱情始于一个比喻,这就是说,当一个女人往我们的诗情记忆里送入第一个词,这一刻便开始了爱情。”

他们两个人从这个比喻开始的爱情,会遇到什么风风雨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