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继续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托马斯不由自主地爱上了特丽莎,两个人睡醒之后,他发现特丽莎紧紧握着他的手。他十分吃惊,却又有“隐隐透出来的莫名快意”。这个向来畏惧和女性一起过夜的男子,有了一种崭新的感觉：“同女人做爱和同女人睡觉是两种互不相关的感情,岂止不同,简直对立。爱情不会使人产生性交的欲望(即对无数女人的激望),却会引起同眠共寝的欲求(只限于对一个女人的欲求)。”这是多么温馨的体会,同眠共寝的暖情,远远大于性欲,身体和爱情虽然互不排斥,却也有了质的区别。这和托马斯以前的那些“性友谊”,完全是两个方向。这很神奇,是爱情中才有的拥抱感。

特丽莎也十分兴奋,“他们俩都盼着一起睡觉”,渴望做爱之后紧紧相拥的愉悦。她睡得很香,“只要在他的怀抱里,无论有多激动,她都睡得着”。这对特丽莎来说,是出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光。特丽莎的妈妈非常漂亮,未出嫁时有一大群追求者,其中九个求婚者曾围着她跪成一圈,“她站在中间像个公主,不知挑选谁好：第一个最英俊,第二个最聪明,第三个最富裕,第四个最健壮,第五个门第显赫,第六个背诗如流,第七个见多识广,第八个精于小提琴,而第九个极富有男子气。他们都用同一种姿势跪着,膝盖上的功夫相差无几”。女性在爱情选择时往往被不规不矩的男人带向悲剧,特丽莎的妈妈竟然选择了第九个男人,只是因为“与他性交时尽管她一再叮嘱‘小心’‘多多小心’,他却故意为所欲为,使她怀了孕,找不到人打胎而不得不嫁给他”。特丽莎出世时,妈妈默默无语,“牵挂着自已的另外八个求婚者,想起来他们都比第九个好”。不幸的婚姻常常有一种不幸的解脱方式,特丽莎的妈妈遇到了一个离过两次婚的骗子,抛下了丈夫与特丽莎,跟这个神经质的男人私奔了。那个“最有男子气的人”备受打击,到处胡言乱语,触犯政治禁忌,被警方抓起来,死在监狱里。特丽莎与母亲随着骗子继父来到—个小镇住下来,随后几年,“母亲又生了三个孩子,当她重新照镜子时,发现自己又老又丑”。而继父“却跟一个又一个女人胡来”,伤心的母亲永远都在妒忌,却又无力反抗。因为母亲的痛苦,特丽莎从小就沉浸在赎罪的沉郁中。她觉得自己是“母亲命运最主要的罪源”,是“那最有男子气的男人的精子和那最漂亮的女人的卵子的荒谬结合”。母亲无休止地提醒她,“母亲就意味着牺牲一切”,在特丽莎听起来,这意味着自己作为一个女儿,是“无法赎补的罪过”。为此,“她愿做一切事以讨得母亲的欢心,特丽莎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做家务,照顾弟妹,用整个星期天打扫房屋和洗东西”。她天资聪颖,很喜欢读书,却在15岁时,被母亲领出了学校,当了女招待。她只好见缝插针地读书,“无论什么时候洗衣服,盆边总搁着一本书。她去翻书页,洗衣水滴在书上”。

托马斯并不了解特丽莎的这些过去,更体察不到“她的灵魂——那悲伤、怯懦、自我封闭的心灵——隐藏在身体内的底层,羞于显露自己”。特丽莎的精神中积累着底层社会生活中的典型创伤：物质贫穷,精神破碎,意外频出。特丽莎的心理阴影更加深重：“每次特丽莎洗澡,继父都往浴室里钻。”母亲不关窗帘,“在灯下光着身子走,特丽莎很快跑过去把窗帘拉上,唯恐街那边的行人看见她母亲。但她听到母亲在自己身后爆发出大笑”。为了走出原生家庭,特丽莎“期待着找到一个与别人不同的躯体,期待自己脸上显示出从最底层释放出来的水手一样的灵魂”。这就是为什么那一天她在餐馆里初见托马斯,听到托马斯叫她,刹那间感到“那声叫唤的意义太大了,因为这位呼唤者既不知道她母亲,也不知道那帮醉鬼,对他们日复一日单调的猥亵脏话也一无所知,他的上流身份使他超凡出众。”

这是特丽莎的心理,托马斯能看到特丽莎的这一面吗?丝毫没有。男女初遇,总是看到最美好的外层,一切都明亮。但其实,每个人都像月亮,都有寒冷的另一面,当它转动过来,就会蓦然给人惊心的沉重感。寻常的人间交往,每个人都不会展示自己的这一面,但进入爱情,就再也无法掩盖。爱情本身就是赤裸的,它剥去了日常的装饰,将洪荒时代徐徐打开,将每个人最原始的本相展露无遗。这正是特丽莎面对托马斯的冲动,她“感到灵魂从血管里和毛孔里冲出体外,向他展示开来”。

与托马斯生活在一起后,特丽莎更加敏感而紧张,“她对生活的全部渴望都系在一根绳子上：托马斯的声音,因为正是这个声音曾经把她那怯懦的灵魂从她体内深处召唤了出来”。这孤悬一线的精神依赖使她陷入焦虑,她总是做噩梦,梦见自己“赤身裸体与一大群裸身女人绕着游泳池行走,悬挂在圆形屋顶上篮子里的托马斯,冲着她们吼叫,要她们唱歌、下跪。只要一个人跪得不好,他便朝她开枪”。米兰·昆德拉写到这里,开始走出叙事,转动到精神分析的视角,追溯特丽莎潜意识中的自我：那些女人是在为她们的整齐划一而兴高采烈,被托马斯枪杀使她们的欢乐又更上一层楼,狂欢庆贺“在死亡中实现她们更绝对的同一”。而特丽莎为什么在噩梦中痛苦?因为她“不能告诉托马斯,自己来到他这里,是为了逃离母亲的世界,那个所有躯体毫无差别的世界。她来到他这里,是为了使自己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取代的躯体”。但托马斯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还是把特丽莎与其他女人等量齐观：吻她们是一个样,抚摸她们也是一个样,对待特丽莎以及其他女人的身体绝对无所区分。托马斯把特丽莎又送回到她企图逃离的世界,送回那些女人中间,与她们赤身裸体地走在一起”。

但我们也不该责备托马斯,托马斯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懂得特丽莎呢?一切都需要某种伟大的力量来打开,让他们彼此看到灵魂深处的同一性。他们两个人的阶层差异太大了,互相观望的视角只能看到有限的局部。只有被时代冲压到一个水平线上,他们才会看到真正的彼此。中唐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故事：禅门居士庞蕴父女四处游历,路过一座拱桥时,庞蕴跌了一跤,扑倒在地。女儿灵照见状,立刻伏倒在父亲身旁。庞蕴问女儿：“你这是干什么?”灵照说：“见爸爸跌倒,我来扶你!”庞蕴听了,会心一笑：把人搀起来是一种扶,而主动倒下,与跌倒的人处于一个层面上,这更是一种扶啊!后一种“扶”取消了倒地与站立的区别,是高度精神化的心灵相契,让人更加欣喜。

这个故事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形成鲜明对照,米兰·昆德拉写到一个情节：与托马斯共同生活的特丽莎“走路开始步履不稳了,几乎每天都摔跤,或者碰到什么东西,至少也得给什么东西绊一下。一种无法克制的要倒下去的欲念支配着她。她生活在不断晕眩的状态之中。常常摔倒的她总是说：‘扶我起来吧。’托马斯不断耐心地把她扶起来”。但此时托马斯“扶”的只是特丽莎的身体,真正让托马斯认识到特丽莎内心世界的,还是轰然到来的社会灾变。这场灾变正在悄悄酝酿,脚步声让人难以察觉,人们还在原有的轨道中努力生活。

在托马斯的帮助下,特丽莎得到了一份摄影的工作,她对拍照产生了好奇,于是,“托马斯的朋友萨宾娜借给她三、四本著名摄影家的专著,又邀她去一个咖啡馆,给她解释书上的照片,使她对每幅作品都增添了不少兴趣。她静静地凝神倾听,那模样,教授们从他们学生的脸上是不常看到的。多亏萨宾娜,她渐渐明白了照片与绘画之间的关系。她还常常让托马斯带她参观布拉格举办的每一个展览。不久,她的摄影作品便刊登在她所服务的那份图片周刊上,最后,她离开暗室并进了专业摄影师的行列”。

特丽莎的神速进展,似乎是一个奇迹,她的创造力从何而来?米兰·昆德拉在这里展现了他的独特观察：底层人民往往蕴藏着极大的文化创造力,人和人的差异并不在于阶层地位的高低,而在于有没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书中感叹,特丽莎这样一个“被迫终日给人上酒、给弟妹洗衣的少女,不被允许去追求‘上进’的人势必积存着极大的生命潜在力。这种力量是那些一读书就昏昏欲睡的大学生们做梦都想象不到的。特丽莎读的书比他们丰富,也从生活中学到了许多,只是她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大学生与特丽莎这样的自学者的差别与其说在于知识面,还不如说在于他们的生命力以及自信心”。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韩非子早就说过,“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秦末的农民陈胜更是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豪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之所以能够相遇特丽莎,最基本的契合点是他没有贵族化,尽管托马斯身处社会精英阶层,但却有一双平视一切生灵的眼睛。倘若他高高在上,信奉“一流的专业,上流的生活”,那他永远不可能与特丽莎走到一起。人类生活中多少人迈不过这道坎,让爱情变成“门当户对”的狭窄通道。阶层平衡的爱情适合风平浪静的时代,纸做的小船也能随风远航。然而历史的飓风一旦到来,爱情之船的龙骨立刻受到考验。当原有的社会架构倾斜坍塌的时候,多少“爱情”瞬间消失,而托马斯和特丽莎却在大浪淘沙中展现出熠熠闪光的本色。

飓风很快到来,迅猛狂暴,横扫了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年的2月15日,捷克斯洛伐克冰球队奇迹般地战胜苏联队,获得冬季奥运会的冠军。无数年轻人冲上街头,狂欢庆祝。人们开始公开谈论社会改革,街头到处飘散着摇滚乐、爵士乐的气息。剧院开始上演《谁在害怕弗朗茨·卡夫卡》,将以往官方批判的“资产阶级文学”堂而皇之地搬上了舞台。布拉格向来是个十分西化的中欧城市,与苏联那种肃穆的东正教文化氛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在悄悄出现的宽松政治气氛中,布拉格的自由之风日甚一日地蔓延,引起苏联当政者的强烈不满,一个规模庞大的进攻计划正在逐步成形。8月20日,靴子终于落地,苏联坦克轰隆隆地开进了捷克斯洛伐克。伞兵幽灵般降落在首都中心,毫不费力地抓走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杜布切克。杜布切克被带走时告诉办公室主任,一定不能让苏联人得到自己的公文包,因为里面有不想让苏联人看到的文件。等他一周后回到办公室,发现公文包空无一物,这时他才明白,这个办公室主任原来是苏联的间谍。

就在这时,特丽莎开始爆发出真正的生命能量,她和其他热血澎湃的捷克摄影家和摄影记者都认识到：“要为久远的未来保存暴力的嘴脸,只有他们是最好的完成这一工作的人了。”特丽莎走出了个人的生活史,疾步跨入大历史的影像记录中,“在形势有所缓解的大街上转,摄下侵略军的士兵和军官。侵略者们不知道怎么办。他们用心地听取过上司的指示,知道怎么对付向他们开火和扔石头的情况,却没有接到过怎样对待这些摄影镜头的命令。她拍了一卷又一卷,把大约一半还没冲洗的胶卷送给那些外国新闻记者。她的很多照片都登上了西方报纸：坦克;示威的拳头;毁坏的房屋;血染的红白蓝三色捷克国旗所覆盖着的尸体;骑摩托车的青年挥舞着长杆捷克斯洛伐克国旗高速包围着入侵坦克;少女们穿着短得难以置信的裙子,任意与马路上的行人接吻,来挑逗面前那些可怜的性饥渴的入侵士兵”。在艰难中长大的特丽莎,此时展现出岩石般的承重力,她无形中实现了精神内部的转换,从一个被托马斯拯救的卑微女人转化为民族命运的承担者。她在小说中的分量从“轻”变成了“重”,新的生命价值正在伸开枝叶。

这场大入侵,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位名叫寇德卡的剧院摄影师大放光芒。他拍下了一系列现场照片,其中有一张是一个年轻人戴着手表的手臂,时间显示了苏联坦克开入布拉格的那一瞬间。捷克人愤怒而绝望,一位女士甚至打电话给总统斯沃博达,请他开枪自杀,以表达捷克民族的抗议。而更多的人选择离开,多达10万人逃出了捷克仁斯洛伐克,流落在四面八方。托马斯和特丽莎也随着逃亡的人群来到瑞士城市苏黎世,特丽莎随身带着她在布拉格拍摄的大量苏军入侵现场照。她期待将这些照片传播到全世界,告诉人们捷克斯洛伐克人民遭受的磨难。于是她将50张自己精心处理的照片,送到瑞士一家发行量极大的新闻图片杂志。“编辑和蔼地接待了特丽莎,请她坐,看了看照片又夸奖了一通,然后解释,事件的特定时间已经过去了,它们已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特丽莎反驳：‘可这一切在布拉格并没有过去!’她用自己糟糕的德语努力向对方解释,就是在此刻,尽管国家被攻占了,一切都在与他们作对,但工厂里建立工人委员会,学生们罢课走出学校要求苏联撤军,整个国家都在把心里话吼出来。”

但那位和蔼的编辑只是冷静地说：“这儿没有人关心这一切。”

特丽莎想在国外开辟新战场的希望破灭了,她的生活陷入了虚空,“在一个陌生国家里生活,就意味着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没有她自己的国土之网来支撑她：家庭、朋友、同事,还有从小就熟悉的语言可帮助她轻易地说出她想说的话。在布拉格,只有在某种心灵需要时,她才依靠托马斯,可现在事事都得依靠他。如果在这里托马斯抛弃了她,她怎么办?她一辈子都要在失去他的恐惧中生活吗?”特丽莎不满意于自己的软弱,这种软弱在过去可以自我原谅,但在经历了苏军入侵、经历了自己用摄影镜头的反抗后,特丽莎已经不能接受对托马斯的依赖。托马斯在瑞士活得很好,他被一家大医院聘用,拥有能和特丽莎一起过上优渥生活的收入。托马斯的精神格局,此时暴露出中产阶级那不上不下的局限性。他在异国随波浮沉,忙碌于医院的工作中,甚至还找到了新情人。特丽莎恍然发现,托马斯也是一个弱者,她和托马斯的结识“一开始就是一种错误,腋下的那本《安娜·卡列尼娜》不过是一个假证件,它使托马斯想入非非。他们相爱,但他们都使对方的生活如地狱一般。相爱的事实,仅仅能证明这不是他们的错,不是他们的行为,以及变化无常的感情的错,而是他们不相配：托马斯是强壮的,而她是虚弱的。可是,当这位强者都弱得不能伤害这位弱者时,弱者也就不得不强起来以离去”。

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段。特丽莎和托马斯在瑞士可以轻松地生存下去,在远离祖国的安全距离中躲避历史的沉重。但特丽莎不能承受这种“轻”,她需要脚踏土地生活,而不能“在离地面很高的空中踩钢丝”。成长于底层的人最能感受地表的温度,上流社会的人们往往缺乏这样的肌肤感。托马斯在瑞士也可以如鱼得水,但特丽莎就不能忍受远离故土的虚无。面向祖国的向心力给了特丽莎内在的力量,她在这个需要承担家国责任的历史关头,本能地决定要返回捷克。她的这一决定带动了托马斯,故事的发动机出现了角度转换,女性变成主角,成为故事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他们在苏黎世住了六七个月,之后,特丽莎毅然回到了布拉格,她给托马斯留下一封信。信上说她原来以为国外的生活会改变自己,以为经历过苏联入侵事件以后她会长大,会变得聪明而强壮,但她现在明白她高估了自己。“她成了他的负担,不愿意继续成为负担。”托马斯看了信,服了安眠药,可一夜没合眼。他反复考虑眼下的形势,知道他的祖国已经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断了通讯,不可能通过电话电报找回特丽莎,因为特丽莎拍了那些苏军入侵的照片,“今后当局也绝不会让她出国旅行,与她的分离看来已成定局”。

特丽莎毅然回到了布拉格,走的时候没有告诉托马斯。但五天后,托马斯突然出现在特丽莎面前,两个人面对面,仿佛“站在雪原中央,冻得瑟瑟发抖”。他们靠在了一起,就像一对还没有亲吻过的情侣。托马斯问：“一切都好吗?”特丽莎说：“我在等着。”托马斯问她：“等什么?”她没有回答,“她不能对他说,她一直在等着他”。

小说中的这一段写得很简洁,但含义无穷。特丽莎的离开,使托马斯寝食难安,他在驱车离开苏黎世回布拉格的路上,“一面想着对特丽莎的爱,一面柔声重复着‘esmusssein!(非如此不可)’”。虽然他一路也怀疑“是否真的非如此不可”,但他还是义无反顾,特丽莎“把他带入了牢笼,使得他再也无法脱身”。托马斯的内心深处,藏着一个不安歇的灵魂,他总是处于自我矛盾中,哪怕是选择医生这个职业,也是因为有一种亵渎上帝的快感：“上帝亲手创造了人体,又在其外小心地包上一层皮肤,再封好,不让人类的肉眼看到其内部,但他万万没料到,外科医生竟然敢把手伸进这人体的内部。当初,托马斯面对上了麻醉的病人,第一次以麻利的动作切开皮肤,割出一条又直又精确的口子(就像剪一块没有生命的布料、裁一件上衣、一条裙子或是窗帘什么的)时,他体会到一阵强烈但短暂的亵渎神灵的感觉。”特丽莎身上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让他不可分离呢?米兰·昆德拉很小心,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这完全符合爱情的本来面貌：语言达不到的地方,就是爱情的栖息之地。所有说得出来的爱,都是表面的。一个人心里犹犹豫豫,脚步却狂奔过去的人,那就是真爱了。托马斯的心情,何尝不是如此呢?

回到捷克的托马斯“感到绝望”,很晚才入睡。特丽莎醒了,她默默想到,她和托马斯的生活位置彻底转变了：托马斯回到布拉格“是因为她。因为她,托马斯的命运改变了。从现在起,不再是托马斯对她负有责任,从今往后,该她对他负责了”。

这徘徊不去的念头让她沉重,“这份责任在她看来已超出了自己的能力”。但特丽莎并不担忧,因为她回想起来,昨天托马斯突然出现在门口,“没过多久,布拉格的一座教堂敲响了六点钟。他们第一次相遇,特丽莎是六点钟下的班。她看见托马斯坐在对面的一条黄色长凳上,不早不晚,她也是听见了六点的钟声”。这巧合让她感受到“一下子从惶惶不安中解救出来的一种美感,让她全身心都充满了一种对生活崭新的渴望。偶然的幸运之鸟再一次飞落在她的肩头。她含着热泪,无限幸福地听着他在身边呼吸”。

在这个时刻,小说让我们看到了“不可承受之重”的生命内涵：托马斯和特丽莎都选择了面向沉重的生活,只有在这沉重的承担中,他们才有可能“无限幸福”地听到对方的呼吸。这部小说也是在这个地方,点出了一个人生的道理：人性的弱点是回避艰难,但爱情总是让人迎难而上。没有爱情的人可以生活在可承受的“轻”中,一生轻飘飘地度过。而已经爱上的人不顾一切,只能用“重”来衡量生命的分量。“非如此不可”,这是特丽莎带给托马斯的圣灵之光,这个“被人放在草筐里顺水漂来的孩子”,原来是上帝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