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一开始,主人公日瓦戈才10岁,他面临了第一次痛苦的人生经历,那就是父亲的去世,有个叫米沙的孩子在火车上亲眼目睹了事情的经过。一列正在行驶的火车突然紧急刹车,因为有一个中年人跳车自杀,这个中年人就是日瓦戈的父亲。在米沙的眼中,日瓦戈的父亲是个非常善良的人,他好几次来到米沙家的包厢,态度诚恳地请教一些与财产有关的法律问题,股票、债券、破产,等等,看起来特别焦虑。和日瓦戈父亲在一起的是一个律师,名叫科马罗夫斯基,这是书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总是拉着日瓦戈的父亲去喝酒,引诱他喝得酩酊大醉、神志混乱。那一天,日瓦戈的父亲一边喝着酒一边诉苦,说他自己两个多月都没睡觉了,只要酒一醒就痛苦万分。他说着说着,就冲向火车车厢的门口,猛然跳了出去。

日瓦戈的父亲为什么会痛苦万分到自杀呢?因为破产了。他曾经家财万贯,有日瓦戈工厂、日瓦戈银行、日瓦戈商号,但是最后都没有了。律师科马罗夫斯基引诱他去西伯利亚、去欧洲到处游逛,把钱挥霍一空,其实这些钱都被科马罗夫斯基骗走了。妈妈几年前已经去世,父亲一死,日瓦戈顿时陷入困境。富人家的孩子向来不愁衣食,往往比较天真,对社会也没有什么防范心,心理年龄比穷苦人家的孩子更幼稚。突然间变成一个孤儿,眼前一片茫然,“小男孩两手捂起脸,放声大哭起来。一片云彩迎面飞来,将冰冷的雨点浇在他的脸上和手上”。这不仅仅是物质生活的无依无靠,更是精神上的飘零。他父亲长期游走在外,他的母亲有肺病,经常要去欧洲诊疗,每次诊疗都带着日瓦戈,去法国南部或者意大利的北方,这让日瓦戈大开眼界,对广大的世界充满好奇和热爱。这种经历使他和别的孩子有些不一样,他的生活一直不安宁,性格深处久而久之有一种流荡性,既宽广又不安。他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女性,对所有人都心怀仁慈之心,这对日瓦戈来说是细水长流的精神哺育,所以书里说：“日瓦戈和他母亲一样,有一种同一切人平等相处的高贵感情。他也和她一样,看一切事情都凭第一次印象,而且,一开头是怎么想的,他就怎么说,只要这些想法还没改变。”也就是说,日瓦戈很率真,没有什么心机。这样的孩子,如果是在一个稳定的持续的和平社会中长大,尽管失去了父母,也可以在有序的社会生活里逐渐适应,建立起自己的生活,他未来面临的各种人生问题,都会在正常的社会里一点点地化解。但是日瓦戈面前的这个俄罗斯社会,却正在撞向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全部生存逻辑都将被打乱,每个人都不知道自己在时代大动荡中的命运会是如何。

故事的开头是在1903年,这是一个什么年代呢?是1905年俄国革命的前夕。俄国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开始社会改革,宣布废除农奴制。这听起来是巨大的进步,是俄罗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在这之前,沙皇专制高度集权,19世纪初期执政的尼古拉一世依靠警察暴力治国,不准任何人发出反对的声音,书报检查空前严格,大学里面连哲学课都不能上。这和西欧蓬勃发展的民主浪潮格格不入,与俄罗斯知识分子从国外吸收的自由价值观严重对立,因此整个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到处都有非常强烈的思想反抗,反抗的声音主要针对国家农奴制度。什么叫国家农奴制度?就是在俄罗斯,人身不自由的农民占了一半多,他们被强制性地归属到大大小小的贵族农奴主统治之下,形成沙皇统治的政治基础。农民作为最底层的生产者贫困不堪,收获几乎全都变成国家征收的人头税,而且每周还要给农奴主义务劳动三四天,一旦有什么“违规”之处,就立刻会被农奴主送进监狱。

这样不平等的、残酷的制度怎么能持久呢?在一片反抗声中,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开始改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废除农奴制度,但时间不长,188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那些反对他的人炸死了。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上台之后,从父亲的政治立场上大大后退,又强化了专制统治,引起社会更大的不满。1894年,亚历山大三世死了,他的大儿子尼古拉二世继承皇位,整个俄罗斯社会的政治风向变得更复杂了。西欧那边的工业化如火如荼,而俄罗斯却大大落后了,它也想追上去。整个俄国对国家发展的主张众说纷纭,反对沙皇专制的人分成主张君主立宪的自由派和主张社会主义的革命派,互不相让。但他们反对沙皇专制的态度是共同的,自然也受到沙皇专制政府的严厉打击,鞭挞、流放、绞刑遍地都是。不过,反抗的力量也很强,很多高官被暗杀。1904年,8万工人在圣彼得堡皇宫前请愿,沙皇的宫殿卫兵开枪扫射,死伤1000多人。整个俄国社会都愤怒了,国家处在分裂瓦解的边缘,社会进入大规模的动荡期。

生活对于日瓦戈这样一个失去了父母的孩子变得非常严峻,他的孤立无依,被到处断裂的社会环境放大了。但这本小说并没有把日瓦戈写成常见的那种孤儿流浪记,例如狄更斯的《雾都孤儿》。在狄更斯笔下,孤儿奥利弗主要的痛苦是物质穷困,是底层的普遍苦难。帕斯捷尔纳克不打算写这样的故事,他要写的重点是精神磨难,是心灵坎坷。所以,在他笔下的日瓦戈,物质生活仍然保持在上流社会的水准,因为他的舅舅把他接走了。他舅舅叫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这个人很不简单,是个热爱思考的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当过教士,探讨过托尔斯泰主义,又不断地向前探索。他渴望有一种切实有益的主义,这种主义能够在千变万化中指明真正的道路,使世界有所好转,这种主义应当是妇孺都能看得到、听得清的,就像天空的闪电与滚雷。他渴求的是新的东西。”他后来成为了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文化人,“跻身于当代文学大家、大学教授、革命哲学家之行列”。这对日瓦戈来说就太重要了,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的文化格局。一个人如果从小关注的只是些针头线脑,生命就很封闭,长大了就会无意识地将这个世界观带到不断展开的人生经历中,将一切社会生活都装到自己的小小算计中,很难与大世界同步,释放不出温暖人间的热度。而日瓦戈十岁之后跟随舅舅生活,遇到了社会上那些很优秀的人,每天都受熏陶,对他的思想气质有强大的塑造力。尤其重要的一点,是他舅舅那个圈子的批判性思想,让日瓦戈渐渐知道,要在大历史、大社会的视野中,理性地看待当时社会不同的主张、不同的观念,不能放弃独立的思想。舅舅告诉日瓦戈：“确实有些人是很有才华的,但时下最风行的是搞各种各样的团体和会社。不管这些团体信奉的是索洛维约夫、康德,还是马克思,反正都是随声附和,是庸才的藏身之所。人只能单独地探求真理,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那些歪曲真理的人的影响。”

舅舅带着日瓦戈从伏尔加河畔的小城去了首都圣彼得堡,后来又送日瓦戈寄住在好朋友、著名的化学家格罗麦科教授莫斯科的家中,然后自己一人去乡野读书和写作去了。格罗麦科教授家里有个名叫冬妮娅的女儿,年龄比日瓦戈小一点儿,这个小女孩的出现,让我们豁然明白,这部小说让日瓦戈在俄罗斯走来走去,真正的目的地就是格罗麦科教授家,就是要让日瓦戈与冬妮娅会合,让主人公遇上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女人之一。读到这里,读者不难感觉到青梅竹马的氛围,一种美好的期待悄然而生,同时也有些悬念：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这一对年轻人会如期获得人生的幸福吗?

初看起来,一切都顺理成章。日瓦戈和冬妮娅在格罗麦科教授家里一起成长,后来日瓦戈选了医学专业,冬妮娅选了法律专业。两个年轻人如兄妹一样,感情水乳交融。冬妮娅的妈妈安娜·伊万诺芙娜最大的心愿,就是这两个年轻人结为夫妻。“她一面咳嗽,一面把这两个年轻人挨在一起的手抓在自己的手里,让他们的两只手在一起紧紧贴了好一阵子。然后,安娜·伊万诺芙娜控制住自己的声音和呼吸说：‘如果我死了,你们不要分开。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结婚吧。这是我对你们说的话。’她说完这一句,就哭了起来。”

不但冬妮娅的父母期待这对年轻人成家,过上平淡幸福的生活,日瓦戈自己对生活的选择,也是中规中矩。他走的是一条非常理性的人生道路,高中毕业后选择医学,就正是他这种选择的体现。他喜欢艺术,喜欢历史,喜欢写作。他中学时就写散文,甚至还写过一本传记。他想把自己平时所看到的、所想到的东西都写到他的文字里。但是日瓦戈觉得自己太年轻了,写不好这么丰富的社会,无法写成一本深刻而厚重的书。所以他开始写诗。“他之所以敢于写诗,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诗有热烈的感情和独特性。他认为这两个特点,即热烈的感情和独特性,是艺术的现实性的标志,而缺乏现实性的艺术,全是空洞无物的,是无益的。”为了追求现实性,他在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去攻读艺术专业。“不管他多么喜欢艺术和历史,他在选择终生事业时却没有多加考虑。他认为,不能把艺术当作事业,正如不能把天生的乐观和多愁善感当作职业一样。他对物理学和生物学很感兴趣,并且认为,在实际生活中,应当从事一种对社会有益的职业,所以他选择了医学。”按照日瓦戈这种“现实性”法则,他“正常”地与冬妮娅结婚,也是完全符合他的人生逻辑的。冬妮娅不但代表着青梅竹马的美好,也象征着上层社会高贵女子的温馨品格。冬妮娅从小就是他的玩伴,给了他人性的暖光,融化了日瓦戈潜意识中的孤独,也使他认可了冬妮娅代表的这个社会。有了冬妮娅,年轻的日瓦戈遗忘了自己的孤儿身份,快乐地与上流阶层漫步同行,欣于所遇,乐天知命。

日瓦戈的这种感觉实际上是很表面的,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真实存在。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最大的危险是不知道自己的内心矛盾。日瓦戈觉得自己选择了一个很扎实的职业,还要和一个美丽的上层女子结婚,多么美满。他并不明白,自己是一个双重身份的人,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都是寄人篱下的流浪儿,仅仅只是过得很体面而已。他潜意识中的创伤需要在成长中愈合,需要在精神的奋斗中伸展内心坚韧的枝叶。而他现在的快乐生活,本质上是别人给与的,他的幸福婚姻,并没有经历过筚路蓝缕的探寻,缺乏坚实的精神内核。如果日瓦戈所处的生存环境是个稳定的、常态的社会,他的未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他作为一个医生,会和现实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越来越稳固的专业关系,他和冬妮娅的爱情婚姻也会恩恩爱爱,沿着平滑的年轮循序渐进地走下去。如果是这样,日瓦戈身上另一种更重要的潜质——诗人气质就永远不会爆发,他不过是活成了一个标准的绅士。但历史不允许他这样活下去,很快读者将看到,大动荡的社会革命打碎了他的所有预期,在残酷的历史暴力中,他没有任何可能安稳地当一个医生,革命的铁锤,将他的生命急速地打造成了一首悲凉的诗。

日瓦戈和冬妮娅婚姻的另一个空白,是他们没有一段真正的恋爱过程。

整个小说里边并没有写日瓦戈和冬妮娅是如何热烈相爱的,更没有浪漫的表白、深情的斗气、为爱的猜忌、抒情的出游……一切都像水到渠成,结婚了,生孩子了,合理性贯穿在每一步中。冬妮娅似乎为标准而生,具有好女人的全方位品质,善良、温柔、体贴、宽容、勤劳……极度完美。但这里面埋藏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在优渥家庭里面长大的冬妮娅,没有经历过日瓦戈那飘摇的童年,没有体会过冰凉的孤独,没有走过冰天雪地的无助,两个人的心理世界,在基础部分有巨大的差异。这样的差异鲜明地体现在日瓦戈对待尸体的感觉上,他能够在尸体的冰凉中看到死亡之美,书里这么写：

在日瓦戈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学期他整天在大学的地下室里学习解剖尸体。他顺着弯弯的阶梯走下地下室。解剖室里有许多头发蓬乱的大学生,有的站成一堆,有的单独站着。有些人把许多骨头摆在身边,翻着破烂的教科书,死记硬背;有些人一声不响地在角落里解剖着尸体;还有一些人在说笑打诨,追赶停尸间的石头地上一群一群跑着的老鼠。在黑乎乎的停尸间里,有许多白白的尸体像磷光一样隐隐闪着亮光,有不明原因的死者,有不明身份的自杀的年轻女子,有保存完好的溺水女子。因为注射了明矾,他们都显得年轻而丰润。把尸体剖开,切开,做成标本,不论切得多么碎,人体的美依然如故,所以,在把一具完整的美人鱼般的尸体粗暴地摔向镀锌的解剖台时,会感到美得令人吃惊,等到把胳膊或骨头切下来时,依然会感到美得惊人。地下室里充满了福尔马林和碳酸的气味,充满了神秘感,所有这些僵直了的尸体的不明的命运是神秘的,生命本身是神秘的,就像回家或者来到自己的大本营里一样,来到这地下室里的死亡本身也是神秘的。

这一段描写表现了日瓦戈的深层意识,他在“尸体”这个生命的终结点看到了神秘之美。他在父母的早早去世中熟悉了死亡,随后自己的命运被抛入虚空和未知。他后来尽管成长于富裕之家,但这只是幸运,而不是幸福。一切幸运都是单薄的,幸运背后是不可知的神秘,他的心灵深处终究是孤独的。这种深在的孤独本来可以被爱情的喷发打破,让他在灯火阑珊蓦然看见的一刹那,握住灵魂伴侣的命运之手,让眼中燃起凤凰涅槃之火。爱情往往会强力推动人的生命瞬间跃升,推动生命的关键性转折,因为爱是内外结合,是心底火山的猛烈爆发,相爱的人像钢铁融化,像春花怒放,最终实现心灵的本然。但日瓦戈没有,他获得了甜蜜,却也保留了孤独。他的生存经历既有苦难又有温暖,冬妮娅代表着温暖,却不能化解苦难。

《日瓦戈医生》的大转折出现了：俄罗斯相对的和平时期戛然而止,在1917年陷入大动乱。1917年先是“二月革命”,把沙皇打倒了,后来的“十月革命”更加猛烈,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日常生活全部变了样,整个社会都将要重组。日瓦戈作为一个医生,随着医疗队来到了前线救死扶伤,结果自己“被一阵爆炸的气浪冲倒,一粒榴霰弹把他打伤。日瓦戈倒在街心里,浑身是血,失去了知觉”。待他苏醒过来,已经躺在了野战医院。这医院十分简陋,却是决定日瓦戈一生的命运枢纽,他在这里猝不及防地遇上了真正的命中之爱：在一个“温暖的二月下旬”,日瓦戈正在看“在军邮局里积压了很久,现在一股脑儿送来的冬妮娅的很多来信”,忽然“风沙沙地吹动着信纸和报纸,传来轻轻的脚步声。日瓦戈抬起眼睛看去。走进来的是拉拉”。

这个拉拉年轻美丽,日瓦戈不是初见,但从未相识。她是一个底层的女孩,却与上流社会有暧昧的关联,在日瓦戈的眼中,拉拉是一个堕落的边缘人。若是没有战争,日瓦戈永远不会和她有什么交往,但战争把原有的秩序打乱了,原有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也崩坏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奇怪又必然地碰到了一起,日瓦戈和拉拉,正是这样。日瓦戈知道拉拉已经结婚,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现在和安季波娃在一起工作,她是莫斯科来的一位护士,是乌拉尔人。你该记得,在你母亲去世的那个可怕的夜里,有一个姑娘在圣诞节晚会上对检察官开了一枪。后来大概她受过审讯。我记得,我那时候对你说过,我曾经在一个下等旅馆里见过这个女大学生,那时候她还是一个中学生,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我和你爸爸一起到了那个旅馆,现在不记得为什么事去的了,只记得好像是在武装暴动的时候。那个姑娘就是这个安季波娃。

冬妮娅的回信迅速而悲伤,“在这封泪痕斑斑、字迹模糊的信里,冬妮娅叫丈夫不要回莫斯科,干脆跟着那个好得不得了的护士去乌拉尔,因为他一生和她有那么多的巧遇和缘分,是她冬妮娅的平凡的一生无法相比的”。日瓦戈赶紧给她回信：“我虽然和安季波娃住在一座楼房里,可是我至今还不知道她的房间在哪儿,而且我也不想知道。”

真的不想知道吗?女人的直觉和男人的巧辩都是常见的,只有发生的事实才能证明一切——几个月之后,拉拉要离开野战医院了,日瓦戈在餐厅的一角找到了她,两个人有了一番心意起伏的对话。日瓦戈禁不住要说说“心底所有的秘密”,说说“我的妻子儿子,说说我的一生”。这些掏心窝子的话,都是面对最爱的的人才会倾泻而出,拉拉岂能不明白?日瓦戈感叹：“整个俄罗斯的屋顶掀掉了,咱们和所有的老百姓都在露天之下了。没有人管咱们了。自由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活跃起来,新生了,所有的人都在变化,转变。可以说,每个人都遇到两种革命,一种是自身的,另一种是社会的”。日瓦戈的声音“忽然哆嗦起来,开始激动了”。拉拉停了一会儿熨斗,“郑重地、惊愕地看了看他”。日瓦戈开始“没头没脑地胡乱说起来”：

在万众欢腾之中,我常常遇到您神秘而忧郁的目光,那目光游移不定,好像是在遥远的地方、遥远的国度里。我多么希望我看到的不是这种目光,希望看到您脸上满意的表情,希望您满意自己的命运,丝毫无求于人。多么希望您的一位什么亲人,您的朋友或者丈夫(最好是一位军人),抓住我的手,要求我不要为您的命运担心,不必操心、过问您的事。那我就抽回我的手,再不问了……哦,我失言了!对不起,请原谅。

这深情的爱怜之言说得不能再明白了,完全“泄露了他的情感”。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表白,表白之后,日瓦戈“带着无法克制的尴尬心情站起身来,走到窗前。他背朝着房里,用手托着腮,胳膊肘撑在窗台上,用漫不经心的、视而不见的目光朝黑乎乎的花园里望着,希望镇静一下”。

表白之后,他是多么希望听到拉拉同等热情的回应,这是所有男人的愿望。但拉拉的反应却像夏天的雪花,清凉地落在日瓦戈的心里。她仿佛自言自语地说：“啊,我就是怕这种事儿呀!多么不好的误会呀!日瓦戈,不能这样呀……”她平静地让日瓦戈去喝杯茶,“等您再回来,还是要像我已经看惯了的、我希望看到的样子。”

她和颜悦色地拒绝了日瓦戈：“我知道,这是您做得到的。就请您这样吧。”

一个星期后,拉拉就走了。她难道不爱日瓦戈吗?并非如此,她“每天值班都要在早晨和傍晚查两次病房,同日瓦戈以及同其他病房的病人交谈几句无关紧要的话”。她对日瓦戈很有好感,“这人真怪,真好奇。人很年轻,却很不亲热。鼻子翘翘的,不能说很漂亮。不过,从好的方面来说,他很聪明,头脑灵活,挺招人喜欢”。

但她不能爱日瓦戈,她有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曾经爱过的丈夫。更重要的是,她有伤痕累累的过去,她不想打破现在的生活。

难道日瓦戈和拉拉就此分别永不相见了?绝不!历史将告诉他们,革命和战火已经推翻了所有的常理,爱情被遍地的硝烟和死亡重新定义,它如同美丽的悲剧,变成了人间不可抛弃的最后一片树叶。在爱之下,一切禁忌都不值一提。这乱世的至理,只有在他们第二次相见时才彻底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