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一起读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长篇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

这部小说出版于1985年。而在这以前,1982年,马尔克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的作品是长篇小说《百年孤独》。《百年孤独》是我们中国读者特别熟悉的作品,尤其是这部作品的开头,几乎是每个作家都能背诵的名句：“多年以后,面对枪决执行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一定会想起他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评论家称赞马尔克斯写出了时间的循环性,在循环性中表达了内卷性的封闭与孤独。然而对马尔克斯来说,这其实是特别现实主义的写法,完全来自他的童年记忆。他自己解释过,《百年孤独》这段开头的初始形象,是一个老人带着孩子去看冰块,马尔克斯说：“这个形象是来源于外祖父带我去看马戏团的单峰驼的那个时刻。在我们居住的阿拉卡塔卡,那个时候我根本就没有机会看到冰。香蕉公司的行政管理委员会曾经收到过某种冰冻的鲷鱼。那些看起来像岩石的红鲷鱼让我受到触动,于是我便问外祖父了。外祖父,向来什么都要给我解释的外祖父,说它们是冰冻了,所以看起来才像岩石。我问他‘冰冻’是什么意思,他便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委员会那儿,要求他们把一箱冰冻的鲷鱼打开,我便见识了冰。在单峰驼和冰之间做决定时,我自然是倾向于冰了,因为从文学的立场看,它更加容易引起联想。现在,让人感到难以置信的是,《百年孤独》居然是从这么简单的形象开始的。”这让人十分钦佩马尔克斯的文学天才：他的神秘想象力,奇异地引导着他从一个小小的冰块开始,写出了几百年被殖民的哥伦比亚国家历史,写出了哥伦比亚人和人之间,以及家族内部痛苦的变迁,用“孤独”概括了宏大叙事中的民族记忆。这本书奠定了马尔克斯伟大作家的历史地位,《纽约时报》评价说：“《百年孤独》是《创世纪》之后,首部值得全人类阅读的文学巨著。”这个评价可以说是无与伦比了。

更值得全世界读者注意的是马尔克斯的文学生涯。他是一个真正靠文学建筑起自己的生命,并且以文学给人类瑰丽想象的纯粹作家。他的人生,是文学原创性的一杆旗帜,既魔幻又充满现实主义的力量。什么样的生活最值得过?马尔克斯的传奇一生证明：文学是人类最美好的生存方式之一,他87年的诗意历程是一本大书,为全世界的文学读者提供了完美的精神体验。

1927年3月7日,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哥伦比亚的阿拉卡塔卡。这是个很偏僻的临海小镇,在哥伦比亚的东北角,邻近委内瑞拉。整个哥伦比亚有40多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有四个多江苏省那么大,现在有将近5000万人口。它的最南端在赤道上,北部靠近加勒比海,西部是太平洋。在哥伦比亚西北特别是西面,靠近太平洋的地区,有很多山脉,山脉里有很多河谷,海拔在1000米到2000米之间,气候宜人。哥伦比亚的南部郁郁葱葱,温度非常高,热带雨林无边无际,潮湿的枯枝败叶飘着腐烂的气息,不太适合人居住,所以人就比较少。而北部、西部的山谷地带聚集了很多城镇,居民众多。这个地方原来都是印第安人,1492年之后,哥伦布在大航海时代发现了美洲,大量的殖民者随之而来,这些主要来自欧洲的移民具有技术优势、装备优势,给当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个变化从某些方面来说是灾难性的。南美洲的印加帝国,是个拥有5000多万人的族群。但是欧洲人来了以后,把南美洲变成了一个资源的采掘地,特别是一些稀有资源被疯狂地开采。比如说,玻利维亚有一座山叫波托西,山下有个波托西城。这个城原来非常有名,1650年左右的时候就已经拥有16万居民,成为当时世界上特别富有的城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有白银,欧洲不产白银,所以白银就变成一个稀有之物。殖民者蜂拥而来,把这个地方开采得一干二净。波托西这个地方原来有5000个矿井,现在全关了。波托西对面还有一座山叫瓦卡西,现在被称为“哭泣过的山”。这个山名听起来就很悲伤。这个城市现在一塌糊涂,一片荒芜。其实这也是南美洲一个时期命运的象征。哥伦比亚也不例外,1536年就变成了西班牙的殖民地。殖民者来了以后,在西部、西北部建立了很多居民点,因此这里也有很多工业。大量的人口聚集过来,进城的这些底层人民,没有钱也没什么专业技术,只能在最底层打工。进入19世纪,哥伦比亚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独立运动,终于在1819年成立了哥伦比亚共和国。虽然独立了,但本质上美国和英国的跨国资本仍然垄断着哥伦比亚的铁路、石油、咖啡、香蕉种植,掠走了超额利润,使哥伦比亚底层的生存更加困苦。

马尔克斯出生的时候,阿拉卡塔卡小镇正处于香蕉产业的夕阳期,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已经在这里经营了将近20年,火车在浓荫蔽日的香蕉种植园中穿行,熙熙攘攘的街道到处是挥金如土的暴发户。马尔克斯回忆：“那年月,真是挥金如土啊。达官权贵和巨商富贾们一面欣赏着裸体女人跳昆比亚舞,一面用钞票点火抽烟。诸如此类的传说把大批冒险家和妓女一窝蜂似的吸引到哥伦比亚北部沿海地区的这个偏僻的小镇上。”童年的马尔克斯经常和外祖父去看美国联合果品公司的居住地,“公司周围用一圈铁丝网围着。里面的一切似乎都很整洁凉爽,镇上的尘土以及烤人的炎热在这里一点儿不见踪影。里面还有池水澄蓝的游泳池,四周摆着小巧的桌子,支着遮阳的大伞;绿油油的草地像是从弗吉尼亚州搬过来的;姑娘们在草地上打着网球：这简直是把菲茨杰拉德笔下的世界移到了热带腹地。傍晚时分,那些美国姑娘坐着汽车到阿拉卡塔卡炎热的街道上去兜风。她们仍然穿着20年代的时装,那是人们在繁荣的20年代的蒙帕尔纳斯或者纽约广场饭店的走廊里会穿的那种服装。汽车的顶篷是活动的。这些姑娘们娇滴滴、喜盈盈,穿着白色透明的薄纱衣服,坐在两只大狼狗中间,好像不怕炎热炙烤。”

然而这只是火把燃尽的绝唱,马尔克斯年幼时,贪婪地赚快钱的美国公司撤走了,小镇快速败落,“众多陌生的面孔、大道上支起的帐篷、当街更换衣服的男人、张着雨伞端坐在箱笼上的妇女以及饿死在旅店马厩里的被丢弃的骡子所组成的那场狂风暴雨”,犹如一堆“枯枝败叶”。马尔克斯和妈妈走过小镇,“往昔那个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彩色阳伞的车站,如今已然衰微破败,没有一个人影。列车把他们母子俩丢在正午耀眼的寂静中,只有蝉忧郁的歌声不时打破这份寂静。火车继续它的旅程,似乎它刚刚经过的。是一个虚幻的镇子。一切都仿佛废墟,一派被遗弃的景象,一切都被炎热和遗忘吞没了。陈年积土落在老式的木头房子上,落在广场上打蔫的巴旦杏树上。……母亲遇见的第一个女友(当时她正坐在一个房间阴暗角落里的一架缝纫机前)第一眼竟没有认出她来。两个妇女彼此打量着,仿佛要透过各自疲惫衰老的外形,努力回忆起昔日少女时代美丽动人的容貌。女友的声音又是惊喜又是悲伤。‘大姐!’她站起身子,失声叫道。两人于是紧紧拥抱,放声大哭”。

这个场景,马尔克斯印象太深,他后来说：“我的第一部小说,就是从那时,从那次相遇受到启迪而诞生的。”这句话很重要,真正的含义正如一位著名记者所说：“马尔克斯的所有小说,都来自那次相遇。”

贫困加剧了哥伦比亚的政治动荡,国内的自由派与保守派打个不停。马尔克斯的外祖父是自由派军队的上校,“受到全镇百姓的敬重。他毕生只碰到过一个人胆敢对他出言不逊,后来此人被他一枪结果了性命。这个强势的男人不仅在政治上激情澎湃,对女人的欲望也火焰熊熊,在全镇竟有几十个私生子”。马尔克斯8岁之前一直和这位生命力超强的外祖父生活在一起。随着父母双亲迁往苏克雷河港附近的辛塞镇,1940年,13岁的他被送到距离首都波哥大不远的一所著名中学。父亲对他期待很高,希望他沿着“一流中学”“一流大学”的路径成为社会名流,改变自己家族中从来没有大学生的文化劣势。

马尔克斯的父亲绝对没有想到,儿子对这所著名高中的感觉是一片冰凉,完全是“一座修道院,没有暖气,也没有鲜花”,坐落在“一个离大海1000公里的遥远而又凄凉的镇子”上。这倒不是马尔克斯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而是人文地理环境变化太大。阿拉卡塔卡一带属于海洋气候的加勒比地区,阳光灿烂,处处可见浓烈的蓝色和绿色。而波哥大一带却是安第斯山区,云雾弥漫,细雨飘飘,视野里都是“一种细腻的灰色和沉郁的绿色”。马尔克斯回忆道：“还有人种上的差别。沿海居民是西班牙后裔安达卢西亚人、非洲黑人以及勇猛的加勒比印第安人,他们生性直率开朗,与矫揉造作格格不入,丝毫不把等级和礼仪放在眼里。他们喜欢舞蹈,音乐总是十分欢快,有着非洲的节奏和打击乐器的声响。但山区的哥伦比亚人就大不相同了,他们保持着西班牙中西部卡斯蒂利亚人刻板、讲究形式的特点,有着奇勃恰印第安人沉默寡言和多疑的性格;他们的保守和注重礼节是不动声色的,就连幽默都不易觉察。他们举止彬彬有礼,往往掩盖了骨子里好斗的性格,只要几杯酒下肚,这种秉性就常常会不合时宜地暴露出来。和围绕着安第斯山居民的景色一样,他们的音乐也是凄凄切切的：诉说着遗弃、离别,以及逝去的爱情。”对于马尔克斯这个来自加勒比沿海地区的13岁少年来说,他“蓦地意识到自己将不得不在这个陌生的世界生活了。他又惊又怕地看着首都如此凄凉的景象。夜幕渐渐四合,召唤人们去做晚祷的钟声响了起来。他透过出租汽车的小窗直勾勾地看着雨中灰暗的街道。想到要在这种殡葬般的氛围中生活好几个年头,他心里真是说不出的沉重。想到这里,他不禁放声大哭,使得来车站接他的学监大惑不解”。

环境的巨变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人的成长中有一种境遇叫“相反相成”。人文地理上的强烈反差,让少年马尔克斯迫切需要一个精神通道,去释放自己的压抑。他找到了文学,德国的《魔山》、法国的《三个火枪手》《巴黎圣母院》、英国的《水仙号上的黑水手》……更为幸运的是,当时的波哥大有一个“石头与天空”文学小组,那里都是些具有反叛精神的文学青年,他们给了马尔克斯阳光般的自由热量,使他沉浸在文学的大海中扬帆远游,一发不可收拾。马尔克斯后来感激地说：“如果没有‘石头与天空’,我真不敢说我会成为作家。”

1947年,20岁的马尔克斯考入了波哥大国立大学法律专业。这倒不是他热爱法学,而是来自他父母的期待。法官或律师社会地位高,能给全家人带来荣光。这种勉为其难的选择当然不会让马尔克斯安心,他人在法律系,过的却是文学系的日子：“那时候,我最为倾心的消遣是在星期天登上装有蓝色玻璃窗的有轨电车,只要花五分钱,就可以从玻利瓦尔广场到智利大街不停地兜风。我在有轨电车里度过了那些令人忧伤的下午,那些下午似乎拖着一条由其他无所事事的星期天连缀而成的没有尽头的尾巴。而我在这种放任兜风的旅途中所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读诗,读诗,读诗!在城里坐一个街段的有轨电车,我可能就能读一个街段的诗,直到夜雨霏霏、华灯初上的时刻。然后,我跑遍老城里寂静无声的咖啡馆,去寻找一位仁人君子行个好陪我一起谈论我刚刚读完的那些诗篇,那些诗篇,那些诗篇。”突然有一天,马尔克斯从同学那儿借到一本奥地利作家卡夫卡的《变形记》,刚刚读了开头,他就震撼不已：“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马尔克斯“哆哆嗦嗦”,心里惊叹,“他妈的,原来可以这么干哪”。第二天,他就破天荒地写出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第三次无奈》,从此彻底转向小说写作。

这次大转向,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方式,“他不修边幅,总是夹着一本书出入咖啡馆。他可以在任何场所栖身过夜,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一个浪荡的家伙。不过,这会儿他不再诗啊、诗啊的一个劲儿地读诗了,而是小说、小说,彻底迷上了读小说,先是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是托尔斯泰、狄更斯,再后来是上世纪的法国作家福楼拜、司汤达、巴尔扎克、左拉。”这样的浪游日子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48年4月,波哥大爆发严重暴乱,马尔克斯租住的房子被焚毁,波哥大大学也无限期关闭。动乱之中,他转学到哥伦比亚北部加勒比海边的卡塔赫纳大学,边上学边写小说,还为卡塔赫纳日报《宇宙报》撰写每日评论。回到熟悉的加勒比海之畔,他的文学梦想更活跃了,很快认识了100多公里之外的工业大城巴兰基亚的一帮文学青年,这些人成立了一个“巴兰斯基文学小组”,热衷于现代主义文学。1950年,马尔克斯干脆也搬到巴兰基亚,一面为《先驱报》写每日专栏,一面开始写作自己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枯枝败叶》。

这个“巴兰斯基文学小组”对马尔克斯的影响很大。文学小组的成员都是一些非常年轻的小伙子,特别喜欢喝酒,性格豪放,聚在一起喜欢讨论大作家的作品,乔伊斯、斯坦贝克、考德威尔、多斯·帕索斯、海明威、舍伍德·安德森、德莱塞、福克纳……而讨论这一切的地点经常是妓院!马尔克斯十分怀念这段日子：“对于我来说,那些年月不仅是我在文学上而且也是在生活上眼花缭乱同时又有所发现的时期。我们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一面谈论着文学,直到天明。每天晚上,我们至少要谈到10本我没有读过的书,第二天,他们就会借给我看,他们什么书都有。我们还有一个开书店的朋友,大家常常帮他制作订书单,每次只要从布宜诺斯艾利斯运来一箱书,我们就欢庆一番。”他为了写作,有段时间住在一家“妓女经常出没”的廉价旅馆。虽然廉价,他有时候还是没有过夜的房钱,于是把正在撰写的小说原稿交给看门人作为抵押。马尔克斯回忆：“那家旅馆很大,房间的隔墙是硬纸板做的,所以,邻近房间里的一切秘密都能听得一清二楚。我可以辨认出许多政府高级官员的声音,使我感动的是,他们大部分人不是来寻欢作乐,而是来向他们的露水伴侣倾诉衷肠的。”

也就是在这个破旧的旅馆里,马尔克斯读到了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达洛卫夫人》,他一刹那感到拨云见日,文学的天空更加清澈。后来他深情地回忆：“如果我在20岁的时候没有读到《达洛卫夫人》中的这段话,可能今天我就是另一副样子了”。马尔克斯说的这段话是这样：“但是,毫无疑问,车子里面坐着的是个大人物：‘大人物遮掩着经过邦德街,凡夫俗子们伸手可及;他们可能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英国的君主、国家的不朽象征这么近。等到伦敦沦为一条杂草丛生的道路,这个星期三上午在人行道上匆匆走过的人们全都变成了白骨,几枚婚戒散落其中,还有无数腐烂的牙齿里的黄金填塞物,好奇的文物学家翻检时间的废墟,才能弄清车里的人是谁。’我记得,我是在一家旅馆的简陋的房间里,忍着酷热,一面轰蚊子,一面读这段话的。它完全改变了我的时间概念。也许,还使我在一瞬间隐约看到了马孔多毁灭的整个过程,预测到了它的最终结局。另外,我想,它难道不是《族长的秋天》的遥远的起因?而这本书正是描写人类的权力之谜,描写孤独和贫穷的。”马尔克斯曾经说过,《族长的秋天》是他自己感觉写得最好的小说,但他把这最心爱的作品归功于弗吉尼亚·伍尔夫,其中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青春的日子就这样艰辛而恣意地过着,1954年,马尔克斯搬回了波哥大,担任《观察家报》的特约撰稿人。1955年,他的长篇小说《枯枝败叶》出版。这部小说只有九万来字,但意义重大。小说中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叫做“马孔多”的小城,正是他的故乡阿拉卡塔卡的隐喻。从此,“马孔多”成为马尔克斯小说中的标志性地名,也是《百年孤独》的故事发生地。《枯枝败叶》中“香蕉公司”的无所不能、老上校一家祖孙三代的孤独困境,都是马尔克斯后来创作主题的缩影。

1955年,马尔克斯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作为《观察家报》的特约撰稿人,他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政府的渎职,招来独裁政府的警告,被迫出国,去巴黎担任《观察家报》驻欧洲记者。第二年,《观察家报》被独裁政权关闭了,29岁的他只好留在巴黎,在贫困中坚持写作。最穷的时候,他甚至搜集各种空瓶子卖给商店,勉强维生。此后的生活可谓颠沛流离,在东欧、委内瑞拉、古巴、美国、墨西哥、西班牙流亡般地迁徙。其间还在1959年结了婚,有了孩子。尽管生活动荡,但他始终保持了一个作家的蓬勃创造力,一部部小说接连问世：1959年出版长篇小说《恶时辰》;1962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格兰德大妈的葬礼》和中篇小说《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5年开始写作《百年孤独》,1967年出版;1970年出版《一个海难幸存者的故事》;1973年出版短篇小说集《纯真的埃仁蒂拉》;1975年出版《族长的秋天》;1981年出版《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85年出版《霍乱时期的爱情》。随后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梦中的欢快葬礼和十二个异乡故事》、戏剧《对一个坐着的男人的爱的谩骂》。1999年之后,他出了三卷本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第一卷、长篇小说《苦妓回忆录》。这极为不易,因为他1999年查出患上淋巴癌,接受化疗,因而造成脑部大量神经元损失。加上马尔克斯家族有老年痴呆遗传史,写作更加艰难。2006年1月他宣布停止写作,但2010年还编辑整理了演讲集《我不是来演讲的》。

特别值得中国读者高兴的是,2010年,病中的马尔克斯与他的女出版经纪人卡门经过长达两年之久的中国市场调查,终于同意正式授权中国出版《百年孤独》中文版。这听起来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距离1967年的西班牙版已经相隔43年。其中的缘由,是1990年马尔克斯到中国访问,发现书店里有各种未经授权擅自出版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这让他大为惊讶,也很生气,发誓“死后150年都不授权中国出版他的作品,尤其是《百年孤独》”。这可真不是虚言,1992年之后,中国正式加入《世界版权公约》,有100多家中国出版机构向马尔克斯提出版权申请,但他一概不答应。直到2008年,他被中国出版人的真诚所感动,几经考察,最终向中国出版界敞开了心扉。他多年坚持不授权,是对中国维护知识产权事业的极大推动。而他的正式授权,更是对中国出版界的巨大支持。这样一位伟大的作家,2014年4月18日在墨西哥城去世了,但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给与中国文学界的馈赠,让我们不再仅仅记住他所写的“孤独”,更有他跨越太平洋的温暖心意。

我们在怀念他的时候最有感触的是：南美是“混合经济”“混血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他的身上有着极其丰富的文化因子：西班牙人、印第安人、欧洲人、非洲人、美国人、墨西哥人……他热爱人类文化中所有的精神花朵,热烈赞美犹太作家卡夫卡、英国作家伍尔夫、美国作家海明威,多元开放的文学之心在辽远的跨度中明亮地成长。同时他又无限热爱自己的文化根系,永远守护着“马孔多”这个心灵的故乡。这在第三世界面向欧美强势文化的时候,尤其显得珍贵。他的情怀源远流长：“在拉丁美洲,我们一直被教导自己是西班牙人。一方面,确实如此,因为西班牙因素组成了我们文化特性的一部分,这是无可否认的。不过我在那次安哥拉之行中发现,原来我们还是非洲人,或者说是混血儿。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混合文化,是博采众长而丰富发展起来的,那时我才认识到这一点。在我的故乡,有些文化样式来源于非洲,与高原地区的土著民族文化大不相同。在我们加勒比地区,非洲黑奴与殖民时期之前的美洲土著居民的丰富想象力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又与安达卢西亚人的奇情异想、加利西亚人对超自然的崇拜融合在一起。这种以魔幻手法来描绘现实的才能来源于加勒比地区和巴西。正是在那儿,涌现出一种文学、一种音乐、一种像维弗雷多·林的作品那样的绘画,它们是那一地区的美学表达手段。加勒比教会我从另一种角度观察现实,把超自然的现象看作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加勒比地区是一个同别处截然不同的世界,它的第一部魔幻文学作品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日记》,这本书描述了各种奇异的植物以及神话般的世界。是啊,加勒比的历史充满了魔幻色彩,这种魔幻色彩是黑奴从他们的非洲老家带来的,也是瑞典、荷兰以及英国的海盗们带来的。这些海盗能在新奥尔良办一个歌剧院,能让太太小姐们的牙齿上镶满钻石。加勒比地区集中了各色人等,相互之间有很大差异,这在世界上别的地方是见不到的。我熟悉它的每一个岛屿：那儿有肤色像蜂蜜那样金黄、眼睛碧绿、扎黄色头巾的黑白混血女人;有混杂了印第安人血统的洗衣服和卖护身符的华人;有从他们所经营的象牙商店里出来到马路当中拉屎的、皮肤发绿的印度人;还有尘土飞扬、酷热难当的小镇,那儿一边是不堪风暴侵袭的小屋,一边矗立着装有防晒玻璃的摩天大楼;那里还有七种色彩的大海。得了,我一说起加勒比就没个完。它不仅是一个教会我写作的世界,也是唯一不让我感到自己是异乡人的地方。”

这番话,才是我们打开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的秘钥,也是理解《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