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来谈一谈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国》。

要谈川端康成,先要谈谈日本文化。1968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在授奖词中写道：“这份奖励,旨在表彰您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您的小说技巧,体现了日本人纯净心灵的精髓。”可以说,在世界文学界看来,川端康成是日本精神的唯美代表,不了解日本文化,就无法理解川端康成。

日本这个离我们很近的海岛国家,从外部看,有很多外人看不懂的东西。一个比较典型的样本是京都的金阁寺,金阁寺的正名叫鹿苑寺,有七八百年的历史。这个寺里最著名的建筑就是金阁。金阁一共三层,一层二层之间没有房檐。第一层叫法水院,建筑风格是富贵人家居住的寝殿,正面5根柱子,侧面3根柱子,形成一个房间。第二层叫潮音洞,是一个佛堂结构,有格子窗。第三层也是佛堂,但却是禅宗样式,围栏跟第二层很不一样,用了逆莲柱。金阁的顶上立着一只凤凰,金灿灿的。1950年,这栋美轮美奂的老建筑被一个小和尚一把火烧了,1955年才重新建好。重建之前,只有第三层贴上了金箔,而这次重建,把第二、第三层全部贴满了,而且比一般建筑用的金箔厚了五倍,看起来金光闪闪,成为日本最受欢迎的历史古迹。这个建筑从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寝殿、日式佛堂、禅宗佛堂互不相关,放到一起是冲突的。但是设计师硬是把它们融为一体,通过金色的一体化视觉达到和谐,这是一种很微妙、很惊险、很精巧的构造,看起来很简单,其实很复杂。

这个金阁寺,颇有日本文化的内蕴,川端康成就是在这样的文化里边成长的。这种文化初看很华美,时间长了就会感到幽玄无底,一言难尽。“二战”期间,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为了研究日本人的性格,写了一本特别著名的书,那就是《菊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刀是日本武士精神的体现,这两个东西非常矛盾,菊花耽美,刀剑好战,但在日本人的文化性格里面统一了。傲慢而崇礼、保守而善变、驯服而倔强、拘谨而狂放、勇猛而怯懦——这些对立的品格,共同铸造了日本的独特文化。身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川端康成的心态是矛盾的。1935年,他在刊登于《读卖新闻》的文艺随笔中写过：“日本这个国家很糟糕。没有文学精神,没有文学传统,乃是我们国土的罪孽。”1936年,他又在《东京新闻》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近来散漫地读了一点日本的古典文学。例如王朝和江户的小说,阅读的方法,与读我们今天的作品没有多少不同。读过之后是失望的,空虚的凄寂感淹没了我。”然而这种悲凉又是他后来的精神支柱,1947年他在随笔《哀愁》这样说：“战败后的我,只能返回日本古来的悲戚中去。我不相信战后的世态人心,不相信所谓的风俗,或者也不相信现实那个东西。”直到晚年,川端康成还是在感叹日本传统文化的隐没不显,忧心忡忡地说：“明治之后,随着国家的开放与振兴,曾出现伟大的文豪。但我觉得许多人在引进与学习西方文学方面,耗费了青春与精力,大半生都忙于启蒙工作,却没有立足东方和日本的传统,使自己的创作达到成熟的地步,他们是时代的牺牲者。”

川端康成为什么如此矛盾?这还是要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去探寻,尤其是他的心路。

川端康成1899年出生于日本的大阪府三岛郡茨木市,他的祖上据说属于镰仓幕府时代的第三代执政官北条泰时家族,是贵族阶层。不过这个记载不是很可靠,川端康成在自己的文学自传里边也说：“我有北条泰时第31代或32代孙这样一个不甚可靠的宗谱。”这个北条泰时太遥远了,我们不必管它,值得注意的是川端康成的爷爷——川端三八郎。他是个上门女婿,入籍为川端家的长子。说起上门女婿,日本和中国差别极大。我们中国的很多上门女婿都心里想着哪一天经济实力充足了,就带着老婆孩子独立门户,脱离妻家。而日本文化不一样,上门女婿会死心塌地维护妻子家族,有时候自己原来的家族和妻子家的人有了冲突,上门女婿会特别卖力,毫不客气地把自己家族的人打回去。这个川端三八郎来到川端家,很想干出点儿振兴家门的事儿来,他搞各种新产业,废了稻田种茶树,还找来海藻提炼琼脂,但都失败了,把家折腾得越来越穷。不过有一件事他干得挺成功,那就是学医。他把传统医术和西洋医学混在一起,给村里人治疗各种病,还挺见效。特别是有一回流行疟疾,附近村庄都死了很多人,但川端康成爷爷这个村的村民因为吃了他配的药,都救活了。这让他名声大振,不过这种成功实在是太少了,在他的不断折腾中,川端家的财产一天天消失。在这一路下坡的家境中,1899年6月14日,川端康成出生了。很有意思的是,川端康成对于出生在这样一个家道中落的家庭,还感到有些幸运。他后来在《临终之眼》中写过：“艺术家不是一代人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继承下来,才能开出一个花朵。也许有少数例外,但只要调查一下现代日本作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出身世家。读读妇女杂志的流行文章、女明星的经历和成名故事等,便会知道她们都是名家之后,在父亲或祖父一代家道中落的。而出身卑贱然后自行发迹的姑娘几乎一个也没有。情况如此相似,实在令人吃惊。若将电影公司玩具般的女演员也算做艺术的话,那么她们的故事大约也不只是为了虚荣和宣传而编造的吧。可以认为,世家代代相传的艺术教养流传下来,结果才能产生一个作家;但在另一方面,世家后代大抵是体弱多病的,犹如残烛的火焰即将燃到尽头一般,也可以把作家看成是行将灭绝的血统。”这真是让人感慨,这段话几乎是川端康成对自己命运的预言,对自己的命运,他到底是自豪呢,还是自怜呢?

川端康成的父亲是个医生,喜欢看书,家里有不少文学书籍。若是生活顺畅,川端必定能从父亲身上感受到亲情的同时,受到文学的滋养。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川端康成出生后不到六个月,他的父亲就因为肺结核去世了。更加凄苦的是,一年之后,他的母亲也因为肺结核离世,尚无记忆的川端康成,一下子失去了双亲。悲伤的爷爷和奶奶带着他回到了故乡——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痛失儿子儿媳的爷爷奶奶生怕川端康成有个三长两短,对他的关护达到了极致,不敢让他随意出门,甚至为了防止感冒,不让他理发,就这么小心翼翼地养到了7岁,1906年春,川端康成上小学了。上学了更不放心,稍微有点儿头疼脑热,爷爷奶奶就不让他上学。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当年9月,川端康成的奶奶突然去世了,一个柔弱的儿童,此时身边只有一个半盲状态的爷爷了。

川端康成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获奖词中引用了日本明惠上人的一首和歌：“冬月拨云相伴随,更怜风雪浸月身。”川端康成曾经书录这首诗赠给友人,诗的深处,或许渗透着他自己童年的悲哀吧?这种悲哀深埋在心底,是欲哭无泪的长痛。川端康成后来写道：爷爷和他都是容易动感情、容易落泪的人,但奶奶去世之后,“祖父不哭了,我也不哭了”。爷孙俩面对面,常常寂静无声。

寂寞中的川端康成爱上了读书,而且喜欢爬到树上看书,“像一个轻松干活的花匠,爬上院子里的厚皮香树,坐在粗大的树枝上看书”。他说：“我觉得在树上看书,比在房间里看书踏实得多。我一坐在树上,就好像坐在长途旅行的火车上一样,各种杂念全都抛到脑后去了。”最难熬的是夜晚,爷爷为了省钱,不肯买煤油点灯,家里只有烧菜油的传统灯笼。默坐在幽暗的房间里,川端康成难以忍受,几乎天天跑到小伙伴家里玩儿：“我走出家门,顿时觉得周身轻松,一溜烟儿地跑了起来。朋友家里温暖得很,我越是惦记孤苦伶仃的祖父,反而越发不愿意起身告辞,经常要过12点钟。当背后朋友家小门的铃声响完,便有一股悲凉的哀伤猛然袭来。走到自己家的树篱前,一面感到黑暗的恐怖,一面担心留在家里的祖父会不会死去,于是跌跌撞撞地跑起来。这是每晚的惯例。然后,悄悄爬到祖父的卧铺跟前,注视着他的睡脸,同时眼眶里充满泪水,后悔不该把他一人撂下。”矛盾的心情,在小小的川端康成心里,深深地蔓延着,他还是个孩子,但已经悄悄地感受了生存的无奈。

1914年5月25日,爷爷去世了。这一天,16岁的他正在中学参加日本皇太后葬礼的“遥拜”仪式,突然感到重病在家的爷爷不行了,急忙奔回家,大声喊“爷爷,我回来了”,爷爷含糊回答了一声“真快,好极了”,随后停止了呼吸。从此,川端康成彻底变成了孤儿。全村的人都很怜悯他,葬礼那天,“送葬的行列穿过村子时,每个十字路口都站着村里人。川端康成走在棺柩前头,从他们面前通过时,女人们便放声大哭,嘴里不断念叨着‘可怜哪,可怜哪’,川端康成只是感到不好意思,觉得很不自在。走过一个路口后,那些女人们又抄近道站在下一个路口,然后又和刚才一样大哭起来”。

爷爷去世后,川端康成变为“无父母之子,无家庭之子”,只能搬到中学住读了。他所在的大阪府茨木中学声誉卓著,对学生要求很严格。尤其是体育锻炼抓得很紧,赤脚远距离长跑是家常便饭。体质羸弱的川端康成体育课成绩很差,但语文和汉文却很优秀。也就在这个阶段,他开始大量阅读日本和国外的文学名著,还尝试着写诗歌和散文,“想让自己写的东西变成活字的欲望,在他的心头顽强地抬起头来”。1916年冬季,川端康成在大阪杂志《团栾》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师柩在肩》,悼念学校刚刚去世的英文老师。

一个作家的生命,在孤独的青春中萌动了。回顾他的童年、少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成长线索：爱看书。成为文学家的人,绝大部分都有这个特点。川端康成从小失去了父亲,但父亲爱读书的品质冥冥之中遗传给了他,让他在孤独中有了精神的伴侣。他的爷爷只有微薄的收入,但在支持川端康成买书方面毫不犹豫。川端康成读高中时经常去一个书店买书,那个书店可以半年结一次账。爷爷告诉他想买就买,别考虑钱。爷爷宁可忍饥挨饿,也要让孙子买下喜欢的书。读书有个规律：什么年龄该读的书当时没有读,以后再读,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可以说,川端康成最大的幸运,是在最好的年龄读到了最合适的书,内在精神如春雨绵绵,滋润着未来的文学种子。

1917年,川端康成将近19岁,他考上了日本最难考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当时日本的“高等学校”等于大学预科。根据1894年6月颁布的“高等学校令”,高等学校“以专门学科为主,为升帝国大学者设大学预科”,被列入高等教育范畴。而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是东京大学的预科,竞争者不计其数,川端康成从偏远的西部考入这所名校,着实不易。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后面的生活会中遇到什么样的人,尤其是文学青年。他的生活圈子,彻底改变了。

东京是个大都会,与茨木小城截然不同。看歌剧、看电影、坐着电车逛街、咖啡馆聚会……都市的氛围,使川端康成消融了孤独感,怡然漂游在不拘一格的青春体验中。作家需要丰富的生活观察,来到东京的川端康成,豁然打开了一部生活的大书。他最爱的地方是浅草,浅草是一个最具有日本传统情味的城区,聚集着大量的底层居民。他写过一篇回忆性散文《浅草红团》,字里行间流溢着温情：“浅草是万人的浅草。在浅草,所有的东西都活生生地表现出来。人们的种种欲望都在赤裸裸地舞动着。这是将所有的阶级、人种混杂起来的巨大潮流,无论黎明还是黄昏始终没有尽头、没有边际的潮流。浅草活着。大众时时刻刻在前进。大众的浅草是经常将一切东西的旧型熔化并使之变为新型的铸造厂。”多少人来到大城市,倾羡的是财富与权势,但川端康成的文学之心,让他始终面向底层众生,丝毫没有向着“人上人”奋斗的狂想,对于文学家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基本意识。

1918年的秋天,川端康成前去静冈县东部的伊豆半岛,进行了一次一个人的漫游。伊豆半岛是日本著名的温泉胜地,富士山的余脉贯通其中,逶迤入海。瀑布、山花、古寺、沙滩、海豚……久居大都市的川端康成想到这里呼吸新鲜空气,置换一下喧闹的心情。就是在伊豆半岛的修善寺,他遇上了几个江湖女艺人,其中有一个年龄很小的舞女,单纯稚气中又隐藏着微微的伤感,“她那双娇媚地闪动着的,亮晶晶的又大又黑的眼珠,是她全身最美的地方。双眼皮的线条,也优美得无以复加。她笑起来像一朵鲜花。”他一瞬间绽开了年轻的心怀,对小舞女恋恋难忘。尽管他们俩说话不多,但心灵深处的语言如樱花飘飘,起起落落。当他听到小舞女对嫂子说川端康成“是个好人”时,他禁不住流下了热泪。这次相遇让他感怀万分,1926年,川端康成怀着追念写成了他最著名的小说之一《伊豆的舞女》,把自己的文学创作推升到经典作家的水准。这部小说的结尾,“我”乘船离去,和舞女在清晨的雾中告别,“船舱里的煤油灯熄灭了。船上的生鱼味和潮水味变得更加浓重。在黑暗中,少年的体温温暖着我。我任凭泪泉汹涌。我的头脑恍如变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来”。读者感动之余,绵绵如缕地猜想着这两个年轻人的后续。实际上,生活现实与文学诗意往往有着坚硬的区隔,真实的情形是：川端康成和小舞女一家后来保持了一段通信联系,知道这家人从伊豆半岛去了伊势半岛的海角小城大岛港,定居下来开小饭馆维生。《伊豆的舞女》发表之后,传遍全日本,但这家人再也没有和川端康成联系,美丽的往事消散在无形中。也许这是这个小说最好的现实结局吧。

从伊豆半岛回到东京,川端康成活跃了许多,似乎是朦胧的情愫激发了他的生命能量,从小积累的内敛被一寸寸打破。他居然给商店的一个服务员写了长篇情书。但这并没有什么实际的进展,他的主要精力还是在读书写作上。1920年7月,他如愿考上了东京大学文学部英文系。第二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招魂节一景》,获得了菊池宽等老一辈文学家的高度评价。这篇小说一挥而就,“从夜里12点过后动笔,到天亮时毫不费力地写出了20页”。故事也不复杂：主人公是马戏团的17岁女艺人阿光。她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对未来有无限的憧憬,但她的前辈阿留已经进入演艺生涯的衰落期,“跟死了差不多”。这让阿光对前程充满恐惧,在骑马演出中意外掉落。小说的心态与场景描写惟妙惟肖,表达力极强,鲜明地体现出川端康成的文学天赋。从此,杂志与报纸开始向他约稿,23岁的大学生,获得了日本职业作家的入场券。

创作之路一步步成功,却意外地遭遇了一场爱情失败,这是川端康成万万没有想到的。姑娘叫伊藤初代,身世飘零,从日本东北部的岩手县来到东京一个名叫“露兜树”的小咖啡馆当招待员。川端康成和同学常来这里,看着这个“病态般地苍白”,“好像将快活沉没到底层,一直凝视着自己深层孤独”的姑娘,川端康成心生怜惜,不由自主地爱上了她。后来咖啡馆的女主人爱上一个去中国台湾工作的日本人,于是把伊藤初代送到了日本中部城市岐阜的寺院,自己随情郎远赴台湾。1921年10月,川端康成到岐阜向伊藤初代求婚,伊藤初代欣然同意。此时川端康成不到23岁,伊藤初代15岁。川端喜滋滋地回到东京筹备婚事,“每天早晨醒来,纷纷的喜泪都要打湿枕头”,不料一个月后忽然收到伊藤初代的信：“现在我有件事要向您道歉。我和您订立了牢固的婚约,但我这方面出现了某种非常情况。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告诉您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现在说出这样的话,您会觉得奇怪吧?您会想让我说出这个非常来吧?与其说出这个非常,莫如让我死掉更幸福。请您把我忘掉,认为世上没有我这样一个人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川端康成满头雾水,痛苦不堪。据研究家考证,这个巨大的迷隐藏着伊藤初代不可言说的伤痛,35卷本《川端康成全集》补卷中有这样的文字：“千代在西方寺遭僧人性侵。”这是不是伊藤初代断绝婚约的根本原因呢?众说纷纭,但与川端分手的结局却是不可改变的。伊藤初代解除婚约后返回日本东北老家休养了一段时间,又来到东京,在一个名叫“美利坚”的咖啡馆打工,不久嫁给了咖啡馆老板。后来她生活困难,还来找过川端康成,而此时的川端已经结婚,两个人再也没有可能了。

川端康成真正的初恋,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结束了,对一个作家来说,这也许是一件好事。如果他们如期结了婚,川端和伊藤生活在人间常态的轨道中,在幸福的小家里投入生命的全部,那样的话,川端康成还能不能写出那些凄美孤寂的小说?这是一个大大的悬念。这个在童年、少年时期不断失去亲人的飘零者,对温暖的生活有无限的渴望,一旦获得,那将会是多么依恋。但生活并没有给他这份幸运,诚如杜甫在《天末怀李白》中所写：“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伟大文学家的命运,都是心非所愿啊!

在生活的水与火中,川端康成要毕业了。东京大学对本科毕业论文的要求很高,有的学生会写上几百页。而川端康成的毕业论文只有寥寥20多页,换了别人,根本不可能过关。但东京大学国文系的主任教授藤村作很欣赏川端,认为他的文学创作成就足以证明他的学业水准。在这个主任教授的佑护下,川端康成1924年春天毕业了。毕业后他没有寻求任何工作,毅然坚持自由写作,无论多么穷,都坚持以文学打造自己的人生。这极不容易,特别是1925年结婚之后,生存的压力处处撞击着他,使他常常入不敷出。他租的房屋里没有写字台,只好将就着在啤酒箱、围棋盘上写稿。出门没钱买公交车票,请客付不出餐费,租房交不出租金……这种状况常常发生,朋友们不得不接济他。这种窘迫的处境其实很荒诞,川端康成的稿费收入在当时位居上流,困境大部分来自他们两口子不善理财的天性。朋友们印象最深的是,川端康成最穷的时候,家里竟然还养了十来条狗,花费不菲。这种天真,完全违背经济理性,但从审美的角度看,那可真是不可多得的天籁。

1935年,川端康成离开了生活多年的东京,迁居到古城镰仓,再也没有离开。镰仓依山傍海,对日本文学艺术家有着神秘的吸引力,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太宰治、小津安二郎、三岛由纪夫、大佛次郎、涩泽龙彦,这些艺术家都在这里获得了艺术的灵感。而川端康成在这里,写下了他一系列著名的作品：《雪国》初版(1937)、《名人》(1942)、《千只鹤》(1949)、《山音》(1949)、《睡美人》(1960)、《古都》(1961)、《一只胳膊》(1963)、《东京人》(1966)。1968年10月,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跨入世界经典作家的行列。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位文学巨匠,这是多么神奇的人生!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位文学大师的生命会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的高峰阶段坠落：1972年4月16日下午2点多,川端康成走出家门,直到夜里也没有回来。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晚上将近10点,助手岛守敏惠找到川端的工作室,只见川端安卧在盥洗室里,垫着蓝色被褥,口含煤气管,枕边开着一瓶威士忌酒,已经死去。

大家惊慌失措地跑来,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遗书,川端为什么自杀,成为难解之谜。人们震惊之下,想起他曾经写下的话：“自杀而无遗书,是最好不过的了。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活。”这和禅宗公案一样的话,是不是他早就给世人的预告?这惊世之谜,能不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踪迹?这也就是我们阅读《雪国》的一个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