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展览会之后,相隔六个星期,罗尔多夫来到艾玛家,“当他走进客厅,瞧见艾玛脸色变白的时候,他明白自己的算计成功了”。他故意迟迟不来看艾玛,蓄意制造的就是艾玛这种掩不住的焦急和盼望。焦急之下的女人,哪里还顾得上分辨对方的情意真假呢?

他告诉艾玛,自己因为思念她生了一场大病：“是的,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您!……想起您我就悲痛欲绝!噢!对不起!……我要离开您……永别了!……我要走得很远很远……让您以后再也听不见有人说起我!……可是……今天……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力量把我推向您身边的!”

艾玛还是第一回听见有人对她说这些话,“就像一个人在蒸汽浴室里全身松软地舒展开来,整个儿都沐浴在这番话语的温暖之中”。她哽咽着说：“哦!您真好!”

罗尔多夫立刻趁热打铁,在艾玛心情滚烫的时候射出致命一箭：“不,我爱您,仅此而已!难道您没猜到吗!告诉我;一句话!一句话就够了!”

此后的大戏都是可以预料的,都在罗尔多夫的剧本设计中：为了缓解艾玛的“气闷”,他邀请艾玛第二天一起骑马上山,呼吸山林新鲜的空气。到了山上,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而且也真的发生了：“在一个小池塘旁边,浮萍给水面平添了一番绿意。凋零的睡莲凝立在灯心草间。听见草地上的脚步声,几只青蛙跳开躲了起来。”罗尔多夫拥住艾玛,艾玛依偎在他肩上,悠悠长叹：“哦!罗多尔夫!……”随后“身子发软,流着泪,抖个不停地以手掩面,顺从了他”。

到此境地,罗尔多夫勾引艾玛的故事就不值得多写了。这个男人是个标准的“扁平人物”,他的手段丰富而老练,但欲望却十分动物化,欲望一旦实现,就忙于逃离。福楼拜深谙这一点,故事设计上仅仅把罗尔多夫看作艾玛生命中的短暂过客,情节很快就进入罗尔多夫如何逃离的阶段：“他不再像以往那样,说些情意绵绵的话让她感动得流泪,或者用充满激情的抚爱让她如痴如醉;到头来,他们高迈的爱情,从前仿佛是一条大河,她完全沉浸在其中,如今却眼看水在浅下去,河床变得干涸了;她还瞅见了河底的淤泥。她不愿相信这是真的;她对他倍加温柔;而罗多尔夫,却愈来愈不在意掩饰他的冷漠。”

眼见罗尔多夫一天天的情淡,艾玛涌现出爆炸性的力量：她要求罗尔多夫带她私奔,“把我带走!把我拐走!……喔!我求求你”!

再也无法糊弄下去的罗尔多夫当面答应了艾玛,回到家中却写了一封虚伪无比的分手信：

艾玛!请把我忘了吧!我当初为什么要认识您?您为什么要长得这么美?难道这是我的错吗?哦,天哪!不,不,这只能怪命运!

这世界是残酷的,艾玛。我们不管到哪儿,都无法从中逃脱。您会遇到无礼的盘问,会遭到诽谤,您得看人白眼,说不定还得受人凌辱。看您受人凌辱!哦!……我但愿能让您坐上女王宝座!我要把对您的思念,当作我的护身符!因为我要为自己对您的伤害,以自我流放作为惩罚。我走了。去哪儿?我也不知道,我疯了!别了!愿您永远是宽容的!这个毁了您的不幸的人,愿您仍能记着他。把我的名字教给您的孩子,让她为我祈祷吧。

当您看到这封愁肠百结的信时,我已经在很远的地方了;我只想走得愈远愈好,为的是摆脱重见您一面的诱惑。请别过于伤感!我还会回来的;说不定到那一天,我俩还会再聚在一起,心如止水地谈到昔日的爱情。别了!

这封信几乎是所有假意人的一个范本：虚浮、冷酷、夸张、矫情,每个字都在掩护自私,却又显得一往情深。

罗尔多夫不会想到,这样一封信,实际上已经宣告了艾玛的精神死亡。艾玛爱上罗尔多夫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从心灵到身体彻底地交付。这和她与莱昂半途而废的相爱完全不同,莱昂是胆怯,而罗尔多夫是诱骗,诱骗来自处心积虑,来自对他人生命的无情捕捉。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说：“凡是带欺骗性的东西,总是起一种魔术般的迷惑作用。”而“魔术”被揭穿之后,受骗者永远也不会再相信这个世界的美善。罗尔多夫给艾玛虚构了一个幸福的未来,一瞬间又将她推入深渊,这个灾变是摧毁性的——艾玛倚在窗口读着信,“仿佛有台打桩机在锤击前胸,一下快似一下,间隔很不均匀。她环顾四周,冀盼地面塌陷下去。为什么不来个一了百了?”也就在这一刹那,她突然看到“一辆蓝色轻便双轮马车驶经广场迅疾前去”,马车上坐着罗尔多夫,他正要逃向另外一个城市鲁昂。“艾玛一声尖叫,直挺挺地往后倒在地上。”

随后的43天,她虚弱地躺在床上,“不说话,也不听人说话,甚至似乎不觉得痛苦——仿佛她的肉体和灵魂一齐从烦躁中解脱出来,得到了安息”。之后,她发生了自己也万分惊讶的变化：“她向往成为一位圣徒。她买来了念珠,佩上了护身符;她一心想在卧室床头放个镶嵌祖母绿的圣物盒,好让自己天天晚上吻吻它。”对尘世的绝望,化为对清心寡欲的超凡世界的向往,她第一次感到：“原来在尘世的幸福之外还有更崇高的至福,在形形色色的爱之上还有另一种爱,绵亘不尽,有增无减!在充满希望的种种幻景中,她依稀看见一个纯净明澄的幻境,飘浮于大地之上,与上天融为一体,令她憧憬之至。”

这奇异的转换中渗透着多少痛苦!艾玛生活的19世纪被称为“忏悔的黄金年代”,法国天主教文化的核心是“自省”,尤其是在防止通奸方面,忏悔被看作“自我拯救”的主要方式。在很多教堂都设立了橡木构筑的忏悔室,让有婚外私情的女子跪在神像前,脱去帽子,双手交叉,带着低低的面纱,将自己“罪恶的情欲”详细地告诉神父,表达深深的自我谴责。一般来说,在18世纪中期之前,女子忏悔后都会得到神父的宽恕,心灵得到再生的抚慰。而在18世纪中期之后,拒绝宽恕成为神父们的通常做法,这使有婚外情的女性们备感压力。艾玛狂热地投入宗教崇拜,也是一种绝望的赎罪,她努力用无限靠近神的方式来复活自己,这绝地的挣扎显得那样热烈,她不但沉浸于读经,读大量宗教伦理的书,还“无限度地施舍行善。她为穷人缝衣,给产妇送柴”。这般超常的举动,连教堂的神父都有些担心,“在他看来,艾玛的宗教信仰正因为过于炽烈,日后说不定会转向异端,甚至走火入魔”。

在这冰火之间的日子里,艾玛并没有注意到,有一双爱慕的眼睛在看着他。他叫絮斯丹,是药房的学徒,他完全知晓艾玛与罗尔多夫的私情,却还是倾心于艾玛的美好。他跟随着探望艾玛的女人们,“一起上楼来到卧室,然后就待在门口,站在那儿既不动弹,也不作声。包法利夫人根本就没注意到他在门口,管自梳妆起来。她先是取下梳子,很快地摇了摇头,把头发甩开;当他第一次瞥见这头秀发整个儿披散开来,一直垂到膝弯,瞧着这些乌黑发亮的发鬈,这可怜的孩子,就像骤然窥见了一片奇妙而新鲜的天地,耀眼的辉煌让他受惊不已。艾玛自然没有注意到这种默默的爱慕和羞怯。她压根儿不会想到爱情,从她的生活中消失的爱情,竟会在这儿,在她身边,在这件粗布衬衣里面,在为她的美艳而敞开的少年的心扉里怦怦地跳动着”。这个絮斯丹在小说中没有很大的叙事功能,但具有高度的象征性,他代表着单纯、善良、纯净,他对艾玛的持续不变的爱恋,代表着作者福楼拜对艾玛的人性评价,也表达着福楼拜对艾玛命运的叹息：她的生命一直有美好的可能相伴随,但她看不见,为什么看不见?因为她的爱情渴望是传奇的、放浪的、燃烧的。她在修道院学习的时候,“音乐课学的那些浪漫曲,尽是唱些长着金色翅膀的小天使、圣母马利亚、环礁湖和威尼斯轻舟的船夫,这些恬静的乐曲,让她透过风格的稚拙和曲调的轻飘,觑见了感情世界的诱人幻景”。对她影响最大的人,是来到修道院的一个老姑娘,她“出身贵族世家,先人当过宫廷侍从”,每个月到修道院来做一个星期的针线活。干活之余,她给姑娘们唱古老情歌,讲爱情小说,艾玛从她那里听到的都是“两情缱绻、旷男怨女、晕倒在危楼的落难贵妇、沿途遭人追杀的驿站车夫、页页都有的累垮的坐骑、阴森的树林、心灵的骚动、信誓旦旦、无语凝噎、眼泪和亲吻、月下的小舟和林中的夜莺”。如此激情的爱心,如何会注意到一个年轻学徒工的爱慕眼神呢?

倘若艾玛从此献身上帝,斩断人间千丝万缕的烦苦,那么她的余生将无比简单。但这并不是艾玛的本性,她只是在信仰的怀抱里暂歇,用极度的善行给自己疗伤,待到她略略恢复元气,必然会步履蹒跚地行走在人神之间,最后毁灭。她已经摇摇欲坠了,失去了对爱情的绝对相信,但她的心间余温尚存,她需要一次火山般的爆发,将未实现的渴望与能量倾泻出去。这是她的宿命,她不可能瞬间老去,只能礼花般地升起与坠落。

这只需要一个契机,而这个契机来得万分诡异——她竟然又遇上了莱昂!

她是在小城的音乐厅遇到他的：莱昂进了包厢,“风度洒脱地伸出手来：包法利夫人不由得也把手伸了过去,仿佛她是在听命于某种更强有力的意志。自从春雨淅淅沥沥落在绿叶上,他俩站在窗前话别的那个夜晚以后,她就没有再碰过这只手。但她很快想起目前身处的场合,这么冷场是很失礼的,于是竭力抛开那些回忆,结结巴巴地匆匆说道：‘哦!您好……怎么!您也在?’”

此时的两个人,已不是当初。分别三年,莱昂早已不再青涩,他在巴黎长了见识,也见惯了各种逢场作戏打情卖俏,心里减去了无数的单纯稚气,积累了世俗社会杂芜的欲望,整个生活化为一场寻欢,充满机会主义的娱乐性。当他在剧场包厢里看到艾玛的第一眼,脑子里腾起的念头犹如一个鱼钩,调动着激情：“他寻思,是该横下心来占有她了。再说,常跟那些爱闹着玩的女伴厮混,他已不复是那副怯生生的模样了,……面对这个小医生的妻子,他觉得挺自在,料定对方准会对自己着迷。”

于是,这个内心风尘仆仆的莱昂,露出纯情少年的表情,告诉艾玛：“我给您写信,可写好了又撕掉。我有时候心想,说不定机缘会把您带到我的跟前。我仿佛觉得在街角瞥见了您的身影：只要马车门帘里飘出一截披巾,一角面纱,和您的有点相像,我就会跟在车后追啊追啊……”他还凄然地倾吐,在巴黎,有天晚上他把遗嘱都写好了,让人把他裹在美丽的床罩里入殓,这幅有丝绒条纹的床罩,是艾玛过去送给他的。

听到这儿,艾玛不由得问道：“这是为什么?”

莱昂深情地叹道：“因为我爱您呀!”

说罢,他“打眼梢里瞅着她的脸色。犹如风儿骤起,吹散了满天乌云,曾让她那双蓝色眼眸显得黯然无光的愁绪忧思,顷刻间消散得无影无踪,整张脸变得容光焕发了”。

她终于回答道：“我早就想到了……”

莱昂知道自己已经得手,“庆幸自己终于闯过了这一关。”他直接告白：“可谁说我们就不能重新开始呢?……”

然而伤痕累累的艾玛还是心有余悸,她打断莱昂：“不,我的朋友,我太老了……您太年轻……忘了我吧!会有别的女人来爱您……您也会爱她们的。”但当莱昂惊讶之下“往后退去”的顷刻,她“骤然感到一阵隐隐约约的恐惧,只觉得对她来说,这种腼腆矜持比罗多尔夫张开双臂迎上来的肆无忌惮更加危险。她觉得从没见过如此俊俏的男人。他的举止中透出一种优雅动人的淳朴。他那弯弯纤细的长睫毛,这会儿垂了下去。皮肤柔嫩的脸颊泛起红晕——艾玛心想——是因为他渴望得到她,她感到一种难以抑制的冲动,直想去吻这脸颊”。

艾玛再一次沦陷了,此时的她挡得住罗尔多夫那样的油腻中年,她已经把这类男人看得透透;但面对莱昂这样心有城府,看上去却优雅动人、皮肤柔嫩的美男,她却无法穿透表面,看到他骨头里的冰冷无情。他满心得意,“觉得生活从未像现在这样美好”。她将变为他的情妇,她给他甜蜜的刺激：“长裙上的镶褶,金色的长柄眼镜,薄薄的高帮皮鞋,无不有着风情万千的优雅,是他平生所未曾领略过的。”打破她的妇节,格外让他兴奋,他渴望听到她的爱情表白,“更显得有一种不可言喻的诱惑”。

在教堂边,莱昂约来艾玛,叫来一辆马车,于是小说中最激情的狂纵场景出现了：

“先生去哪儿?”车夫问。

“随便去哪儿!”莱昂说着把艾玛推进车厢。沉甸甸的马车往前驶去。

它顺大桥街而下,穿过技艺广场、拿破仑河沿街和新桥,冷不丁停在皮埃尔·高乃依塑像跟前。

“往前走!”车厢里有个声音喊道。

车子重又上路,到了拉法耶特十字街口,就沿着下坡道一路疾驶进了火车站。

“别停,一直往前!”

……车夫不时从车座上朝那些小酒店投去绝望的目光。他不明白车厢里的那二位究竟着了什么魔,居然就是不肯让车停下。他试过好几次,每回都即刻听见身后传来怒气冲冲的喊声。于是他只得狠下心来鞭打那两匹汗涔涔的驽马,任凭车子怎么颠簸,怎么东磕西碰,全都置之度外,他蔫头耷脑,又渴又倦又伤心,差点儿哭了出来。在码头,在货车与车桶之间,在街上,在界石拐角处,城里的那些男男女女都睁大眼睛,惊愕地望着这幕外省难得一见的场景——一辆遮着帘子、比坟墓还密不透风的马车,不停地在眼前晃来晃去,颠簸得像条海船。

中午时分,在旷野上,阳光射得镀银旧车灯锃锃发亮的当口,从黄布小窗帘里探出只裸露的手来,把一团碎纸扔出窗外,纸屑像白蝴蝶似的随风飘散,落入远处开满紫红花朵的苜蓿地里。

随后,六点钟光景,马车停进博伏瓦齐纳街区一条小巷,下来一个女人,面纱放得很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此后的日子,如瀑布日夜坠落。艾玛每次和莱昂幽会前都发愿“一定要去爱个死去活来”,过后“却不得不承认全无新奇之感可言”。这种失望“很快又被新的希望所取代,她更狂热、更急切地要和他重续旧情”。狂热之中,“在这冷汗淋漓的额头和抖抖瑟瑟的嘴唇上,在这茫然的眼眸和双臂的抱紧里,都有某种异乎寻常的,朦胧而又令人悲伤的东西”。莱昂“眼看她如此老练,他心想,形形色色的痛苦和欢悦,她想必是早就都体验过了。往日令他心醉神迷的东西,这会儿有点让他害怕了。而且,他对这种日渐扩张的个性吞并感到厌恶。他为艾玛总是赢家而怨恨她。他甚至尽力想不再爱她”。

而艾玛也在狂爱中体会着虚无,但她已经接受了这个世界的荒凉,她在莱昂身上追求的不是幸福,而是空洞的欣快：“反正她不幸福,从没幸福过。为什么人生会这样不如意,为什么她依靠的东西,顷刻间就会化为泡影?……可是,如果真有那么个地方,有那么个健壮俊美的人儿,生性骁勇,既慷慨激昂又蕴藉风流,天使的形象,诗人的情怀,拨动青铜弦线的竖琴,朝向苍穹唱着哀婉的诗句,那为什么她偏偏就遇不上他呢?哦!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再说,也并没有什么当真值得去寻觅的;全都是骗人的!每个微笑都藏着个无聊的呵欠,每次欢乐都蕴含着一场悲剧,兴致盎然背后永远是腻烦嫌恶,最甜蜜的吻留在你嘴唇上的,也只是对更酣畅的快感的无奈渴望。”

艾玛的内心无奈而悲凉,她没有别的出路,只好靠孤注一掷的狂野构造出向往的生活。她毫无节制地花钱：花大钱给莱昂买奢侈的用品,花大钱订高级的幽会场所,花大钱买鸵鸟毛、中国瓷器、衣柜……为了获得爱,为了建造“高品位”的生活格调,她已经不顾一切。她的放纵让莱昂大为惊讶,“他试过向她说明,不妨换个开销省些的旅店,他们照样可以过得挺好;可是她找出种种理由反对”。

艾玛拼尽全力维持的,是一个越来越大的爱情气泡,而且是个远远超出她的医生丈夫收入的昂贵气泡。为了让这个大气泡推迟爆裂,她到处欠钱：“她向费莉茜黛,向勒弗朗索瓦,向红十字旅店老板娘,向所有人借钱,见一个借一个。巴纳镇的尾款好不容易到了手,她付清了两张借据,可另外1500法郎又到期了。她重新续了借据,而且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毁灭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她欠下了总计8000法郎的债务,每一笔都不能延期。无奈之中,她请求莱昂为她想办法,而莱昂冷若冰霜,抽身而去：“他想到的是这个女人还会给他带来的种种尴尬和闲言碎语,还有同事们每天早上围在炉子边的起哄取笑。再说,他就要升任首席书记员：是该收心的时候了。因而他不再吹长笛,不再耽于狂热的情感,不再去幻想。”——这个内心已经彻底功利化的年青人,决心结束自己“诗人的流风余韵”,回到功利主义的社会主流中。

艾玛走投无路,去求救于所有熟悉的男人,但毫无例外地被拒绝。只有一个愿意帮助她——公证人吉约曼。不过这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并非出自同情,而是交换：“他伸手握住她的手,贪婪地吻了一下,……他的两只手在艾玛的袖口里往上探去,想摸她的胳臂。”这个“实在熬不过那股势头正猛的欲火”的体面人跪在地上膝行向前,“他拦腰一把抱住她”。

艾玛一边后退,一边喊：“先生,你这么乘人之危,真是太不要脸了!我可怜,可我不卖身!”说完她夺门而出。

面对吉约曼的无耻,艾玛对男性的所有期待走到了尽头,她奔到熟悉的药房,“苍白的脸色在夜色的衬托下显得异常白皙”。她走进通到配药间的甬道,登上楼,“直奔第三格搁板,取下那只大口瓶,拔去瓶塞,伸手进去,抓起一大把白色粉末,往嘴里塞去”。

她服下超量的砒霜,倒下了。临终前,“她想,这一切就要结束了,爱情的不忠,品行的不端,搅得灵魂永无宁日的贪婪,都就要结束了。现在她谁也不恨;一阵衰弱引起的恍惚,在她脑际弥散,人世间的声音,她只听见了这颗可怜见的心时断时续的哀鸣,温柔而邈远,犹如一阙乐曲远去的绝响”。

留下的,是无比哀痛的夏尔·包法利,一生痴爱她的丈夫。

夏尔守在艾玛的遗体旁,“似乎觉得她已经飘离躯壳,消融进周围的物件,消融在寂静、夜色、拂过的风儿和温润的袅袅香气之中。他蓦地瞥见她在托斯特的花园里,坐在靠树篱的长凳上,或是在鲁昂的街上,在他们寓所的门口,在贝尔托庄园的院子里。他还听见在苹果树下跳舞的小伙子快活的笑声;房间里处处有着她的秀发的香味,她的长裙在他怀里颤动,带着火花也似的声响。那正是这条缎裙呵!他久久地回想着逝去的幸福时光,回忆她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绝望的悲恸,一阵接一阵袭来,无穷无尽,如同潮水拍岸的浪涛。”

艾玛下葬后,夏尔为了偿还妻子留下的债务,“不得不一件件地卖掉那些银餐具,随后又变卖客厅里的家具。整个屋子渐渐变空了。”即使一天天变得贫穷,他还是尽心尽力保持着艾玛的那间卧室,让房间里的一切“依然跟从前一样”。

不久后的一个傍晚,夏尔·包法利“仰脸靠在墙上,眼睛闭着,嘴巴张开,双手握着一绺黑色的长发”去世了,那绺长发,是艾玛留下的。失去父亲的小女儿最后被送到姨妈家,贫困的姨妈又不得不把她送进了棉纺厂,成为血汗工厂里的悲惨童工。

读者看到小说的结局,不得不发问：艾玛为什么不爱夏尔·包法利呢?从传统的眼光看,这个男人本分、勤劳、爱家、护妻,只不过是缺一点儿艺术和浪漫气质。他不谙风情,缺乏才华,资质平平。但在19世纪的法国小城,这样的男人比比皆是啊!善良是他们最大的公约数,婚姻的基础难道不是道德的温暖吗?

然而,这正是包法利夫妇最大的悲剧!

19世纪是一个伟大的变革年代,世界经历了巨大的变化。日益普及的日心说和元素周期表,让那个时代的人从宏观到微观都打破了旧格局,人在科学的支撑下信心满满,处处释放着个人的野心。地表上最大的变化,是大城市的崛起,法国巴黎掀起生活方式的革命浪潮,重新定义着人生的坐标。艾玛生活中的精神焦点,无时无刻不在追逐着巴黎的节奏：

她买了张巴黎地图,手指按在图上游览京都。顺着林荫大道而上,每走到一个拐角,碰上街道交汇处,来到表示房屋的白色方块跟前,都要停一下。最终眼睛看累了,闭上眼睛,在黑暗中只见煤气灯随风晃荡,敞篷四轮马车在剧院柱廊前停住,哐啷一声放下踏板。她订了一份妇女杂志《花坛》和一份《沙龙精灵》。她一字不漏地细读有关首场公演、赛马和晚会的报道,关心每位初露头角的女歌星和每家新开张的店铺。她熟悉新款的时装和一流裁缝的店址,知道布洛涅游园会或歌剧院的日程安排。她仔细研究欧仁·苏小说里描写家具摆设的段落;她看巴尔扎克、乔治·桑的小说,寻求在想象中满足自己的贪欲。巴黎,浩瀚胜于大洋,因而在艾玛眼里仿佛在朱红的氤氲里闪闪发光。可是,那儿充满喧闹的躁动纷繁的生活,又是各有地界,分成若干不同场景的。艾玛只瞥见了其中的两三种场景,它们却遮蔽了其他的场景,让她觉着这就是整个人生。

巴黎为什么对艾玛有如此的魔力?借用18世纪英国文学家塞缪尔·约翰逊称颂伦敦的话来说,恰如其分：“当一个人厌倦了伦敦,那他也就厌倦了生活。”城市是人类文明的核心,英语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词“Civilis”,基本含义是“城市的、公民的”,也表示“公共的、政治的”,衍生出来“有教养的、有礼貌的、有文化的”含义。工业革命之后,城市获得了空前的扩张,工厂、商行、学校、剧院、艺术、时尚、出版社、节庆……尤其是法国,她对现代世界最大的贡献是1789—1794年的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在巴黎高高飘扬,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在革命的浪潮中,女性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家庭事务,获得了自己的社会发展空间,在物质生产、文化创造、生活消费领域释放出自己的巨大能量。文学领域出现了乔治·桑等反叛性十足的女作家,在女性社会生活方面也开始了历史性的转折：巴黎女性不再穿着洛可可时代的紧身衣,也抛弃了奢华压抑的繁琐装饰,兴起无腰身的宽松无袖女装。女性勇敢地选择着更宽松、更舒展的服装,自由解放自己的身体。有的先锋女性以夸张的服饰设计展露自己的个性,长长的绸裙拖地三米,走过繁华街市,犹如古希腊的女神。1815年之后,性感第一次占据了女性服装的中心地位,上下一致的高腰裙被突出丰胸细腰的A字裙替代。城市文明在巴黎创造了全新的女性生命空间,艾玛这个洋溢着浪漫心怀的女性,怎么会不心驰神往?

而夏尔·包法利完全不同,他对巴黎毫无兴趣：“从来也没发过兴去看一场巴黎来的角儿的演出。”他陶醉于妻子的美丽容颜,但从来没有看到她精神深处对自由的渴望。这是一种时代差,使艾玛对夏尔感情越来越疏离。她所住的小城距离巴黎200多公里,但她的心却时时刻刻与巴黎在一起,甚至演变为信仰般的图腾。当莱昂回到小城,勾引艾玛的时候,艾玛犹犹豫豫：“这样做很不妥当,您知道吗?”而一旦莱昂说“有什么不妥当?在巴黎都这样!”,艾玛就立刻“下了决心”。

艾玛悲切地死去了,她至死也没有明白,她的悲剧就在于：她对巴黎的沉迷是消费性的,巴黎之美,核心是她的生产性。工业与商业、无数的专业分工、知识的传播与进化、文化的不断创新……这座现代城市,聚集了文明的最新发展,瑰丽的消费后面,是日新月异的人类创新。艾玛喜爱巴黎,但她只是看到她繁华的表面,而没有真正以自己艰辛的劳动,融入到巴黎伟大的创造中。她所有的浪漫,都建立在夏尔·包法利的收入上,这种愿望与劳动的分离,使她无法真正拥有这个不断打开的新世界,她只能画出一个虚幻的梦,在梦中与罗尔多夫、与莱昂“浪漫”相遇。她的身体已经离开了传统女性生活的藩篱,但心灵并没有找到现代女性的独立之路。在宏大的社会转型时代,多少女性面临这个困境啊!

这正是福楼拜的叹息：“我的这本书如果写得好,会轻轻搔着女性的诸多疮疤。她们看书时,不止一个人会认出自己,莞尔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