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诞为人打开新的可能

何为荒诞?文学中对荒诞的表现或者解释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难度主要在于荒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确实是一个本质性的问题。今天的人终于有能力以一种非常坚韧、非常宽广的精神力量,去面对以往的世世代代所没有去正视的一个问题。

在以往的文学作品里可以看到,人为了克服荒诞、克服乖戾、克服种种不合理,付出那么大的努力,但是在今天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荒诞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里面,而我们逐渐地发现了它的一种积极的力量。

博尔赫斯的小说《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是写荒诞最有代表性的小说。现在我们文学里面有一个概念,就是博尔赫斯前小说、博尔赫斯后小说,这个划定就是从《小径分岔的花园》来划定。为什么呢?

《小径分岔的花园》的故事并不复杂,写一个“一战”期间在英国为德国效命的华裔间谍余准,他被发现了,英国军官马登带着队伍要来抓他,因为他手里有一份情报,这时候他要想办法,在死之前把情报发出去,让德国那边知道。

这个故事荒诞在什么地方呢,对自己这个使命,实际上余准认为自己要做的事情是毫无意义的。进一步说,他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什么终极意义的,可在没有终极意义的前提下,自己还是要去完成一个使命。

这实际上体现了荒诞在当代语境下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以往所有的行为都是被更高一层的逻辑和意义来定义的。比如说我们要努力工作,为家庭,为父母,为子女,再往更高的意义上,为社会,再往更高,为民族,甚至有的说为全人类。所以一层一层解释下来,“在更高的一层上面有意义”是克服荒诞非常重要的一个逻辑。

但是余准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他并不认为自己要做的事情有什么意义,但是还是要去做。后来他就跑到艾伯特博士那儿。艾伯特博士在研究中国古代的一份手稿的汇编,手稿的主人是彭口,他辞去云南总督这一高官厚禄,为了实现两个心愿：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还要多的小说,建造一个谁都走不出去的迷宫。他为此花费了十三年的时间,一直到被人刺杀。他的小说手稿像部天书,他建造的迷宫也无人发现,他的儿子都不知道父亲要干什么。

最后艾伯特博士研究出来,才发现原来彭口的心愿都已经实现了,写小说和建造迷宫其实是同一回事,那部杂乱无章的小说手稿就是一座迷宫。就像一个花园里面那些小径分岔,任何一个路口都有无限的可能,在彭口的这部小说手稿中,处处都充满了不确定性,都有意想不到的地方。所以艾伯特博士从这里面提炼出一种哲学,生存就是这样,世界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无限和不可知。而且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时间给无限化。

余准听了以后说讲得真对,特别好,然后就掏出枪来,一枪把艾伯特打死了。实际上艾伯特自己上一秒和下一秒之间,他也完全想不到自己会有这一命运转折。因为上一刻他和余准还在聊天,但是朋友和敌人之间的分界瞬间就跳跃过去了,这就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处境。

当然余准是有自己的目的。他打死艾伯特博士这件事,第二天变成新闻,报纸上登出来,德国那边马上觉得事情很奇怪,因为并没有给他下达打死艾伯特的任务,他肯定是要通过这个办法传达什么信息。最后果然分析出来,有个地方叫艾伯特,这里可能有问题。后来经过侦查,才发现准备轰炸昂克莱的英国炮队所在地也叫艾伯特,原来余准是要把这个情报传递出去。

艾伯特博士在信息的传递里面,变成了一个小小的载体,只是转达某种信息的一个环节。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浮游的时候,完全不知道自己是谁。你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可能下一个瞬间就一点价值都没有了。这是今天的世界,人非常彻底的一个解构,那种恒定性,那种坚固性,消失掉了。

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空间的意象,但实际上它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时间在任何一个点上都有可能分岔,所以我们读这个小说的时候特别要追索的一点是：为什么时间会分岔?

时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非常心理化的,就是所谓的“心理时间”。物理时间可以有确定性,但是心理时间是不可能确定的。我们每个人的内心现在已经被分解掉了,没有一个更高的意义来统摄,在这个世界上有不同的、并立的,甚至是对立的逻辑,一个人身上可能聚集了大量不同方向的东西,哪一个东西在某一刻发挥了什么作用,或者出现哪种可能,都是未知的。

为什么《哈姆雷特》那么伟大,因为它写出了哈姆雷特在选择上的彷徨。这就是文艺复兴之后,人被解放出来之后,会出现人的自我的碎裂,人的自我大量的分岔。所以今天的人充满了不定性,充满了种种可能性。

博尔赫斯写《小径分岔的花园》,就把这一点写得非常好。你来到一个交叉路口的时候,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的分岔,其实更重要的是人的心理的、精神的分岔,它是无法确定的。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其实它造成了人类一个非常好的转变,它实现了一种民主。这个民主就是任何人都从原有的固化的那样一种价值和身份里面置换出来了,所以每个人都变得有无限可能。

我们活在世界上,以前有些东西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其实我们是活在一个丰富的世界里,而我们却在排斥这个世界大量的东西,只能接受某一个部分,只能接受某一个逻辑,所以人的一生实际上就是在一个隧道里面。在当代社会、当代世界里面人有大量冲突,都是因为人的这种单向性。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人类向来追求的某种自由和平等,实际上在这样一种荒诞语境下反而实现了。人类在这个环节上实现了一种不可预知,这种“不可预知”包含了某种东西,就是以往精英规定的目标、路径和价值在它面前都被扫平了。每一个人面向未来的时候都获得了一种巨大的无限性,跟以前的相对自由相比,这是一种绝对自由。博尔赫斯在这篇小说里面写出了一个非常重大的转换。

而且这种绝对自由还跟现代文化有一个巨大的对撞。现代文化有一种历史进化的理论,历史总是一步一步地往前走,有一种理性的力量。这种进化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抛弃的过程,人们不断地抛弃原来曾经拥有的东西。但是在《小径分岔的花园》里面可以看到,时间一旦分岔之后,也可能会浮游回去,所有存在过的东西立刻被激活。失去了规定性以后,一个人可以浮游在任何一个方向上,浮游在任何一种语境里,浮游在任何一种记忆里。

这种荒诞性,这种不可预测性,我们可以把它归纳成一种新的打开、一种新的启蒙。这个时候你能接受一切,你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都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这种所谓的荒诞会出现一种把全世界合理化的倾向,会赋予大量的存在一种合法性。所以我们通过荒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会发现确实不一样了,我觉得这是非常积极的一个方面。

但这里还是有一个问题,人类总想追溯某种真实,就像在海上漂流我们希望能遇到一个岛屿。从哲学上看,人是所谓意象性的存在,人总是想追求某种终极的价值,能够对自己有一个自我解释。这种价值到底存不存在呢?

世界的真相到底是哪一种?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写的小说《竹林中》,后来拍成电影叫《罗生门》,其实这部电影是把芥川龙之介的两部小说《竹林中》和《罗生门》合在一起来拍的。

《竹林中》很有意思,我觉得它非常有东方人的特点。小说写一个叫武弘的男人在竹林里面被杀了,官府一看刀口那么深,马上判断是大强盗多襄丸干的,因为多襄丸这个家伙蛮力很强,是官府一直在捉但是捉不到的人。结果没想到这次轻而易举,一下就抓到了。抓到他时,他好像从马上跌落受了伤,正在石桥上,痛得哼哼呻吟着。

然后多襄丸第一句话就说“那个人是我杀的”。他说他前一天在通往山科站的大路上,看到一个男子牵着一匹马,上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蒙着面纱。本来没事,忽然一阵微风吹来,撩起了面纱的一角,他看了一眼那个女人,顿时大吃一惊,觉得那女人长相很像菩萨娘娘。所以他当下决定,即使杀掉那个男人,也要把这个女人抢过来。然后他就跳起来,赶快追上去。他脑子很聪明,跟他们说他在对面的山上发现了一座古墓,古墓里有很多古董,他已将古董藏在山后的竹林,假如他们想要,他愿意廉价出售。那个男人眼里的光一闪,一听到有钱,就马上跟他走。进入竹林后多襄丸三下两下就把他扭倒在地,捆在树上,然后再把那个留在竹林外的叫真砂的年轻女人骗进去,说她男人得了突发病。真砂进入竹林后,一看这个情况就知道,喔,原来是这样。后来多襄丸强暴了真砂。强暴完真砂之后,多襄丸本来准备走了,结果没想到这个女人抓着他的胳膊说,不是你死,就让我丈夫死,今天我在两个男人面前出了丑,你们两人之中必须死一个。她还说,活下来的,不管是谁,我愿意与他结为伴侣。

这个强盗原来从来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美好生活,他就把那个男人解开,说决斗吧,然后两个男人打斗一场,谁胜谁得到这个女人。结果没想到他把这个男人杀死之后,回头一看,真砂已经跑掉了,不见踪影。他是这么供述的。

我个人觉得,芥川龙之介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其实还是有真相的,真相其实就是多襄丸说的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多襄丸这辈子为非作歹,觉得什么人都是虚伪的,但是他相信了真砂这句话,他为了真砂这句话杀了人,结果真砂连影子都找不到了。最后他完全崩溃了,愿意死,不留恋这个世界了,所以他说出来的话就不会是假的。

电影《罗生门》

下一节是真砂跑到清水寺去忏悔,但是她说的话就不一样了。她说强盗强暴她之后,瞧着被捆绑着的她的丈夫嘲弄地一笑,然后她看着丈夫,她希望从他的眼神里看到怜悯,结果没想到她看到的是一种极度的厌恶和轻蔑,所以这个女人一下子觉得这个眼神比强盗对她的侮辱还让她痛苦,她就昏了过去。等到再醒过来的时候,强盗已经不见了,她走到丈夫面前,说现在我一心想死,不过我的耻辱你都看见了,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她希望丈夫的眼神有变化,然而丈夫依然充满厌恶地盯着她,所以后来她把丈夫杀掉了。

你会发现这个女人的叙事是非常有力量的,就像台湾作家李昂写的《杀夫》一样,女性对于男性强权潜意识里的反抗和愤怒,在这个地方一下子爆发出来,这个女性有杀夫的潜意识和强烈动机。

你可以看到这个叙事里面,真砂所说的事情有一种文化上的、性别上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极大的真实。如果前面没有多襄丸的证词,真砂的话肯定就变成主导。

再下一节就是那个丈夫武弘的鬼魂借巫婆的口跑出来说话了。男人的鬼魂说实际上是强盗侮辱了他妻子之后,妻子坐在那儿哭,强盗就过来安慰她,说已经这样了,你跟他过也没什么意思了,不如跟我走吧。他自己特别难过,知道是胡说八道,结果没想到妻子越听越高兴,后来仰着脸看着强盗,好像幸福得不得了的样子,最后居然真的要跟他走。

结果刚要走的时候,忽然妻子指着武弘跟强盗说,杀了他,只要他活着,我就不能和你在一起。那个强盗一听这句话,脸色一变,一脚把她踹倒在地,问武弘,你打算怎么办,这么下贱的女人。在他犹豫的时候,妻子喊叫了一声然后就跑了,跑得追不到了。然后强盗解开了武弘的绳索,但武弘想想,本来这么好的妻子竟然是这个样子,最后他用妻子丢下的小刀捅进胸口自杀了。

一个死因,三个讲法。而这三个讲法,武弘的自杀其实从男性文化来说也是特别合理的,因为男性最不接受的就是被别人杀掉。但是这个自杀一定要找到一个强大的理由,所以一定要把妻子这边说成是一片污秽,然后自己就变得非常忠勇。

芥川龙之介的《竹林中》写出了在这个世界上逻辑的不相容,逻辑的多义性。任何一个事物出现的时候,它对不同的人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的表达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世界的真相到底是哪一种?

表面上看起来多襄丸说的是真话,应该最可信,但这只不过是事实表象。在这个背后真砂所说的她杀了丈夫,其实具有更深的历史真实。而武弘所说的更能体现出男性权力主导的那种非常强烈的自身愿望。

我们以前的方法是做历史的裁剪,把一些逻辑裁掉,叫它消失不见,历史的惯性就是把强盗的话记下来就行了,然后分清善恶,连带着生死,这个事情就完结了。而芥川龙之介意识到一个大的问题,即我们的历史总是在掩盖荒诞,掩盖一些不和谐的东西。我们一路都是从不和谐走过来的,但是我们总是把它解释得很顺,然后让后来的人继承这种非常平顺的逻辑。所以后来的人在荒诞面前都是茫然的,然后就把人类所有其他的可能性都排除掉了。

我觉得芥川龙之介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他把以前被埋藏的荒诞挖掘出来,这也是二十世纪文学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不是说我们今天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产生了大量的多元性,导致了整个社会大量的叙事意义架构的瓦解,其实人类历史一直以来都是从荒诞中走过来的。但我们都是在一种具有假定性的生活里面生存,也就是说我们人类的生活是被建构、被规定的,我们从来没有回到人类真正的本相上来,没有回到我们真正的、真实的生存中来。芥川龙之介写的《竹林中》,在东方的文学语境里面就触及了这个问题。

一旦面临这个问题,作为个人来说就会出现一个危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以往历史上一定要建构出一种合理性。因为我们作为个体,无法面对这个荒诞的世界——比如说我们以前的生活有依据,我们可以看别人,别人是这样走通的,那我们就可以这样做。但是今天的社会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我们已经无法互相证明了,我们没有办法用别人的合理性来给予自己力量。

高贵的失败者

我们来看看美国犹太裔作家索尔·贝娄写的小说《赫索格》。他设置的这个人物很有意思,赫索格已经四十七岁了,他是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专长思想史研究。但就是这么一个人,他的生活却是一败涂地,他不是没有热情,也不是没有追求,但是他就是一败涂地。你可以说这是反智主义,实际上这是非常有探索性的一本书。

赫索格结过一次婚,后来离婚了,然后又娶了他的一个研究生马德琳。按照他的理解,他对马德琳付出了全部。马德琳说她喜欢住在纽约乡下,他就动用了从父亲那儿继承来的两万美元遗产,在马萨诸塞州的路德村买了一幢很大的旧房子。打理好之后,马德琳搬了过去,没想到搬过去之后,她却跟住在附近的电台广播员瓦伦丁好上了,而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这个瓦伦丁还是他的朋友。所以赫索格大受挫折。后来马德琳要求离婚,赫索格不得不同意。

按照以往的小说逻辑,肯定是写一个人孤独地思考,或者是到处漫游,等等。但是这个小说不是的,赫索格其实还有一个情人,他就开始找他这个情人。

他到情人家里,人家热情接待他。这个情人也结了婚,她让他在客厅等着,给他收拾房间。他坐在那里忽然有一种文艺复兴式的自尊,觉得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可怜巴巴的是不行的,等到人家收拾好房间,出来发现他已经跑掉了。

以往的小说里面,比如说毛姆的《刀锋》,《刀锋》里的主人公拉里,他也迷茫,他也探寻,但最后他能找到一个落点,到小说结束的时候,拉里终于在香格里拉看到一片光明。比如像《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主人公,他最后汇入一种宏大的艺术和诗性里面,人获得宽慰。

但是在《赫索格》中不是这样的,赫索格漫游了半天,自己内心任何一丝确定性都没有,最后他终于决定去杀瓦伦丁。这个转换是非常骇人的,从一个大学教授,哗,变成一个杀人的人,也就是毁灭,用毁灭的方式来消解自己所有的不解。

夜里,他拿着父亲遗留下的手枪跑去了瓦伦丁和马德琳住的地方。他摸黑到了人家窗前,往里一看,忽然看到一幕,瓦伦丁在给他的女儿洗澡。女儿很小很小,瓦伦丁表现出来的那种慈爱,那种温柔,忽然一下子让赫索格完全无法下手。也就是说,内心深处他还是具有一种很深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情感,所以后来他又放弃了杀人的念头。

赫索格这种人,在历史上来说,有很多可以实现的身份,比如说他已有的教授身价,教授本身就是一个很理性的存在,比如说他还可以去做一个神父,献身于信仰。而在《赫索格》里面,赫索格自身是分裂的,他身上有很多自己都无法兼容的部分,他对这个世界有太多的疑问,而这个世界本身也是充满了种种超出他的理解的变化。

这本书我觉得最独特的地方在哪里呢,我忽然觉得赫索格活得比所有人都幸福。为什么会有这么一种感受?赫索格这个人,他经历了这么多所谓的失败,但是如果他停留在和前妻的那种生活中,他可能就在一个常态的伦理里面生存了。

我们以前很多人的圆满、幸福都是在这样一个框定里面实现,然后就很平衡。而这种生活平衡的人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受不起否定,任何人如果对他的生活有一种否定性的介入,那他立刻就会有一种特别大的反弹,然后觉得整个生活陷入一片空虚。

赫索格作为一个漫游者,实际上他通过自己不断的失败,反而真正地拥有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也只能从荒诞的意义上去解释它,这种不合常理,这种矛盾,这种不断地坠落,但是每一次都是打开一种原来所不知道的真实的存在。

反过来,我们的人生面对这个荒诞的世界时不能有太大的不对称,解决这种不对称的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做一个失败者。如果作为一个成功者的话,很可能就活在一个虚幻的意识里面;作为一个失败者,相反是在一个真实的世界里面度过一生,这是非常具有对立性的一个命题。

从这个意义上推导,赫索格这个人是拥有强大的灵魂的,他是真正能够接受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而接受的能力则是来自思索,他不停地给各种人写信,不停地发出疑问。这种不停的疑问,既是一种自我疏解,同时又是向一个更大的、更广的世界去打开。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赫索格》这本书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因为我们从农业社会走过来,我们是非常追求那种连续性、可预见性的,如春夏秋冬四季轮替的这种生活逻辑。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个人,你可以看到他几十年,可以看到他的极限,可以看到他跨不过去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社会是追求圆满的社会,是追求成功的社会,所以大大地把人给束缚住了。在人群里面望出去,千篇一律,很多人彼此之间差不多,太缺乏像赫索格那种高贵的失败者。

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你还是会意识到一个问题。在《赫索格》中,主人公每做一件事情,其实也有自己想追求的一个目的,比如说买下那个房子是为了和马德琳生活得更幸福,去杀死瓦伦丁是因为他内心想复仇,等等。我们在生活中能不能不要太有目的性,而是把当下和瞬间提升到最高的意义上去?这就是在荒诞的背景下会出现的问题,因为一切意义被解构之后,当下就会变成一个最高意义的东西。

人既不能掌握整体,也不能决定瞬间

关于人存在的意义,萨特的小说里就写了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说特别著名的《艾罗斯特拉特》这个短篇小说。主人公是一个法国青年,他觉得自己一辈子就要这样杳无声息地消失了,所以要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让历史记住他。

这时候他就想到模仿古希腊时期把阿尔忒弥斯神庙烧掉的那个年轻人,那个人叫艾罗斯特拉特,烧掉以后被判了死刑,但是历史因此记住了他。于是他提着枪上街,准备打死一串人,这样就会留在历史记录里了。结果这个青年上街以后,看到这个人想打死,但是觉得没理由;看到那个人又想打死,又不行。结果转了一天,肚子饿了,走也走不动了,一个也没打死。

这时他看到一个胖子,他在后面紧紧跟着,突然胖子转过身,气恼地盯着他。胖子好像对他很不满,嘴里咕噜了两下,他一下子恶气上身,“嘣嘣嘣”连放三枪就把人家干掉了,总算打死了一个。

打死了一个,按道理说,他应该马上自杀,没想到他跑进了一个咖啡馆,躲进厕所,然后把厕所门一关。外面的群众追进来,本来这时候他可以跳楼,结果却不由自主地把门打开,大家进来把他抓住,他就变成了一个普通的杀人犯,以后也就杳无声息了。

生活就是一个个瞬间,每一个瞬间都不一样,如何去把握这个瞬间,人有没有能力去把握瞬间?这是在荒诞里面非常根本性的一个问题,既然你没有办法控制整体的逻辑,你有没有能力去把握一个瞬间。

萨特还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墙》。《墙》很有意思,写西班牙内战时期三个战士,国际纵队的队员,结果被政府军抓住了。他们被关到地下室里,被要求说出领导人藏在哪里,说出来了就会被释放。结果他们都不说,不说的话,第二天都要被枪毙。

存在主义的主题是死亡,这个时候当然死亡就冒出来了。在死亡面前,一切意义都消解了,不像以前的小说,面对死亡,大家互相鼓励,一起革命,呼唤未来,等等,完全没有,他们彼此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第二天早上,先拉出去毙掉一个,再拉出去毙掉一个。轮到他了,这个人想都这个时候了,我也要戏弄他们一下——这就是存在主义特别强调的自我选择的自由。他就说我们的领导人在墓地里或掘墓人的小屋里藏着,政府军看着他说,如果去了抓不到,回来马上枪决,然后就去了。结果半个钟头后回来了,宣布把他送到普通牢房,他大吃一惊,本来已经做好了被枪毙的准备。

傍晚时,又有十来个新的犯人被送进来了,其中有一个人看到他,说你知道吗,我们领导人今天被抓住了。他觉得很惊讶,问为什么。原来那个领导人本来是在他堂兄弟家里,结果两人发生矛盾,领导人为了避免这些麻烦,昨天夜里连夜藏身到墓地里,没想到刚刚进去没一会儿,就被政府军抓到了。

这个人一听,觉得天旋地转,哈哈大笑,笑出眼泪,瘫坐在地上。

萨特要写什么呢?主人公在那个瞬间想戏弄一下政府军,表现一下自己还有一种自由、一种选择,但是他达到的效果却是跟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完全对立、完全相反。这个时候萨特才体会到一个很大的问题,逻辑上倒推回来,一个人到底是好还是坏,是叛徒还是勇士,是自己完全没办法把控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还有什么意义?

其实存在主义文学不是像古典文学那样给你指引一条道路,给你指引一个原则,它给你的是一种警惕。一方面,墙象征着死亡,但我觉得另一方面也象征着我们所看不见的东西,我们所有的言说、所有的选择其实都是看不见的。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是盲人,但是我们必须要行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非常高度理性的。

文艺复兴之后,进入理性主义阶段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幻觉,觉得我们自己在思考,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把握、我们的经验,都会提供给我们对这个世界比较确实的知识。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在确实的知识之间会有强烈的冲突,每一个人都确认自己的知识是最坚固的、最合理的,都是真理,所以这个世界上以往有那么多口号,为真理而斗争。如果你读了《墙》,你会发现为真理而斗争显得特别可笑,因为根本的确定性是没有的,前提都没有。

萨特这种作品让人跟自己原来的确定性告别,我们就会对这个世界变得敬畏起来。世界不再是我们的一个认识对象和被操纵的对象,而是我们要非常尊敬地、恭敬地去面对的,这也包括在这个世界上的、社会上的所有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每一个存在的人都有他的重量,我们也才能理解现在的一些摄影、形形色色的自媒体、形形色色的文化产品,它们为什么在今天的时代获得价值,而在以往追求经典、追求精英、追求精致的时代则是完全被忽略的。它们实际上是真正把世界还给了每一个人。

《墙》这样一种表达,特别强烈地写出了每个人的有限性,写出了理性本身的卑微,然后把自由还给了所有人,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但是萨特写到这里,还是有一些没有触及的问题：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时,到底应对它持什么样的态度,什么样的情感?我们构造出来那么多宏大叙事,我们构造出来那么多美好的事物,因为那是我们热爱这个世界的根本。

关于这一点,后来加缪写的《鼠疫》就大不一样了。

只有人,可以成为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

在加缪的小说《鼠疫》中,北非小国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城市奥兰发生了鼠疫。一开始那些管理者、政客都掩盖事实,发布一些太平无事的消息,最后掩盖不住了,死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大家忽然意识到死亡可以变成每个人的现实,于是这个城市就变了。本来大家像是浮游动物一样地生活,结果突然都变得投机倒把,也出现了黑市。但是也呈现出非常多的美好,比如说原来不珍惜感情的忽然珍惜起来了。

这时就出现了里厄医生,我们知道医生在这部小说里是一个象征。医生看这个世界是很不一样的。我们这些没学过医的人看这个世界,总是看表层,总是一个美好想象。但是里厄不是这样的,他深深知道疾病是无所不在的,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

他一开始的态度是冷漠的,只不过是作为一个职业医生去面对这个世界,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带强烈的情感。但是鼠疫来了,看到人们的绝望,忽然他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医生不能无动于衷,所以他最后逐步地投入救治中去,那种英雄的心怀一下子释放出来了。

终于有一天,有的鼠疫患者的症状最后居然一点一点地消失了,再过几天居然好起来了,他意识到鼠疫逐渐产生了抗体和免疫,鼠疫慢慢要终止了。

跨过这道死亡的门槛之后,在里厄的期待中,他以为人类肯定会清醒一大截,会珍惜很多原来不珍惜的东西,人可能会变得庄重起来,人可能会变得对价值更有体认。但是没想到到了最后,鼠疫过去之后,这个城市又恢复到原来的庸俗状态,还是那么麻木不仁。

这个时候里厄心里非常地绝望。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明白了人类是最为健忘的一个群体,人类像婴儿一样地虚弱。但是我们心里对此还是要抱着一种拯救的感情,要去热爱人类。他认为人不能当一个圣人,但是人也不能容忍这些灾祸,既然自己是一个医生,就要努力做一个好医生。

人经过了一次否定,然后再经过一次肯定,在这么一个过程里面,里厄知道人类的生存是不可解释的,是充满了逻辑的不统一,充满了人自身的分裂。所以里厄最后面对这个世界,就完全走出了以往传统的那种情感和逻辑。

实际上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每个人面对这个世界,从本质的意义上说,这个世界是不是值得你去热爱?你热爱的根据是什么?

尽管鼠疫作为一个瘟疫过去了,但实际上鼠疫永远存在。人类是带着自己的绝症在生存、在运行,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鼠疫的不断循环。比鼠疫更可怕的是人类自身精神的平庸,那样一种倾向于死亡的状态,所以鼠疫从一个外在的病理转换成了一个精神的症候。

尽管面对的是这样的人类,但这是我们在世界上唯一能爱的,所以在面对荒诞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有一种新的英雄。以往的英雄都是为了维护某种正义,但是在《鼠疫》里面不是这样,这些东西已经重新被定义了,但是在这种重新定义里面,里厄医生在绝望中的反抗依然没有消失。

所以《西西弗的神话》写的就是这个问题,你往山上推一块巨石,推到山顶上之后它还是会滚下去,你再推,它又会滚下来,所以目的已经不重要了。存在主义里一个很核心的价值就出来了,尼采实际上也是特别地重视这一点：这个世界根本的意义在于人,在于人内在的价值。因为一头猪或者一只蚂蚁推一个东西推不动,或者推上去又掉下来,它绝对会放弃,但只有人是不会放弃的。

这个时候就建立了一种绝对价值。我们说世界上一切的事情,以前所有的事业,所有的正义,它都有一个外在的目标,一旦外在的目标被颠覆,所谓的在更高层面上的意义依据一旦消失,那么那个目标就会被摧毁,但是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人类最终要建立起来的价值是根植于我们内心的东西,它是永远不灭的。

这种荒诞,或者我们说萨特的小说、加缪的小说,我们放在一个整体的文化进程里面,放在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化、精神和文学的转化里面,你可以看到一种巨大的提升。评价一种价值或一种人生终极的东西,把它根本性地移植到人的内在里面去,这也只是人才能做到的。

如果按照这个基点往前发展,再经过人类漫长的不断的坚持,它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在世界的发展进程中,社会会出现一个真正的文明时代。

这个文明时代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依据周边的肯定或者否定、别人的赞扬还是诋毁来决定自己的行为,而是依据对人的生命的高度尊重。如果能建立起社会的一种潜意识,在真正的文明社会里面,每一个人就都会具有真正的、完整的、内在的逻辑。

这是在荒诞这个层面上非常深刻的一种文学的发展,它跟我们以往的文学作品,包括狄更斯时代写的好人、坏人、善人、恶人,包括雨果作品里的人道主义,全部都不一样了。这也是我们今天阅读文学时有时候可能会特别难吸收的一部分,但这也是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去理解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