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化生物学和经济理论之间存在着一段悠久且未褪色的爱情。这段爱情并不是从威廉·汉弥尔顿1968年的博士论文才开始的。爱情的火花早在120年前资本主义的英国,即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在达尔文撰写《物种起源》时就已点燃。达尔文的著作出版之时,卡尔·马克思正流亡在伦敦,他不止一次打趣“达尔文是如何在自然界中到处重现英国社会的”。21马克思满怀敬意地仔细观察达尔文的研究,他发现,达尔文在研究进化理论时,不仅运用了社会科学,也运用了经济学的概念。

比如,名句“生存斗争”(struggleforlife)出自英国国民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①(ThomasRobertMalthus)。他在数百年前把人口统计学的发展引入人们的视野中,引起了极度悲观的灾难性氛围。1821年马尔萨斯就预言,在短时期内,人口过多的地球将无法再养育人类了。

工业革命追求的资本主义和自然优选的进化论的萌芽,在言语上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们都运用了各自的理论内容。当然,我们不能因为达尔文的观察和理论支持了维多利亚时期社会制度的构想而认为它们就是错误的。不过,其不好的一面在于,他的观点和构想造成了许多误解,有些误解存在至今。

在自然界中,支出和收益之间保持持续平衡,这一观点事实上来自达尔文。但是,认为一切都只能根据支出和收益的关系来计算的观点则出自美国社会生物学家罗伯特·特里弗斯,他是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教授。特里弗斯在大学时研修过数学(后来中断了)和历史学,最终选择了生物学。20世纪70年代,他成为哈佛的讲师。正如达尔文在牛津一样,特里弗斯在哈佛倾心于汉弥尔顿的整体适宜性观点。

不过,与达尔文不同的是,特里弗斯更加偏爱使用经济学家的行话。那些社会生物学家们继承了达尔文的观点,认为竞①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1766—1834):英国人口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

争是所有物种继续繁衍的决定因素。另一种思想认为,竞争会不可避免地带来“军备竞赛”和进步。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如今的自然并不是持续进步性的良好证明。比如,恐龙曾经很完美地适应自然,是一种很成功的物种,在地球上生存了三个重要的时代。而人类对于自然的适应却并不比恐龙好。所以如果说人类达到恐龙的成就,这种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而且也没有很多标志可以证明,在自然界中,智慧是一项根本的优势。在数百万年中,拥有智慧的哺乳动物完完全全生活在恐龙的阴影中,只是一些偶然的自然灾害帮助它们摆脱了这一束缚。直至今天,同小昆虫相比,哺乳动物的数量也不是很多。尽管我们认为这些小昆虫非常愚蠢,但是,它们的确是成功的。

另外,有些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甚至萎缩了,比如蝶螈。

相反,特里弗斯把自然界描述为不断扩张的国民经济,其中的每一种生物都是聪明的商人。他在这一领域中的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进化心理学家戴维·布斯很理所当然地把人类的性行为同经济学挂起钩来：“我们在每个经济学基础课程中都学习到,任何一个拥有宝贵资源的人都不会把他的资源按照偶然性原则分配。由于在过去的进化中,性行为对女性来说是一项极度高额的投资,女性对此要冒很大的风险,所以,进化就使得女性在选择伴侣时变得小心谨慎。如果没有充分的选择性,那么,我们的女性祖先们肯定要承担极度高额的支出。”2在下一章里,我们会具体阐述有关这一观点正确与否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特里弗斯和进化心理学家的观点,那么,我们的性行为其实就只拥有经济学上的意义了。简而言之,这里涉及的就只是父母投资的收益了。从这一角度讲,所有生物从本质上讲——即它们的基因——都是资本家。它们希望(从异性身上)得到一些优势,开发资源,而同时尽可能地减少投资,增加收益。这一理论认为,这就是进化的推动力!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推动它们不断前进,所有人类行为也可以从中推导出来。“从自然本质”讲,我们吝啬、善于玩弄诡计,我们是投资银行家、基因投机商、我们后代的基因股东,等等。我们的整个行为以及爱情的源头都在这里,只有从这一源头出发,它们才获得深层次的意义。让我们振奋并且入迷的,只是隐藏在某种邪恶动机后面的幻觉。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是我们真正的自然本质,也正因此,我们可以在世界的任何一处重新找到它们。

可能,在这里需要做一限定性的说明：在进化心理学的一切理论观点中,性别以及性别行为的理论是最有争议的一部分。比如,在解释人类侵略行为时,纪律性就是一个十分有效的因素。而在试图把社会性别种类解释为天生的和普遍的标志,并且最终成为基因战役的战场时,进化心理学家自己本身就很严肃。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他们在过去30年中为此收集的大量证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