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肯定不是奥托·魏宁格首先提出的。但这位奥地利人却是以一种矛盾的方式引发了女权主义理论。女性运动的诞生最晚要追溯到法国大革命对所有人提出的自由和平等的要求。所有人——也包括女性,尽管许多启蒙者和革命者有不同的看法。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对于使女性从19世纪宗法制社会中解放出来的希望得到了加强。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当中有不少是社会学家。卡尔·马克思向工人们承诺要使他们享有与雇佣者平等的权利,劳动者们可以通过不断先进的机器获得自由,那么,女性也应该从中获益。不过,至于心理角色方面的平等则还几乎没有提及。女人就是女人,男人就是男人。这永远都该如此。只是一方对于另一方的统治应该消灭。

但是,典型的女性和男性行为特征的差别只有到了奥托·魏宁格的书中才成为主题。“我们不是生来就是女人,我们是被设置成这样的”,法国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西蒙·波娃(SimonedeBeauvoir)1949年在她的书《第二性》.中这样写道。波娃的书所引发的推动力是巨大的,她对女权主义的影响正如达尔文对于进化论的影响一样大,在无数评判和不同观点中产生了这一理论。波娃不可能读过神经错乱的奥托·魏宁格的思想,因为《性与性格》的法文版是在1975年才出版的。然而确实有一些句子,可能均出自这两个人。比如,魏宁格觉得“阴茎是使女人绝对并且永久不自由的东西”。很多女性主义者都会认同这一论断,尽管她们不会赞同下面这个句子,即“女性是不自由的,最终总是由于需求而受到压迫,这种需求就是被男性强奸的需求”。

根据魏宁格以及后来的波娃的观点,世界上一定存在着生物性别角色(Sex)和社会性别角色(Gender)的区分。用约翰·曼尼的话来说：“性别角色(genderrole)是用来描述一个人所说或者所做的一切事情,以此证明自己的状态(Status)是男人还是男孩,是女人还是女孩。”43然而,这种生物意义和状态(Status)的区分程度有多大呢?两种性别角色之间有怎样的关联呢?

人在形成男人还是女人角色这一方面是自由的吗?还是从一开始就是由他的生物性别来决定的呢?进化心理学家和许多(尽管不是所有)女性主义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彼此争辩。有人觉得几乎所有一切都是预先设定好了的,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几乎任何东西都不是预先设定好的。

保守派坚信,男孩更喜欢玩机械类玩具,如积木或者乐高,女孩则喜欢娃娃和社会性的游戏。男孩偏向粗暴一点,女孩则比较温顺。在拜伦-科恩的婴儿测试中,女孩子对脸很感兴趣,而男孩子则是对运动物体更有兴趣。迄今为止,在社会工作中女性居多,而在技术类职业中则是男性居多,至少在西方是这样的。衣着方面的差别不像50年前那么明显,但是,带领带的女性至今依然少见,而化妆的男性也是少数。

把职业选择和时尚作为社会影响因素置之不理,在儿童游戏和婴儿测试时就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困难。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男孩子喜欢坐在电脑前玩射击游戏呢?为什么女孩子更喜欢用手机打电话呢?

美国社会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在她的女性主义著作《性别烦恼》中指出了一条使女性主义者们(她们否认生物上的性别角色)逃出困境的出路,受到了广泛评论。朱迪斯·巴特勒不仅驳斥了生物上的性别角色的意义,也驳斥了男性和女性这两个概念。男性和女性“本身”并不存在,而只是经常被“构建”和“解读”。男孩可能是对技术感兴趣,但是,既不是技术也不是男孩决定了男性。在社会中,到处都隐藏着成见和仓促的归纳。时刻搜寻两性这种思想完全是荒谬的,是异性恋男人的想象。可能没有人能够确认,某一东西是“男性”还是“女性”的。这两种观念都只是作为思想及指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生物上的性别,就像我们理解的男人或者女人一样,是语言和文化上的“发明”。

认为“我归结于其他人的所有特征都只是一种解读”的思想来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认为“性别本身”并不存在的观点来自法国心理分析家雅克·拉康(JacquesLacan)。朱迪斯·巴特勒把两者都考虑进去了,她认为,性别不是人所有的,而是人所为的。换句话说,人们通过任意方式做出自己的行为,而他人则会通过一定的方式来理解这些行为。男人和女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自己,在此过程中,他们也在不断地创造自己的性别角色。

性别研究和女性主义是进化心理学家的天然敌对者。因为根据基因自私理论,性别的根本任务在于繁衍生殖,这是众所周知的。我们在男性和女性的行为方式上发现的现象应该为性和哺育及繁殖服务,因为,其他一切都不会产生生物意义。据此,性别和社会行为应该是被迫分别产生的。但有些人的行为却并不符合这一准则,比如没有孩子的夫妻、同性恋者、异装癖者、变性者、对闭经女性依然兴奋的男人、绝育的年轻男人,等等,对于这些现象,进化心理学家遇到了很大的难题。为什么人类会如此强烈地违反自然标准呢?用生物学来解释社会性别角色的基础是不稳固的。但由于这并不意味着进化心理学家和女性主义者都有道理,所以,就应该是：“只有一者是存在的!”相对应地,两者都倾向于使自己的观点极端化。要么“一切都是预先设定好的”,要么“一切都是后天形成的”。

朱迪斯·巴特勒和拜伦-科恩或者戴维·布斯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若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很可能理解不了对方的话。进化心理学家会讲荷尔蒙、头脑模型和数据证明。而对于朱迪斯·巴特勒来说,头脑模型充其量只是“一些结构”,而关于性别角色的数据则是“语言游戏”。她会问拜伦-科恩和戴维·布斯,他们说“女性”和“男性”的时候,指的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进化心理学家又只能摇摇头一笑了之：对此又能问些什么呢?能问出些什么东西呢?

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被视为典型的性别行为是来自石器时代的“生物模型”,女性主义者则认为是新时代的“社会结构”。有趣的是,在历史上,这两种思想是同时出现的,即60年代末。1968年的辩论动摇了许多之前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关于男人和女人的问题也需要重新思考。现代女性主义研究和社会生物学以及进化心理学都来自同一个混乱的社会状态。“解剖学不是命运!”女性主义者向生物界发出了这一宣言。进化心理学家纠正说,不,自然确实规定了我们的性别行为。

造成这种相互不理解的原因很简单,这两种理论都有哲学上的弱点。生物学界的错误在于它对“自然”的理解几乎算得上天真。如果我们说,是自然预先设定了我们的性别行为,那幺,我们必须知道,什么是“自然”。然而,我们通常对于“自然”的理解,只是人类想出来的。我们关于自然的所有理解都不是对现实的拍摄记录,而是人类的想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自然“本身”,所有我们知道的一切,都只是我们为它设计的图景。

这正是以朱迪斯·巴特勒为代表的女性主义者们的切入点：一切都是解释说明,是归纳!这肯定没错,但也有难题。在每个生物设定性后面发掘个人的解释和文化模式早晚会出差错的。理论上,我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把每一种设定都解释为“语言游戏”——另外也包括自己的在内!事实上,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几个法国哲学的早期代表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对于人类逻辑、思维模式和假想事实的“解构”,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哲学的最后呐喊。谢天谢地,人们必须得说,不知什么时候,哲学家自己对此感到了厌倦,普通大众就更不用说了。今天,“结构主义”不再流行。

人类的性别角色是不是天然设定的?人们对于这个问题可不可能估计过高了呢?认为没有东西是天然设定的也是一种愚蠢的观点,同认为我们的性别身份是生物上确定的一样。事实介于两者之间：预先设定好的只有我们的性别(Geschlecht),我们的身份(Identität)则不是。比如,同性恋者在生物方面的行为就不一定是男性的,如果他们追求男性的话;变性者也不是。可能,人们可以达成一致的是：性别是一种(可以改变的)生物先决因素,而身份则是一种“行为”。它产生于习惯、感觉和对自己地位的认识。如果我的性别是预先设定好的,那么,是否把它“体现出来”则取决于我。

一些女性主义者会对此表示赞成。但是,对于进化心理学家来说,这种性别和身份的分离是理论上的最大缺陷。社会性别和生物性别之间的关系不可能只是一种十分松散的关系。性别角色在西方文化中总在一直不断地拓展。难怪,进化心理学家在其中看到了问题,就算称不上是退化,但也确实是问题。唯一能使进化心理学家感到宽慰的是,把目光从我们这些越来越奇怪的社会转移出去。我们最好望向更远的世界。难道男人和女人不都是这样的吗?如果我们在所有地方观察到(不同)

性别的相似或者相同的行为,是不是真的只是文化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