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西嘉岛,1981年夏天。那年我16岁,第一次来到南方,住在小旅馆中,四周是一片灌木丛。同所有16岁的孩子一样,我不幸陷入了恋爱,教科书模式般的难以抗拒的爱。我的荷尔蒙含量悄悄地增长到一个新的水平。旅馆周围野草的味道几乎能把我熏死。可这次度假中最糟糕的是,我必须单独和我的母亲待在一起。很明显,错误的时间,错误的人。

我的母亲正处于更年期,这一症状当时刚刚被确认。在沙滩上,她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和我们住同一旅馆的伙伴们那时几乎总是跟在我们身旁,是孤独让人不由自主地聚在了一起。他们分别是一位来自波茨的矮小结实的教堂唱诗班领唱,藻厄兰地区的一位快要退休了的秃头市长,以及他的夫人希德嘉。吃晚饭时,市长向唱诗班领唱展示了他那藻厄兰式的领导智慧。白天,他则躺在躺椅上读埃里希·弗洛姆的书《爱的艺术》。期间,他承认自己是个观淫癖者,并且给我的母亲讲述如何巧妙调情的技巧。我的母亲是女性主义者,对此不是特别在行。市长认为,聪明的调情就意味着“不要马上进入主题”。说是这么说,但是,看看他朝沙滩上张望的眼神就知道他早已直奔主题而去了。

我觉得责任在于埃里希·弗洛姆,他对整个困境负有责任。提起他这个名字,我会想起教堂和避孕套。从作者的照片来看,长得挺像市长的,就连名字都有点像。几十年来,我把这本书看作是用来给老男人培训调情技术的。我的母亲也不喜欢这本书,她觉得很“深奥”。可能正因为如此它才这么受欢迎。《爱的艺术》一直是一本关于爱情的最成功的书,在全世界卖出了五百万册。但这本书既不是培训调情的,也不是深不可测的。那它到底是怎样的呢?埃里希·弗洛姆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埃里希·弗洛姆,1900年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一个果酒商人家中,他的家庭是个十分虔诚的犹太教家庭。这个不怎么引人注目的小男孩很早就迷上了犹太神秘主义。在城中,他结识了许多类似的年轻犹太知识分子,比如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Kracauer)、莱奥·洛文塔尔(LeoLoewenthal)和马丁·布伯●(MartinBuber)。高中毕业后,弗洛姆在海德堡学习法律。受到新朋友的影响,他梦想着把社会主义、神秘主义和人道主义综合起来。1922年博士毕业后,西①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1889—1966):德国记者、社会学家及电影理论家。

②莱奥·洛文塔尔(1900—1993):德国文学社会学家。

③马丁·布伯(1878—1965):奥地利-以色列-犹太人哲学家、翻译家、教育家。

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也加了进去。这是一个全新的相当吸引人的挑战。

为了把20年代分裂的世界重新统一在人道主义思想下,弗洛姆开始探寻一部成功的巨作。与此同时,他开始在慕尼黑和柏林进修心理分析。1926年,他娶了与他同龄的精神病医生弗丽达·里奇曼(FriedaReichmann)为妻,在柏林开了一个心理分析诊所。对他来说,卡尔·马克思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变得比之前他在神学上对福祉恩赐的期待更为重要了。弗洛姆的新目标是实事求是地分析性的社会心理学。他成了“法兰克福心理分析研究所”的筹建者,研究所设在著名的“社会研究所”中。他在法兰克福举办讲座,在柏林实践心理治疗。1932年,他和弗丽达·里奇曼分手。两年后,在纳粹政府成立前,他逃往美国。

同许多德国知识分子不一样,弗洛姆十分成功地在纽约站稳了脚跟。他开了一家心理分析诊所,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讲座,社会研究所也搬迁到了纽约。1938年,社会研究所出了一件轰动性事件。比弗洛姆小三岁的特奥多尔·阿多诺°(TheodorW.Adorno)(后来的研究所之星)使竞争者们感到厌恶。阿多诺之前从未把弗洛姆看作一颗耀眼的明星。现在,他觉得弗洛姆是一个天真的大众哲学家。

研究所的大部分成员在战后回到德国。弗洛姆留在了美国,①特奥多尔·阿多诺(1903—1969):德国社会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音乐家及作曲家。

成了美国公民,在佛蒙特和耶鲁讲学。他以飞快的速度把他的思想撰写出来。他写了关于国家社会主义、心理分析和伦理学、心理分析和宗教的书。在20年代被弗洛姆搁置起来的神学重新获得了意义。1944年,他同具有深刻宗教信仰的摄影师亨妮·格伦(HennyGurland)结婚。亨妮·格伦是在一次旅行中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一起从德国逃亡过来的,旅行的辛劳和疲惫让她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因为亨妮·格伦的病,弗洛姆于1949年搬到墨西哥。他成了墨西哥城心理分析编外教授。

1952年,亨妮去世的时候,弗洛姆正沉浸在一本着作的撰写中。他在书中把资本主义描写成溃疡,即由疾病导致的一种体系。弗洛姆的憎恨让他加入了美国社会主义党。他马上又找到了新的生活伴侣。在亨妮死后一年,他与比他小两岁的安妮丝·弗里曼(AnnisFreeman)完婚。安妮丝·弗里曼是个身材高大,极富魅力的美国人。弗洛姆和她移居到墨西哥奎纳瓦卡,住在名人生活区中一个带有大花园的房子里,房子是他自己设计的。新婚后的弗洛姆研究禅宗佛教(Zen-Buddhismus),并且写了一本十分成功的书,即《爱的艺术》。

这本小书的很大部分都运用了经济思维式的批评。资本主义使人变得肤浅、让人变坏。两百年前,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Rousseau)写了一本名为《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书。他的观点是：人是好的,但文明腐蚀人。卢梭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是一切“摧残理论”(Beschaedigungstheorien)之父。“摧残理论家”认为,社会环境阻碍人按照自然本质生活。相应地,他们在社会或者经济压迫中寻找“真实的”、“自然的”、“自由的”人。从基督教原罪到卢梭及德国浪漫主义再到弗雷德里希·尼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特奥多尔·阿多诺以及弗洛姆,这其中贯穿了一条直线。阿多诺给他的著名文集《最低限度的道德》(MinimaMoralia)(其中收集了他的思想和笔记)做了副标题“被摧残的生活反射”(ReflexionenausdembeschaedigtenLeben)。

埃里希·弗洛姆和特奥多尔·阿多诺不是朋友。但是,他们的理论根源却是相同的,即都来自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两者都认为,人受到当代社会的阻碍,人是不自由的,社会或者占统治地位的道德阻碍人的自由发展。“批判理论”(KritischeTheorie)把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结合起来。这一理论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压迫人,导致社会变得畸形。换句话说,人在心理上是不自由的,因为他在经济上并不自由。到处都有压迫机制和偏见,阿多诺称之为“迷惑性关联”(Verblendungszusammenhänge)。

对于哲学家来说,这种“迷惑性关联”的好处在于,他自己可以在这一层面外看事物。谁要是能够看透他人的愚蠢,就越觉得自己很聪明很明智。这种美妙的效果是批判理论的成功秘密之一。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在60年代,批判理论成了一种宗教。人们对批判理论的狂热崇拜体现在分析大量错误的生活。

如果说阿多诺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虽然不存在“错误中的正确生活”,资本主义中没有真正的幸福生活,但是,总有机会看透他人的错误生活。未来应“消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和政治“体系”。根据卡尔·马克思的观点,存在决定意识。谁要是治愈了“存在”,即社会关系,那么,他同时也在对人的意识进行治疗。1968年的政治斗士把自己既看作革命者又看作治疗师。

同样的思想也出现在埃里希·弗洛姆的理论中。他认为必须治疗资本主义消费者畸形的欲望,以实现一个真实的、值得追求的存在。阿多诺逐渐远离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而弗洛姆则不断地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并把这种批判作为心理保健。开明、敏感的人必须使自己从世界需求中解脱出来。因为,以爱的态度对待世界与以贪婪的态度对待世界恰好是相反的。心中有爱的人什么都不渴求,他对一切存在的事物心存敬意,他会付出,而不会掠夺。

1980年,埃里希·弗洛姆在马焦雷湖的穆拉尔托去世。除了在德欣州的住宅外,他在纽约还拥有一座阁楼。他为世界和平与人道主义社会主义奋斗了一生。然而,他在书中所写的对于人们从物质需求回归自然本质的呼吁却从未体现在他个人身上。更令人不得其解的是,他的评论,初看上去,好像对物欲心怀好感。为什么物欲如此糟糕?物欲真的不好吗?尽善尽美的“存在”难道不是我们所渴求的东西吗?我们贪婪某些东西,除了这些东西以外,没有其他的选择吗?每个人都想拥有一些东西,目的只是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难道不是吗?

对于富人来说,要想消除物欲是不太可能的。弗洛姆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开启了七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女性主义者喜欢这种对于资本主义男性掠夺思维的批判;环境运动促使了洁净生活理念的发展,反对污浊而又危险的工业化;神秘者喜欢其中提倡的关于无欲生活的思想精神。埃里希·弗洛姆的书《爱的艺术》是富裕社会(富裕社会无论如何都想拥有它的“存在”)的圣经。

正是在这一点上,弗洛姆的继承者们今天依然在提倡这种思想精神。他是摆在书店里的数百种心理指导书之父。这是可以吸引世界各地人的诱饵,他们在寻找性和精神上的幸福,寻找满足和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