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清楚,在西方传统中,浪漫爱情到底是怎样的。因为,正如进化心理学家在非洲热带稀树草原中发现了浪漫爱情的起源故事一样,人文科学家和哲学家也有浪漫的起源故事。

比如,弗莱堡社会学家冈特·杜克斯(GuenterDux)就讲了这个故事。那时候有一个时期,主体和自然和谐地生活。那个时期没有确切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它是在市民时代之前。主体依靠自己的双手劳动、生活,没有什么困难的问题。他很少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对他来说,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后来,工业和现代劳动社会出现了,生活变得复杂起来。一下子,所有一切都变得不再是那么理所当然,与自然的关系,与异性的关系,特别是与自己的关系。用杜克斯的话来说：“对主体来说,世界不再。”89

之前相互自然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如今变得混杂起来,“因为世界的失去,主体陷入了意义危机。也就是说,他在世界中找不到用来决定生存意义的根据。对于以自然为导向的主体行为意义来说,这是很明显的。他不能在社会中找到生活的意义”。换句话说,给主体提供支撑的既不是自然也不是其他人。在这种情况下,主体获得了浪漫感觉,他意识到了使他生活分裂开来的深层裂缝。一方面,主体还一直期望自己有一个统一的生活意义,一个坚定的支撑;另一方面,他也知道,这种支撑在任何地方都难以寻得。结果是,主体不再试图从外界寻找绝对意义,而转向了自己的内心世界。他用绝对感觉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心灵世界,这个心灵世界和日常生活几乎没有关系。用杜克斯的话来说：“逻辑的分裂,以及由此而来的绝对性和新时代功能关系让主体陷入表面的无意义和绝对的意义需求之间的裂缝中。”9

为了依然能够与宇宙万物融合,主体现在把他的追求转移到两性的统一上去。在两性的交融中,早已被破坏的与自然的联系应该获得重生。在这一意义上,用浪漫主义诗人弗雷德里希·施莱格尔的话来说,爱情成了“包罗一切的实验”。如果生活也不再具有超自然的意义,那么,爱情把这种意义重新带到我们身边。这是浪漫爱情的核心。

如何评价这个故事呢?当然,首先“主体”这个词有问题。到底谁是主体呢?“主体”是18世纪的产物。当时哲学家认为,他们不应该说现实的人,而更应该说“主体”,这样,“主体”就诞生了。主体适用于那些内心世界中的人,所有让现实变得多姿多彩的东西都和他们没有关系。主体指的是“本质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

这个思想是这样的。但是,它带来的后果却是混乱的,在浪漫爱情诞生的故事中,甚至是十分混乱的。因为,“主体”这个概念指的是同一个物体,不管是传统世界中与自然紧密联系的,还是几百年后与自然的联系遭到破坏的。但这并不符合事实。因为,在这其中有着好几代间隔。完好的世界与遭到破坏的世界之间的鸿沟,现实中的人是感知不到的。因为,这些人生活的世界是不同的。

谁要是今天还在讲“主体”,就说明他在象牙塔中所获得的观点是多么的陈旧。鉴于人文科学的矫揉造作和呆板形式,今天的许多人都体会到了一种走调的感觉。更糟糕的是,讲述“主体”的人自己给自己罩上了一层迷雾。同浪漫哲学家和诗人的文章保持一定的距离是有益的。1790年至1830年间的德国知识分子,我们称之为“浪漫主义者”,他们是正在消失的少部分人群。甚至在周边国家也没有跟“浪漫主义”一样的观点,也没有类似的“浪漫主义者”。当时法国和英国的诗人和思想家虽然受到工业化的摧残,但是,他们离普遍性融合观点还是有着较远的距离。

杜克斯所说的“主体”只是小部分有着奇特幻想的人。哲学家费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施莱格尔兄弟以及诗人诺瓦利斯(Novalis)在图林根小城耶拿幻想着传统世界及其与自然的联系时,他们几乎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些什么。那时还没有现代的故事记叙,人们所认为的对于“从前”的了解只是一些传说。这样,他们就有了自己创造从前的完好世界的空间,以此来与自己的思想世界作对比。

事实上,那些人,比如古典时期的人,并非一定生活在与自然有着紧密联系的世界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不是呈直线上升状态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比中世纪人先进得多,他们觉得自己在宇宙中无家可归的感觉远比后来的基督教徒强烈。他们的上帝只是象征性人物,上帝的行为或多或少是一些可信的儿童故事。深层的虔诚很少,和自然的确切的联系也并不存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①(Sophokles)以及埃斯库罗斯●(Aischylos)的戏剧很明确地告①索福克勒斯(前496—前406):古希腊剧作家,古希腊悲剧的代表人物之一。

②埃斯库罗斯(前525—前456):古希腊悲剧诗人,有“悲剧之父”的美誉。

诉人们：任何地方都没有支撑。另外,在18世纪末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感知到像诺瓦利斯和弗雷德里希·施莱格尔的这种浪漫情感。

浪漫爱情更多的是文学中的幻想,而不是现实世界中的现象。限制浪漫爱情的不是空洞的世界,而是市民时代严格的阶级和性道德。英国“浪漫主义者”珀西·比希·雪莱(PercyByssheShelley)在1813年毫不隐讳地说出了这一点：“连性爱也没有脱离现存秩序的专制。法律自以为能够控制不可抑制的激情,给最清晰的理智带上镣铐,通过呼唤意志来征服我们自然的本性。爱情必然随着对美的感知而产生,因强迫而凋零。自由是它最本质的东西……男人和女人结合在一起的时间应该取决于他们相爱的时间。如果他们的爱情之火已经熄灭,而法律强迫他们还要在一起生活,哪怕是一会儿,那也是完全不可容忍的专政和毫无意义的忍耐。”92

19世纪初期,这种不可容忍的专政和毫无意义的忍耐是所有西方国家的一项原则。这项原则一直到20世纪都存在,在今天的许多社会中依然有这项原则。所以,在小说中享受浪漫爱情依然十分令人神往。尽管通常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男性,但读者基本上都是在19世纪市民婚姻中吃过亏的异性——女性。浪漫爱情更多的是在心痛文学(Herzschmerz-Literatur)中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在文学中,浪漫爱情至今依然有着稳固的地位。文学中的浪漫爱情进入到读者的头脑中,对他们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终成为他们概念中无法分割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头脑中的思想观念逐渐转化为对自由的性以及婚姻道德的追求。在干巴巴的名为“爱情”的必修课中产生了自由选择的机会。

如果这一切正确的话,那么,浪漫爱情并不是在四百万年前的热带稀树草原中诞生的,也不是在1790年的耶拿诞生的。它诞生在小说中,最晚从英国启蒙时期开始,然后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浪漫爱情是梦想中脱离一般风俗惯例的事物。而其他所有一切看上去都象是关于浪漫诞生的浪漫故事：热带稀树草原中的心痛,图林根的世界的丧失。

往前追述的故事,不管它在我们头脑中有多么根深蒂固,我们都要小心对待。最晚自19世纪开始,在讲述故事时总是会把先前的文化看成现今文化的预备阶段。这样,历史社会经常会被人为减少,一些跨时代的问题,如关于爱情的问题,就会走样。

如果我们把看上去有可能的东西仔细地总结一下,我们或许可以说：浪漫爱情是一种追求,它在18世纪形成了轮廓。它反对婚姻方面的限制,反对不考虑感觉而谈婚姻的做法。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1774)成了最佳畅销书。18世纪晚期,一些德国思想家把爱情提升为能够激发意义的机制。在所有这一切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矛盾：一方面,市民阶层自我发展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了;另一方面,市民依然被固化的社会宗教紧身衣所束缚着。大市民的沙龙生活成为两性交往的新场所。但是,受习俗惯例的约束,对浪漫爱情的追求几乎仅仅局限于文学中。这一切跟“主体”很少有关系。更多的在于,他们没有机会付诸行动,而只是说说而已。不过,就算在最浪漫的想象中,浪漫主义作者也很少会平等地对待他们所爱慕的女性,不会和她们真正分享自己的经历。真正的心灵融合,从我们今天的评判角度来看,在当时通常是不存在的。

18世纪末期这个时期能够对我们关于浪漫爱情的观念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这特别要归功于心理分析。弗洛伊德很欣赏早期浪漫主义者的思想,他们认为,对爱情的需求是因失去某些东西而产生的。浪漫主义者所说的失去世界,类似于弗洛伊德所说的童年早期的亲密关系的丧失。这方面的真实核心已经做过详细介绍。毫无疑问,母子关系(或者父母与孩子关系)的失去促使人们日后想要寻找新的关系纽带,在异性之爱中寻找。不幸的是,弗洛伊德把这种追求病态化了。通过这种方式,浪漫主义者的摧残想象转化成了心理分析上的摧残幻觉(Beschädigungsphantasmen)。心理方面十分普通的过程看上去仿佛是我们性冲动的头脑不正常：作为“自恋者”,我们喜欢提升我们自己。在“理想化过程”中,我们为了同样的目的提升我们爱的人。

20世纪心理分析专业书籍中充满了理论,这些理论把人与自然的浪漫异化同孩子与母亲的异化等同起来了,两者都属于失去自然。必然的环境解散了,“自我”意识到他在世界上的孤独。然而,所谓的浪漫主义者的失去自然不是普遍经历,这一点,人们也已经开始讨论了。人们认为,从童年时期与父母的关系转换成后来的异性伴侣关系,这必然是一个问题,而不是一个基本的、普通的过程。

人对爱情的需求不是一种摧残(Beschädigung)的表现,而是作为社会人的一种普通的期待。人的智慧和情感让他懂得如何在日后的生活中通过其他形式获得童年时期的重要关系因素。而心理分析家通过摧残模型(Beschädigungsmodell)不断地重复着大多数生物进化理论中的错误,他们认为,因为世界上存在一些东西,它们必须具有功能作用。用心理分析上的语言来说,就是它们必须为另外一些东西做抵偿。

而我则认为,异性之间的爱情不会抵偿任何东西,它会用其他方式继续一些东西。当人还是孩子的时候,一想到圣诞节就会欣喜不已。在青春期时,让人激动的不再是圣诞节,而是一个男同学或女同学。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人在青春期时要适应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一些重要的东西变得弱化了,新的东西补充进来,随着环境的变化,那些并非与生俱来的东西的地位会得到提升。理所当然的事物减少了,非理所当然的事物增多了。这一切变得错乱,令人振奋。对18世纪末的一些知识分子来说,这是失去世界的表现。他们觉得自己是巨大的时代变动的见证者,自己设计出充满激情的“浪漫爱情”想象。今天,我们依然会谈论到这些。但是,同18、19世纪的爱情小说读者不一样,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浪漫爱情者很少需要这种具有深刻意义的失去世界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