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父母结婚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他们两位的父亲都在火车站工作。他们相互约定好了。玛丽和威廉,年龄相差五岁,年龄很合适。五十多年来我的祖父母同舟共济,但要说到他们合不合适,却也从来谈不上。他们没有挑挑拣拣过,他们也没有自己挑选的权利,包括：他们的爱情,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住所,他们的医生,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电话供应商,他们的社区,他们无法选择同辈群体,也没能挑选治疗医生。教堂就在村子里,当时的要求也很少。我的祖父母每四年在选票上打个叉①,就只有1933年到1949年之间没有。他们了解德国和奥地利,祖父唯一一次大型旅行就是参加了战争。但并没有人问过他,他是否愿意去波兰。

在我父母结婚的时候,他们可以有所选择了。他们了解了生活,却也不多。他们结婚很早,我母亲当时只有22岁。那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我父亲不需要参军,因为当时也刚好没有军队。因此,他有机会读大学,后来成了一名设计师,这个职业对当时的德国来说还是新兴职业。国家变得越来越富有。然后,到了60年代,奥斯瓦尔德·科勒°(OswaldKolle)给整个国家做了性知识启蒙教育,性从一门必修课变成了自由和选择。我的父母到处旅行,穿越西欧直到摩洛哥,又飞到韩国和越南。他们寻求一种充满交替变化的生活,已经脱离了他们父辈的价值观。他们退出教会,在城郊买了自己的房子,有了中年危机,为了额外的第三电视台和一个遥控器而装了卫星电视。

在我毕业的时候,德国有了第一台录像机,那是在1984年。电话还拖着长长的线,而且还属于邮政管理。国家的财富还在增长。但是对于大学生来说,已经出现了学徒过剩的状况,①德国人选择所要选的东西时打“叉”。

②奥斯瓦尔德·科勒(1928—2010):德国记者、作家及电影制片人。在德语国家内,他因拍摄关于性启蒙的电影而出名。他自1969年起生活在荷兰并加入荷兰国籍。

就业前景也开始变差。我还能自由选择学习的地点,不久之后,也有了10个电视频道可供选择。我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旅行,1990年之后甚至可以去东部。我必须学会操作电脑。我可以选择我的所爱,我的职业,我的医生,我的信仰,我的生活方式,我的电话供应商,我的社区,我的同辈群体,如果我想要的话,还可以选择我的治疗医生。我自由了,却发现自己已有了第一缕白发。防晒油的防护指数成倍地增加,气候灾难已成了理所当然之事。在报纸和书上,人们可以读到,生态崩溃已经无法阻挡。在电视上,充斥眼球的都是围绕着自然资源的人口爆炸、移民和战争等问题。而在我们的真实生活世界中,却没人关注这些事情。人类渴望越来越多的东西：渴望爱情和性,渴望幸福和健康。他们想要出名,想要苗条,还想长生不老。

我们已经不再像我们的祖父辈一样过的是标准生涯史(Normalbiografie),我们有选择生涯史(Wahlbiografie),或者更具体点来说,我们可以“自己动手做生涯史(Bastelbiografie)”。生活存在越来越多的可能性,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而且我们必须选择。我们被迫去实现自我,因为,如果没有这种“自我实现”,我们显然什么都不是。而如果我们要实现自我,就意味着：从诸多可能中进行选择。如果谁没有选择,那他也就无法实现自我;谁想要实现自我,那就不能放弃选择。而绝妙的“做你自己”的机会,同时也是一种黑暗的威胁。如果我们没有成功进行选择,没有成功实现自我的话,那将会怎样?

就算在爱情上,如今我们期待的也是尽可能地多——我们赋予了自己价值。在我们的爱情关系中,我们也许还一直在寻找一种社会支撑点。但我们更多的却是在寻找——在一份浪漫的爱情中实现自我的理想可能性。

浪漫是一种想法,它把热恋的易逝性这个特质隐藏起来,并在自画像中给这种易逝性赋予了永恒面貌。这种设想并不新鲜,据估计,在古希腊文化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类似的形式——至少是作为一种理念——也存在于中世纪高贵的宫廷文化中。如人们所说,这种想法并没有持续释放影响,即使是我的祖父辈对此也所知甚少。但毫无疑问的是,在如今的富裕国家,至少是西方世界中,这种想法已经非常普遍,而且在许多其他国家也已出现。而它的独特性就体现在该国的民众特性上。就算浪漫在过去的时代里,总是存在于想象世界中,它也绝不同于人民大众所想的那样。浪漫不是凡尘俗子实际的期待,浪漫是上层阶级的艺术想象,是特权阶级的嗜好。

而如今,浪漫成了一种普遍要求。各个阶层的人群谈论两性之间的爱情时,都会谈到激情和理解,谈到兴奋与安全。尽管他们会不断地叹息并挑剔伴侣身上这点不好,那点不足。我们的社会不仅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富裕,也达到了非常高的教育水平。但它也对幸福和选择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这个社会通过汽车、火车、飞机、网络和移动电话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即使财富分配不均,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即使我们的底层阶级经受着“教育灾难”,但至少对幸福,还有对爱情的要求仍然无处不在。现如今,人们还是可以对这种要求进行区分。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中的性与城市文化,与弗里斯兰和上普法尔茨乡间地区的农民找老婆这样的问题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吧。但是无处不在的在爱情中寻找幸福的要求,却是毫无疑问的。

在这种民众需求中丧失的是叛逆。如今,浪漫的爱情不再是颠覆性的,也不再是离经叛道之举。相反,浪漫的爱情反而是对习俗的证实。在18、19世纪,浪漫的爱情常常是革命性的,追求爱情的人们会把激情置于等级问题之上。决定爱情的应该是感情的冲动而不是社会秩序。1968年运动中的新浪漫主义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在当时的新浪漫主义中,不是阶级冲突而是小市民的性爱习俗成了激进的问题。如今,因为这种煽动不再以颠覆破坏的形式存在,所以这种煽动已经不再可能实现了,这是个好的信号。在爱情中要求灵魂与身体实现自主自决的说法如今已被广泛接受。浪漫主义者在文学中,新浪漫主义者在即兴演出中想要表达的东西在如今的生活中有了固定的一席之地。

我们想要我们的爱情长存,而尽情享受爱情很大程度上是该目的本身。对以前几代人来说,爱情是一种如早期德国浪漫派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希·施莱格尔所说的“普适实验”,现代的爱情关系更多为了爱情而存在,同时也比以往所能想象的要激进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