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爱情关系这种新形式的评价分歧很大。对有些人来说,它是自由的胜利,意味着到达积极“个性化”的最高阶段,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事情。比如,意大利保守派哲学家乌姆贝托·加里波第就认为这并不是件有趣的事情。在他看来,想要通过爱情来实现自我是自我同情与滥用：“那个我自己可以不受限制尽情享受的空间,已经成了极端个人主义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男人们和女人们一样,在他人身上寻找自己。在一段爱情关系中,他们不怎么在意与他人建立联系,而更注重表现自我和发展自我。那是一种在社会中再也找不出一种表达方式的自我同情,在这个社会中一个人的身份是由其能力和他在体系中的功能来确定的。基于这种奇特的互相作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爱情也成了实现自我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却也比以前更遥不可及了：在一段爱情关系中寻找的并不是另一个人,而是通过另一个人而成就的自我实现……你成了成为我的手段。””加里波第针对自我崇拜所提出的疗法是一种宗教的自我清理。他自信地宣称：“渴望是超越。”100然而,在寻求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时,不仅仅保守人士和宗教人士会对个人的新爱情产生反感。美国哲学家,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哈里·法兰克福(HarryFrankfurt)就和加里波第一样感受到了一种类似的不适。法兰克福也期望自己的爱情没有自私自利,没有自我关涉性,没有自私的想法。他对于“爱情”的定义是独特的：“爱情主要是对于被爱之人的关心,这种关心和利益无关,是对爱情本身有益的东西的关心。陷入爱河的人希望,所爱的人或物能生机勃勃,不受伤害,他们并没有希望借此去服务于其他目的。对于陷入爱河的人来说,被爱的人所处的状况本身是重要的,至于这些状况与其他事情的联系则无关紧要。”101

像法兰克福所定义的“爱”,可能存在于父母子女之间。但即使是这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也心存怀疑,这种爱的原型是否适用于两性之间的爱情。因此,他很艺术化地打了个太极。如果他对于爱的定义不适用于男女,那么,在男女关系中通过浪漫体现出来的东西就不是爱情：“根据我的观点,特别是那种纯粹的浪漫关系或是性关系并不能作为爱情的明确典范。这种类型的关系通常都是和一系列极端元素结合在一起的,并不属于那种无关利益的关心所体现出的爱情的本质天性;这种关系是如此的混乱,让人很难理清,到底发生了什么。”102当然,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有人把发生在男女之间的事情“搞混乱”,只要简单地把它归到“爱情本质天性”之外就可以了。不过,这种“本质天性”事实上只是法兰克福先生个人的结论。认为爱情事实上是“奉献与自我利益的统一”,这种想法是一种美好的设想,接近早期浪漫主义的理想。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无数激情燃烧的事件却没有体现这种统一性。一旦我们认识到,为恋人的利益服务的东西其实就是我们的无私时,并不意味着,在追随自身利益与为了他人利益而无私奉献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的表象就会变形。103

为了得出这个结论,即法兰克福学派对奉献与个人旨趣的认同既不是在爱情关系中的普通情况也不是长期状况,人们并不需要成为麦克·杰塞林自私理论的追随者(“你给一个无私的人挠痒痒,你会看到一个伪善者在流血”)。只在有幸福的情况下才适用以上这种说法——而非在日复一日中,或是任何情况下。两性爱情关系中的实际问题恰好相反,不是去消除个人旨趣与无私奉献之间的冲突,而是要忍受。很有可能,也正因为此,爱情中总是会有冲突。

在现代社会的爱情关系中,大量的决定一再地将个人旨趣从无私奉献中脱离出来,使之成了一种永恒反复却不恒定的融合。现代浪漫主义已经不再是个人旨趣与外来旨趣之间无条件持续的融合了,而成了在(新)理解过程中的永远不会终止的冒险。

要勉强接受上述说法,看起来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持“爱情是自私自利的自我实现”想法的批评家那么喜欢夸张的原因了。在他们认为现代人类在爱情中寻找所有意义的时候,他们只是造出了一个纸老虎。比如加里波第曾这样写道：“在一个不允许任何人成为他自己的社会现实中,因为每个人都必须按照机器的意志来生活,生活已经异化了,爱情作为这种社会现实的平衡力量,必须成为意义的唯一避难所。”104

那种认为我们在爱情中寻找所有意义的论断一点都不对。为什么说如今“不允许任何人成为他自己?”真的是这样吗?

难道以前的情况更好些?难道比起当今的我来说,我的祖父在帝国时代,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或者在第三帝国时期更能成为他自己吗?这个说法与早期浪漫主义者(以及如今的早期浪漫主义社会学家)的设想一样有失偏颇,他们认为,在传统的社会中,生活还处于有序之中。还有一个问题,规定了人类生活的“机器”又是什么呢?说这些话的人描述的也许是斯大林时代的特色,但却不是我们2009年在西方世界的生活。最后还有个问题：生活在当今时代的我们,有谁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异化”了?这种想法充其量代表了一种在埃里希·弗洛姆和特奥多尔·阿多诺传统中极其保守的意识形态批评家的想法。它已经成了社会学中最顽固的谣言之一,因为根据现代劳动世界的左派理论来说,当今的人们觉得自己被异化了。然而,谁应该来承担这种在他出生前几十年前,甚至是几百年前就已经出现的损失呢?判断一个人失去了什么或者获得了什么,出发点始终是他自己的一生而不是在他之前的过去。如果从儿童时代开始坚持的价值观如今丧失了或是被搁置的话,人们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感到痛苦。但这与“异化”应该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也许必须承受脱离自然的后果,而不是因为有了中央暖气而沾沾自喜。我们也许必须畏惧技术,并希望能够再次像贫穷的农民那样生活。不管自然浪漫主义给我们留下了多少影响——通常来说,城市森林中残留的自然对我们来说还是足够的;几乎没有人愿意真的回到“异化”时代之前。

或许,加里波第以他那种略显笨拙的方式想要表达的是,人类“个性化”的过程带来的并不仅仅只有好处。如果如今我们享受着一种史无前例的自由,个性化是一件好事。以前的多少代人,他们从没有这么多时间来关心他们自己的心理状态。但是,同时个性化也有自私自利、孤独和不合群的危险。毫不奇怪的是,许多社会学家把生活在富裕生活中人们的个性化不仅看做一种爱情关系中的机遇,也视为一种风险。所以为了实现自我,婚姻成了其中一部分,却又被分离了出去。个性化是自我实现最为重要的动因,同时也成了它最大的障碍。人们寻找他人来实现自己,又为了保持自己而再次与他人分离。这种说法已经广为流传,它并非一无是处,但也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在当今的爱情关系中,期望与对期望的期望,这两者之间的游戏要复杂得多。只有当我们把个性化这个概念和“回归结合”(Rückbindung)概念联系起来的时候,才能变得更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