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化与回归结合是我们现代对自我理解的极端,同时也是爱情中的极端。在社会学中,人们20年来一直在一场无聊的战役中为一个或另一个价值进行争执。1968年之后的左派社会学家们欢迎个性化;而保守派则支持回归结合。有些东西,一方认为是激情和生活形式的新自由,而另一方则认为是对婚姻与家庭的威胁。但是这种争执却鲜有曝光,因为就如今的离婚率来说,这不是个性化的过错,而回归结合也没给一种关系提供一些必要的支撑。如果有谁在他人生的各个时期尽可能地个性化,他并不会因此而没有能力结合。如果有谁在危急时刻想到自己的出身时,他并不能因此挽救他的婚姻。如之前所估计的,在有疑惑的情况下,回归结合甚至是我们传统婚姻模式中最危险的毒药。只有在那个时代,即几乎所有的中产阶级出自类似的家庭,天主教徒只和天主教徒结婚,农民只和农民结合,那么回归结合是一种共同的纽带。而如今却相反,回归结合已经不再是一种保障。它更多的作用在于,使得伴侣的新的价值观世界很快地再由来自于出身家庭的老的价值观世界所代替。

最近30年来,在联邦德国的单亲家庭数目急剧增加。离婚率在上个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呈爆炸式增长。大约1990年以来,在德国每三个婚姻中就会有一个经历离婚,在大城市中甚至达到二分之一。几十年来,国家对于国民拥有成倍的快乐徒有愿望而已。对此,一切的原因在于我们对爱情的过分期望吗?是在我们将真实的果仁放进浪漫主义的巧克力中的愿望中吗?是在寻找蜡烛、蛋糕、安全套以及闺房之间意义联系的过程中吗?

根据第三章中引用的来自《明镜周刊》2008年4月期的一份民意调查,只有63%的女性以及69%的男性认可以下表述：“生活的意义主要是在于有一个幸福的和谐的伴侣关系”——大约占了德国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二。更多一些的人认同这个说法,即意义在于“有好的朋友”,认同这个观点的有73%的女性和66%的男性。

在这种背景下,“一个无家可归的个体在爱情的梦想宫殿里避难”这一理论失去了光彩。另外还有三分之一的德国成年人似乎不打算分享这种渴望,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可以设想好多种答案。有可能是因为在德国,很多人已经不再相信,人们能够在一种充实的伴侣关系中找到意义。也许在现如今,有许多比爱情更好的东西能给你意义。或许德国人对于意义的需求通常被过高评价了。对此的答案可能会隐藏在另一个问题中：“为什么您是单身的?”这是《明镜周刊》想要知道的。将近三分之一的被调查女性和男性一样,认为他们的“要求太高”了。同样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用“渴望独立”来解释他们的单身状态。其他的原因还有比如女性的“糟糕的经验”以及男性的“胆怯腼腆”。

根本不寻找爱情的单身人士应该是很少的。但事实上,许多单身人士,特别是那些身处大都市的人,不再苛求爱情。对于失去的害怕胜过了预估的获得,这种态度并不局限在爱情这个问题上。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年轻人对于生活的要求不断地提高。富裕在哪里,想要从中获利的要求就在哪里,不管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的。金钱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商品,它也使得生活的可能性最大化。而由此带来的反面后果则是不满,我们的选择越多,就越容易失落。我们的消费文化不仅是一种说“是”的文化,更多的是说“不”的文化。因为不仅是我们所选择的东西,而且还有我们所拒绝的东西,它们决定了我们的个性。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市民嘲笑贫民和外国人,而现在的中产阶级在选择他们钟爱的歌曲时早已与世界脱节。那些我所定义的东西以惊人的速度过时。每个选择都在等待新的选择,所以准则不仅仅是“终身学习”,还有“终身抱怨”。

因此,在如今对于浪漫爱情的想法中,所提的要求往往会比可能的现实更高一点,这也不足为奇。抱怨的主要原因就在于自身的可能性。如果说在西方国家的爱情市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那么在这个市场中的个人的机会也是不可限量的。对于许多人来说,即使在如今,对于选择可能的爱情伴侣时要求还是不高的。那些长相普通,魅力指数一般,所从事的工作又称得上是无聊的人,大多数也不能挑选他们的理想伴侣。而在如今的年代,具有吸引力的人比以前的机会更多,这个事实,对于那些不具有吸引力的人来说不是机会,而是诅咒。因为,尽管这个市场是开放的、多样的并且自由的,但是它并不公平。

对于那些将“追求独立”放置在伴侣关系之上的单身人士来说,其出发点往往是某个人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事业比关系更重要。很遗憾的是,人们错过正确时间点的事却不在少数。在西方世界的大都市中,有许多这样的人,其中主要是女性,他们发展事业以家庭为代价,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中,一开始并没有规划这个放弃。长时期缺少爱情关系会导致他们戒除爱情,或者说习惯当今的情境。所有的推动都要由梦寐以求的他人来做。然而,大多数童话中吻醒睡美人的王子却没有兴致这么做。相反的情况是,童话中的公主也同样没有兴趣。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单身的理念价值被一再地更新抬高,被称为摇摆单身(swingingsingles),或最后被称为乐单族(Quirkyalones)——作为“独特的独身者”,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足为奇了。根据美国作家萨沙·卡根(SashaCagen)的观点,真正的浪漫主义并不在于讨厌的关系,而是在于未实现的渴望。思念渴望比爱情本身更浪漫——从这点上来看,早期的浪漫主义在文学上未实现的渴望以及浪漫主义晚期在美国的电视连续剧中的体现联系了起来。来自德国柏林的作家克里斯蒂安·舒尔特非常精彩地借助电视连续剧向我们展示幸福的单身生活状态：比如电视剧《甜心俏佳人》和《欲望都市》。经济独立、消费欲望旺盛的浪漫主义者尽管一再地尝试没有爱情的性,但像凯莉一样,她们最后还是渴望“大先生——比格先生(MrBig)”,也就是童话中的白马王子。舒尔特认为,这部美剧的特别成就在于把单身女性发掘成了明星。大多数的单身女性在经济上都优于与她们同样遭遇单身命运的男性,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单身的女性要求太高,而单身的男性又太过愚笨。

如舒尔特所言,在新经济衰落时期,像这种宣扬单身的连续剧就会迅速地失去诱惑力。那种宣扬富裕、激情、渴望的生活口号已经不再具有说服力。在舒尔特出书四年后的今天,也出现了经济危机。未来的电视明星可能不是相思成疾的雅皮士,而是幸福的穷人：沉醉在爱情中的浪漫的领取最低社会救济金的人。单身作为从危机中衍生的理想已经大势已去。

当然,单身还是会继续存在。生活情境并不会像电视剧那样完全颠覆变样。那种和同一个伴侣持久幸福的可能性并未减少,至少成为单身已是当今也是未来一种非常普通的期待了。

一种可以想象的,同时也能够常常得以实行的生活形式是“按序的阶段性一夫一妻制”。人类学家海伦·费舍尔,她一直想要再次找到我们祖先在热带稀树草原的最原始的生活模式,她肯定会很高兴看到：人们在一起生活三年、四年,然后终于把孩子们拉扯大了。等到没有真正的孩子在身边时,那么支撑彼此的就是“精神孩子”,即共同的愿望、理念和美好的设想。在生物学意义上三到四年的共同生活中,他们以遗传学为条件相互损耗。海伦·费舍尔认为,我们如今重回到按序的一夫一妻制也并不奇怪。

但这种设想却并没有如人类学家所想象的那样发展。因为没有证据可以推断,我们的祖先曾经按顺序阶段性地进行一夫一妻制的生活。很有可能只是一种群居联合体,是一种婶姨——兄弟姐妹共居的家庭。此外完全可想象的是,我们事实上的确在往这个方向回归。有关这个角度我们将在家庭那一章中进行阐述。

一个年轻人所期待的爱情关系的数量要比他的祖父辈那一代人所期待的要高得多,但这个数量是不是真的比他父辈那一代所期待的要高得多却没有办法确定。这个曲线不能再上升了,但这并不是说,大众对结合失去兴趣或者说不再具有结合的能力。根据最新的研究,30年来,在德国的年轻人中开始拥有性经验的平均年龄一直保持稳定;只有在社会焦点时刻才有所下降。同时,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德国年轻人平均性伴侣人数也没有增加。尽管性爱不是一个稳定的依据,我们仍然不能强制地期待,现在的青年人的结合能力比我们自己差。

看起来,如果提的要求较高,就不会再有自愿结合的办法了。我们很难限定我们对爱侣提出的要求与愿望。而且,我们当然也早就明白,对方也对我们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将所有卑劣不足揉成一团。恰恰是年轻的那代人对他们的爱侣提出了无限的要求,我们不能只将这个现象归咎于爱情市场中的选择可能性。如果我们注意到越来越低的婴儿出生率,那么这也对今后寻找伴侣设立了一个更高的标准。一个人在孩提时代对自己越感兴趣,那么他也会更希望得到爱情伴侣的认可和青睐。我的“爱情地图”记录的不仅是一些特征,还有更重要的也是行为模式。他们是我评价日后关系的准则。我认为,资本主义寻找最佳爱情收益的做法并不能在基因中找到它的对应,但很可能在发展心理学中有所收获。

毫无疑问,我们寻找爱情的模式中有一个矛盾的结构。我们通过他人为我们自己寻找最佳感觉,我们的自私自利钻进了“一对伴侣”这个无私的洞穴里。为了实现更多的愿望,我们献出自己。我们的个人主义与我们对关系的渴望,这两者就像电话绳一样,交叉在一起。而回归结合构成了一张安全网。如果爱情关系失败,我们可以重新找寻我们的出身家庭以及我们的朋友。

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否定：绝对存在一种“真正的”对他人的担忧以及“真正的”感同身受。有谁愿意只是因为一种间接的更高旨趣的推动而误认一种感觉?有谁在他人的幸福中找到自己的幸福,他也在他人的忧伤中找到自己的忧伤。有他人在某人身边,这是人类一种原始的需求,有很古老的渊源。根据来自美国波士顿马萨诸塞大学的孤独研究者罗伯特·韦斯(RobertWeiss)的看法,如果人们缺少这种本身拥有的感同身受的能力,那就比没有这种能力更为糟糕。那些不懂得给予的人,他们也不会爱——这个认知已经不新鲜了。我们不仅想从我们的爱情中得到一些东西,而且我们也想献上一些东西—是我们的“灵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