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自愿的面具之下,隐藏着这样一个真实的核心：“在新时代中,已经觉醒并变得自信的女性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样一①卡尔·瓦伦丁(1882—1948):德国戏剧家、作家、电影制片人。

种矛盾的困扰和折磨：根据她们的天性,她们不仅是一个个体,同时也属于一个种类——此处所学到的东西训练她们的这两种特性并以此获得平衡。一方面训练她们作为一个种类怎样繁衍后代,另一方面教会她们作为一个个体怎样为爱情献身,同时又保持高度的自尊心。”120

荷兰妇科医生特奥多尔·亨德瑞克·范·德·维尔德(TheodoorHendrikvanderVelde)在他《完美夫人——女性及其帮助者的指南》一书中对女性这一美好性别的种类功能及爱的能力进行了思考。“完美夫人”这一标题是对这本书两年前的第一版所做的修正。这一定语“完美”把可怜的妻子太过具体化,作者自己对此也持自我批评的态度。

与同时代的大部分人相比,范·德·维尔德是进步的。他为现代社会中女性和男性角色面临的新挑战而担忧。他试图向他们提供性指导,使他们能够维持婚姻的稳定,当然,前提是女性和男性都确实有这种愿望。他仅用了6年时间便完成了5本指导书的写作,包括《理想婚姻》、《婚姻中的厌恶》、《婚姻中的性爱》、《婚姻中的生育能力及夫妻愿望的影响》。他是西方世界的性教皇,魏玛共和国的奥斯瓦尔德·科勒。1937年死于飞机失事时,他的婚姻指南已经超过了40版次。1928年范·德·维尔德拍了一部关于婚姻的电影,1968年这部电影被重新拍摄。

在女性主义和西德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解放运动之前的很长时间里,范·德·维尔德提出的非常现代的问题是,他认识到20世纪的女性在婚姻中至少要扮演两个角色,而且是两个互相矛盾的角色,即男人充满激情的情人和孩子们温柔慈爱的母亲,这两个角色使得女性成为两个主人的奴仆。作为医生,这位荷兰人首先致力于为摆脱这种进退维艰的局面寻找技术上的出路。因此他建议女性通过锻炼阴道的肌肉来提高性欲和生育能力,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大量新出现的角色和婚姻的心理问题。

现代社会中的夫妻关系,正如范·德·维尔德所认识到的那样,是一个组织问题,这一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变得更为尖锐。人们几乎不再相信,通过纯技术或锻炼的手段能解决这一问题,那时提到的技术在今天演变成了心理技术。爱情、浪漫、自由、自由空间、个性及家庭在今天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互相依赖又互相抵触,以至于手段、技术或者指点无法快速解决问题。

问题的难点不仅仅在于恋爱初期的浪漫会渐渐地褪变成日常生活的平淡,一点点的平淡还不至于破坏一段关系或者一个家庭。如果没有一点平淡,那么一切的色彩斑斓也会失去它的魅力。因此埃娃·伊洛兹指出：“大部分人抱怨,婚姻因为恋爱初期亢奋状态的消退而受到威胁,与此相反的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单调、辛苦、平庸的日常生活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极,浪漫的瞬间可以从中获得意义。这些浪漫的瞬间正是因为短暂而且不‘进入’日常生活而具有重要意义。即便进入平淡的日常生活也并不代表爱情的消失,这两者之间可以开始有规律的更替。婚姻生活是否稳定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够保持这样一种更替。”121

在婚姻问题中,失去恋爱的激情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随之而生的害怕和担忧。我们对眼前的爱情往往期望太高,以至于它不断地让我们失望。这种威胁也很容易出现在家庭中,而且还是以两种方式出现的。一种是如前面所指出的,真实的家庭生活并不总是符合人们浪漫的愿望。最迟到孩子们进入青春期后,家庭里的浪漫往往已被破坏殆尽了。毕竟青春期的孩子们在家庭中的表现并不浪漫,想从与父母的紧密关系中解脱出来是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天性。另一种是家庭中只要有了一个婴儿,关系就会完全发生变化。还在婴儿咿呀学语,第一次低声叫出“妈妈”、“爸爸”之前,爱情通常就不再如以前那般了。不久前,丈夫可能还是个冒险家,可是现在他得小心翼翼,以免用勺喝粥时犯点什么错误。要应对这种要求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以前考虑到性欲的满足、情感的稳定,以及从埃里希·弗洛姆开始提出的为了自我认知,人们认为婚姻关系应该“带来”一些什么,如今那些目标及标准完全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家庭不是前面解释过的自我认知的集体,要求认知的目光现在落到了下一代的身上。

这样看来,家庭大多成了一笔被感知的交易,人们在赢的同时也输了。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什么还如同以前那样了。我们在大脑中想象扮演父母的角色时,很少会想到我们在某段时间或者可能永远都是输的。小孩子对其父母性生活的影响大多数是无法估量的——父母做爱频率会飞速下降,在婴儿哺乳期间,性生活常常是完全中止的。在这段时间中,女性会分泌大量脑下垂体荷尔蒙和垂体后叶荷尔蒙,但这是为了哺乳孩子,而不是为了满足丈夫的需求。如果我的关于父母——孩子——爱情的两性爱情拱肩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一过程从生物学角度看便非常可信：在对孩子的爱中,爱回归到原点。两性的爱情也会在倒立的三角形中体现出来。

这种交易的积极面在于,它可以造就新的“我们”,可以在未知范围内创造自我确认的空间。家庭带着完全特有的角色、真实游戏、各种期望及期望中的期望,在社会中组成一个个小的团体。从理想化角度来看,夫妻自身体验的空间大大地扩大了。但实际上,几乎所有方面的空间都缩小了：家庭消耗时间。你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会通过新的方式确定你的身份：从被看做是具有性吸引力的生物变成妈妈和爸爸。2005年《焦点》杂志把这种在女性身上出现的现象称为“母性化”;在一些父亲那里情况也没有好多少。谁要是没有把荷尔蒙和幸福中隐藏的失望看作是自我的失望,那他至少应该预计到外来的失望：最好的女友如果没有孩子会有点让人惊讶,最好的男友如果没有孩子会感觉他自己是狼群中最孤独的一个。

浪漫密码成为家庭生活的密码：用兴奋消除单调乏味,用安全感排除不安。家庭构建出自己的意义体系。你在家里是怎样表现的,其他人通常看不到。这种观察适用于父母,也适用于孩子。没有什么可以像来自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印象那样如刻在坚固的石头里一般深刻。家庭中的偶然事件及家庭成员天赋和性格的影响会相对地确定一个人的性格,这似乎是绝对的印象。即便是最小的孩子以及婴儿也会变老,而在与其进行情感、社会洞察力及理智方面的比较时,在日后生活中的很多完全不同的人也可以算作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尽管如此,以往的家庭生活一直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没有比纠正家里的老一套更难的事情了。

家庭在许多方面创造新的约束力。约束力使人产生强烈的责任感,随之而来的是压力。在需要不断选择的个性化时代,每一个新的决定看起来有点象是过分的要求或是苛求。如今,有三分之一的女性没有孩子并不奇怪。使情况更加糟糕的是,劳工市场——至少在德国是这样——一直还没有为现代双薪家庭提供足够的机会。1990年,乌尔里希·贝克还写道,社会是个人的失败,对大部分女性来说的确是如此的。而如今对于男性来说,也差不多如此。婚姻关系中的社会及个人期望的压力要求他们不得不同时兼顾工作和家庭,不仅在组织方面,还要在心理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的看法与自己的形象互不相符,这一点就不足为奇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者朱迪斯·巴特勒在新经济时代单身与理想的对比中从理论上扼杀了每个家庭。对于这个主张两性平等的哲学家来说,异性恋的浪漫也已算是无法饶恕的罪。因为浪漫爱情的异性恋传统确定了男女行为的规范。换句话说：浪漫创造了爱情中固定的角色分配,阻碍了男女在没有固定角色分配的情况下寻找自我、确定自己的性别定位。这样看来,核心家庭也仍然是最坚硬的水泥,它最终夯实了这种固定的角色分配。谁在浪漫的核心家庭中扮演母亲的角色(巴特勒对父亲不太感兴趣),谁就会限制自己的发展,并且会放弃所有可以实现自我的可能性：比如,带有期望的讽刺游戏,有目的的拒绝,对文化标准的放弃。

这种诊断的讽刺性在于,如今的年轻母亲,特别是大城市发达区域里的年轻母亲,仍然还在这样做。母性化成了在公众场合被多次演绎的传统表演,这种表演带有讽刺口吻：“我是母亲,而且这样很好!”在这里,巴特勒被她自己提出的论据所反驳。因为在这些场景中,我们如今看到的不仅是对母性化的演绎(这种演绎会引起矛盾情感),更多的是对不能表现得像个妈妈这一原则的拒绝,这一拒绝是有目的性的。现代的反女性主义吞没了它的精神母亲。比如,克里斯蒂安·舒尔特为了表达更加符合时代精神的自我见解,分析了普伦茨劳山的家庭场景：“这个在柏林的例子正好表明,今天,生孩子除了能够繁衍后代外,还有哪些作用。在普伦茨劳山这一地区,父母的存在成了一个合乎规则的流行现象,成了演绎自己个性的可能性。”122

作为地位和情景的象征,酷酷的模特妈妈和孩子为了逃脱、减弱或者平衡母性化创造了自我确认的世界。如此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最坏的解决方法,尽管它给当事人带来的乐趣明显多于旁观者。

当然,普伦茨劳山区中的爸爸妈妈们只能部分地代表现代社会中的父亲母亲。在柏林的霍恩申豪森,普伦茨劳山往东十千米,那里的世界却是另外一个样子。从酷酷的年轻父母的例子中,人们可以学到的是,家庭和个性不必相互排斥。个人的个性发展被许多束缚包围着,而不是毫无边界的自由的个性发展。相反,家庭不仅产生新的束缚,还会除掉旧的束缚。强制性选择消失了。没有太多空余时间的人,再也不用面对在众多打发空余时间的想法中进行选择的问题了。自愿把时间花在孩子身上也绝对有好处。、在家庭中,不管是怎样的家庭,一种束缚和自由的混合形式会被另一种形式所代替。自由和束缚以另一种方式混合在一起了,但并不一定就变得缺少吸引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尽管抚养孩子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但几乎没有人真的希望他们没有孩子。

在过去几年中,对于为这种积极想法奠定基础发挥作用的因素,人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当然,几乎所有的父母都爱自己的孩子,并不想失去他们。但是孩子是否真的给父母带来了如父母们自己所说的那么多的快乐和幸福呢?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Kahneman)和他的同事阿兰·克鲁格(AlanKrueger)想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尽可能可信的幸福测试体系。他们怀疑人们在做调查问卷时经常会自己欺骗自己。在回答关于幸福这个问题时,人们通常会做一次回顾性总结,真实的幸福感会在这一过程中被歪曲或被美化。因此,卡尼曼和克鲁格不仅仅问“您的孩子是否让您感到幸福”这样的问题,而且还会要求父母一点一点地重述他们的日常生活。得到的结果是：孩子们并不怎么讨他们喜欢。至少对于美国的父母来说,平时与孩子们在一起,就如同购物或者打扫卫生一般不那么舒服。但之前在他们所作的回忆性记录中,他们将孩子看做所有幸福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看起来,遗忘让父母对孩子的记忆更加美好。生活的意义多于所有幸福时刻的总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