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很容易认识到,智力的发展程度是与社会的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像原因与结果一样。”2S一种文化中的社会关系越复杂,处于其间的人则越精明,反之,人愈精明,则该文化也愈复杂。当经济记者和哲学家赫尔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如是写道时,整个世界正开始一场变革。查尔斯·达尔文刚刚发表了他的《物①保罗·西蒙(1941一):美国著名流行音乐歌手。

种起源》。达尔文1859年在自然领域中的发现,在斯宾塞看来,也同样适用于社会领域,即：社会固有的必然的进化原则。从星星到苔藓和鼹鼠,再到人类——所有的一切都渐趋优良和完善——以实现最完美的和谐。

为了理解一切,包括一切人性的东西,人们难道不应认识一切宇宙发展的基本原则吗?斯宾塞的梦从生理到心理、社会及至伦理道德的角度对人类进行了分析,这种分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有现实意义。他——而不是达尔文——才是社会生物学和进化心理学的鼻祖。然而,(倘若把这些学科比作不同的楼层,那么)认为用来构筑地下室的生物学的基本原则和建材亦可以在一楼的心理学,二楼的社会学和顶楼的伦理道德中找到,这种想法已经过时了。从基因和荷尔蒙到现如今爱欲、性别冲突和家庭问题,这一切错综复杂,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道路。在声势浩大的心理学、社会学和哲学理论面前,我们需要适当保留一份无知和放肆,以便将认知锁定在生物进化基本原则的构成上。

在爱情这个问题上,我好奇地尝试着去建造从生物学到心理学再到社会学的楼宇,然而得出的结论是：在每个楼层上都会得到一些新奇而又特殊的东西。当然,如果没有地基,这些楼层都不会存在。只是,在每个新楼层上又会同时出现一些新的困难和规则。我们的基因促使我们繁殖,情欲促使我们渴求满足,情绪刺激我们感受爱情,爱情的感觉催生美妙的念头,而这些念头又编织出想象的图景,也唤醒期望。然而所有的一切都要服从一个道理,即：我们基因的逻辑并非欲望的逻辑,欲望的逻辑并非感觉的逻辑,感觉的逻辑并非思想的逻辑,而思想的逻辑又并非行为的逻辑。

我们如果真的想要理解人类进化,就必须对其进行心理分析,而不是将人类的心灵自然化。1911年,26岁的乔治·卢卡奇①(GeorgLukács)在他的《心灵与形式》一文中写道：“心理学开始的地方,便是伟大终结的地方。”因为,“心理学研究的是开始,便不存在行为,只存在行为的动机;人们内心深处需要什么,这动机承载着什么,这些都使一切失去了确定性和明晰性。即使还存在一些残余,也会被动机的浪潮不可阻挡地冲走。”126

卢卡奇写这个的时候并没想到什么进化心理学家——那个时候还不存在。即使进化心理学家的前驱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也并不是他所针对的。他关注的问题是：关于人类,到底什么是可以准确阐述的?什么是可以确定的?因为,人类本身远比他们行为表达的要多得多。如果有一位地球外的行为研究家整日拿着望远镜观察我们的生活,他可能会觉得这种日子极其无聊：我们睡觉、穿衣、吃饭、走路、坐下、聊天、再脱衣,偶尔会做爱,然后又睡觉。使我们成为我们的,是我们的打算、动机、愿望、动力和渴望,我们的矛盾,我们的三心二意,我们的前后不一,我们的犹疑不决,以及我们的绝望堕落。没有①乔治·卢卡奇(1985—1971):匈牙利哲学家、文艺批评家。

这些,可能连最近的演变也让人无法理解,更别提当今社会中爱与性的动态变化,那么迅速多变又缺乏理性。

在最深处维系爱情的,并不是自然规则,而是一个词——“爱”这个概念。按照拉罗什富科的观点,没有它,人们根本不会想到要去爱。“爱”这个词,以及我们如今对它的浪漫遐想,不仅带来爱的形式,也给我们的愿望赋予了合法正当性,我们的愿望就是想要爱一个人并跟他长久在一起。这种正当性是必要的,而且很重要。如我在第六章所提出的一样,我们对于性爱的需求并不源于何种动力或进化的必须性,它更多的是我们情商的附属产物,就像我们的宗教一样。虽然母亲对孩子的爱可以从生物的角度上加以解释,男女之间的爱却不能,它甚至还会对基因的优化产生负面影响。

在这种社会规范和习俗下,性爱的正当性允许我们接受高度紧张的亲子关系的损失,转而将我们的爱或多或少以同样的方式投射到我们的性爱伴侣身上。这可能带来多种后果。其一,幼年或童年时期的爱的经历将会或多或少影响到我们一生对于伴侣的爱。在我们第一次吻一个男孩或女孩之前,我们的“爱情地图”已然付梓。

第二种结果是：我们的脑中将不存在性爱的神经元和浪漫的“模型”。根据各种表现,性爱从生物的角度来说既无必要也无意义,因此,人脑在进化过程中没能适应它。肉体欢愉、内心激动、安全感、喜爱、信任的化学物质会聚在人脑中又匆匆逝去。这种认知被认为是“默认的知识”,它贯穿了西欧文化史直至市民时代的开端。直到这个时候才开始出现“包罗一切的实验”,人们想要一切事物,于是创造了“浪漫”。浪漫将泾渭分明的情欲、激情和结合以无序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这是一个大脑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是现代人对生物心理的普遍高要求。

性和结合的刺激不仅仅会短路,火花四溅,浪漫的爱情还会渐变为对性爱伴侣的普遍而又正当的期望。爱情、恋爱和性——如今我们都乐意将三者统一起来,仿佛浪漫的爱情并非特例,而是常例。我们相信它,就像旧时信仰上帝一样。我们总是梦想能够乘着一辆“家的马车”从这条仅存的神圣道路上驶过,车轮不曾在这条熠熠发光的小路上掀起尘埃或者深陷于泥污。

事实上,这三者却总是分道扬镳：一方面,从长相结合和相互谅解的角度来理解爱情,便要求伴侣不发生根本改变,而另一方面,从对于爱情激情和刺激的要求来看,多变的关系和对伴侣不断地提出新要求才是最佳应对。拥有轰轰烈烈爱情的伴侣渴望稳定,而拥有细水长流的则又期待多变和激情——不管怎么说,他们看重的是“爱”,而非只是伙伴搭档。现在的关系,要么太棘手要么太无趣——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便是人们所说的“真爱”。从生物学上来说,我们希望一曲由小提琴、E调吉他、竖琴和定音鼓一起演奏的和谐曲调。我们想要多巴胺的活跃和羟色胺的稳定,想要轻柔的曲调,也想要喧闹鼓声的点缀。

这些都只是梦想。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生活不是一场理想的音乐会。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表现出我们所熟悉的与时代相适应的样子。当要求和现实冲突时,我们会拆分对于各种功能的需求,并进行神经元和心理上的工作分类：我们在家做饭,在网上调情,为自己找特殊的性爱伴侣,从朋友处感知喜爱和安全。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生活再次回到浪漫主义之前的时代：性和结合分开。肉体的伴侣带来欢愉,而精神的伴侣则促使和创造内心的结合。

所有这些都得到了富裕生活和空余时间的支持,为如今的我们带来了这样的可能,可以不需再努力去自我完善和变得成熟。谁能够不用面对这个残酷世界里优胜劣汰的压力,谁能够不用害怕饥饿、寒冷、战争和贫困,谁便能够继续在这条路上找寻,甚至去找寻那浪漫的交融——只要身体的交合不是出于繁衍的目的。

20世纪20年代,法国医生埃米尔·德瓦(EmilDevaux)认识到,人们能够如此长期保持学习能力,是因为他们大脑的绝大部分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对于文化,也应如此。德瓦将我们大脑后期的生长称为“幼态延续”,它刺激着我们的智力发育。类似的,我想谈一下“文化幼态延续”,即：富裕生活和空闲时间使人的成熟渐趋减缓。“文化幼态延续”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我们来说,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机会(或是诅咒):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一生都不再成熟。就像一个新生婴儿面对幼猴时手足无措一样,“文化幼态延续”下的我们面对祖先们本能的成熟过程亦可能如此。

“中年危机”这个词现今已几乎不复存在,因为如今的西方人生活在永久性的中年危机中。这种危机最迟开始于25岁左右,之后便一直伴随着他们。我们现在越来越快地步入感觉中的中年,并更持久地深陷其间。营养、药物和媒体使当今富裕国度的年轻人以令人窒息的速度快速成熟。虽然很多人想要尽可能活得长久,又不愿意变老。锻炼、美体、冥想以及健康的饮食能防止变老。我们想要永恒地追寻,而不考虑到达。这种过程给人带来快乐,却也令人感到疲惫。

在这种“文化幼态延续”时期的人生规划框架下,核心家庭的浪漫想法本身便会成为一种过渡。尽管它令人惊奇地稳定存在着,却也不再成为长此一生的规划。尽管我们普遍较迟地建立家庭,在孩子离家后,我们仍然拥有比自己成家前更多的时间。现今西欧人的平均寿命在75岁左右。三四十年之内可能会变成95岁或者更高。当那时孩子们离开家时,人们可能真正处于中年。后果如今已经可以预见。到那时,不仅男人的性欲没有降低,女人的性欲也没有降低,尽管他们已不用再考虑传宗接代的事情。女人情感上的活力与她们生理上的活力已经不相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