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待一种不寻常的感情

据荷兰行为学专家弗兰斯·德·瓦尔估计,没有哪种动物会像人类那样如此强烈地受到“内心斗争的折磨”。2?至于对爱情的感觉,浪漫主义用如此彻底的方式把与伴侣的结合加以理想化,以致让生活失去了鲜活气息。难怪,最初这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时刻仅仅被视为瞬间抓拍的情景,只是在文学上成为了一种虚构后,爱情才获得了生命力。19世纪,人们试探性地把这种观点零星地转至现实,直到20世纪,人们才对爱情关系持较为普遍的期待态度。这就导致现如今两性在忠诚与背叛,个性化与回归结合,自我实现和家庭的问题上产生了一系列混乱的纷争。之前的几百年,这些“真实的游戏”都没有出现,因为那时这些要求都还不正当。

这些都表明,现在的恋爱关系受到了多大的威胁——受到威胁,不是不可能。就像埃娃·伊洛兹所描述的那样,中产阶级以及中产阶级中的上层最有机会来真正地实施浪漫:“因为他们具备必要的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前提条件;现代的恋爱实践是普遍意义上的社会性和特殊意义上的实践性的统一。也就是说,富者可以轻而易举地领会那些乌托邦的含义,但在浪漫的爱情中却没有固定的价值感以及认同感。”12现今,中产阶级缺少价值感和认同感,这并不是过分的利己主义和放纵的性观念所导致的结果。一个供大于求的社会除了为人们提供机会以外,还迫使人们个体化,同时出现了价值爆炸。不是因为缺少价值,而是因为价值过多,才导致了现如今导向的迷失。在“真正的”情感和购得的货物这一迷丛间,在有经济条件的恋爱和心灵的浪漫之间,人很容易迷失。去加勒比海度假,就算没有伴侣相伴,也是很浪漫的,但是,如果有伴侣却不能去加勒比海,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与过去相比,我们现在拥有的价值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多了。我们都渴望在交往中得到幸福。没有相互关系的幸福是一个遁点,而一段没有幸福的相互关系则不能称之为解决之道。我们的种种要求早就使得之前的要求变得苍白。在个体的交往中,现在人们更为看重个性而不是可靠性,每种个性特征都增加了吸引异性的几率。谁想要一个毫无引人之处的“现成”对象呢?就像国王或是好莱坞明星一样,我们中的年轻人通过选择伴侣来为自己增加筹码,获得其重要性。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别人的目光来提升自己。

这种情况的矛盾点就在于:我们想从爱情中得到的和我们在爱情中想要的几乎无法契合。我们想从爱情中获得依靠和结合,在爱情中,我们却想要自由和刺激。在我们的大脑里游弋的都是幻想,它们在现实和虚拟中不停地转换。

消极地来看,我们变得不再可靠,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别人来说,其程度都是无法估量的。现今,没有什么像斯坦恩伯格”(Sternberg)的剧本一样可以明确并长期有效地规定我们的角色。某种情况下,在更换伴侣的同时,我们也更换了性格。我们熟知有关自己和别人的陈词滥调。恋爱产业将我们心理各个角落都扫荡了一遍,在电影里,电视剧里,广告中,还有每①斯坦恩伯格(1894—1969):美国导演。

盒夹心糖的包装里,都有浪漫产品。我们觉得是幻想的东西,已经不再只是我们的专属。

积极地来看,我们不再轻易被吓到。这不仅仅指我们对于性的问题——起码理论上如此——不再那么陌生,同时,两性冲突也不再会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孩子们还来不及亲自经历上述冲突,就早已在深夜连续剧中对此有所了解。曾经让人震惊触动或者烦扰的事情,现今已经家喻户晓。心理上的尺度随着习惯而增加。年轻的歌德曾面对着斯特拉斯堡大教堂的雄伟而感动得涕泪俱下,这在现在嚼着口香糖的学生看来简直是个神经病。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在19世纪20年代曾因柏林城铁不过每小时40千米的速度而激动不已,几乎丧失理智,这让人压根无法想象,要是他看到现今的火箭助推器,那又会出现怎样的情景呢?

现在,浪漫的爱情可比以前更能让人意识到,浪漫爱情不会突袭到某人,在它靠近时,人们就早已有所了解。人们也熟知浪漫会轻而易举地结束,这如同一个陷阱。从最一开始,在爱情中就频繁地被标示清楚,要有勇气去面对感觉,要用谨慎来面对日常的威胁。爱情中有关个人的“真实游戏”可能每一次都是崭新的;其形式早已为我们所了解。期待和对于期待的预期带来的失望不会比以前少,而失望引起的痛苦也不比以前小。但是,这些都不会再让我们如此诧异了。在适当的年纪,我们总向往着一个完好无损的核心家庭,但是倘若无法成功,我们其实也不会特别吃惊。

当然,现如今,伴侣关系和家庭中的角色分配越是混乱不堪,可能诱发矛盾的潜在因素就越大。但同样不言而喻的是,普通的伴侣关系或者婚姻,还从未像现在这样如此清晰地解读对方的需要。我的祖父祖母从不会开口说出来的事,我们今天却会对此有所要求,不论男女。以前爱情不过是在歌曲中或是文字中的东西,现如今夫妻俩却必须好好地谈论它,即便对于其中某一方,不论男女,要做到这一点都不太容易。

让我们展望一下前景?我们今天对于爱情的麻烦和后果了然于胸。但是对于了解这一点后所带来的麻烦和后果我们却不甚清楚。如果知道太多,爱情将何去何从?它还会保持最纯粹的形式,仍然妙不可言吗?还是说,我们必须始终掺杂一些讥讽于其中?现代社会几乎已经脱离了宗教意义。幸福,尘世间的彼岸,天堂般的际遇必须由看透它们的人创造出来。看透的人们知道那些是要靠自己创造的,而并非从来就有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优越的经济条件和大量的闲暇时间都有助于创造幸福,但是,那些幸福在西方世界能持续多久却并非自然法则。有关文化幼态延续的实验(具有进步自我确认意义)不必无限制地继续下去。曾经,雅典城的民主到达了巅峰,哲学家们创立了人类的自我启蒙,但几个世纪后,雅典文明就分崩离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