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21世纪的麻风病。

——《经济学人》的推特,2018年

根据披头士乐队的说法,保罗·麦卡特尼是《埃莉诺·里格比》的创作者。这首歌被收录在专辑《左轮手枪》中。据说,麦卡特尼自幼对老人的关注让他灵光一现,塑造了“孤独的未婚老人”埃莉诺·里格比这个形象,她在自己从不曾享有的婚礼过后,独自捡拾着客人留下的饭粒。[2]在更广的层面,这首歌在20世纪60年代英国和美国的社会变革中掀起了社会关注的浪潮。在包括民权运动和反越战的抗议活动在内的反建制情绪[3]中,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变和城市化的加剧,意味着更多人脱离了原有的传统家庭单元,选择独居。[4]在英国,无家可归和贫穷问题日益严重,随之而来的是医疗和社会问题。披头士通过讲述《埃莉诺·里格比》的故事,将人们的关注点引向了作为现代苦痛的孤独那令人不安且日益加剧的趋势：“所有孤独的人,他们都来自何方?”

半个世纪过后,孤独已经成了一种“流行病”,正在毁掉人们的健康。根据《经济学人》的说法,孤独无异于情感上的麻风病,和麻风病一样,孤独也会传染,让人慢慢衰竭。它让人感到恐惧,不惜一切代价去逃避。这种现象显然是普遍存在的。据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以及传统英国价值观的老牌捍卫者《每日邮报》报道,英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孤独流行病。[5]研究表明,在英国和北美的被调查者中,大约有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的人感到孤独。事实上,英国向来被称作“欧洲的孤独之都”,[6]这还是在我们自愿选择了政治上的孤独——脱欧——之前的情况。孩子是孤独的,青少年是孤独的;年轻的母亲、离了婚的人、老年人、丧失亲人的人也概莫能外,这些只是英国媒体定期挑选出来特别关注的社会群体中的一部分。[7]可以说,我们正处于一场道德恐慌之中。

就在英国对孤独的关注与日俱增之时,政府于2018年1月宣布设立“孤独部长”。[8]该职位由特雷西·克劳奇出任,目的是为了延续工党议员乔·考克斯的工作。两年前乔不幸被一名极右翼同情者谋杀。[9]克劳奇到当年年底就辞职了,给出的理由是博彩业改革迟迟未进行。[10]尽管政府就“孤独部长”这个职位进行了宣传,但并没有提及它如何服务于政府的紧缩目标,包括社会保障及福利待遇的削减是如何在人口层面造成了孤独体验上的不平等。作为留欧运动的发声代表,乔·考克斯一直致力于支持遭受社会孤立和经济动荡的少数族裔及难民。乔·考克斯孤独委员会接管了她生前所做的工作。[11]考克斯被杀之时,恰巧是英国为欧盟公投做准备的阶段,当时英国独立党警告称,如果为留欧投赞成票,将会致使大批移民拥入英国。“这是为了英国。”杀死考克斯的人说。[12]

谋杀考克斯的凶手长期存在精神健康问题,有着孤独和离群索居的过往。报纸将他称为“独来独往者”(loner),这个词常被用于形容那些实施恐怖行动、与邻居和朋友格格不入的人。[13]在这样的悲剧中,我们会发现存在两种不同版本的孤独：一种孤独是身在人群之中,渴望社会联结,正如乔·考克斯一样;一种孤独有着危险的反社会倾向的表征,例如“独来独往者”。这种对立恰恰表明我们对孤独所知甚少,关于它的词源、含义,关于它如何与独处产生交集,不同的人群对于它有着怎样的体验,以及最重要的,孤独是如何随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的。

《孤独传》将在社会学、心理学、社会经济学和哲学的语境之下,探究孤独的历史和意涵。本书考察了孤独作为一种流行病及情感状态在现代的崛起,以及自《埃莉诺·里格比》这首歌以来孤独的显著暴发。1966—2018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将孤独推至大众和政治意识的最前沿?现代意义上的孤独是如何与过去相勾连的?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孤独的吗?为什么孤独会成为一个问题?

其中一种解释与孤独的形成有关。对孤独的恐惧造成了孤独。当然这个结论已经在老年人中得到了验证,当年岁渐长,他们愈发害怕独身一人,变得越来越脆弱。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经历的深刻变动已经将孤独推至大众和政治意识的前沿。这些变动包括：持续攀升的居住成本、通货膨胀、移民、家庭社会结构的不断改变,20世纪80年代玛格丽特·撒切尔奉行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法语,字面意思是“允许去做”)政策,以及因追求个人主义而逐渐被抛弃的社会和社区观念。新自由主义出于多种原因备受责备,其中就包括对于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拒斥,不计代价地追求个人的扩张。[14]

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转型这一大背景下,人们对疾病的财政成本产生了浓厚的政治兴趣。孤独会诱发各种各样的情绪和身体疾病,因而被认为是国民经济一大负担。和孤独相关的疾病,根据病因和发展方向的不同有着不同的解释,从抑郁、焦虑,到心脏病、中风、癌症和免疫系统减弱。[15]孤独与不良身心健康之间的关联,在老年群体中尤其受到了密切的关注。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网站显示,相较于不孤独的人群,孤独人群早死的可能性高出百分之三十,孤独是老年人发生心脏问题、中风、失智、抑郁、焦虑的一大风险因素。[16]

鉴于上述原因,孤独被称作现代“流行病”就不难理解了。然而,这一术语在政治和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它导致了不假思索的政治引述,而不是深思熟虑、颇具历史见地的讨论——孤独意味着什么,孤独为什么有可能正在兴起。与其把孤独看作不可避免之事(尤其是在老年阶段),或者关注孤独的生理效应产生的原因(例如体内荷尔蒙的变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孤独和其他生活方式之间的关联,从安慰性进食[17]、肥胖、缺乏体能锻炼(一个通常与孤独密切相关的、并不神圣的三位一体),到实际操作层面的问题,例如,独居的人可能没有同伴提醒他服用心脏类药物。孤独不会无端产生,而是与我们精神、身体、心理健康的各个方面有着深切的关联。孤独是一种全身性的痛苦,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正如本书所显现的那样,有关孤独的故事是复杂的。

我们应该如何定义孤独这种人们常常挂在嘴边、不存在反义词的特殊状态?瑞典林雪平大学社会与福利研究系的拉尔斯·安德松教授给出了一个有用的现代定义。在调查老年人和弱势群体的健康和社会处境方面,瑞典是最开明的国家之一。他将孤独定义为：“当一个人感到与他人疏远,遭受误解,或被他人拒绝,或者(以及)缺乏适当的社交伙伴来开展他期待的活动,尤其是那些能提供社会融合感和情感亲密机会的活动时,他所表现出的一种持久的情感困扰。”[18]也就是说,孤独并不等同于独自一人的状态,尽管人们经常会这样误解。孤独是一种意识和认知层面的疏离感,或是与有意义的他者相隔离的社会分离感。孤独是一种情感上的匮乏,关乎一个人在世界当中的位置。

孤独完全是主观的。但通过使用“UCLA孤独量表”[19]、依据个人的陈述,孤独显然也可以被客观地测量。该量表的调查问卷要求被试者按照由“从不”到“经常”描述他们对孤独的感受。这份量表曾因措辞消极而遭受批评,经历了数次修订,也做过一些调整,以帮助评估老年人的孤独感。[20]试图将孤独视作一种主观体验来捕捉必然是有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孤独在西方依然笼罩在耻辱之中,这与孤独和个人失败之间的历史联系有关。一般推荐的干预方法包括增加与他人的接触,无须考虑社交与有意义的社交之间的区别,也不必在意想与他人交流但因健康问题或因性格特征(如害羞)而不能的局限。

孤独很难用主观或客观的方式去界定,其中另外一个原因是,它并不是一种单一的情感状态。在本书中,我将孤独描述为一种情感的“集群”,其中可能混杂了不同的情感,从愤怒、怨恨、悲伤,到嫉妒、羞耻、自怜。孤独的构成因个体的看法、经验、条件和环境而异。你可以同时感觉到相互冲突的几种情感。孤独也会根据文化因素、人的期待和欲望随时间而变。

用这种方式描述孤独,有助于穿越复杂的、往往相互矛盾的情感观念的历史。这同样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迅速发展的情感史领域,孤独的历史偏偏付之阙如。孤独的历史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孤独,以及孤独如何在不同的地点、时期、文化中滋生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不想让孤独肆意扩散,这也是关键的一步。假如像对待其他情感一样,我们将孤独也精炼为一种人类的普遍共性,那么可能发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忽视那些塑造我们情感体验的关键性信念,包括个人与他人、与上帝的关系,人的能动性与欲望的关联,以及供个人经验扎根其中的社会期望。孤独就变成了一种生而为人的隐患,而不是个人与他/她生存和参与的社会结构、社会期望之间的根本脱节。

我在研究毁容和换脸手术时,被孤独史的研究所吸引。我意识到,相较于生理差异和缺陷的经历,社会性的孤立和孤独是多么普遍,又是多么难以了解：爱、愤怒和恐惧都有自己的历史,孤独却没有。有关独居现象和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研究表明,由于我们的社会从面对面的集体农业社会,向城市化、匿名化社区转变,人的孤独感与日俱增。[21]也有一些将孤独与宗教联系起来的重要研究,它们关注的是修道院生活和作为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的独处。[22]更晚近的作家奥利维亚·莱恩[23]探究了孤立与孤独之间的区别,认为两者自有其创造性和积极意义,指出现代西方世界有意消除这两种全然不同的状态。[24]

那么,为什么孤独并没有在情感史中拥有一席之地?原因之一是语言,另一个原因是情感类别的历史建构。孤独并不在“六大”情感列表中;这些情感至今被普遍视为基本情感,而且往往都与我们的面部表情相关。在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的著作中,这六种情感分别是厌恶、悲伤、幸福、恐惧、愤怒、惊讶。[25]也有学者认为存在八种基本情感,它们形成了两极对立：快乐——悲伤;愤怒——恐惧;信任——怀疑;惊讶——期望。[26]

自20世纪90年代起,更多细致入微的情感研究方法批判了这种生物还原主义模型,包括从历史的学科角度提出批评。[27]这类研究认识到,情感不是普遍存在的,而是在复杂的权力关系中,通过历史上特定学科的透镜发展起来的。[28]事实上,其中一个学科——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表明,像“愤怒、悲伤或恐惧”这类以个体为边界的情感概念,都是不正确的。[29]

用巴雷特(2017)的话说,我们不必为了区分社交中可识别的情感形式(愤怒的爆发或是悲痛的事件),与一种不断变化与转变、难以确定的感觉状态,而将情感视作“自然之物”。处在这种状态的并非只有孤独,诸如“怀旧”“遗憾”等其他状态(或概念)同样没有得到重视。发人深省的是,比起现代作家,古典理论学家的情感观念更为细致入微。比如,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将情感描述成单一的纯粹状态,而是“伴随着快乐或痛苦的情感”,其中可能不仅包括“愤怒、恐惧、愉悦和爱”,还包括“信念、憎恨、渴望、竞争和同情”。[30]古典的情感观念比我们今天使用的要更广泛。受液体论哲学[31]的影响,他们对于灵魂和肉体的看法与今天的我们不同。[32]

鉴于主题的复杂性,我觉得我们需要从历史观念和经验两个角度,进一步去理解孤独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在不同的人的生命历程中留下不同的影响。与理解肥胖一样,我们需要将孤独理解成“文明之疾”;它是一种慢性的、病理性的状态,与我们在工业化的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33]当然,孤独和肥胖还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对健康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都与精神和身体疾病有关,并且都与个人无力达成普遍流行的社会期望相关。此外,在这两种“状况”之下,人都被病态地禁锢在自己的边界之内——病态肥胖囚禁了身体,孤独囚禁了心灵。

《孤独传》

人向来这么孤独吗?孤独这种状态会不会一再地折磨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我们所处的时空和历史?我并不这么认为,尽管普遍主义的论调正是如此,嗯,普遍。“人类不可避免且无穷无尽的孤独,并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糟糕处境,”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克·莫斯塔卡斯在20世纪60年代一部源于个人经验的论著中这样写道,“它同样是人类体验新的同情与新的美善的工具”。[34]这一论点可能比乍看上去要复杂得多。一方面,它认为孤独是人类处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这恰恰是本书所驳斥的;另一方面,它承认孤独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能够产生从前未被探索的情感体验的深度,这是本书所探讨的主题。

从开阔的历史视角审视西方语境下的孤独,本书认为,作为一个术语同时也作为一种可辨认的经验,现代意义上的孤独于1800年前后出现,是继社会交往和世俗主义观念之后,对社会和政治结构至关重要的一大观念。而包罗万象的个体意识的出现,进一步强化了现代意义上的孤独：无论是在研究精神和身体的科学领域,还是在经济结构、哲学和政治领域。语言的演化为现代性诞生以来孤独观念的逐步发展提供了线索。这一过程涉及诸多影响,从宗教的衰落到工业革命,新自由主义不过是其中最新近的、有毒的迭代。[35]本书的每一章不仅指出作为经验的孤独之复杂性,还会涉及它同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它与情感和身体需求之间的关联。

既然孤独是一种情感的集群,并且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不断转变,尤其是在由个人定义的“瓶颈期”阶段,那么我们需要按特定的时期去研究它。《孤独传》不仅探究了孤独在历史上是如何出现的,还考察了孤独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对人的影响。对于一些长期为孤独所困的人来说,孤独牢牢攫住了他们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正如美国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所经受的那样。对于普拉斯而言,无尽的孤独似乎早在情绪不定的童年时期就与她为伴了,贯穿了一段据称“饱受虐待”的婚姻关系,最终所导致的长期精神健康问题让她自杀身亡。最最关键的是,童年和青年时期形成的孤独或许会成为日后生命中孤独的雏形。这个主题还有待更多更详细的调查。[36]年轻时的孤独并不比年老时的孤独问题更小,但它必然会依据期望、能力和环境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在21世纪,有关年轻人和孤独的讨论更容易集中在数字文化和社交媒体上。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孤独毋庸置疑也是一大问题,例如查尔斯·狄更斯笔下的雾都孤儿。然而,自数字化革命发端以来,孤独的青少年形象已经深入人心。而关于这种技术形式在一个人一生中造成的影响,还有与更宽泛的数字化情感模式之间的关联,目前相关的卫生和政策研究尚不明确。以英国老年人为例,当他们缺乏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时,有人讨论说“宠物机器人”可以陪伴他们。在其他文化中,尤其是日本,性爱机器人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被用来缓解单身汉的孤独感,这一市场正在不断扩大。[37]

尤其是伴随社交媒体的普及,英国千禧一代[38]的社交模式已经发生了改变。[39]新款应用和社交平台层出不穷,父母很难逐一去跟进、了解,更不用说洞察利弊了。但父母在这方面并非孤例;在全球范围内,社会和法律的基础架构正在同没有既定规则、不遵循传统价值观及惯例的知识创造、交流和传播形式展开一场猫鼠之战。无论老少,人们都奋力投身到数字媒体当中,利用这些媒体与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保持一致;区别在于,社交网络上的自我可能更多面、更复杂,从中产生的满足感并不必然像在真实生活的情境中所获得的那样持久而饱满。

孤独之所以会在21世纪成为一大问题,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它与更广意义上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休戚相关。举例来说,针对老年孤独的忧虑,反映出西方社会对于人口老龄化的普遍关切,以及对于家庭分散的个人主义时代,这部分人应当如何获得支持的焦虑。由于老年孤独对社会关怀和医疗保障有着重大的影响,大多数政策干预都集中在老年群体,尤其是社会上最为脆弱的“耄耋老人”(oldestold),即八十岁以上的独居老人。

独居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独处(solitude)和孤独(loneliness)是有区别的。然而,想拥有某个特别的人却始终找寻不到,这对于所有年龄段的人来说可能都是一个孤独的过程。[40]浪漫主义理想的语言和历史在这里很重要,由于找不到“那个人”(theone),会因匮乏感而产生孤独。西方文化中的“灵魂伴侣”这种说法就出现于浪漫主义时期[41],并且和激烈的情感斗争、同社会周遭的分离需求相关联——恰如拜伦式的英雄[42]主题所展现的那样。

老年人和年轻人一样,都渴望能在互联网上找到灵魂伴侣,[43]尽管前者的形象对读者来说少了些吸引力。老年人的性显然是个细分的小众市场,在健康和政策方面很少被纳入考虑。[44]老年人需要面临的另一个关键的生命阶段就是丧偶带来的孤独。寡居或鳏居,爱人的故去会让他们陷入孤独,一方面使得他们在情感上被迫分离,另一方面造成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孤立。这种孤独在体验上人人平等;寡居或鳏居会带来深深的社会及家庭孤立感,无论当事人是公主还是贫民。

寡居或鳏居者孤独的核心是怀念逝去的事物。同为一种情感状态,怀旧和孤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怀旧也会影响到孤独的感受。思乡也是,乡愁加剧了无归属感,而这种感受恰恰是感知孤独的关键。[45]在那些无家可归者或是难民中间,归属感的缺乏尤为严重,他们甚至没有一个堪称家的地方。“无家可归与漂泊无根”者有着一种特殊的孤独感,他们的无家可归或难民身份所带来的,是与家、食物、家庭生活等象征意义有关的孤立感。然而,当我们谈及对孤独的理解,这群无家可归者却成为在社会上和政治上最受忽视的群体。族裔是另一个重要的变量,而同样有关族裔与贫穷、孤独这些相关变量的研究少之又少。[46]仇视同性恋,对不因循守旧的生活怀有偏见,关于这两种社会排斥所造成的影响,目前也没有太多研究。[47]

在孤独的经验中,阶层和性别的差异同样重要。我会试着透过这本书将这个问题一五一十地阐述清楚。相较于女性,男性的孤独指数更高。原因也许可以归结为单性别或同性社交,以及社会通常更鼓励女性谈论她们的感受这一事实。[48]然而,上述统计数据也会受到阶层、性别、性别认同及其他变量的影响。孤独指数最高的人群似乎是社会中最为穷困的群体,这反映了我们社会支持网络的崩溃程度与经历的贫穷程度成正比。[49]在每个像霍华德·休斯[50]这样的隐居者的刻板印象背后,都有成千上万个陷入赤贫的孤独之人,他们的苦痛同样不为人所知。

身体化的孤独

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孤独既关乎身体,也关乎精神。本书将通过考察身体和物质文化层面的孤独,就这一主题进行进一步延伸。在西方,我们更倾向于将孤独看成是一种精神折磨,通过占用大脑(谈话治疗、读书小组,以及与他人的联结)以对抗抑郁和焦虑的干预手段来提供治疗。然而,这种对于联结的需求仅仅基于理性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关注点更多是讲医学层面的身心历史,而不只是关于孤独的生活体验。[51]从古代一直到18世纪,人们都关注到了孤独的身体性,如今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孤独却更多地体现在和身体有关的语言中——人们会形容一个置身事外的人“冷”,形容一个给他人陪伴的人“暖”;而同样的道理,那些深感孤独的人本能地想洗个热水澡、穿暖和的衣服。孤独和联结的身体性同样也表现在我们构建物质世界的方式上——在物品中寻找一种沟通情感、免于孤独的方式。但过度的物质主义反而加剧了人的孤独,造成了更大的匮乏感。

孤独并非一无是处。的确,有大量的文学作品讲述独处和孤独是多么奢侈,特别是当这种孤独与创造力、艺术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正如威廉·华兹华斯[52]、弗吉尼亚·伍尔夫[53]和梅·萨藤[54]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所呈现的那样,孤独之于这些艺术家既是礼物也是负担。这种认识是否有助于应对21世纪的孤独呢?如果没有了孤独,我们还能不能创造伟大的艺术?孤独带来的愉悦感,与那些时常感到孤独却没有创作出伟大艺术作品的人有什么关联?

我希望能通过写作这本书,帮助读者们形成上述问题的答案,并且更多地将孤独视为一种复杂的、根植于历史的情感状态来阐发。我也希望能够以此激发出横跨历史学、人类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更为全面的分析。《孤独传》总体上聚焦于西方,尤其是英国的孤独现象。在有些个人地位不那么受重视的文化中,对孤独的反应和体验可能不一而足。有迹象表明,集体主义社会实际上可能比个人主义社会更易孤独,尽管我们尚不清楚这是不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的人更容易自在地谈起孤独;有可能在以集体利益为重的国家中,讨论孤独更不容易给人带来羞耻感。同样可能会被拿来比较的还有家庭的缺失和友情的匮乏。例如,在集体主义的文化中,孤独与缺乏家庭支持有关;而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孤独则意味着缺少家庭之外的联系。[55]这就引发了更广泛意义上的疑问：在集体主义文化和个人主义社会群体中,“孤独”是否意味着同一件事?仅举一例说明,“孤独”(lonely)在阿拉伯语中译作wahid,而wahid在英语中的意思是“一个”或“单一”。这就为我的观点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佐证：孤独之所以在英国出现,就是因为更关注个人。在阿拉伯世界中,“家庭”比个人更重要,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是共同及个体身份认同的核心。[56]

或许正因为个人嵌于这些社会语境之中,才意味着孤独的话语并不存在,正如18世纪的英国那样。但是由于缺乏相关证据,对阿拉伯世界的孤独提出权威的说法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对其中暗含的阿拉伯世界不如西方世界“发达”这一假设持谨慎态度,这与我所表述的意思相去甚远。)大多数有关健康、政策、社会科学的研究都聚焦于视孤独为问题的工业化地区,其中包括欧洲西北部和北美。研究样本往往趋同,很难呈现出文化的多样性;甚至在英国国内不同的社群之间,也都缺乏相关的比较研究。[57]显然,在多样化但迅速变迁的各个文化之间,仍需要建立一些关键性的联系。

不过,首先,我想谈谈英国孤独的历史,以及本书提到的一个具体主张：现代孤独是19世纪的产物,是科学、哲学和工业日益关注个人而非集体、关注自我而非世界的一个产物。至此,只剩下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简单地理解成“孤身一人”(oneliness)的无情感的、身体状态上的孤独,如何转变成了现代的、病态的流行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