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分开时都只是人的一半,就像比目鱼,两边合起来才是一个整全的人。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觅他的另一半。

——柏拉图,《会饮篇》

没有我的生命,我没法活!没有我的灵魂,我没法活!

——《呼啸山庄》

在现代西方,“重要的另一半”(significantother)这个观念已经成为“灵魂伴侣”或“那个人”的同义词;它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念：我们每个人都注定要和一个特别的人相伴,而这个人会“成全”我们,“使我们整全”。重要的另一半这种浪漫想象无处不在：庆祝情人节、超市的“双人餐”、对“灵魂伴侣”的言说,还有那些宣扬爱就是你所需一切的小说、电影和歌曲。它被解释成一种特殊的爱,一种——用浪漫的语言来说——“令你双脚发软”,“击中了你的内心”,让你始终“欲罢不能”的爱。浪漫之爱在身体和情感上强烈而致密,高度理想化,不利于个体自我的稳定;在这种爱中,一个人渴望的一切就是通过抹去自我融入另一个人。围绕着这种单一而富于激情的愿景,其他的一切都在传统异性恋关系的理想化世界中被安排得井然有序：求爱、婚姻、家庭、孩子;即使面对不断上升的离婚率,也期待一起变老并将这份激情延续下去。在对于情感的期待和维持长期关系的现实之间,横亘着一条鸿沟,换句话说,每个理想化的结合样本都被看成与其他所有样本截然不同。[183]

我们可能会争辩说,对“另一半”的这种完美的设想——没有了这个人,一个人就注定永不完整——通过缺失营造出一种逃无可逃的孤独感;如果说孤独代表了人们期望中的与最终实现的情感、社会联结之间的鸿沟,而文化理想是找到一个灵魂伴侣,那么一个人如何才能在没有灵魂伴侣的前提下真正得到满足呢?此外,在异性恋关系中,灵魂伴侣的理想助长了一种相互依存感;在这种意识之下,尤其是对女性,人们从古至今都期待着她们将这段关系看得胜过其他一切。西尔维娅·普拉斯的例子就证实了这一点。在许多以浪漫视角看待“另一半”的例证中,常常伴随着危险感、不安定感、操纵和控制,这些都属于情感上不健康的浪漫关系。

本章讨论所使用的案例是两部以灵魂伴侣为核心的小说——《呼啸山庄》《暮光之城》。在这两部小说中,浪漫的男主人公的形象都是危险的：他们与自然亲近,因而威胁到了自我的稳定,但对受尽痛苦的女主人公而言,他们却是忧伤和孤独之中的唯一选择。首先,我想探究21世纪浪漫之爱的哲学基础,以及追求爱情时所依赖的对整全的找寻——“灵魂伴侣”的概念。灵魂伴侣的形象是从哪里来的?这种形象的存在又如何在真实或想象中影响了孤独的观念?

灵魂伴侣的概念古已有之,虽然那时还没有现代观念做幌子。“使我们整全”的另一半这种观念最早源自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作品。在约写于公元前385年的《会饮篇》中,柏拉图描述了一群名流参加宴会时的对话。[184]其中包括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老师)、亚西比德将军、雅典贵族斐德罗,还有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宴会主人要求每个人说出对爱神厄洛斯的颂词,不仅要和情欲之爱有关,还要涉及与爱相关的令人陶醉的情感内涵,包括斐德罗所说的“如荷马所说,是上帝注入某些英雄的灵魂之中的勇气”。爱在这里被视为一种实体,既是世俗的,也是精神的,既具有神性,又亵渎神灵。在这种半说半笑、有酒助兴的场合,众人讨论起爱的美德。

轮到阿里斯托芬发言时,他说人类曾经在身体和情感上是不同的生物。人并非是单纯地分成男性或女性,而是分成男性、女性,还有“雌雄同体”的阴阳人,因此共有三种不同的存在。这些造物以不同的方式朝着他们古典的祖先移动：

最初的人是球形的,有着圆圆的背和两侧,有四条胳膊和四条腿,有两张一模一样的脸孔,圆圆的脖子上顶着一个圆圆的头,两张脸分别朝着前后不同的方向,还有四个耳朵,一对生殖器[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其他身体各组成部分的数目也都加倍。[185][186]

又因为人类有三种形态,所以不是两性,而是三种性别：太阳(男性)、大地(女性)、月亮(阴阳人)。“三”这个数字一直以来都有其象征意义,从三位一体到麦克白遇到的三个女巫。[187]这些可怕的生物攻击众神,给他们出难题。是用霹雳杀死和消灭整个物种(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对诸神献祭了),还是用其他方式惩罚他们更好呢?宙斯想出了解决办法：“把他们全都劈成两半,这样他们的力量就会减弱,而数量却会增多。”于是他像切“鸡蛋”一样把人全都劈成了两半,然后将人的脸孔转向内,让每个人都能自我反思。他把切开的皮肤从两侧拉到肚脐,“就像用绳子扎上口袋,最后打了个结(我们现在把留下的这个小口叫作肚脐)”。[188]这些人一旦被分开：

那些被劈成两半的人都非常想念自己的另一半,他们奔跑着来到一起,互相用胳膊搂着对方的脖子,不肯分开……如果这一半死了,那一半还活着,活着的那一半就到处寻找配偶,碰上了就去搂抱,不管碰上的是半个女人还是半个男人,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一个女人或一个男人。[189]

宙斯显然意识到了他们对“另一半”的内在需求,于是将生殖器移到了前面,将人类的繁殖方式从“像蚱蜢一样把卵下到土里”变成了交媾,“如果抱着结合的是一男一女,那么就会怀孕生子,延续人类……对另一半的渴望是如此古老,它根植于我们体内,使我们的本性重新完整,与另一半合二为一,给人类带来治愈的力量”。

阿里斯托芬的故事所提出的问题,是凭借“另一半”我们能变得完整这一在现代语境中很容易被理解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分开时都只是人的一半,”阿里斯托芬说,“就像比目鱼……一个人终其一生都在寻觅他的另一半。”然而,古希腊人观念中的结合与21世纪西方观念中流行的异性恋的天作之合并没有什么联系。个人的性欲和情欲取决于他们是如何被切割的：“凡是由原始女人切开而来的女人对男人没有多大兴趣,只眷恋和自己同性的女人……凡是由原始男人切开而来的男人是男人的追随者,从少年时代起就爱和男人交朋友,他们喜欢睡在一起,互相拥抱……这样的少年长大以后成为我们的政治家。”不过,“当爱恋男童的人,或有这种爱情的人碰上了他的另一半,他自己在现实中的另一半”,深刻的转变就发生了：

对他们来说,哪怕是因为片刻分离而看不到对方都是无法忍受的。尽管很难说他们想从对方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但这样的结合推动着他们终生生活在一起,在他们的友谊中,那些纯粹的性快乐实在无法与他们从相互陪伴中获得的巨大快乐相比。他们的灵魂实际上都在寻求某种别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叫不出名字来,只能用隐晦的话语和预言式的谜语道出……他们每个人都会想,这正是他们许久以来所渴望的事,就是和爱人融为一体,使两个人合成一个人。[190]

从这种观点来看,只有发现了注定相伴并使自我整全的特别的“另一半”,一个人才有幸福的可能。这种命中注定的两个人灵与肉的融合恰恰是孤独的反面,因为在现代意义上,如果一个人在情感上、身体上和精神上都与重要的另一半相联结,就不可能感到孤独。现代心理学在表达自我的诞生时也有类似的主张,自我的诞生是与自己所爱、情感深厚的父母合为一体形成的,而不是在浪漫关系中形成的。

灵魂伴侣在西方社会成了“真正爱情”的模板和标尺,但它的缺陷也很明显。认为每个人都会拥有特别的另一半,一个人的完整取决于找到这个人——这种想法是极端有局限的,也造成了理念和现实之间的裂痕,那些没能找到“那个人”的人于是就会产生挫败感。这种想象也无益于社群性的思考。假如仅有一个“另一半”让你去寻找,那么浪漫之爱无非就是一种个人主义经验而已。[191]尤其是从进化生物学和寻找伴侣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

“适者生存”的概念仅在查尔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第五版中被引入,也只是为了表达：繁育更多后代的生物更容易将他们身上的特性传递给下一代。这一点却被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用来证成帝国主义、种族主义、遗传学和社会不平等。[192]对浪漫之爱的竞争性质的描述,就是将爱看作一场可以明确分出赢家和输家的征服;这种话语体系有着较为悠久的传统,正如那句谚语所言：“在爱情和战争中,一切都是合理的。”(约翰·黎里《尤弗伊斯：对才智的剖析》,1578)[193]

这种“性征服”的修辞也出现在灵魂伴侣的语言体系中：不仅在于一个人如何被理想化地呈现在另一个人的凝视之中,还因为这套语言让女性与其他女性竞争,男性同其他男性竞争。这套征服话语还将情感和性的满足置于所有其他品质之上,比如经济上的支持和陪伴。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就让我们看一看18世纪对“灵魂伴侣”的最初构想,它实际借用了柏拉图的观点,但表面看上去更加本土化。

理想中的浪漫之爱——“灵魂伴侣”

最早使用“灵魂伴侣”(“灵魂”和“伴侣”两个词是分开的)一词的是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在《给一位年轻女人的信》(1822)中,柯勒律治发现女性会全身心地投入婚姻之中,对于她们而言,“这一举动与自杀无异——因为一旦进入,婚姻就会填满一个女人的道德和个人存在,填满她的享乐和职责的整个空间”。他接着说,在婚姻中,一个人能感受到极致的快乐和痛苦,并且大多数人会在“漠不关心”与“万分喜爱”这两极之间选择适合的搭配。而“为了不至于悲惨”,柯勒律治提议,拥有“一个灵魂伴侣,一个合住的人,或一个伙伴”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就上帝赋予你的能力而言,谁会把你的整个人格,所有你称之为‘我’的东西——灵魂、身体和财产,融合到另一个人身上呢?为了你自己的灵魂,你必须防范这个人的习性与谈话的感染,这种感染潜在地影响着你的思想、感觉、所有物,还有你无意识的偏好和举止,犹如你身处其中的空气!”[194]柯勒律治这封信从头至尾都运用园艺的比喻,指明了一个人的幸福可能“萌发”的“土壤、气候”,还有“朝向”,这里他还援引了空气,以上每个例证都将人类品性和经验(还有灵魂)设想为自然界的现象,只有具备适当的条件才会茁壮成长。这些条件不仅对社交和心理发展来说是理想的条件,还是由上帝主宰的：“上帝说,人类独处并无裨益;要成为我们应当成为的人,我们需要善好的支持、帮助和交流。”[195]

柯勒律治写这封信的时候,孤独作为一种独特的情感状态,已经成为越来越普遍的主题。同样,文学观念也认为,婚姻可以标志某种精神结合。1761年,18世纪的一位博学的店主托马斯·特纳在日记中写下了类似的表达,“我灵魂的同伴”。[196]时至浪漫主义时期,这种情绪愈演愈烈就不足为奇了。同样,这种观念不光见诸世俗和古典的语言,在宗教用词中也可窥一二。因为在浪漫主义时期,世俗人文主义、文学的自我意识、对自然的热爱,以及对个人健康、财富和幸福的追求既是身体的义务,也是情感的义务,它们决定了一个人的精神和身体健康。

因此,柯勒律治所用的语言从农业的比喻转变为病理医学的比喻,将躯体健康与精神健康相提并论。“不要嫁给一个饱受‘痛风或肺痨’之苦或是有‘偏瘫’的男人,”他拿这些身体的病痛打比方,“谈及这些身体上的不便,[我]真正在思考,也想让你来思考的,是道德和智力的缺陷和疾病。”[197]为什么?因为道德和智力才是一个人“更为珍贵的那一半”,而不是他们的举止、外貌或外在的姿态。

因此,当柯勒律治使用“灵魂伴侣”一词时,他是将“我”理解为由三种相互关联却彼此独立的状态构成的,即“灵魂、肉体和财产”。[198]在谈到个体作为一种社会和精神、物质的存在时,柯勒律治承认,婚姻的规范必须涵盖女性及男性的情感、宗教和物质需求。这并不是说柯勒律治对现代意义上的“另一半”(theone)的观念表示赞同,而是说他将灵魂伴侣的概念作为一种恰当的语言和哲学工具,与更规范的当代术语一起使用：合住的人或伙伴。传统上,历史学家把婚姻视为获得爱情或经济收益的一次旅程,这种看法既无帮助又过于简单化。[199]

柯勒律治的表述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灵魂伴侣需要物质和情感的双重满足。关键是,那个人不一定是配偶;浪漫主义文化中最值得一提的,当属对人类联结的追求,以及对个体之间持久联系的需要。在提高社交能力和增进情感的故事中,人们经常忽略的反而是那些愈发重要的问题：用浪漫主义的思想体系来说,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性和情感需求可以通过一个特定的人,而非一段精神上的关系来满足。

在柯勒律治的作品之后,英国文学中出现了一种越来越显著的趋势,即认为“灵魂伴侣”一词指代的是一个让自我整全的个体(正如它在柏拉图时代的含义一样),外加一份浪漫的刺激。从朋友般的陪伴和本分,到以个人欲望为特点的性理想,这种对爱情的重新定义似乎标志着对个人主义的追求。“灵魂伴侣”(soulmate)一词在20世纪早期的英文出版物中尤其引人注目。该词首次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末,在60年代期间使用频次平稳上升,1980年左右则急剧飙升。从20世纪80年代起,人们越来越普遍地使用“灵魂伴侣”一词,这可能和这个词在个人广告中频繁亮相,以及媒体有关寻找“另一半”的讨论有关。

另外,“孤独之心”(lonelyhearts)也作为一个文学术语在19世纪末达到了使用的顶峰,当时认为,心脏是浪漫之爱的情感与象征器官,有关情感的情绪都围绕着心脏发生。[200]20世纪初,“孤独之心”的观念作为一种社会认同(尤其是在那些苦苦寻找伴侣的女性中间)在小说和报纸中流行起来,表明了寻找爱情的商业化倾向。《卫报》仍然保留的“灵魂伴侣”约会版满足了同样的功能,只不过如今从报纸转到了线上,并且数字化技术的运用使得寻找真爱这件事变得对用户更加友好,更加“科学”。

灵魂伴侣的现代理想或许在20世纪初就已经充分实现了。但其根源仍属于19世纪,与爱、渴望、自然世界的浪漫联系在一起,与通过超脱世俗和现实的结合实现个人成就的激情联系在一起。《呼啸山庄》《暮光之城》都设定了一位追求“灵魂伴侣”或重要的另一半的女性,没有了这个人,她就会感到孤独(而有了这个人,她又没法进入“正常的”社会领域)。两部小说都涉及危险的性,还有一位忧虑成性、颇具威胁的男主人公,他们既是自然风景的一部分,又和自然彼此分离。两位女主人公,凯西和贝拉,都在同社会规范和个人欲望相抗争。两人都需在以下两者之间抉择：是选择暗含的性和情感上的满足,还是虽平淡却安稳的一生?这类选择还抱有这样的希望：是被看见,身陷危险;还是不被看见,保自己周全。在两者之中,我们都发现了一种观念的内化和延续,即强烈的浪漫理想是一种,也是唯一一种令人向往的为爱情赴汤蹈火的形式。当一个人不被满足或丢掉了这份理想,感情上的悲凉和孤独就随之而来。

小说中的爱情与灵魂：以《呼啸山庄》为例

我们先来看《呼啸山庄》。1847年,艾米莉·勃朗特以艾丽丝·贝尔为笔名出版了这部小说,这也是她出版的唯一一部小说。现在这部小说被视为文学经典,可在当时却因其残酷、伪善和毫无同情心的刻画而饱受争议。把霍沃斯的荒野想象成文雅、造作的敏感的对立面,以及乡村原住民和不习惯乡村严酷现实的新来者的冲突,这些已经被很多人分析过。几位主要主人公之间的浪漫关系也被广泛讨论过,并通过一系列文艺形式广为人知,其中最成功的当属凯特·布什1978年以《呼啸山庄》为名发布的首张单曲。[201]凯瑟琳与希斯克利夫之间、以及与埃德加之间的爱这类主题已经引发过许多文学讨论。我在这里想综合孤独之爱和浪漫之爱两种视角来检视这部小说,因为《呼啸山庄》对浪漫爱情的理想的描绘创造了一种极端痛苦的景象：那些爱而不得的人必须被放逐到孤独的荒原上。

《呼啸山庄》甫一出版便饱受批评。[202]小说中毫无任何道德目标或道德影响力的残暴人物让评论家们震惊不已。小说中也不乏哥特式的暗示：恶人、城堡式的建筑、魔鬼一般的行径、受激情驱动的英雄或反英雄、单薄脆弱的女主人公;超自然的许诺,比如鬼魂;可怖的自然景观;蜿蜒曲折的小径和秘密之所;月光与黑暗。《呼啸山庄》囊括了上述所有元素,还包括自18世纪后期以来在英语文学中越来越常见的许多其他元素。[203]但《呼啸山庄》更是一部包含了强烈的“浪漫情愫”的小说,“小说中充溢着狂暴的激情和高调的情感”,一位批评家这样说道,“实际上,以浪漫的诗意呈现猛烈的情爱,尤其是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之间的爱情,让整部小说更像是一首抒情诗”。[204]这个故事还运用了一系列传统的、后浪漫主义的叙事,讲述了爱情作为一种精神和世俗的追求既不可分割,也无法逃避。

在一系列有关疾病、感性、自然和文明的性别隐喻中,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被描绘成了两个迥异却绝对需要对方来实现自己的完整性的人物。希斯克利夫代表着未经损坏的自然野性,与之并立的是无法被林顿家族温和、无效的努力驯服的荒野。

相形之下,凯瑟琳的性格却必须依照传统的性别和阶层期望接受惩戒;而不能任由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或是激情行事。在19世纪初的英国,将脆弱理想化,对纤弱敏感的女性的崇拜占据主导。当时,女性的“抱怨”支配了与女性能力和感知相关的文学和医学讨论。[205]有文化有教养的埃德加与不安分而粗暴的希斯克利夫形成鲜明对比,希斯克利夫全然不顾社会规范或是对文明举止的要求。然而,希斯克利夫也是凯瑟琳的一个影子,让她得以窥见自己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因此,她声言希斯克利夫“比我更像我自己”,“不管我们的灵魂是用什么做成的,他和我是同一个料子制成的”。“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他永远,永远在我心里……作为我自己而存在着。”希斯克利夫反过来也把凯瑟琳称为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凯瑟琳在嫁给埃德加时违背了自己的“灵魂”和“心”,结果只能是让她的精神和身体健康陷入悲惨境地。希斯克利夫没了凯瑟琳就无法生存。她死的时候,他咒骂全世界,宣称：“没有我的生命,我没法活!没有我的灵魂,我没法活!”

虽然《呼啸山庄》中的人物是19世纪通行的关于性别和社会的极端侧写,但其中饱受煎熬、惨遭抛弃的恋人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大同小异。一个针对二百五十余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中的死因的分析发现,女主人公死于单恋或失恋的案例比其他所有原因加起来都多。[206]这便是爱情的力量,因极端激情而导致崩溃;这也是失败的家庭的力量,它使一个女人被遗弃。

对希斯克利夫的人物刻画似乎在很多方面遵循了“拜伦式英雄”的范本,这一称谓来自诗人乔治·戈登·拜伦,又称拜伦勋爵(1788—1824)。“拜伦式英雄”的特征是外表粗犷帅气,蔑视规则,虔诚追求自己的欲望和个人的实现,以欲望对抗责任,有着逾矩的性吸引力和危险性。[207]拜伦的半自传体长篇叙事诗《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1812—1818)刻画了一位忧郁、反叛的英雄,他不顾社会规范,却有着深切的感受力与深厚的情感能力。拜伦被普遍认为是一个贪恋情欲、忧郁无常的人,他英俊却危险、热情而忠诚,因而这个人、这段神话在大众的认知中逐渐变得模糊不清。而当拜伦本人在希腊独立战争中身负致命伤,拜伦式英雄这一主题便更加夯实了。对于阅读《呼啸山庄》的当代读者而言,拜伦式英雄的形象更是广为人知。[208]

恰巧,希斯克利夫对奈莉说,伊莎贝拉将他想象成“一个浪漫的英雄,希望从我骑士般的忠诚中得到无尽的娇宠”。[209]事实证明,充满激情的浪漫之爱只是幻想,而非现实;即便如此,它还是影响到了这两种形象的建构：性感却残忍的浪漫的男主人公,以及身陷爱情却遭抛弃的女主人公。“灵魂伴侣”是一个让人备受折磨的主题,因为它既给异性之间的亲密关系设定了门槛,同时又预示着狂暴激情终将带来毁灭的唯一结局。“灵魂伴侣”还纵容了一段关系中的肆意妄为,只因为抱持着这样一种信念：被一位灵魂伴侣热切地渴求,会产生一种足以超越任何社会规范或行为标准的激情。[210]令人担忧的是,这些脉络同样贯穿于21世纪以少女或年轻女性为目标读者的小说中。

爱情战胜一切,就连狼人和吸血鬼也不例外

对哥特元素的调用重新出现在大量以女性和少女为目标读者的主流小说中。这类小说的特点在于,它们运用了同样的意象：危险、激情、死亡与衰朽、诅咒、癫狂、超自然,以及永恒的吸血鬼形象。2005—2008年,《暮光之城》系列共出版了四本书,之后顶峰娱乐拍摄了《暮光之城》系列电影。这个系列小说的作者是美国作家斯蒂芬妮·梅尔,书中详细记叙了少女(伊莎)贝拉·斯旺在母亲再嫁、离开她们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的家之后,搬到父亲位于华盛顿州福克斯居住的生活。在福克斯小镇,她与一百零四岁的吸血鬼爱德华·卡伦相遇并相恋,还遇到了狼人雅各布。截至2011年,《暮光之城》系列在全球范围内共销售了一亿两千万册,被翻译成四十种不同的语言,预示着吸血鬼小说开启了崭新的时代。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这套作品是有问题的,因为它们仍在颂扬不健康的恋爱关系。[211]书中还暗示了：没有什么比单恋更使人孤独的了。

《暮光之城》系列中的情节围绕着贝拉决定是否要和爱德华(有时是雅各布)在一起,尤其是她对爱德华怀有的强烈爱意而展开;这种爱意意味着她必须放弃自己的人类身份,被社会排斥,以一种粗野的方式走近自然,最终和其他吸血鬼一道在森林中狩猎,而这种吸血鬼的生活方式曾是她一度反感的。这个系列的小说以及之后改编的电影大获成功,引发了对其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重要文学讨论。有批评家认为,贝拉和爱德华的关系表现了基督教为女性订立的禁欲法则(如果他们性交,他就会杀了她。他渴望她的血,但要是他咬了她,他就无法控制自己)。书中还大肆渲染了本质上是虐待的一种关系：爱德华操控着贝拉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人能见,什么人不能见;在这段关系中,对暴力死亡的恐惧无处不在。

《暮光之城》系列小说的情节明显与《呼啸山庄》类似：年轻女性被帅气而危险的男性所吸引,这段关系是最终实现还是被拒绝,则是全书的核心所在。贝拉和爱德华打交道的过程让她始终暴露在危险之中;从想要毁灭她的嗜杀成性的吸血鬼,到她因无法同时在两个世界中共存而与家人朋友之间产生的断裂感。能变身的狼人雅各布的加入塑造了一段三角恋。雅各布确信,和爱德华在一起就等于杀死贝拉。雅各布告诉贝拉说,如果他们俩在一起的话,她完全不需要改变或是适应什么,她还可以有家人和朋友,还能和往常一样生活下去。相比之下,只有通过摄入吸血鬼的血,变成一个不可思议的美丽的吸血鬼,她才有可能融入爱德华的世界。在这个过程中,爱德华必须通过将自身暴露在危险之中(和制订吸血鬼行为准则的沃尔图里家族一道)来证明自己对贝拉的爱。后来贝拉怀孕了,所生的孩子介于吸血鬼和人族之间,既能长生不老,又有着吸血鬼和人类的双重特质,种种未知的生育过程让贝拉险些死掉。

最终,全书以彼此之间角力的分歧与平衡作结：主人公们戏剧化展开的关系与他们即将满心欢喜继续生活于其中的未知人类世界是不一致的——在人类世界里,他们将通过非同一般的联结整合在一起,彼此分立却合而为一。和《呼啸山庄》不同,爱情战胜了一切;与哥特式的原著迥异,现代小说对于好莱坞的观众来说是玫瑰色的,主角的死不会让人感到满意。有趣的是,在改编的电影版本中,故事展开的方式似乎是在说：其中的人物都已经死了;震惊的观众后来才发现,这不过是为了让他们一瞥可能被征服的未来。在一番略带戏谑之意的颠覆传统过后,常规的手法继续被沿用,观众们得到了他们理想中的大团圆结局。

这里我想要更进一步探讨的是《暮光之城》与《呼啸山庄》之间的关联,以及爱德华与贝拉、希斯克利夫与凯西之间的关系如何挖掘并强化了以下主题：自我与社会(或欲望与规范)之间的冲突、归属与孤独的意涵、爱的本质,以及自然/文明的分野。两部小说都探讨了女性欲望的局限与期许,以及一个人的自我在没有重要“另一半”的前提下,能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生长起来,抑或,女性能否独立成长。爱德华极为痛苦,他从远处窥伺着贝拉,也曾试图远离她。贝拉在追寻爱德华回应的过程中,一次次将自己推入愈发危险的境地,包括追求危险的性。这其中传递的全部信息似乎都在说：这段关系不可避免,即便是历尽痛苦,依然值得追求。

在《暮光之城》系列的第三部《月食》中,主角们反复使用“灵魂伴侣”这个词来使这种表面上不健康的结合变得合理。[212]拥有一个灵魂伴侣是贝拉(通过她的母亲和她的女性朋友)在生活中投射出来的理想状态,也是她在爱德华家族的其他成员身上看到的一种模式,毕竟他们是永生不朽的。这与贝拉自己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父母在她小时候就分开了,父亲看上去很孤独,而她的高中同学为了追寻“另一半”一次次努力又一次次失败。爱德华于是成为贝拉的救赎,他会将她带离原本的庸常生活,会用尽办法让她变得更耀眼、更优秀——除了一个问题,她可能丧失她的灵魂。贝拉确信这值得冒险。爱德华很快成了贝拉存在的唯一理由。她没什么兴趣爱好,只要和爱德华分开,就会躲进自己的房间,整月整月地伤心憔悴,她的父亲为她的健康而忧心。她意识到只有铤而走险,自己才会最终活过来,因为只有她置于危险的境地,才会把爱德华拉回自己身边,这样他就能再一次彻底“拯救”她。

似乎是觉得两个故事之间的呼应还不够,梅尔还明确引用了《呼啸山庄》中的情节,以此来强化这种感受：贝拉和爱德华的故事是在挖掘爱情的普遍真相。《月食》中有几个场景是贝拉捧着一本卷了边的《呼啸山庄》四处溜达,她甚至还和爱德华讨论过这本书的价值。起初爱德华对此不以为然,但最终他惊讶于自己终于能理解希斯克利夫了,一个和他有着同样遭遇的人。“我和你相处越久,”他对贝拉说,“就越能理解人类的情感,我发觉,我能和希斯克利夫共情了,这在以前绝无可能。”[213]

这种对照是双向的。正如从贝拉读的书中引用的那样：“她对他的关心一旦停止,我就要挖出他的心,喝他的血!”[214]一方面希斯克利夫在激情与嫉妒的驱使下走向了爱的复仇(爱德华一样表达了对雅各布的憎恶,说他是“狗”)。希斯克利夫和爱德华一样,两人都是嗜血的。另一方面贝拉也将她自己比作凯西：“只是我的选择比她的强太多了,既不邪恶,也不孱弱。而我坐在这里,为这个选择哭泣,没有做任何有用的事情来纠正它。就和凯西一样。”[215]这一次,爱德华将在她耳边轻语《呼啸山庄》中希斯克利夫那句声名狼藉的话：“没有我的生命,我没法活!没有我的灵魂,我没法活!”

在这种语境之下,《暮光之城》在文化上的成功重申了这样的观念：灵魂伴侣对于一个人的发展,尤其是对女性的个人成长是至关重要的。女性的价值是由她投入对方身上的部分所定义的,是由一段关系定义的;而只要对方是对的“那个人”,这段关系甚至可以是虐恋。这样的语境同样在暗示,那些没能找到这种爱的女性是“不幸的”或是失败的。就连布里吉特·琼斯[216]这样“绝望”的女人最终都找到了灵魂伴侣。(《BJ单身日记》和《暮光之城》系列一样,都是利用一系列浪漫关系的文化典型,将女主角简单设定为缺乏成功爱情经验的类型。)[217]

如今市面上有成千上万本《灵魂伴侣的秘密》这类自助读物,承诺读者说会帮他们找到那个特别的人;也有大量的书、指南和节目支持那些孤独的人寻找爱情,甚至还有自杀未遂的人整理出来的自杀协议[218]。[219]显然,灵魂伴侣或是完美的浪漫伴侣(还有因为他们的缺席而造成相应损失)这种想法时至今日依然盛行。个中原因,或许和本书谈及的现代性带来的个人对身份和归属的追求有关。一个人能被无条件地照顾,统领一切的宗教叙事而今衰落了,关乎个体成长的个人主义应时而起,大众消费主义和全球化开始发端,它们关注个体自我的完美,盛行的心理学话语体系又使人从一出生起便与世界对立——上述的种种都认定,浪漫之爱才是获得心灵、精神、心理和身体满足的主要来源。

那么,那些从未找到过“真爱”的人呢?那些未曾体验过与原生家庭之间的亲密关系,或是终其一生都在找寻“那个人”的人呢?假设我们接受了依照某种文化典型而设定的情感经验——例如,年轻女孩们都梦想着自己像贝拉一样被爱德华(或雅各布)宠爱,而年长的人虽然婚姻数次失败依然孜孜不倦地上网找寻他们的灵魂伴侣——那么完全有可能是灵魂伴侣的神话反而助长了人的孤独。人群中的孤独也有了新的更有力的意涵。如果我们只有找到一个能满足我们的伴侣才能实现自我完整(不管从什么意义上来说),那没有了“那个人”,我们又怎么才能保持完整性呢?社会心理学家瓦莱丽·沃克黛[220]的研究在这里就很有启发性,尤其是对于我们理解下面的问题颇有裨益：年轻女孩是如何从年少时就变成男性欲望的被动接受者,又是如何从年轻时就被有意塑造成期待依靠(通常是年富力强的)男性同伴来完成个人成就的形象。[221]

这种渴望成就的模板一旦形成,就会伴随一个人的一生。单身的年轻人或是刚离异的人似乎尤其会因为无所依赖而感到孤独,同时热切地渴望“一个特别的人”。[222]针对单身、离异、结婚和丧偶的成年人的调查发现,结了婚的人更不容易感到孤独,当然,在婚姻中产生的孤独感——不被理解,不被“看见”,五味杂陈——就是一个另外的社会问题了。[223]而对单身人士的先入之见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性别划分的,例如20世纪70年代,“风流的单身汉”和“孤独的老姑娘”这两种形象就格外盛行。[224]

另外,单身女性也常常会遭人指摘,说她们在追求配偶的过程中“太过挑剔”,这种文化惯习显然也是假定：理想中的女性在恋爱对象面前就应该是被动的、顺从的。[225]20世纪初,英国有一种文化假设：无论这个世界上的女性这几百年来是不是都在独自生存,单身女性都只不过是“在等待结婚”而已。[226]也有一类很强势的批评观点认为,女性不应为确保找到那个般配的人而等太久,不然她们就会失去性吸引力和/或生育能力——这两项能力在历史上一直被说成女性(尤其是白人女性)的核心资产。如今,这种观念又在“性感资本”[227]的概念中重新抬头,“性感资本”认为年轻女性理应拥有与她们美貌相匹配的资产,而这种资产会随时间推移而贬值。[228]最令人作呕的是,这种从生理上对女性有组织的、父权式的贬低存在于“非自愿独身者”(INCEL)运动中,这是一个由一群自称“非自愿独身”的男性发起的运动,他们认为自己“非自愿独身”这一结果是由女性能自由掌握她们的身体所导致的(以此合法化他们的暴力行为和恐怖主义)。[229]

虽然大多数有关单身人士的孤独研究都集中在老年人和独居者身上,这群人之所以孤独,通常是由丧偶或21世纪的家庭结构变化所致;但显然在人们对孤独与浪漫的愿望和错觉上,尤其在文化如何催生了没有灵魂伴侣的人的缺失感上,仍需要投入更多的研究工作。而说到孤独与寻找浪漫“另一半”相关的行为,有大量研究都关注人们是如何在互联网上常常自暴自弃一般、消极地寻觅着爱情;互联网的世界默认,亲密关系是能使人即刻获得满足的,不需要深入了解、长久相处,或是经过有意义的沟通。[230](我在这里把寻找长期的关系与随意的偶遇区分开了,虽然人们使用约会软件的动机各异。)[231]

追求浪漫的爱,相信灵魂伴侣的存在,无疑影响了个人和社会对孤独的体验。如果说理想状态是以两个人的情感共同应对整个世界(不管两个人各自在合理化这种强烈的爱意时是怎么做的),那么这对于人们如何体验爱情、如何感受爱的缺失,都有着明确的社会影响和情感影响。没有了那个重要的另一半,咄咄紧逼的缺失感时刻在提醒我们,我们永远是“分开时只有一半,就像比目鱼,终其一生都在寻觅[我们的]另一半”。当然还有另一个问题,那些找到了灵魂伴侣、如愿相伴一生的人,当其中的一个人死去,另一个人又怎么样了呢?下一章我会写到,守寡或丧妻也可能带来负载着文化意义的全然不同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