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还记得我的外婆罗斯住进疗养院的那个时候。外公过世后,外婆的失智越来越严重,需要有人全天候看护。在她被收进私人疗养院之前(国民健康服务体系没有多余的床位了),我去医院看她,她看上去愤怒而困惑。“这是什么?”她望着我坐在童车里的孩子,一遍遍地问。因为孩子低着头,露出蓬乱的金色头发,而我的外婆甚至无法理解他摆动的四肢和从童车里露出的那团头发。这在失智的人当中很常见。她还问起过世了很久的人,把她身边的人与过世的人搞混了。在她看来,我就是我母亲,我母亲则是她的阿姨,已经过世的丈夫西德尼怎么还不来吃晚饭。

我一度在想哪种孤独和失智症有关。这不仅仅是因为罗斯外婆被困在了一个和周围人迥异的世界,没有人明白她在说什么;也因为清醒的时刻会毫无征兆地突然降临,使我的外婆和周围人惊恐地意识到,她和旁人之间有着多么容易察觉且不可逾越的隔绝。我之后再去疗养院探望她,她变得瘦削而安静,待在自己的房间不出来。我那光彩照人的外婆曾在20世纪80年代赢过好几场选美比赛,对“欧蕾”玉兰油、过氧化物漂白剂和“超级国王”香烟[406]推崇备至。她喜欢梳一绺绺的卷发,穿做旧的宽松长款运动裤,袜子也要搭配成不同的颜色。“人们老是偷东西。”她指着一个女人抱怨道。那个女人穿着裙子,裙边是熟悉的碎条状;在她的梳妆台上放着一个空饼干盒。那个粉蓝色的高高的饼干盒,立在廉价碎料板制成的梳妆台上,是我能在外婆家里认出的唯一物品。除了饼干盒之外,我还注意到了那张床。那张灰色的野营床很窄,容易移动、搬进搬出。我所熟知的外婆脸上涂着粉,喜欢金丝雀黄,与她昔日的审美相比,所有这一切都如此廉价和朴素。

罗斯外婆没能活太久。每次我去看她,她都变得更瘦弱,更憔悴,和周围人更加格格不入。坐在富美家[407]厨房餐桌前,周围都是与人有着不同程度疏离的老年人,这给我的孩子们留下了心理阴影,于是他们就不再去了。我的外婆像雏鸟一样张着大大的嘴,不管喂她吃什么残羹剩饭,她都会狼吞虎咽地吃下去。对面那个瘦小、眼珠滚圆的女人,热切地紧盯着我的眼睛,一遍又一遍恳求我：“你会带我回家吗?请带我回家吧。”(并没有人留意她,我也很惭愧地望向别处。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意识到,住进疗养院的人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间隔[408]：干净整洁的新来者会环顾四周,好像不肯相信那些体面的人就这么把他们彻底放手了;困惑的中间派,这一刻知道自己是谁,下一刻又不知道了;其他的是那些完完全全失去了记忆的人,就像我的外婆罗斯一样,他们活着只是被人从一个房间推搡到另一个房间,因为穿上或脱下劣质的开襟毛衣而被品头论足,钟表嘀嗒嘀嗒走着,而她随意地坐在房间的角落。

我于是意识到,失智老人的身份认同是零碎的、不稳定的分散之物。一个人能从一个阶段跨入另一个阶段,偶尔还会反复,鲜有征兆,不露声色。每一位背负着不足为外人道的生命和故事的老年人,都与周围人相互隔绝,并且愈发意识不到这种隔绝。除了突然闪现的强烈孤独感之外,他们还慢慢缩进了单一的器官;一具活着的、还在呼吸的躯体,它不规则地蜷缩着,不停被清洁、投食、喂水。我上述的反应大部分都源自他们被看护的方式。统一着装的女人穿梭在这群年迈的男人和女人中间,看不到老人与老人之间的区别,也不记得他们在口味、就座、陪护等方面的偏好。当她们边笑边聊起晚上去哪儿逛的时候,她们表现得好像罗斯外婆与另一个当天没有子女来看望的老太太可以互相调换一样,两个人毫无差别。这种看护称不上残忍,却是异常冷漠的。当这群老年人被聚在一起,像牲口一样被人喂着饭的时候,没有什么独特的标识能够区分他们中的每一个个体。

并非所有的老年人都会患上失智症,但就像阿尔茨海默症一样,最近,失智症的确会和孤独联系在一起。就算是在人群中也感觉到孤独,而不仅仅是被社会孤立的状态,被视作失智症的一大征兆。[409]这和我前文提到的“独自一人”(oneliness)和“孤独”(loneliness)之间的区别有关。孤独完全是一种主观的情感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人群中依然有可能感到孤独。孤独同样也是晚年生活神经系统问题一个相对高发的预兆,因此,在整个生命阶段都关注孤独的问题,或许对预防晚年孤独十分重要。[410]

失智之人社会关系的解体,可以由他们神经连接的断裂反映出来：隐喻塑造人的肉体[411]。老年人还承受着许多其他身体和精神上的病痛,最终导致了他们所需与所得之间的脱节,比如陪伴、实际获得的支持、情感和性满足。这种脱节包括孤零零的老年人在日常的社会任务当中,体会到不受人待见的孤立,比如早晨没人帮你穿衣服,没人帮你采购或倒垃圾,以及在疗养院和小村子里感受到的孤独感——一种对富于同理心、全身心投入的人类联系的深刻情感需求。

还有许多不同人群的孤独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缺乏面对面社会互动的年老体弱者,居住在偏远乡村社区的、家人因找工作搬走的人,还有那些可能本就寡居的人。绝大多数的研究都集中在城市社区、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上,但还有一部分数量相当庞大的退休人群,他们住在沿海贫穷的乡村和房车公园里,不仅独自一人,与社会隔绝,而且经历着经济上的贫困、身体上的限制和精神疾病。[412]

与本书谈及的其他社会群体一样,老年群体孤独的内核实质上并不是独自一人的状态,而是与他人在情感上的疏离。为孤独所困的老年人究竟人数有多少,我们仍无法确定,很大程度是因为研究孤独的方法还缺乏理论支持。“老年人一定会孤独”的刻板印象占据着主导。老龄人口得不到日益分散的社区照料,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又不堪重负,这种对人口老龄化的恐慌助长了孤独流行病与老龄人口相伴而生的说法。认为年老的特点就是孤独,这种假设是有问题的,因为这就成了一个自我应验的预言。对孤独的恐惧,利用并延续了由孤独而生的道德恐慌,将孤独看作不可避免的、消极的人类境遇。瑞典2009年的一项调查通过考察老年人群对于变老和医疗的理解,发现在健康的老年人中一个普遍的恐惧是：他们担心自己可能会失去身份感,变成“一个没有任何重要关系的无足轻重的人”。研究者发现,识别并确认个体性的差异,提供“有尊严的医疗,直至生命终结”,对于缓解上述恐惧是非常有必要的。[413]

害怕社会意义上的死亡,担心不再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这是孤独和老龄所引发的恐惧的核心。这意味着,对于老年人来说,与他人保持关联和联结,始终处在社会和家庭人际关系网的核心地位,是让他们能够远离孤独的关键。这听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却难得多。而老年人群中孤独的发生往往不是从个人寻找意义的角度来考量,而是作为一个与老龄化不可避免的危害有关的社会问题加以对待。“孤独的老人”(lonelyold)是一种经济负担,他们趋于婴幼化和同质化,是社会经济亟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尽管新闻头条充斥着道德恐慌,但老年人与孤独本身并没有必然关联,而是更多地取决于个人的情况,例如本书谈及的种种生命经历或人生转折点。本章将老年人的年龄起点设定为六十五岁,因为这与政府的养老金政策有关。我首先会考察英国人口老龄化的本质、老年人孤独的具体表现,之后会探究孤独得以延续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背后支撑这种制度的有关老龄化的理念。最后,我会谈到如何以更具体的、文化上更独特的方式,针对现有的明确需求来应对老年孤独的问题。

英国一颗“嘀嗒作响的定时炸弹”

首先,我们来看看关于老年孤独的健康和社会政策讨论。目前,随着英国和西方世界人口普遍老龄化,老年人的孤独被说成经济中的一颗“定时炸弹”。人口老龄化虽然不一定直接导致社会和政治恐慌,但会带来相关的现实问题、成本,以及对更成熟的健康和社会保障理念的需求。[414]现实的挑战不单单是人们都活得更久了,女性平均寿命达八十二岁,男性平均寿命达七十八岁。此外,国内老年人的人口占比也有所增加,1901年,六十五岁以上的人占英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点七,到了1961年则升至百分之十一点七。目前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涨。[415]

从狭义的经济视角来看(在我看来,这一条不适用于健康、社会保障、教育),人口老龄化的困境是,比例相当高的一群人将会同影响他们生命质量的疾病和残疾共处数年之久,从高血压、心脏病,到糖尿病、癌症。过去的数十年里,孤独就和上述状况、人的身体和精神疾病,甚至和老年人的死亡有关。不仅仅是年迈多病的人自身,他们的家人和负责护理他们的人也会体会到强烈的孤独感。[416](老年人与年轻人都一样,)在病危或是患有慢性疾病,承受长期孤独的情况下,正是这些状况所引发的生存问题使人们备感孤独：“我会死吗?”“我会掉头发吗?”“谁来照顾我呢?”还有其他人对这种疾病的不适感、拒人千里之外的医疗专业用语,以及身为幸存者之后始料不及的孤独,这些都会让人产生断裂感。[417]

在患病过程中,与世隔绝会诱发情绪性的孤独,特别是当这种孤独不能及时得到安慰的时候。此外,所有形式的社会孤立都会引发孤独,尤其是在当事人不得不如此的情况下。这常常发生在脆弱的老年人,尤其是“耄耋老人”身上,他们大多行动受限,朋友和爱人离世。NHSChoices[418]网站提醒我们,老年人“在孤独和社会孤立面前尤为脆弱”。[419]根据“老年英国”合作发起的对抗老年人孤独的运动显示,英国有超过两百万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独自居住,其中有多于一百万的老人可能超过一个月不曾和一个活人说话。[420]

按目前的情况估计,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四十三居住在社区里的老年人正在经历社会孤立,而其中仅有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六的老年人选择对外报告自己孤独的状况。[421]然而,在八十岁之后,占总人数百分之五十的老人认为自己是孤独的;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十年中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因为现有的分散的家庭模式仍会延续,人的预期寿命却延长了。[422]

这种孤独感和前几章提到的自主选择的独处不同,对于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没有朋友和邻居的人,孩子成年后已经搬走的人,还有农村地区贫困多病的人来说,这种孤独感必然会更严重。如果一个人为寻找陪伴付出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那么独居对这个人来讲并不意味着解脱或舒心。对很多老年人来说,真实生活还包括要应对亲人亡故和精神疾病(如抑郁、焦虑),以及孤独和病痛。尽管英国大量老年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精神疾病问题、身体健康问题、孤独和孤立,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些问题,但他们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还是始终存在。

脆弱的老年人和他们“未被满足的需求”问题

老年人群在身体、精神和社会上的脆弱性,或许是21世纪初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很多老年人都需要照顾,却始终缺乏系统的护理。他们需要的照顾有时是身体上的,有时是情感上的,常常是两者兼而有之,比如我的外婆罗斯。对于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糖尿病、关节炎这类慢性疾病的老年人而言,这些病痛在诸多方面都对他们的日常健康产生了消极影响。还有的老年人在穿衣、洗澡、进食、采购食物及生活用品、打扫、预约看病等方面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却往往得不到照料。其中一部分老人选择了接受社会保障机构的帮扶,另一部分老人则从家人、朋友、邻居、自费雇用的医疗看护工作人员那里得到帮助。在近期一项研究中,一位名为莫妮卡的女性讲述了她在独居时的无助,以及因行动不便、疼痛性关节炎和疲劳遭受的折磨：

我因为呼吸困难,走不了太远的路。这几天走得更慢了。现在我虽然有了拐杖,但有时很难控制它。要往家里买食物和生活用品,还要把这些东西搬上楼相当困难。现在一次也拿不动多少,所以只能多去买几次。但是我真的无人可打电话求助。这或许就是我会感到孤单的原因吧。[423]

在这样的情形下,独处会演变为孤独就不奇怪了。还有什么比在有需要时没人帮忙,更能让一个人感到自己和世界上其他人的脱节呢?过去几十年,英国政府意识到了国内老年人群的需求无法被满足的情况,但一直没有找到理解这一问题的可持续的方式：为什么这种不被满足的需求如此之普遍?[42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有护理需求的人群缺乏信心,期望较低。在一项针对伦敦内城和郊区的老年人的研究中,研究者以每二十人抽取一人的比例,抽样调查了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的经历,发现有百分之二十四的人曾经寻求过帮助,百分之十八的人最终得到了救助。当被问及为什么没有选择求助时,他们给出的回答是：求助被撤销了,没什么办法,不抱希望。求助率低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是过去求助失败的经历。[425]换句话说,很多老年人都觉得表达自己需要帮助并没有什么意义。就算有人答复了他们的需求,最终给予他们的帮助也是不够的。如果知道所求之事不会得到帮助,那么不断寻求帮助就需要一种特殊的意志力了。

需求不被满足的问题,远比这里引述的研究结论还要普遍。2008年,社会照护检查委员会发现,缺乏必要的保障和支持对于社会保障政策而言是一大关键性的挑战,而准确地测定这一缺口的大小对公平分配资源至关重要。[426]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是政策议程的核心,但问题继续存在。如果老年人在努力寻求援助时,过程烦琐,时常挫败,那么现状就不太可能发生改变。

意料之中的是,政府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变化可能与需求得不到满足有关。从20世纪70年代起,人口构成的变化(包括人们远离老家到外地找工作、离婚、上班族单亲家庭对传统意义上的护理人员需求膨胀,以及在城市生活的匿名性),加上社会保障供给的变化,意味着可提供的援助更少了。2003年4月—2008年9月,英国成年人社会服务责任委员会针对六十五岁以上人群的总支出增长超过百分之八,约九十亿英镑;而根据最近的一项研究,提供服务的支出却提高了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六。[427]委员会已经取消了一些服务,家庭看护的时长也从2007年8月的两百个小时降至2008年9月的一百八十三个小时。[428]在多数情况下,自费的社会保障增加了,代替了过去委员会提供的服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地方政府审批给疗养院的空地减少了,而私人领域的投入则增加了。居家的社会服务也有所增长,尽管救助的门槛总体上已经提高到了“紧急需要”的水平,这使得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可能无法达到这个门槛。

显然,在满足英国人健康和社会保障的需求方面,还存在着重大问题,这直接关系到经受着无法忍受的长期、间歇性孤独的脆弱老年人的人数。老年人与孤独人群之间存在着个体的、社会性的差异,这一点很重要。那些负担不起额外社会服务的人必将受到最大冲击。同样受到冲击的人群,还包括出于某种原因(例如语言表达不畅或信心不足,或者患阿尔茨海默症)而无法清晰表达需求或重复请求援助的人。

老龄化与新自由主义：老年从何时起变成了一种负担?

一面是这种公认的社会保障短缺,以及由此蔓延开来的孤立和孤独问题,一面是政府坚称要对抗孤独——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我认为造成这种脱节的原因在于：政治上,健康和社会保障与老龄化的意识形态复杂地混合在一起;历史上,这些信念又与孤独复杂的特性相关联。首先,现代政府对于老龄化的应对预设了这是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而非国家的职责。根据新自由主义对福利概念的看法,家庭理应介入,为老年人提供他们所需。政府现在的福利原则与福利制度建立之初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个人主义政策取代了社会规划,并延伸到了健康、福利和老龄化领域,例如延长退休年龄,强调要私人及雇主提供养老金。

这种从集体到个人的转变不仅限于英国。注重消费者的“选择”和私有化(以及鼓励保障合约之间的竞争)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是西方世界政治发展的一大特点。[429]其必然的结果就是医疗体系的碎片化、老龄化政策缺乏统一连贯的举措,以及老年人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此外,这种将老龄化视作负债而非资产的举措,无助于老龄化的主观体验,也没有考虑到孤独作为一种个体和社会现象同历史相关的复杂性。孤独的体验和更为普遍的老龄化体验一样,都需要放置在整体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加以考量。不同的价值体系,以及老年人融入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能为我们提供一条前行的路径。在孤立与孤独已成为常态的社会背景下,老龄化已经变成了一种经济负担,那么英国的老龄化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洞见呢?

历史上的老龄化

年龄不过是一个数字。一系列的理解和期待却牢牢附着在这个数字上,它们取决于对年龄的个体态度和社会期望。主观年龄的研究通过评估人们认为他们应有的感觉、相貌、行为和想要成为的样子,发现很多人的主观年龄判断与客观数字没有什么关系。在这个报告中,年轻人主观上认为自己偏老,而年老的人却报出了更年轻的年龄身份。主观经验和实际年龄之间存在差距,这与害怕变老等问题有关。[430]对变老和孤独的恐惧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文化成见,这种成见是21世纪初孤独引发的道德恐慌的一部分。而这种对年老的不祥预感和老龄人口中的孤独经验一样,都与历史有关。

和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不同,历史学在关涉老年人的身体、身份、性和经历方面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记录可循。历史上的老龄化问题也是最近才引起了历史学领域的关注。[431]考虑到对这个问题的普遍忽视,老年人群中孤独的历史记录寥寥可数就不足为奇了。[432]历史学家帕特·桑恩[433]的《英国历史上的老年问题：过往经验与现实解决》(2000)一书探讨了有关老年的医学和哲学观念的变化。例如,古希腊的作家担心老年问题,并不是因为老年人在情感上的负担或孤立,而是将其视作与身体健康相关的警示故事。他们认为,年轻时照看好自己、缓和过激的情绪尤为重要,可以帮助一个人度过老年和最终的死亡。而这种为老年做准备的意识在后现代、崇尚年轻的西方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后者的文化叙事一贯是：在人力可及的范围尽可能长久地保持年轻。[434]然而,将年老视为一件可接受的事物,并且从年轻时便将其融入一个人的自我意识,或许能让人在孤独降临之前就加以应对,甚至有可能避免孤独的发生。

在中世纪和现代早期,老年人和年轻人一道生活和工作,并不会因为年老而被污名化,或是由于体弱而受到嫌弃。随着人口数据的搜集,我们有了更多关于19世纪以来老年人及其家人生活习惯的证据。还有证据表明,具体的照料还受到性别的影响,要么是由社会贫困阶层的老年女性照顾儿童(和今天看不见的工人经济制度一样),要么是由受过教育的女性充当较年长、较富有妇女的陪护。例如,经济学家、作家哈丽雅特·马蒂诺[435]就曾在19世纪30年代被要求到诺里奇[436]陪她的母亲;而作家夏洛特·勃朗特则因曾在19世纪40年代看护她那脾气暴躁、喋喋不休的父亲而怨恨不已。[437]用爱尔兰作家,反对动物实验的倡导者弗朗西斯·鲍尔·科比的话说就是：照顾父母是女儿们需要承担的义务。[438]

变老和依赖性可能造成了“看护”(care)的性别观念,而这一观念至今仍在我们身上留存了下来。但变老作为一种体验本质上并没有什么负面的东西。虽然在民间传说和童话故事中通常都有一个孤独、“丑陋的老太婆”作为故事的铺垫;在这些传说和故事里,年老的女人可能具有区别于他人的邪恶或不祥的特质。“老太婆”这个词来源于14世纪英国人使用的法语词carogne,其本身就是一种侮辱,字面意思是“死去动物的腐肉”(carrion)。

老太婆可能拥有一个村庄所需的“女智者”的知识,例如用草药治病等,但人们对于老太婆的刻板印象却常常是诋毁和憎恨。这种隐喻与西方传统中父权对于年老、无性吸引力却有影响力的独立女性的恐惧有关,同样也关系到历史上对于老年女性的侵害,比如欧洲和北美的女巫审判。[439]该隐喻也符合一种历史趋势,即往往是社会上的弱者为不景气的社会经济状况承担责任。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老年男性的身体也会遭到嘲讽,要么是因为他们的肌肉力量下降,默认他们最后会变得女性化、力量衰退,要么是他们丧失了家长式的权力,最终走向疯狂,正如莎士比亚《李尔王》中的主题——“贫穷、虚弱、体衰、遭人鄙视的老男人”[《李尔王》(1606)第三幕,第二场,第二十三行]。

如何看待越来越松垮、正在变老的孱弱躯体,显然是西方社会对于老龄化的客观理解的核心。但审美文化对老年人外貌的关注——头发灰白、有了皱纹、胸部下垂、勃起障碍——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成为主流,那时的英国和北美文化更强调看起来年轻这件事。对青春的尊崇、靠年轻获利、塑造“青少年”的概念,无疑都与战后时期有关。外科技术与利用意识形态塑造自我完善观念的广告业相结合,促成了追求有吸引力的完美身材标准的文化转向。[440]在将青春看得比经验更重要的文化中,外貌的衰老必定会或多或少导致情感上的疏离。更糟糕的是,即便一个人并不会重返年轻,可还是得努力“融入”这种青年文化。然而,用“装嫩”[441]这种说法抨击穿着比实际年龄年轻的女性并非是一种新的现象,而是在18世纪的文化中就流行过。[442]

在19世纪以前,所有表露出的对衰老身体的嘲讽和蔑视,都没有像21世纪这样为政府带去如此强烈的经济冲击。我们再来明确一点：只有那些没有实现经济独立的老年人才是政府的忧患;如果一个人拥有一定财富,那么他变老过程中的实际体验就会大不相同,比如说,他可以增加家政服务或者私人的医疗保健。而对于工人阶层来说,只要他们个人的身体在全球范围内、在比较和竞争的意义上还有能力产出效率,那么他们的变老就不是负担。有关英国国内经济转变的记录不计其数：以前,家庭成员众多、无论老少都能为提高家庭收入团结一致,穷人的生计更为灵活;后转变为工业化生产,传统工作方式逐渐解体;如今则变为主流是男性以工资养家糊口。[443]历史学家帕梅拉·夏普已经阐明,在这种新经济下,女性是如何被边缘化,又是如何努力适应的;而这对老年人整体上的经济参与亦有影响。[444]

因此,在许多方面,我们都可以将现代意义上的变老视作与英国工业革命相关的人生阶段：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工作模式从可以灵活就业的个人家庭,转移到了雇佣关系稳定的工厂。我并不是在吹捧前工业化时代多么祥和美好,那个时期的国内经济和工业化时期一样,都存在着贫穷和社会不平等。并且17世纪大部分职业生涯的证据都表明,没有生产能力的老年人要么被看成“弱者”(《济贫法》[445]中就是这样写的),要么遭到忽视,甚至是在家庭中受人厌恶。在现代早期,照料老人和“值得救助的”穷人的工作由地方一级的教会执事、穷人的监管者、家庭和老人自己来负责。[446]1834年,新颁布的《济贫法》针对依赖他人的人群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措施,重新界定了符合救济条件的对象,将教区居民并入由选举产生的官员所管理的工会,修建济贫院,禁止为体格健全的穷人提供“院外救济”。通过这一系列的机制,基于自然权利的传统基督教慈善和救济理念,转变成了以自救、经济个人主义[447]和(对大规模工业化发展至关重要的)“自由劳动市场”为基础的福利制度。[448]

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老年人的社会和经济作用发生了转变。曾经在家庭手工业中扮演关键性角色的老年人,或许仍然可以为那些尚未被工厂雇用的孩童提供帮助,然而,一旦孩子们进入工厂系统,老人的经济作用就不再重要,他们就会被视为一种负担。另一方面,较富有的人可以投资现代的“退休”计划,其基础是从人生中有生产力的阶段向另一个生产力较低的阶段转变。[449]通过跟进本书所阐述的经济个人主义的兴起和影响,及其对于社会和情感体验的相应影响,我们可以将老年人被分类乃至被病理化的源头,追溯至他们在经济上无法独立生存的时候;那些动作迟缓或体弱多病的老人在现代工业化产业中是无法立足的。随后出现的对老年人的客观的年龄界定(根据国家养老金的发放标准),可能就与这种就业的市场化有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思想观念将老年划定为一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社会理应要去照顾那些处在这个时期、行为能力较差的人,而这反过来又让老年人陷入了“在经济上无法独立生存”的界定。[450]因此,老年作为一个明确阶段的出现,被义务、经济责任和照料的职责等思想观念问题层层包裹了起来。

在现实中,人们将老年人认定为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忽视他们的个体差异,这一点同样体现于建筑的设计和施工之中。毫不夸张地说,对于老年人的文化态度已融入了我们的环境。地理学家格伦达·劳斯[451]发现,将老人划分进专门建造的街区,以年龄划定的住宅区、疗养院、老年医护病房,这种将老年人与社会其他人群区隔开的方式,虽然在经济上可行,但在情感上未必能起到正面作用。国家政策有意或是合谋创建了法律上所谓的“老龄歧视”的建筑环境。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将老年人集中到一起(可能不像在自己家里那么孤立,却不一定会减轻孤独)既将处在老年的状态归入病态,又以年龄为基础预设了这群人之间的同质性。如果老年人的生活需求得不到满足,又与他们的家人、社交网络隔绝,那么社区护理就不是一个可选的选项。然而,必定存在一种折中的方案,其中,那些经历各异、或许孤独或许不孤独的老年人被视作社会构成中正当合理、至关重要的一分子。

老年孤独的复杂之处

老年时期的孤独经验并非普遍存在,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它取决于老龄化和社会关怀的主流意识形态,以及个体、家庭和社会的经验的质量。老年人和孤独者不是同质的群体,因此,并没有标准化的解决方法——尽管两者可能都具有所谓“沉默的一代”[452](出生于1925—1945年之间,努力工作、保持沉默的一代)的社会心理特质。老年人和其他代际群体的复杂程度毫无二致,他们对于孤独的体验都会因财富、心理经验、健康、性别、种族、流动性、家人与朋友网络及其他诸多因素而异。有些老年人是互联网专家;[453]有些则因体弱多病、经济条件差、社会资本不足或不了解怎样参与线上社区等因素,使用数字化产品的能力有限。如果我们仅仅通过经济的视角关注老年人,或是将老年人看作健康及社会保障危机的一部分,那么上述这些差异就会被无视。

与任何生命转折点的孤独一样,老年的孤独也和许多其他变量有关,并且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和老年阶段都会发生改变。在强烈而骇人的孤独转瞬即逝的时刻,我的外婆罗斯意识到了她和其他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而这种孤独与身有残疾、心智健全、独居在农场、害怕闯入者的人所经历的长期孤独又不一样。[454]老年人的孤独和年轻群体的孤独一样,取决于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也取决于他们的生活质量和适应能力。要将孤独理解为一个生命阶段,我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如果像一些研究表明的那样,青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孤独可能预示着老年的孤独,那么干预介入的时间就需要提前。[455]

至于孤独对个体的老年人意味着什么,目前并没有多少系统性的、有依据的研究发现。研究者们始终假设,工业化社会中的老年人健康状况都极其恶劣,身体上与人隔绝,无法工作,生活贫困。许多人确实需要援助,更何况老年是孤立感和孤独感尤其强烈的一个阶段。然而,正如古希腊人提议的那样,我们如果要替老年阶段做准备,就需要去考察哪些人不孤独,而非哪些人孤独。关注不孤独的老年人能够帮助我们建立适当的健康与社会保障干预,同时兼顾个体的差异。全球范围内的比照表明,正是在老龄化发生的大背景下,个人没有选择的余地,才导致了孤独,甚至对于年老体弱的人也是如此。因此,可以成为反思和成长机遇的,并不是变老这件事本身。[456]

显然,社会经济因素和环境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健康幸福的基础要素必然包括对日常活动的支持和安全舒适的家庭。然而,如果向外延展,幸福的一个决定性原则就是：一个社会是融合的还是隔离的;这个社会是否为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人提供支持,提供与社会其他人群一起融入社会的机会。把老年人集中在疗养院或者下午茶舞会上,也许有其经济上的意义,却未必能缓解他们的孤独感;人与人之间共同的经历、有意义的联结也不完全建立在年龄之上。要针对老年孤独建立个性化的方案,最重要的一步必定是更好地了解老年孤独的多变性。

例如,性别仍然是识别孤独的一个重要变量,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是如此。传统上,在老一辈人看来,男性是工人阶层的家庭中唯一的供养者,他们的同性社交或是同性别的关系网络是以工作为中心的。工作为他们带去了友谊、地位和收入;当然,大规模工业化备受指责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制造了一种按件计酬的心态,降低了个人在任务完成时对“最终产品”感到自豪的能力。退休又撤走了一个人的社会网络和个人强化性别认同的方式,这是不是同样会引发失落感和孤独感呢?失业和退休对老年女性来说同样困难。对于一些已婚女性来说,性别认同主要是通过家庭和社交网络聚集起来的,而不仅仅是一份带薪工作。而丧偶或独身的老年女性则是社会成员中最为弱势的群体,她们不太可能成为大家庭关系网络的一部分,同时更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离群索居。

地理因素和空间感也很重要。在贫困的内城和偏远的乡村,孤独的比例更高,虽然这些环境与年龄、性别和种族的交集更值得人们关注。[457]种族差异可以跨越空间和地点,对制造缺失感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针对使用操场和社区空间的社会学研究表明,一些族群比其他族群更容易去利用和发掘共享的社会空间。针对老年人的一个主要调查地点就是公共图书馆。尽管在21世纪的头十年,地方政府为了削减社会开支关停了越来越多的图书馆,但图书馆一直以来还是起到了一定的公共作用：将社会各阶层的人口聚集在一起,并且提供了让社区得以运转的公共社会空间。在21世纪,想要不花钱就享用的物理空间寥寥无几。换句话说,图书馆提供的不只是书籍,无论这些书对社会结构多么具有批判性,无论个体能否通过阅读找到各自的陪伴。因此,保护图书馆不仅有道德和教育方面的原因,也有医学和健康方面的理由。[458]

2014年“中心论坛”[459]一项关于“独自变老”(AgeingAlone)的报告提议采取一系列的社会干预措施,防止老年人因反复住院成为国民健康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的负担,因为“在现有的金融环境下,提供额外的服务可能并不容易”。报告证实,重点必须放在“各个年龄段的个体有意愿融入当地的社区”。报告还建议,要为人们提供正式的、结构性的团聚机会,这样“现代社会才能自行组织起来,共同应对孤独”。[460]

所以,当下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历史时刻,一方面政府优先提倡个人主义,而另一方面却鼓励人们调整社区思维观念。崇尚个人主义的政府优先提倡的社区理念是承认问责的必要性(这在传统意义上的communitas观念中同样存在),而政府在其中不必起到什么作用,只是他人运作的社区的一个观察者和辅助者。

老年人的未来

本章我主要关注针对孤独老年群体的哲学和经济学上的应对方法。我仍相信,超越“孤独流行病”叙事的唯一途径,是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为老年人的孤独找到一个基于历史、贯穿始终的应对方式。在本章结尾,我想考察的是数字化时代的老年人有着怎样的未来,以及社交媒体在社区这层意义上可能扮演何种角色。技术革新可能会在各个层面对孤独产生影响,“远距离的亲近”(intimacyatadistance,形容数百万老年人远离家人独居、通过视频通话或发短信联系家人)并不一定比近距离生活更糟糕,近距离生活还会引起各种各样的矛盾。但还有一个问题是,老年人对于社交媒体的态度是如何形成的?

在发表于《赫芬顿邮报》的《银发网民的崛起：科技如何丰富老年人的生活》一文中,弗兰·惠特克—伍德写道：认定老年人无法从数字化科技中获益是傲慢的,尤其是在那些建立了新的社交网络的老年人取代行将就木的老年人的情况下。惠特克—伍德驳斥了“数字鸿沟”的观念,认为如今老年人上网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快。她引用英国国家统计局的研究,发现在六十五岁以上的人中,有百分之七十五在使用互联网;其中,与其他人群相比,七十五岁以上的女性人数增幅最大。这反映了一个事实：“科技极大地改善了老年生活的质量,并且老年人终于开始意识到,科技如何改变了变老这件事的面貌。”[461]

该文使用了简化的语言,这对于思考老年孤独是如何被框定为一种寻求治疗的疾病,是很有启发性的。诚然,数字化技术能够为老年人的生活方式提供诸多解决方案,包括与家人、朋友、社会群体建立联系,如何获得物资和服务,还包括享受医疗保健和医疗技术。但在老年群体中,孤独和数字化技术之间的关联并非那么简单。数字化技术既不会为老年人提供和年轻人一样的应对孤独的权宜之计,也不会解决“真实生活中”实际关系的匮乏;更不会解决具体的孤独,或是靠养一只宠物就可能满足的对身体接触的渴望。数字化技术也未必能缓解寡(鳏)居、悲伤所产生的隔绝感,或是与同龄人之间的孤立感。按照社交媒体使用中的某些约定俗成的做法,呈现给别人的大多是特定样貌的自我——通常是“幸福的”、经过修饰的自我,有着亲密的家庭关系,收入稳定,朋友众多,家庭和谐,这甚至可能会导致攀比和低自尊,进而加剧孤立感和孤独感。[462]社交媒体和数字化技术并没有让社交关系获得改观,而只是复制了现实中的社交关系。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社交方式往往与其现有的联结方式并存,只是再现了业已存在的互动模式及社交习惯。那些没有社交的孤独的老年人,并不会因为使用了脸书就感到自己更能融入现实生活。

要对健康和社会干预起到积极作用,支持政府减少社会各阶层孤独的目标,确保老年人不会被抛弃,我们就需要根据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背景、经历和期望,发展一种基于证据、有历史依据的理解方式,来理解孤独对于不同群体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比评估英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别更为复杂的问题,尽管这将有助于理解国家和文化的影响。我们需要更加明确地了解老年人、青少年、单亲父母、穷人、无家可归者,以及其他可辨别的弱势群体的孤独的结构体系。为了更进一步细致地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考察：在一个社会中,词语是如何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具有了不同的意涵,比如“老年人”、“社区”,以及“孤独”、“归属”、“家”这样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