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Home),名词。

·人或动物栖身的地方。

·一处住所;一个人的房屋或安身之地;家人或一户人家的固定居所;家庭生活和兴趣的所在地。

·收容所,避难所;一个人天然归属或感到放松的地点或区域。

·一个人的祖国或故土。

——《牛津英语词典》

“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也许是笑容满面的家人如棉花糖般柔软的样子,摆满食物的餐桌,一家人依偎在沙发上,或者为了抢遥控器打打闹闹。父母赶过来参加一次户外烧烤野餐,周末和相爱的人在咖啡馆里闲坐,抵达希思罗机场时有朋友来接。或许这个词还有不同的含义。“家”可以是一种物理结构,一处楼房、一幢公寓,或是一个房间;也可能是范围更大的郡、国家、大洲。然而,家也可能是战场,一个彼此争吵和憎恨的地方;或是一种难以企及的理想,它关乎一个人已经失去或从未体验过的安全感和归属感。在布莱恩·比尔斯顿[463]2017年写的《难民》这首诗中,在字面意义上,家是某种可以分享也可以不分享的事物,这完全取决于阅读故事的方式。[464]

在前面几章,我谈到了孤独的童年、孤独的婚姻、孤独的寡(鳏)居和孤独的老年,所有这些都通过家庭内部的空间布置才得以发生——无论是温莎城堡富丽堂皇的环境,还是兰开斯特[465]疗养院的一个单人间。我们世界中的大部分物质文化、环绕在我们周围的事物,赋予了我们生活的样态和意义,也为我们提供了个体与集体身份感。我会在第八章继续探讨上述主题与消费文化、身体语言、孤独之间的关联。

这里我想要探究的,是孤独之于无家之人的意义。所谓无家之人,即我们所说的无家可归者、难民、被迫离家并且还在寻找新家的人。无家之人和孤独之人的共同特点是脆弱,且被排斥在传统的社会群体和支持网络之外。

和其他工业化国家一样,在21世纪的英国,无家可归的问题与日俱增。因为欧洲难民危机,人们漂泊无根的问题同样日益严峻。[466]然而,在无家可归和难民隔离这两种情形之下,孤独便成为健康和社会政策忽略的领域之一。部分是因为孤独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同时也反映出：尽管情感和身体的创伤可能阻断日常生活和文化融合,但人们对流离失所的人复杂的心理需求还缺乏广泛关注。[467]而且,如果对无家可归与漂泊无根的人如何产生和体验孤独没有明确的感知,那么对难民和无家之人的负面经历就不可能有协同一致、多部门合作的回应。

民族认同、家园与归属等彼此关联的主题,使得无家可归与漂泊无根成为孤独的历史及文化中一个独特的问题,而这些主题背后有着某些根本性的东西。本章追问的是：对孤独的文化理解能给健康和政策干预带来什么影响;反之,无家可归者和难民的孤独体验会给我们对作为21世纪情感集群的孤独的理解带来什么影响。

无家可归：一个近期出现的历史问题

无家可归(homelessness)是一个新现象,至少当这个词指代的是缺少稳定居所和伴随的心理、身体和社会问题时的确如此。在工业化、城市化和清拆贫民窟的社会背景之下,“无家可归”这个词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在印刷文本中被提及。在17世纪以前,无家可归的现象极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社会层级秩序的特性,以及大家庭结构下的家长制体系(“家庭”不仅表示生养或婚姻关系,还包括仆人)使得每个人都要对其他人负责。

《牛津英语词典》将“无家”(homeless,在名词“homelessness”出现之前)界定为“没有家或永久居所”的状态,虽然这个词在17世纪之前很少使用。[468]1613年,自封为“水诗人”的约翰·泰勒在《世界第八大奇迹》中首次提到了“无家可归”这个词：“他最好从他的统帅梅恩那里唤起记忆,带着他那队无家可归、漂泊在外的奴隶。”[469]17世纪,从战场上归来的战士经常讨论他们对无家可归的军队和变成“无主之人”的恐惧。[470]1729年,爱尔兰作家塞缪尔·马登[471]在《特米斯托克利斯：他的国家的情人,一部悲剧》中提到了“一个无家可归、没有希望、众叛亲离的仇敌”。[472]但一直到19世纪,无家可归才被当作一个城市问题：在《每月记事》(1831)第一辑中,弗朗西斯·威金斯请读者“想象自己是一个穿着不修边幅、笨拙的男孩,无家可归,身无分文,在费城的街道上流浪”。[473]在《大脑和神经：它们的病痛与疲惫》一书中,托马斯·斯特雷奇·道斯医生(他写了大量关于19世纪一种普遍的神经疾病“神经衰弱症”的文章)写道：“如果把几千人在电器上浪费的钱花在伦敦无家可归的穷人身上,会对他们的神经和良知大有裨益。”[474]这里提到的“良知”很重要,我们据此可以判断,人们对于无家可归之人的态度发生了转变：无家可归变成了社会道德图景上的一处污点。尽管慈善家一直都关注哪些穷人值得救济,哪些不配得到帮助,但无家可归问题在文化上是十分复杂的,对于那些符合悠久的基督教行善传统的更幸运的人,人们会抱有仁慈的同情心。[475]从20世纪起,无家可归才被当作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来呈现。

1966年11月16日,由杰里米·桑福德编剧、肯·洛奇执导的电视剧《凯西回家》在英国广播公司第一频道播出。[476]该剧讲述了主流媒体极少触及的无家可归的主题,一经播出便因题材颇具煽动性,引发了公众的震撼和评论界的称赞。它讲述了同名人物凯西和她的丈夫雷格是如何陷入贫穷和无家可归的境地。该剧催生了许多支持无家可归者的慈善机构,引发了一系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政治运动。巧合的是,《凯西回家》播出几天后,英国为无家可归者设立的慈善组织“流浪者基金会”[477]成立,次年“危机救助”[478]成立。住房政策在之后的十年间也逐渐改革,《(无家可归者)住房法案》于1977年通过。[479]该法案赋予议会如下法律职责：安置享有“优先权”的无家可归者,以及向所有人提供咨询和援助。[480]

尽管《凯西回家》具有社会变革的性质,尽管英国政府扩大了住房和福利改革以防止无家可归,救助无家可归者,20世纪80年代期间英国无家可归者的人数还是迎来了大幅度的增长。房价通胀、分到的市政住房被出售、失业率上升、精神健康和毒品问题增多,以及禁止十六至十七岁以下的人群申请住房补贴,这些都使得在街上游荡的人数增加了。到20世纪80年代,无家可归作为一个与高速城市化相关的社会问题在政治上变得根深蒂固。多伦多大学住房系的教授J.戴维·赫赞斯基研究了《纽约时报》从1851年到2005年的历史数据,发现“无家可归”这个词在四千七百五十五篇文章中被使用——其中约百分之九十的文章发表于1985—2005年这二十年间。在1980年以前,“无家可归”这个词很少被使用。[481]

到了21世纪,无家可归的现象还在进一步增多。从2010年起,大范围的福利改革使得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2013年,仅英格兰一地就有超过十一万二千人宣称自己无家可归,较此前四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六。在同一时期,伦敦风餐露宿的人数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六,约增至六千人。批评者将这一系列增长归咎于七十亿英镑住房补贴的削减、福利改革、可负担性住房的缺乏。[482]露宿在外的人只占全体无家可归人口的一小部分,孕妇、带未成年小孩的父母以及被当地议会划分到“弱势”群体的人都分到了房子,虽然这可能只是暂时的。在街上是看不到这些“隐秘的无家可归者”的,但他们栖身于提供床位加早餐的旅店,或是朋友和家人闲置的房间和空沙发。他们惨痛地陷入贫穷、虐待、不幸和靠人救济的恶性循环之中。

1981年,联合国宣布1987年将会成为“无家可归者收容安置国际年”,这表示无家可归已经成为一个严峻的国际问题。当时联合国并没有使用“无家可归”的说法,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词还不太为人所知。无家可归的情况与缺乏社会和家庭支持、联结有关,这也是我们这里讨论的重点：与无家可归相伴而生的抑郁、焦虑、孤独、匮乏、贫穷以及虐待的恶性循环,意味着无家可归远非没有住处这么简单。尽管我们在争论住房问题时通常隐含地认为无家可归仅仅是指没有房子的状态,但事实上它还有更多其他的含义,包括更高发的成瘾、精神健康问题和孤独。

谁是无家可归者?

无家可归存在性别和阶层偏向,也会受到年龄和个体是否脆弱的影响。男性更容易因失业或吸毒而无家可归;女性则更可能出于患有身体或精神疾病、遭受虐待的原因漂泊在外。移民及其他得不到救助的群体同样更有可能受无家之苦;2013年,东欧移民占了伦敦露宿者的百分之三十。[483]年轻人,尤其是年龄在十六至二十四岁之间的群体占到了无家可归者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很多无家可归者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或者没有职业资质,而且大多数人都曾在当地的看护机构或监狱里待过。总体而言,无家可归折磨着那些拥有最少财产的人们,相应地,在一个以消费者为导向的、个人主义的社会里,他们被认为是生产力最低的人。在提倡自我推销和自我复原的大背景之下,人们认为无家可归者并不能为社会提供有效的贡献。更有甚者,提供社区意识、(除了通过贫穷形成的认同感之外的)身份认同感和安全感的社交网络也将他们拒之门外。

20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社区因个人对财富的追求而产生了分裂。这种观点在21世纪又因一系列的立法得以强化,其中就包括允许更短的保底租赁期和低于市场价格的租金(福利上限由政府设定)的《地方主义法案》(2011年),以及加剧了英国无家可归问题的《福利制度改革法案》[484]。该法案也制造了富人和穷人之间更大的分化。这实际上意味着,对很多人来说,他们不光失去了在真实生活中能为他们遮风挡雨的家,还无法得到包括健康和社会救助在内的一系列相应的服务。例如,高达百分之七十的无家可归者存在精神健康问题(要么是精神问题致使他们无家可归,要么是无家可归直接导致了他们的精神问题),被围困在了剥夺所致的贫穷和靠他人过活的怪圈之中。[485]

考虑到问题触及的范围之大,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孤独作为无家可归的一个方面被研究得最少。由于政府开支缩减,那些十万火急、迫在眉睫的危机必然被优先考虑。而现实情况是,无家可归者和其他被边缘化的社会群体一样经历着孤独,经历一种与他们的身体、情感、社交联系及幸福脱节的感受。此外,孤独也可能是造成无家可归的一个重要因素,毕竟后者常常与家庭和社交孤立联系在一起。无家可归者是社会中最为边缘化的一群人,人们普遍认为他们会感到“与整个社会脱节、隔绝,孤身一人,孤独寂寞”。[486]鉴于无家可归者被污名化,鉴于与“无价值、孤独、社会疏离甚至自杀”等感受有关的负面刻板印象,孤独和无家可归的交集就尤其成问题了。[487]

或许并不出人意料的是,针对无家可归人群和孤独人群的研究表明,孤独在无家可归人群中的发生率总体上比一般人要高。[488]在一项针对无家可归人群中的孤独的研究中,研究者评估了五项指标：1.情绪困扰(包括“与孤独相关的痛苦、内心混乱、无助及空虚感”);2.社交缺陷、社交疏离;3.“成长与发现”,即通过孤独的经历可能会产生的内心力量和自立;4.人际孤立(包括缺乏亲密关系或基本的恋爱关系);5.自我疏离,指“一个人以麻木、固化、否定为特征的与自我疏离”的程度。[489]报告发现,那些感到孤独的无家可归者的特点是：有更高水平的人际孤立和更低水平的“成长与发现”。无家可归者并不总能被大众认可,也不经常和周围人互动,这表明露宿街头的人可能怀有更高程度的孤独。

“家”有多重要,又有多缺乏

现代性对家庭和私人领域的重视,19世纪以来工作和家庭的分离,以及与无家可归相关的羞耻与责任之间复杂的摇摆和牵制,这些因素可能会使我们猜测,无家可归者体验的孤独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或许还可以推断出,这种孤独体验根据年龄、性别、种族、残疾与否、精神健康状况,以及露宿街头的时间长短等情况而异。举例来说,无家可归的女性过去遭受性虐待或身体虐待的情况更普遍,患有精神病的比例更高,尝试自杀的行为更频繁,并且有严重的健康问题。[490]

因此,无家可归是更广泛的情绪问题的一部分,其中孤独起到了一定作用。萨塞克斯大学的安娜贝尔·托马斯与海尔格·迪特玛尔发现,针对无家可归的英国女性的调研本身就不多,并且同样重要的是,从女性的角度来检视无家可归的研究也寥寥可数。她们于2007年做的一项社会学分析表明,“‘家’作为保障和安全之地的概念(相对于情感上更弱的‘住宅’概念),在那些有稳定住处的人中间颇有影响力,而无家可归者则不然”。同样,在拥有稳定住处的女性中,与“家”这个词相关联的安全和保障主题在无家可归,又曾于童年、青少年、成年时期遭受虐待的女性中并不存在。

我们需要记住的一点是,无家可归不仅仅表示没有栖身之所的结构性状况,尽管无家可归通常就是这么被定义的。它更深层的含义是一种以缺乏人身安全与社会归属为特征的社会和情感经历。想要理解无家可归对心理的影响,我们就需要去探究它是在何种情绪状况之下发生的,它与家的个体和社会意义有何关联,以及了解与之相关的诸如“家庭”“归属”等概念。

难民与孤独

现在我想谈谈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具体状态。这群人承受着一系列独特的政治、社会、经济、社交压力及刻板印象;并且和无家可归者一样,由于全球冲突和气候变化的原因,他们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群体。[491]成年和儿童难民时常经历多重创伤,这些创伤会通过一系列精神和身体疾病以及长期的孤独感表现出来。这种十分危险的情感状态多与不稳定的、未知的、经常充满敌意的环境有关,尤其在英国2016年全民公投脱欧之后更为普遍。[492]2011年一项针对难民精神需求的研究表明,约有百分之九十的调查对象经历过“心理痛苦”,包括想起故乡时的痛苦和悲伤,还有身处新环境与周围人隔绝的孤独感。[493]新的难民身份带来的困境,可能源于自我同隔绝的他人之间的比较——“我望向周围,看到那么多感到幸福和安稳的人,然后我会想：‘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我就成不了那样的人?为什么我得不到他们拥有的一切?’这让我无时无刻不想大哭一场。”[494]

这种主观、消极的比较在所有孤独的表征中都很常见;一个人意识到匮乏感,不仅是感觉到自己想要什么,还可能和他人拥有什么有关。难民们被迫与他们的家乡和家人们分离,同他们熟悉的环境以及感官体验——与家有关的视觉、声音、气味等分离。物质文化对于一个人情感生活(与孤独体验)的构建至关重要;而如果失去了这些体认的对象,再加上失去了社群的认同,甚至在很多情形下被社会排斥——对于那些无法找到归属的人而言是一场灾难。尤其是那些年龄尚轻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他们或许与别人格格不入,无法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就更有可能因为“被遗落”而感到孤独。健康和社会服务更关注创伤和一些实际的问题,而不会去关注幸福、社会联结和孤独,因而会忽视难民和寻求庇护者的孤独。[495]

在最近一篇有关黎巴嫩叙利亚老年难民健康状况及需求的文章中,研究人员探究了接受慈善援助的六十岁以上老人的身心健康。[496]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彭博公共卫生学院难民及灾害应对中心的乔纳森·斯特朗和他的同事们发现,年龄较大的难民面临着各种与高龄有关的不利因素,这符合本书记叙的社会变革类型。这些不利因素始终存在,不管这群人是因为哪些具体的冲突、被迫的迁移才成为难民的。行动和健康上的障碍会让他们依赖别人,但社交关系会随时间推移而减少,在人生早期的工作和人际关系中积累起来的自尊会下降。相较于年轻一代,经济不稳定的老年难民还有其他的不利因素。与全球老年人口增长同步,由于健康和生育能力的提升、寿命的延长,人们可能期望活得更久。因此,影响老年人健康和幸福的问题(包括孤独感)同样影响到了难民。尽管如此,难民群体的孤独还是有一些独有的特征需要我们去考察。

首先,在危机情形之下,医疗服务并不一定会被看作社会的当务之急,例如与年龄相关的助听器问题。老年人因而在感官上愈发与他们周遭的环境和社群相疏离。老年人又很少被包含在女性和儿童等“弱势群体”的服务范畴之内,针对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服务也往往落后于其他类型的干预措施。危机情况还会对食物供给和消费产生负面影响(老年人在这方面往往会输给年轻人),并且影响到与食物相关的文化习俗,而这些文化习俗往往能促进社交和包容。考虑到食物和围绕饮食进行的活动对于维系社会凝聚力、提升幸福感的重要意义,就不难想象在就餐时被边缘化是如何减损了幸福感,又是如何加重了孤独。

斯特朗及其合作者的这份报告还着重关注了家庭环境和日常生活的物质文化。除了饮食习惯和消费习惯难以延续、支离破碎之外,难民在现实中的住宿条件也相当简陋,而且没有什么家具。约有百分之二十六的叙利亚老年难民住在帐篷里,百分之十一住在公共楼房、烂尾建筑或是其他可容栖身的场所中。百分之四十左右的人还需要照顾别人,要么是照顾配偶,要么是看护孙子孙女。关于英国的健康与孤独问题,其中一个最缺乏研究的方面就是看护者在情感上的孤立,尤其是当社会救助不充足时,[497]年长的人往往要看护他们的配偶,并与老年的脆弱以及照顾他人的额外责任做斗争。[498]

老年难民除了在健康和经济上不稳定、家庭动荡之外,难民身份还会因以下情形产生更大的压力：思念并担忧还留在战区的亲眷、深爱的人过世所引发的悲痛,以及经历并逃离危险所留下的创伤。可能给他们带来稳定、舒适的常规生活,譬如熟悉的食物、气味、声音,也基本上都不复存在了。难民们会出现负面的情感状态,包括焦虑(尤其是当一个人遇到危急情况,身边却没有可伸出援手的朋友或家人,这同样也是老年孤独的一个主题)、抑郁(尤其是受过教育的老年难民)以及孤独感。斯特朗及其合作者将这种种孤独感归结于以下因素：“财务状况差”,居住条件差,“老年难民生病时没有朋友可以帮忙照料”。[499]

正如本书论及的作为情感集群的孤独一样,孤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情感状态构成的。这些情感包括悲伤、失眠、无力(抑郁症的特点之一)、对未来感到焦虑,以及为可能失踪或死亡的家庭成员感到悲痛。在针对叙利亚难民的这项重要研究中,一个有关孤独的发现是,在难民人群中,孤独挥之不去,如影随形。除了各种健康困境、社交困难,其中包括如何被文化多元的新社区接纳,如何延续让难民和“家”重新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和活动(常常是在艰难的财务、医疗和社会背景下),孤独的影响可以像悲痛和创伤一样使人感到无能为力。

这些关于无家可归者、难民群体的孤独意涵与经历(在此被描述为无家可归和漂泊无根)的见解,对于将孤独作为一个卫生和社会政策问题来研究有着现实的意义。在每种情况下,没有家而缺乏安全感,难以被社区接纳、融入社区,以及常常经历精神和身体残疾、经济不稳定,恰恰是这一系列的安全感匮乏带来了额外的孤独感。而孤独的经历又与具体的生活有关,与通过客观的人居环境传递的幸福(或不幸福)等情绪感受有关。

以上例子表明,孤独是一种主观经验,它不仅关乎人的精神,还关乎人的生理状态;还会催生从恐惧、憎恨,到愤怒、悲伤这一系列具体的情感反应。孤独的身体语言尤为复杂,但为了了解孤独从何而来,又因谁而起,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读懂我们的身体。孤独的具体表现当然不仅关乎身体,还涉及我们身处其中的物质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种种经历和密切关系,总能通过我们的身体,通过那些定义我们的事物来调节：从衣物、瓶瓶罐罐,到车子、地毯,这些物品会赋予个人和社会以意义。在孤独的相关研究中,孤独的身体感受是一个一直被忽视的课题,也是现在要来讨论物质性与身体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