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感觉就像是浅滩,你常常觉得自己缓缓滑入一种“我不在乎,无所谓”的错觉,只有关闭一切感受,你才不用去面对寒冷。孤单也是。那感觉有点沉重,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就像在一大群橘色的圆点中间,而你偏偏是蓝色的那个。

——佚名,十二岁

孤独很难定义。它没有反义词,且完全是主观的;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同的人群,甚至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中,对孤独的感知也会不一样。童年的孤独和成年人的孤独,以及这本书里提及的所有个体或社会群体的孤独,都是不同的。此外,在揭示孤独的过程中,我们作为研究者,作为人类,同样参与到孤独的心理经验、语言表达和身体体验中来。目前关于孤独的心理已有了充分的研究,这些研究强化了孤独是一种心理和个人的体验,而不是一种社会和身体体验的观点,但孤独的具体体验被忽视了。同样被无视的还有,孤独的身体是如何与周遭世界建立关系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将孤独作为一种活生生的身体经验来定义、衡量和描述是困难的,而这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更是难上加难。

另一方面,独处(solitude)的物质文化则很容易被发觉：浴室里的单支牙刷、厨房里的一把餐叉、玄关里利落摆放着的一双鞋——这些标志着单身的物品和象征孤独的物品并不相同,这将我们再一次带回到独自一人和感觉到独自一人之间的不同。曾有一些关于独身的物质文化展览,例如生于罗马尼亚的研究者、艺术家让—洛林·斯泰利安在网上做过的展览。[500]而孤独的物质文化则更容易被人忽视,但这样的文化却是孤独经历和交流的核心。比如,新唯物主义有关健康的理论就是用“集合”这个概念来描述身体居于物质、人际“关系和影响”的网络之中。[501]孤独和其他情感状态一样,都遵循具身原则且通过该原则来定义：个体经验既是物质的、身体的,也是象征的、语言的。

身体和物质实践为一个人的归属(belonging,这是一个有局限性、不令人满意的词汇,在本书中用于表述孤独的反面,以解决孤独的“反义”语言不存在的问题)提供了基本途径。日常生活、传承、文化、宗教、民族认同的物品和姿态,是构成个体和社会身份的关键来源。[502]我们讲述有关自身身份及历史、我们居于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与他人关系的故事——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通过客观存在的物品来建构的：食物、书籍、运动、衣着、照片、家具、建筑、室内陈设和每日稍纵即逝的事物。与语言叙事、身体姿态一道(后文我会继续说明这一点),客观物品是我们构建身体与精神世界、与自我和他人沟通情感经历的途径。

正因为这些客观物品讲述了我们是谁、我们身处这世界什么位置的故事,当我们自身和身份的其他面向被割断、漂泊无依时(正如难民或移民所经历的),它们对于表明意义就尤其重要了。被迫离开家园,“从定义上意味着一个人改变了我们与我们所归属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由地点、事物和其他人组成的世界”。[503]举例来说,针对20世纪20年代和40年代门诺派[504]女性难民的食物记忆的研究表明,她们围绕食物和烹饪建构的自我和身份叙事,与世代承袭的饥饿与贫穷这些更宏大的主题有关。[505]尤为引人关注的是,神经学家约翰·卡乔波和帕特里克·威廉将孤独比作一种身体上的饥饿,认为它是个体或部落为了生存而释放自身需要的某种信号。[506]身体饥饿的意象不仅与生活经验的身体性相一致,而且还与食物的物质文化和生存实践一致,后者将个人的身体包围其中,并且帮助我们从社会经验中汲取意义。这一点我们能从艺术家达利亚·马丁根据弗兰兹·卡夫卡192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饥饿艺术家》改编的同名电影中一窥究竟。

卡夫卡的这部小说探究了作者所熟知的死亡、艺术、苦难与孤独主题。这位艺术家在公众对他作品的兴趣减弱时,数次将自己饿了四十天的时间。在马丁的电影里,最后一次挨饿以观众颇具同情的反应,还有用心策划和选择的音乐、灯光、视角呈现出来,这些通通指向了身体感官：艺术家凹陷的面颊、空洞悲伤的双眼、耳朵里的轰鸣,心跳也成了指示时间的钟表。

有关《饥饿艺术家》的大多数阐述都集中在它为我们讲述的有关19世纪欧洲和美国饥饿艺术家的真实奇观上(据说后来启发了美国幻觉魔术师戴维·布莱恩[507]),或者艺术家的角色是如何被社会吞噬的。[508]而我感兴趣的是,这部作品如何向我们讲述了有关身体的孤独、物质世界中的孤独身体。观众们吃吃喝喝,寻欢作乐,表演着团结,而艺术家却孑然一身。与艺术家黯淡无光的色彩比起来,观众们神采奕奕,他们嘴唇魅惑,眼里有光。马丁的电影提醒着我们,身体的归属也是具有感官属性的,进而言之,在孤独的情境之下,感官的感受会消失。饥饿艺术家最终既说不出话,也听不到声音;他无法调用自己的感官;他的身体被抽离了、孤立了,只能与粗布麻衣和干草为伍。

饥饿艺术家被剥夺了人的归属。他饥饿不只是因为缺少食物,还因为缺乏与人类的接触。和别人一起吃饭是一种团结的仪式,它让我们感觉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一员。将饥饿艺术家与他者的领域隔开的不只是笼子的栏杆,还有他内在的疏离感。人性得以救赎的唯一时刻,就是一个小姑娘靠近笼子,伸出手,触碰了艺术家。触感,我们每每提到情感时最容易忽视的感觉,无论从字面意思还是象征意义来看,它都给了我们希望与联结的时刻,哪怕它稍纵即逝。最终,这个瘦骨嶙峋的身影与人类的世界愈发隔绝,他滑到了一层干草底下,直到笼子里被换成了一头黑亮的美洲豹。

饥饿艺术家并非独身一人,但他是孤独的;他心理上的禁锢和躯体上的孤绝同样显见。被观看却从未被看见,艺术家的孤独透过他褴褛的衣衫、垂丧的体态,以及身体和情感上对人类世界的逃避传递出来。人们凝视着艺术家,却没有看见“他”;他们将他的身体视作一件物品、一种景观。社会归属所需的那种移情的凝视不存在了。人在不想要孤独时,孤独便如同牢狱。与社会隔绝时会孤独,身处人群之中亦然。马丁的电影促使我们去思考个人的肉身及其相对于他人的位置,思考孤独的身体能被置于怎样不同的凝视之中。“我一直希望你们赞赏我的饥饿表演。”艺术家最后对看管人说道。他非但没有被赏识,还一直是人们蔑视、嘲讽、怜悯的对象,以及最让人难堪的——冷漠的对象。

无论如何,个体对社会和物质世界的介入必然会留下印记。本章考察了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孤独的经历,还有这种经历带来的身体影响。首先,与独特的情绪感受类似,孤独也会通过身体语言将一系列感受传递给他人。其次,孤独会在物质文化的范畴内,通过身体经验发生。我们周围环绕着的物体、居于其中的身体,是我们将孤独理解为饥饿的根本。在以神经为中心的西方,重新将身体纳入孤独的讨论尤其重要。

现代医学和健康的干预将孤独看成一种精神折磨,部分原因是病态的孤独往往与抑郁、焦躁和较低水平的自尊相联系。将情感从精神的范畴分离出来是19世纪科学分类的一个产物。[509]但孤独的确会引发身心疾病。并且孤独是一种身体的、活生生的经验,它将我们与物质世界和他人的世界联系在一起。我们与那个物质世界的联系总是建立在情感上的;这种情感联系无须与消费主义和过剩挂钩,尽管在商品化的西方社会往往是这样,这反过来又关系到孤独的兴起。在我们转向身体语言之前,我想先探究孤独和物质文化之间的关联。

孤独与物质世界

在21世纪,肆意蔓延的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被认为是过度个人主义的表征,并被指责为各种社会弊病的根源。杜克大学的莫妮卡·鲍尔等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物质至上的人”(虽然这样的定义无疑是有问题的)比不那么物质的人更不容易快乐。[510]人们认定物质至上的价值观损害了社会联结,削弱了个体满足亲密关系需求的能力。无法满足的贪欲和商品消费,以及随后对更多或不同商品进一步的需求(这种需求永不会被满足),这种消费主义的“恶性循环”被认为对社会各阶层都产生了影响,包括希望寻求同伴认同的青少年和穷人。[511]因此,物质至上的人可能会被看成以自我为中心、自私自利、社会适应性弱。[512]物质主义消费和个人主义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明确了,即一个人更倾向于根据自己的个人财产来自我定义,而且通常与他人处在竞争关系而非合作关系。

在这种语境下,有越来越多的文献研究物质文化和幸福之间的关联,但关于孤独与物质文化之间具体关系的文献少之又少。[513]孤独实际上可能会让人更加物质至上,而不只是物质至上的产物;孤独与物质主义之间已经建立了关键联系,这种联系周而复始地循环起作用。这就意味着,人们越渴望、越去购买消费品,他们对于社会联系的需求明显就会越低,然而,人的社会联系越少,就会越渴望消费品。这种模式假定了人们对于“相互关联”(relatedness)和社会联结有着基本的需求;这是一种可以导致物质产品取代人际关系的需求。[514]

正如我在本书其他章节所主张的那样,我们不需要为了认识到历史上的社会关联或者说“社会中的个体”的重要性,就对人类心灵采取生物还原主义的态度。例如,诗人亚历山大·蒲柏[515]的《人论》(1734)探讨了个人、社会与上帝关系的基础,同讲究礼节和文明时代的许多作家一样,他认为：“自爱和互爱等同。”[516]个体在社会中彼此合作,是18世纪伴随个人主义勃兴而从我们视野淡去的诸多方面之一。

21世纪有关孤独的社会学研究表明,相较于蒲柏所处的时代,如今物质极大丰盈,触手可得,所提供的抚慰和补偿或许可以取代令人满意的人际关系。虽然这种替代可能也只是暂时性的。此外,在孤独的人中间,较为常见的一个现象是将物体(与非人类的陪伴)拟人化,在物质实体中看到人的面孔和情感表达。[517]这让我们想起了电影《荒岛余生》中由汤姆·汉克斯饰演的查克·诺兰德被困在荒岛上的行为。受了伤的诺兰德在他之前丢掉的排球上按下了一个血手印。后来他沉思片刻(这暗示了孤独),用吐沫沾湿手指,为排球画上了眼睛、鼻子和嘴,把它放在一块岩石上,它于是有了躯干。“威尔逊”就成了他的主要伙伴。

物质抚慰和物质补偿往往比人际关系更易实现,因此,前者也可以替代后者的匮乏。在心理学中,这种方式与依恋理论相契合,即早期的童年经历(包括无法与照料者建立联系)会导致日后对于物质对象的依赖。[518]然而,物质对象往往只能提供短期的满足感,从而强化了首先会导致消费主义的占有欲。

在本书开篇我说过,最好将孤独理解为一个情感集群,而非单一的状态;孤独整合了一系列彼此迥异且往往互相冲突的情感状态,形成了一个自洽的整体。在物质文化的范畴内,我们会发现与孤独相关的情感状态,包括欲望、嫉妒、怨恨和失望,都在贪婪的物质至上的循环中轮番出现。关于消费者情感的研究,有大量的社会学和心理学文献,我在这里不再赘述。与我们现在讨论的目的相关的是,焦虑、嫉妒、欲望等情感成了广告业的目标,而一旦得到了那个物质对象,消费者的情感周期就会迅速从贪欲转变为失望。[519]消费主义的“欲望之火”就如同渴慕已久的激情之爱一样,都被描述成难以熄灭的情感。[520]

我意识到,消费主义这个词可能被过度使用了,并且我们很难去界定什么才算“过度”消费主义(尤其是物质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定义自我和社会群体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有证据表明,当一个人感到孤独时,可能会花更多钱买东西,而孤独并不会因为这个人的购买习惯而填补,反而会加剧。因此,在21世纪,购物疗法已经被认定是一种与孤独有关的模式和行为。[521]

然而,消费也可以是为了追求社会凝聚力,而非为了个体的自我表现。尽管为了维系社会认同而追求物质往往与青年文化画等号,但这在移民群体中也很常见,他们为了巩固和庆祝共同根基与遗产也可能会转向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在老年人当中,对物质的追求也相当显著,对他们来说,随肌肤一起松弛的社会纽带会激发老年人对归属、对建立有意义联结的渴求,进而可能导致他们对特定的物质对象产生依恋。在一篇发表于《老龄化研究杂志》的论文中,人类学教授罗伯特·鲁宾斯坦探究了个人物品对老年人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强调了“客体关系”理论的观点不仅与一个人儿童期的社会心理发育有关,更塑造和贯穿了一个人的一生,因为“宝贵的物质财富……是自我的标志,对自我的持续塑造意义重大”。[522]既然自我塑造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那为什么在老年阶段就不能继续下去呢?

西方社会老年人的典型特点是社会纽带的缩减(因朋友和家人的过世、与所爱之人地理上相距甚远、精神和身体的孱弱),他们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物质对象往往又和他人有关;对于“家庭”和传承来说,所有这些主题都持续为个体生命提供着超越此时此地的意义。物质实体还有助于团体的延续和传达;不只是个体与他人之间的关系,例如互送礼物,而且还会通过古董或传家宝隔代相传。[523]另外,获得、照管、传递这些物品,使得拥有者承担了特殊的角色和责任,从而将他们置于更广的社会和历史语境之中,或许还会为他们提供额外的意义和联结的来源。因此,物质文化为个人归属提供了共同的“社会文化准则”,以及能够抵御或反过来去构建孤独感的个人化的内在意义。[524]

孤独与身体

物品不会凭空存在,而是通过情感、使用者的身体语言与个体和社区联结在一起。我感兴趣的是,物品、情感与身体自我之间的接触,这些围绕物品而做出的行为是如何为情感状态(包括孤独感)提供线索的。美国作家朱利叶斯·法斯特在《身体语言》这本书中写到了一个案例,尤其与老年人有关。法斯特讲述了一位正考虑要不要被送到疗养院的老年女性。[525]在“身体即信息”这一节,法斯特描述了话题的核心人物“格蕾丝阿姨”,在家人讨论时保持着沉默,对于自己是否要被送走,她并不想发言,因为她不想成为任何人的负担。她“坐在家人们中间,抚弄着她的项链,不时点头,拿起雪花石膏制成的小小的镇纸抚摸着,一只手顺着沙发的天鹅绒游走,接着把玩木雕”。家人们迟迟决定不了,他们才终于发现格蕾丝阿姨在做什么：“格蕾丝阿姨自从开始独居,便开始喜欢抚弄物品。她会触碰和抚摸一切伸手可及的东西。家里人都知道这一点,但直到那一刻,每个人才明白过来她想通过抚弄传达些什么。她是在通过身体语言向他们讲述,‘我很孤独。我太渴望陪伴了。救救我!’”[526]

格蕾丝阿姨的故事让我想起了我的外婆罗斯。尽管她在频繁失智的时段似乎并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容貌,但在清醒的时刻,对她而言万分重要的就是头发是否梳得整齐。无论多么难得一用(偶尔理发师过来,用的也是自带的工具),她的梳子都骄傲地静置在床头桌上。但那无关紧要。梳子和饼干盒一样,都是与祖母一生的社会和心理身份认同相连的物品。身体的整洁提示着一个人与这个世界的情感交流,而社会自我正是通过每日的互动得以呈现并得到确认的。我的外婆罗斯在她的一生中多次赢得过选美比赛;保持整洁是她自我意识的核心,也是与他人相联结的核心。这显然是她行动的方式,是她打扮自己的方式——包括她频频节食,穿上黄色的太阳裙和搭配好的帽子,就为了坐在泥泞的河岸上看我哥哥钓鱼。(在难得的一次威尔士之行中,我确信,我城里的外婆肯定以为那里和亨利赛艇日[527]的环境差不多。)我到现在还会想知道,那把梳子是不是和外婆在清醒时感受到的孤独有关?它是不是让她回想起曾经置身于社会和家庭关系网络中的时光?那些记忆究竟加剧还是缓解了她的孤独?

许多历史和当下的例子都说明,孤独可以通过身体和物质对象以及风景和建筑环境来传达。孤独作为一种情感状态,可因感官经历、记忆、丧失感而被诱发,大多数情况下是源于一个人不再拥有曾拥有的东西。孤独可以在一个世界和另一个世界之间架起桥梁,从陪伴你的人变成折磨你的人,从形影不离变成心头绞痛。譬如,维多利亚女王因为丈夫阿尔伯特的死而备感孤独,这种孤独会在悲伤和怀旧的时刻被诱发;它既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也是偶尔到访的过客。1862年6月3日,在守寡约六个月后,维多利亚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重返皇室的主要居所温莎时的感受,阿尔伯特正是在那里过世的：

可怜和悲伤的温莎啊,夏日的草木郁郁葱葱,一切都像是早些年在阿斯科特[528]的时光。物是人非!……与爱丽丝[维多利亚女王的次女]一路向弗罗莫尔驱车前行,那儿是多么美丽啊,到处都是鲜花,杜鹃、丁香,空气里满是香味。噢!真是让我回想起从前快快乐乐的时日,让我心里好难受……孤独感和凄凉吞没了我。[529]

维多利亚女王触景生情,用现实中的事物缅怀阿尔伯特的炽热之心,可谓世间难得。她身边尽是半身胸像、阿尔伯特的手模、照片、“数不胜数的”纪念碑和纪念物。[530]与国家层面大规模生产纪念物(纪念匾和半身胸像、盘子和手帕,以及大众能想象到的一切纪念品)相呼应,维多利亚保留了阿尔伯特在温莎的皇家居所(阿尔伯特就是在那里过世的)、奥斯本和巴尔莫勒尔房间的原貌,保存了两人互相交换的礼物,从阿尔伯特第一次送她的花束到婚礼上的花环。她亲自安排制作胸像和雕塑,包好阿尔伯特的头发和手帕,送给她的孩子们,并且余生都保持着穿黑衣的习惯。[531]阿尔伯特过世以后,维多利亚将她的家和周遭环境都布置成了透着孤独的复杂建筑,她会和那些物品对话,好似其中盛有阿尔伯特的灵魂。她会把象牙制的缩微雕塑放进口袋;只要想和他分享自己的某次经历,比如看到的一处美景,她就会打开印有他容貌的项链坠,细细回想。[532]她还在弗罗莫尔建造了一座皇家陵墓,思念阿尔伯特的时候,她一次次回到那里：

午后,和路易斯一起驱车前往心爱的陵墓,在那里我能感受到宁静、平和!安睡在此定是有福的,我总能想到我亲爱的阿尔伯特如今就住在那里。我是多么渴望自己也能长眠于此啊,远离争斗、愤怒、谩骂和这世间的种种邪恶欲念。[533]

“谢天谢地,”维多利亚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越来越感觉到我心爱的阿尔伯特无处不在,不只是在那里。”[534]她身边围绕着那么多阿尔伯特的纪念之物,他又怎么会不在场呢?

维多利亚时代的哀悼习俗和如今21世纪的英国不同。而无论是在婚姻中还是在丧偶期,物品都能言说孤独和不幸,正如人们通过礼物和纪念日来表达爱情和陪伴一样。20世纪90年代,我曾研究了17、18世纪的大量婚姻诉讼,当时是由教会法庭来负责监督婚姻法的。在我研究这个课题时,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在关注18世纪以降情感生活更为复杂和微妙的转变,尤其是婚姻和其他有法律规范的文化领域(例如,血腥竞技和作为公共景观的酷刑展示的减少)。我的研究则结合了婚姻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视角,聚焦于爱与愤怒是如何通过家庭这个私人领域来表达的,比如,从餐具到床,从蛋奶冻到壁炉,这些物质文化都成为家庭语境之下爱或恨的象征。[535]有的女人无权触碰物品,这等于被婚姻共同体拒斥;而丈夫的预期行为,也反映了夫妻之间延伸出婚床之外的家庭亲密关系。随着情感与物质文化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历史学界的关注,这项研究正在被重新发现。[536]

无论是公主还是乞丐,无论是在21世纪还是在17世纪,个体参与物质实体和客观环境中均表明：个人的情感世界和社会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同样的权力平衡。要经由过去的物质文化寻找孤独的痕迹则更加困难,尤其是考虑到孤独(loneliness)从18世纪末才开始在语言中存在。在那之前,“独自一人”(oneliness)指涉的是孤身的状态,而无关乎任何情感上的匮乏。在《宗教情感社会学》(2010)中,奥利·里斯和琳达·伍德海德阐明了身体改造(比如,禁食、摆出某种姿势或跳舞),以及感官刺激(比如,通过击鼓或强烈的味觉、嗅觉)历来在宗教的公众展示中尤为常见,但在私人单独与上帝交流时却未必如此。[537]宗教意义上的独处指的是个体与上帝之间的“私人关系”,而不是个体、物质实体及符号与社会群体之间复杂关系的组成部分。[538]

与物品的情感关联能揭示出孤独与独处之间的交集,不仅仅是在宗教语境中。发人深省的是,如果比较一下随时间推移或是在不同文化中的孤独表征,我们就会了解个人、物质与孤独之间的关联是否在发生着变化。一个相关的主题就是将物质实体人格化,以及为了替代人的陪伴而使用动物疗法。许多研究表明,以动物为中心的疗法不仅对老年人的情感联系很重要,而且对鼓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很重要。宠物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谈资、一种借口、一次机会,让我们得以走出去,走到这个世界之中。一项针对住进疗养院的人过往经历的调查显示,每个星期和家养动物互动一次,足以大幅降低他们的孤独感。[539]如果宠物不可行,机器狗也可以有正面的功效。[540]因此,将动物陪伴引入疗养院或许有助于缓解老年群体的孤独感。[541]

孤独的身体

如果没有身体去思考、感受、相信,就不可能理解和体验自我。然而,我们的身体可能不仅需要用我们自己的眼光去看待,还要依据科学、医学和神学加以审视;身体是我们的自我与这个世界的交汇。[542]情感是精神与身体经验的中间点,通过讲述和记忆组织起来,并在代际之间传递;情感还被嵌入了我们现实中的物理结构和由物质构成的世界。因此,在表述情感、交流族群、基因遗传、习俗和行为上,身体语言是理解孤独的核心。

我在其他章节探究了孤独是如何被看成一种身体和情感折磨与情感状态的。有关孤独的论述大多关注精神层面——无论是从保护和促进心理健康的角度,还是通过假定“精神”必须优先于“物质”来强迫自己进行锻炼、社交等诸如此类的活动。[运动品牌耐克1988年提出的口号“只管去做”(Justdoit)就是一个贴切的例子。][543]21世纪,人们注重将情感看成心理状态,这或许是现代医学一个合情合理的立场。然而,孤独既关乎身体也关乎精神,它不仅给身体带来消极的影响,例如,中风和心脏病高发造成了老年人经济上的忧虑。[544]同时,孤独也是一种感觉体验,与其他强烈的内在情感状态有关,包括但不限于悲伤、嫉妒、愤怒和怨恨。

现代西方医学主要将孤独视作一种与抑郁、焦虑等病态相关的精神状况,因此倾向于关注精神(或者狭义生物医学意义上的脑部疾病),而不是身体。对抗疗法医学[545]将精神与身体二分的原因,则根植于19世纪以来医学学科在哲学与实践方面的发展。[546]如今的医学已经不太强调对孤独进行预防了,虽然前现代的历史大多将过度的孤独视为一种全身性的病痛,而非心理疾病。此外,因为孤独可能与抑郁有关,今天针对孤独的治疗都间接依靠抗抑郁药物来进行,要么是作为独立的治疗,要么是结合其他疗法。有的医生的确会建议采用其他治疗方案,例如运动、节食、针灸等,但这些针对身体的活动都是次要手段,其目的是让个人重新养成健康的社交习惯。而形成一种有意义的整体方法以至必然相关的社交网络,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强制形成的社会联系(比如要求某人必须出门去见人)毕竟是不可持续的。[547]要想避免孤独,就需要建立基于共同理解的、有意义的联结,哪怕这种联结是由猫或狗,而不是由人来建立的。[548]花时间与情感上疏远的人待在一起甚至比独自一人更孤独。相较而言,据说爱抚宠物会增加让人愉悦的荷尔蒙(包括催产素),并且有助于减轻压力,与朋友或爱人的陪伴和接触效果大体相同。[549]

喂养“饥饿”

在其他人身边感到孤独,或者“在人群中感到孤独”(lonelyinacrowd)这一术语,与社会疏离很普遍时药物滥用和康复项目中所使用的语言非常相似。预防医学教授史蒂夫·萨斯曼描述了与依赖、戒断、恢复相关的身体症状,包括“无法接纳自我的不适感”,以及为减轻这种不快的感受而产生对饮食的渴望。[550]耐人寻味的是,在与孤独状态相关的情感集群中,吃吃喝喝常被作为隐喻、象征和实用的标志来使用,以此缓解和安抚个人或集体。神经学家约翰·卡乔波将孤独比作一种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心理“传染病”,还称孤独是一种内在的“饥饿”。这是因为,在卡乔波的社会神经学研究方法中,“与他人关系的断裂”被视为“一种危及生命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孤独演变成改变行为的信号——酷似饥饿、口渴或是身体的疼痛”。[551]精神健康慈善机构Mind在建议人们如何克服孤独时运用了相同的比喻：“将孤独感想象成饥饿感是很有用的。就像你的身体利用饥饿来告诉你需要食物一样,孤独就是你的身体在告知你：你需要更多的社会接触。”其中暗含的意思是,与我们用食物喂饱忍饥挨饿的身体这种方法一样,去见“更多的人或者不一样的人”也能填饱孤独带来的饥饿感。[552]

除了拿食物做对比之外,在谈到孤独(或缓解孤独)时,另外一个常用的比喻就是温度：字面意义与象征意义的冷和热。孤独是冷的。德国神经病学家、有“当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之称的弗里达·弗洛姆—赖克曼[553]是最早将孤独界定为一种病态精神状况的人之一。她在1959年的一篇论文中详述了一位饱受精神分裂性抑郁症折磨的女性是如何惊呼的：“我不晓得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地狱里热浪喷涌,烈火燃烧。那根本不是地狱。地狱更像是你被冻在了一块冰里。那才是我现在待的地方。”[554]

相反,当一个人与周围的人疏离、备感孤独时,身体的温暖有一种生理和象征意义上的补偿效应。当一个人与家人和朋友有联系时,泡个热水澡可能不会影响这个人内在的温暖,但对于离群索居的人来说,泡热水澡的确会为他们带去一些身体和心理的变化。[555]似乎是为了反映缺失社交的温暖,孤独的人对温热饮食、洗澡和淋浴表现出了更为热切的渴望。与食物之间的关联也尤为重要;饮食不规律(包括暴饮暴食),与隔绝感和孤独感有着类似的相关性。[556]

肥胖的女性报告的孤独程度远远高出不肥胖的女性。就西方国家对肥胖有着较高的社会污名化程度来讲,这个结果似乎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同一项研究中,相较于不肥胖的男性,肥胖的男性并没有报告更高程度的孤独。这反映了现实中可能存在对于外貌期待的性别偏见。[557]至于阶层和种族对孤独经历有着怎样不同的影响,还有待继续考察。例如,许多心理学和社会学的文章表明,黑人女性“比白人女性对自己的身体更满意”,因此,相较于白人女性,黑人女性体验到的与身体质量指标和身体形象相关的不安全感更弱。[558]

失眠、孤独和肥胖之间也有关联。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睡眠缺乏与体重增长之间的关系,以及焦虑在睡眠障碍中的作用,因此,孤独会对饮食和睡眠这类基本的身体功能产生影响也就可以理解了。而精神病专家则认为,因为皮质醇(“压力激素”)的分泌变化会同时导致失眠和体重增加,所以孤独感和睡眠不足会导致身体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年轻人尤其会碰到这个问题。[559]

古代和前现代的医师将日常饮食和睡眠管理看作一种自我照料的“身体习惯”。所谓的非天然物(non-naturals,外在于身体同时作用于身体的条件)不仅包括睡眠和营养,还包括锻炼、空气质量和情绪调节。19世纪以前,所有有关情绪状态的讨论核心就是身体及其习惯。医师为了让病人摆脱“坏血”会为他们放血,或是通过催吐和清洗,清除掉滞留在体内的有害体液。虽然到了19世纪,体液的说法几乎彻底消失了,但放血疗法仍以各式各样的形式继续存在。[560]18世纪,人们通过不同的治疗手段来应对过度孤独,包括锻炼、身体之间的亲近。

从身体角度来应对孤独在医疗史上已有明证。20世纪以前的非药理干预就符合且融合了非天然物的传统观念：新鲜的空气、锻炼(最终是有利于荷尔蒙而非体液[561])、营养丰富的饮食、充足的睡眠、与他人的联结,以及养成一种居于世界之中而非从世界抽离的平衡之道。21世纪,人们靠对身体而非精神进行刺激性疗法来应对独自一人的情况,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与强迫式的社交方式,比如聊天和思考(包括认知行为疗法[562])不同,21世纪的治疗手段还包括跳舞、养宠物、组团做饭、吃吃喝喝,以及一系列能够让精神与感觉性身体、社交性身体相结合的活动。在英国开展的促进社交和独立的慈善活动——从“男人棚屋”运动[563]到老年英国在唐卡斯特[564]办的“独立圈子”——都在实践层面意识到了体育活动和身体技能在避免孤独方面的重要作用。[565]

关于克服孤独的健康和社会保障建议,很少涉及具体的身体体验或预防策略。在英国,人们已经转向了“社会处方”,即医生不仅可以开药,还能与当地的志愿者团体合作。有批评者认为,社会处方正在全英国推广,但仍不够严谨,也少有成功的例证;最坏的情况是,社会处方虽减轻了国民健康服务体系的财政压力,却导致个人得不到充分的救助。[566]

另外,社会处方并没有重塑现代医学的身心二分观念,或是将孤独的身体性置于中心位置,也没有触及孤独的感官层面,或是声音、气味、景象、触感对生活经验的影响：从火车车厢的咔嗒声到苹果花的香气,我们生命和记忆中的物质环境会让我们回想起关乎身体的活生生的经历。而孤独“流行病”的提法并不会考虑这些。举例来说,除了接触宠物之外,人们,尤其是老年人群对身体接触的渴望也不太会被提及。这不仅反映出西方医学理所当然地将精神和身体割裂开来的做法,还说明了我们总体上对于老年人的感官体验的忽视。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整体,还是在医学领域,我们都更倾向于将老年人的身体想象成正在崩坏的、无性的身体,而不是和年轻人的身体一样是承载自我、欲望和需求的容器。当然,我们在谈论老年人的时候,并没有把性亲密的缺乏考虑在内。[567]

与身体对话,借身体交流

他人的孤独之所以如此难以被察觉,部分原因是孤独并不是单一的情感状态,而是一种情感的集群。[568]可以说这对所有的情感都适用,部分是由于情感的特质即稍纵即逝,还因为情感与触发该情感的事件、认知环境息息相关。因此,对一次浪漫的怠慢感到愤怒,可能会带有屈辱或悲伤的意味;对故作炫耀的竞争对手的嫉妒可能与失望和气愤有关,那种与感知、环境毫不相关的恒定不变、单一的情感状态是不存在的。然而,和大多数情感状态不同,孤独并不是通过一系列能被社会理解的独特体态来表达的。例如,在西方文化中,表达愤怒常常和如下反应有关：眼睛发光,握紧拳头,面色变红。而爱则可能通过心跳加速、脸颊涨红甚至是羞愧(低头缩肩)暴露出来。与这些独特且可识别的特点相比,自古以来并没有约定俗成的姿态或显示符号来传达孤独的感受。[569]即便是以低垂的眼睛、耷拉的肩膀为特征的悲伤,也无法始终代表孤独的特点。因为孤独的人不总是悲伤的,有时他们会感到愤怒、怨恨、羞耻、顺从,甚至平静如常。

因此,许多身体姿态和行为可能就在暗示孤独。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其中一种行为表征就是：有些孤独的人无法破译和理解他人的情感,也就是说,他们的编码系统“受损”了。[570]毕竟,学习解读和破译身体语言是一项社会技能。如果由于被迫独处而缺乏这方面的实践和参与,或是过于担心自己无法正确地完成社交任务(可能被人拒绝),可能就会导致情感交流的困难。

身体语言在传达社交含义时可以是有意的,也可以是无意的。(眼泪就是一个很贴切的例子,眼泪既可以是“鳄鱼的眼泪”,也可以是真诚的眼泪。)抑制情绪化的身体语言,例如,压抑愤怒的姿态也是一种具体化的语言。要解读情绪化的身体,就需要我们关注姿势、举止、语调、活动、仪容仪表,以及通过衣着和身体的整饰表达的外部信息。“人类身体没有哪种属性——无论是身形、身材、身高还是肤色——不是在对观察者传达某种社交含义的。”历史学家凯斯·托马斯在20世纪90年代曾这样说。健康、职业、教育、环境、性别、阶层和种族的差异会留下印记,而旁观者的感知和偏见则为身体姿态和手势赋予了新的含义。[571]

上文我提到了老妇人格蕾丝阿姨,当她的亲戚们为要不要把她送进疗养院争论不休时,她摆弄物品的行为给她的感受提供了线索,否则人们很难知道她在想些什么。这些感受可能对于格蕾丝本人来说也很难知晓,她也不清楚哪些行为是自己有意为之的。孤独的人并不总是能够如这般自我察觉,并且他们遵循的行为模式可能也不尽相同：格蕾丝阿姨变得过度依赖物品,换个人可能就会摧毁物品。1998年,为了研究老年人中发生的孤独,伦敦天主教社会关怀机构的安妮·福布斯为《英国医学杂志》撰文写道,全科医生需要更好地辨别病人的孤独表征,尤其是那些年老体弱的病人。福布斯列出了孤独人群的一系列身体特征,其中包括：说话滔滔不绝,长时间抓握手或手臂,神情颓丧,胳膊和腿紧紧交叉在一起,衣着色彩单调。可惜的是,福布斯的想法似乎并没有在医学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从医学专业的角度来看,用以上每一项身体信号来识别孤独都不够具体,因为这些身体信号还与下列因素相关：抑郁障碍,恐惧情绪(说话滔滔不绝),焦虑(长时间抓握手或手臂),害羞(胳膊和腿紧紧交叉在一起),或者缺乏经济来源(衣着色彩单调)。

然而,福布斯的解释和医学社会学家的研究之间也有一些有趣的相似之处。医学社会学家探究的是健康与社会医疗背景下的“护理的物质性”,[572]以及文化及情感地理学家的研究;情感地理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关注空间、场所和物质文化的情感特性。[573]社会历史学家也一直在关注外貌与精神状态之间的关联。想想看迈克尔·麦克唐纳至今仍意义重大的《神秘的疯人院》(1981),这本书探讨了17世纪衣衫褴褛和人的外表同抑郁症之间的关联。[574]类似的说法同样见诸现代早期婚姻中关于女性外表的讨论,认为女性的外表与她们在社会上受尊敬的程度、地位以及心理健康息息相关。因此,那些被丈夫拒绝给好衣服穿的女性同样也被剥夺了社会接受度和地位。[575]另一方面,认为穿着干净整洁的衣服、外在地表现亲和力(包括张开手臂、舒展的体态)与不孤独有关,而与内化的、“文明的”行为准则无关,这种假设似乎也是有问题的,它无视了不同性别、种族和国籍的交流差异。一个人伤心难过时仍用微笑来掩饰情绪,无非是想通过“故作坚强”来避免孤独带来的羞耻感。

有关切身的孤独感,一个最常被忽略的方面是,孤独如何与老龄化和丧亲之痛一起,限制了人们寻求陪伴的愿望和能力,无论这种陪伴是多么有意义。这种从社交生活中抽离的表现不光是孤独人群的一大特征,同样也是他们的照顾者——这是(有偿和无偿)雇佣关系当中最孤独、也最缺乏研究和关注的人群——的一个特点。[576]因此,理解孤独寄生的身体语言和物质文化,对于更细微地理解21世纪的孤独尤为重要,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如何经历、传达和预防孤独,以及如何从别人身上“读懂”他们的孤独。这或许也可以让人们了解到,在界定象征幸福的姿态、仪式和习惯时,孤独往往是不存在的,这对于辨别作为一种选择的独处与并不想承受的孤独之间的区别,以及人们何时可能欢迎干预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孤独被视作一种身体状态,那么采用身体干预的方式自然会有帮助。像触碰这样的动作就提供了一种与他人交流的感官方式,无论形式是游泳、跳舞(增加了音乐带来的情感维度),还是散步或雕刻。[577]假设孤独是一种全身体验,那么它的感官接触,引申来说就是个体在这个世界的感官参与,就非常重要了。我们听见的声音,我们感受到的气息,他人的触碰(爱、养育和性),所有这些都在我们作为一个个具体的个体,以及与他人相连的自我经验中发挥着作用。我住在伦敦的东芬奇利时,我朋友花园尽头的北线地铁对她来说不堪其扰,却让我感到宽慰：它提醒着我,我从来都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更广阔生活网络的一部分,只要愿意,我可以随时参与其中,或抽身离开。

选择是很重要的要素。独处(甚至是适当语境下的孤独)既能给人鼓舞,也能让人在情感上养精蓄锐,特别是当你主动选择独处或孤独的时候。在西方社会,我们倾向于将与孤独相关的事完全看成是负面的,但孤独和独处其实都可以很疗愈,甚至能给人以创造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孤独和独处是被人极度渴望,还是被迫为之、绵延持久,抑或是被解读为社会和情感缺陷的征兆。因此,孤独研究的一大挑战便是,除了识别孤独在人、时代、文化方面的差异以外,我们还应了解孤独何时丰富了人类境遇,而不是使人类生存陷入贫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