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的最高境界,应当是情高于爱。爱如白驹过隙,情却能长存心间。

“我要的只是一小块地,不起眼,阳光普照,自己省吃俭用,但能多多施予。”

翻阅书籍,看见这样一段话,不由得让我搁书惆怅了许久,思绪飘出了九霄云外,神游完时间与空间,我终于决定停下来,说一说这种“省吃俭用”的爱情。

总说爱情这个话题,提得多了,不禁让人嗤之以鼻,甚至嘲笑我的矫情与浅薄。可人世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千姿百态、跌宕起伏的爱情,才使得它这样温柔,教人留恋与热爱啊!

这是韦莲司的一句话,她渴望获得那一小块地的施予者,自然是胡适先生。

1910年,带着满腔的热情和对隔洋世界的憧憬,胡适来到了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他是中国庚款(《辛丑条约》中的大清向西方列强的赔款)留美的公费生之一。四年后,在绮色佳,他遇到了这一生的挚友——韦莲司。

初遇的时候,或许谁也不曾料想,对面站立着的人会与自己有着半生的缘分纠葛。

那时,胡适23岁,韦莲司28岁,两人均已不是情窦初开、腼腆青涩的少年,他刚刚走出国门,壮志酬筹,希望汲取西方一切好的思想和习性,来改变自己稍显贫穷落后的祖国;而她则是康奈尔大学教授的次女,在纽约已是小有名气的画家。

刚接触时,胡适不得不被眼前这个豪爽而高洁的女子折服,她不缺乏膏沐和饰物,但却从不施粉黛;她四处旅居,特立独行;她读书甚多,思想和谈吐一再让他深深受益。她是他所见女子中最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之人。从前,他认为最好的女子无非是如母亲一样的贤妻良母,认识她之后,他方才知道,最好的女子是一种自由到有所担当,独立自处的个体。这样的女子,在当时的中国凤毛麟角。

于韦莲司而言,胡适无异也给了她许多灵魂上的冲击,那个身着黑色长袍的男子,举止有礼,温文尔雅的东方士大夫气息,无一不吸引着她。二人相识并深交,同为思想的健谈者,怎能不欣喜?

胡适身处绮色佳求学,而韦莲司却在纽约学习绘画和雕塑。于是,他们最多的交流方式便是鸿雁传书,将满腔心绪写在纸上,通过矮矮的邮筒投递出去。短短一年之中,二人书信多达百余封。

偶尔,胡适去到纽约的中国同胞的学校讲座时便会抽空去看一看她,他们一起谈诗论道,西方的开明,东方的神秘,彼此的利弊在他们口中一一道出。山河重,知己更重,他们分享着彼此的得意和骄傲,谈论着家国天下的世界格局,每当一方说话时,另一个人总会耐心且微笑地聆听着。彼此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都能得到回应,有时是赞同,有时是温和的反对,谈到一室春光。人说,天下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事莫若谈。他们不就脚踏实地履践了么?

虽然身居两地,遥隔了千山万水,但只要寻着机会,二人总要聚上一聚。无论是来绮色佳或是去到纽约,得知能够会面,他们在几天前便开始期待,日子临近愈加愉悦,相见之后所带来的甜蜜又能回旋荡漾上许久,因此,即便不能时时得见,他们却从不会寂寞。

在赫贞江上,在凯约湖边,在绮色佳小城的林荫大道中,落叶遮径,落日在山,凉风拂人,他们漫步在秋意甚浓的午后,谈她的画作,谈中国几千年的文化,谈这世上一切值得探讨和深思的事情,走上几个时辰的路也不觉路长累乏。他总说,他们相交,他是这场友谊中的受益者,因为,她总是能给他闭塞的思想一个非常有力的撞击,让他如同醍醐灌顶。

于是他写下“十年做客,已惯天涯。况壑深多瀑,湖丽如斯。多谢殷勤、我友,能容我傲骨狂思。频相见,微风晚日,指点过湖堤。”其实,于她而言何尝不是这样?一段好的相交,彼此都是受益者。

或许,异性的相处,总难免迸发出友情以外的其他情愫,胡适与韦莲司不知不觉都沉浸在这份甜蜜之中。自认识她之后,他的日记被她占去了大半。因为所结交的人群中亦有其他姓Williams的家庭,日记中,他便特地为她写下了专属中文译名——韦莲司。

有时见不着,甚至能牵扯出望穿秋水的思念,他为她写下了人生中第一首情诗：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

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可,借用诗人徐志摩的话,胡适并非一个完整的人,早在他13岁之际,胡母便为他订了一门亲事,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安徽旌德县江村的江氏冬秀的未婚夫。他与韦莲司的交往传入了胡母的耳中,胡母不禁急着请人代写书信训斥儿子,胡适这才勒紧漫漫肆意的爱之缰绳,郑重地告诉母亲：“儿久已认为江氏之婚约为不可毁,为不必毁,为不当毁。儿久已认自为已聘未婚之人,儿久已认冬秀为儿未婚之妻。故儿与女子交际往来,无论其为华人美人,皆先令彼等知儿为已聘未婚之男子。”

从此,他与她之间横跨了一堵无形的墙,那个口头约束的婚姻。

那之后,胡适再次约见韦莲司,如若是只有二人的场合,他总要叫上二人的共同好友一起,以此避嫌。

她深知他对母亲的敬重,以及对未婚妻子的责任,不能跨越一步,不甘退后一步,于是,二人折中地退回到发乎情止乎礼的好友,从这好友,随着时间推移而循序渐进地成为生命里的老友。

命运的帆总是飘忽不定,1915年,胡适离开康奈尔大学,去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哲学,而韦莲司则因为家中缘故,从纽约回到了故乡绮色佳。她在纽约的公寓便续租给了他,她的衣物、家具、画作和气息也继续萦绕在他的一粥一饭里。

有了那堵心照不宣的墙,二人的交往反而更加明朗磊落起来,他们仍然互通书信谈论思想,节日或生日时互送贺卡及礼物,这样的互通,竟持续了相识后的整场人生。

春梦秋云,聚散真容易。1917年,胡适学成而归国,临别之际,二人都深知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唯有把酒话别。她樽前只恐伤郎意,阁泪汪汪不敢垂,他相斟相劝忍分离。无奈,画船抛鼓催君去,他的船要出发了,驶出那片港口,驶向那个她未曾到过,却无限遐想的东方土地。此樽空后,未知何日再相逢。

若说没有半分留住他的心思,韦莲司自己也不能承认。只是,她始终明白,一时轰烈迅猛的爱情或许快意,可如若能退一步,换得一个此生的挚友,何乐而不为?以占有为目的的爱恋,收获的或许只有如坐针毡的苦涩。于是,她习得了放任和信马由缰,“我要的只是一小块地,不起眼,阳光普照,自己省吃俭用,但能多多施予。”归国后的胡适迅速进入了当初便想一展拳脚的境地——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他与蔡元培、陈独秀等人积极地进行文学改革,短短几年里,他名声大噪,一跃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佼佼者,生活变得忙碌和充实,甚至难以留些空余的时间想一想那个异国的她。美国和绮色佳,那个遥远的地方,渐渐落在了他的身后。

他们再度重逢在1927年,胡适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的会议,之后便转到绮色佳看望她。再见时,她已放弃了继续作画,退回家中照顾年迈的母亲和多病的姐姐,而他已然是名满天下的大人物了;他意气风发,而她则已有些衰老;他如约地娶妻生子,而她依然是孑然一身。

人生能有多少这样的十年,十年之后,他们终于可以对彼此喊一声“你好,老友!”

重逢是离别的开端,他像候鸟一样到来,季节来临,又飘然而去。她纵有千般不舍,却只能祝他一路顺风。两个迥然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习性,却始终未能阻拦他们的相知,她曾听他说过中国折柳赠别的习俗,于是,她将自己纽约公寓的秋柳摄下交予他,赠别。

“让你走是如此的艰难,老友,但你留下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生命中充满了相聚与别离,在相聚与别离之间,我们工作。”她并没有因此颓废消沉,也没有独倚望江楼似的依靠海岸不作为地等待,而是另辟了一条活路——好好活着,努力工作。

他已是那个时代所必需的人,不独为她一人所有。因此,他们只能有短暂的相聚,长长久久的分别。而他们彼此都已习惯了此种相处模式。

胡适离开后,韦莲司才发觉自己已经不可遏止地爱上了他。他给予一小块地,省吃俭用下来,她就能自给自足。

可胡适对她早已时过境迁,他需要她时,他则出现,他不需要时,他就回到岸上,甚至不愿意打捞她一把。

正因为如此,已失去,她才发出如此卑微的心声。我不求与你长相厮守,不求与你岁岁常相见,只求你偶尔给我一点阳光,让我在自己小心经营的爱情领土中,滋润发芽,茁壮成长。仅仅一米阳光,我省吃俭用,就可以维系度日。并且,我还可以开出新鲜的爱的花朵,不管不顾地施予给你温柔。我不求回报,因此,你也无须感到负累。

然而,即便他能够做到偶尔飞来给予一点阳光,眷顾这块土地,真的就能“省吃俭用,多多施予”吗?

在未得到时,是有这种卑微的诉求,认为只需一点点,我就可以满足了,只要这一点点,余生都可回味。可,爱情有着严重的排他性,当他来过又走,留下的小回忆怎么能够温暖每一个寂凉的夜?甚至所有的情分,在孤灯独坐的夜晚,在百转千回、延绵千里的思念里,都易转变为恨意绵绵。恨他怎么这样薄凉?

卑微时,爱是你给我一点我就满足了;得到一点时,爱是你给得再多我也不能满足。永远希望moreandmore。因为,情思深种时,求的便是朝朝暮暮相守,倘若不能,到后来,不是省吃俭用不够用,而是根本不愿意省吃俭用,只希望得到更多。

你回应,我靠近天堂;你沉默,我从此坠落。

爱情就是这样一件既温暖,又具有极大占有与自私特质的事情。能做到在爱情里的省吃俭用,得到一点就储备起来后用的,也许那是一种境界,常人无法领悟。因为,领悟即是高处不胜寒的孤独。

倘若韦莲司对胡适的爱情终极愿望都只是驻扎一小块土地,我唯有定义,那仅仅只能说明胡适对她太过冷漠,以至于落寞的她只能先渴求得一点,先拯救快要坠落的自己,先救赎快要干涸的自己。

世人都有追求好与更好的强烈欲念,爱情中亦是如此,都有渴望多与更多的执着,这点贪心,如果遇上的是两情相悦,那是浓烈又教人艳羡的传奇,如果仅仅一厢情愿,则只有辗转反侧、如坐针毡的苦涩。

关于男女对爱的态度,《诗经》中早就说明,无与士耽,因为,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千百年后,白居易也在作品中又一次证明,“为君一日恩,误妾百年身”,最终奉劝天下为爱痴狂的小女儿们,慎勿将心轻许人。

不过,韦莲司应该找到了很好的定位,她与胡适,成为了好朋友。也许有了这种定位,她就清楚了自己的身份,也明白了自己的距离,因此,她甘愿一个人苦等,不埋怨、不憎恨,甚至在漫长一生中孑然一身,时常牵挂东方国度的人。

也许,爱情的最高境界,应当是情高于爱。爱如白驹过隙,情却能长存心间。

二人最后一次相见,皆已老态龙钟,没有了当初的憧憬和热烈,没有华丽的语言和高昂的激情,在时光的洗刷下,变得清澈澄明,变得淡然如水,相聚或离别,都只有将自己最好的祝福赠予彼此。

1962年2月,胡适于台湾讲座时突发心脏病猝然辞世,得知这份消息时,她来不及心伤,便去信安慰他的夫人江冬秀。他去世了,他们的纠葛却没有因此而阻断,这一生,她是爱他的,是她的一辈子,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终结。

她能想到为他做的最后几件事,便是积极配合中国,将他不凡的一生录述下来,为此,她将二人长达半个世纪的交往信件悉数复印寄往了台北,成为了研究胡适的重要资料,现存于胡适纪念馆中。

少年乐相知,衰暮思故友。1971年,她已在这个世上孤独地活了八十多个春秋,她回想这场人生,竟与他有着半生的缘分。虽是半生,却也足以庆幸,她与他识于微时,止于不能抗拒的死亡,他们的大半场人生,都与彼此有关。若说还有什么遗憾,那便是,她幻想过无数次的神秘东方国度,那个养育他的故土,她不曾来过。这一年,韦莲司寂静地离开了世间。

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当我得知韦莲司这号名字时,她早已作古,再也不为世间的纷乱困扰。我唯有举杯遥祝,为在那片与我完全不同的国度里,那颗高贵纯真为爱执着的灵魂,愿她安息。

爱情是个磅礴的话题,说得再多,也无人能给它下一个盖棺论,自此停止人类对它的研究。只要人类还在,就始终逃不开爱的怪圈。只希望,世间的人都能两情相悦,不再出现“省吃俭用”的爱情,教人掩卷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