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孩子完蛋了

提起单身父母,公众舆论总是批评不断,尤其是对贫穷的单亲。里根总统曾经讲述过一位社福女王,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社福女王假装自己连续死了好几任丈夫,利用公共救助发了一大笔不义之财,还用福利金买了辆凯迪拉克。这位女王也不长命,不是因为她独守空闺,而是因为她根本不存在,她是虚构人物,但她给人们留下的思考却源远流长。

这类杜撰的道德故事势必让单身父母深感受辱。如果受到斥责的是他们的孩子,他们可能会更加气愤。当然,现在很少有人骂他们的孩子是狗娘养的,但还是会说这些孩子是私生子,是“破碎”家庭的产物。还有些不祥的预言说这些孩子注定失败、生活绝望、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些预言就像巫师实验室里冒出的黑烟一样笼罩着他们。

曾经一度,美国人是没有诋毁儿童的习惯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对社会公平的追求改善了所有美国人的生活,包括美国的孩子们。在民权运动之前,法律将单亲家庭的孩子视为二等公民,甚至规定可以把他们从母亲身边带走,交给他人领养。1968年开始,最高法院通过一连串的决议裁定,仅仅因为孩子的父母没有结婚而歧视单亲家庭的孩子,是不合法的。不但如此,法院宣告儿童都享有同等的法律保障。私生子女低人一等的法律地位已成为历史。

这些裁决是符合时代脉搏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当每一个国民的人性尊严都获得认同与尊重后,国家的道德标准才落到实处,而非打了折扣。

然而21世纪最初的10年,对单身父母和单亲家庭子女的侮辱之风再度抬头。2002年,凯特·奥玻恩(KateO’Beime)在《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杂志撰文表示,我们的社会要“谴责婚前性行为以及那些未婚生子、不负责任的单亲母亲”,否则“私生子女的数目”就不可能“大幅降低”。“如果单身母亲背负着烟枪的骂名,她们的子女会大大受惠。”威特与盖拉格打着关怀的名义,在《婚姻之论》的最后一章归纳出一段话,单亲家庭的孩子“希望自己的遭遇得到老师、学校、咨询师及其他关心他们的成年人的认可,而不是否认”。

奥玻恩、威特与盖拉格只是在“婚姻运动”中持这种观点的一小部分人。婚姻运动得到了多方支持,包括毫不掩饰其政治企图的智库、科学界的几个圈子以及真正关心婚姻运动的民众。他们只有三个简单的观点。首先,社会上存在很多不好的现象。太多贫困、犯罪和未婚生子现象,高中毕业生太少。其次,人性与道德堕落有一个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单亲家庭太多,归根结底是因为婚外生子太多,离婚率太高。最后,解决方式也很清楚,就是先结婚,再生孩子,然后保持婚姻。

布什总统也出面了。他提议从联邦预算拨款15亿美元,宣扬婚姻理念。开设婚姻教育课程、安放倡导婚姻理念的广告牌、派夫妻“形象大使”巡回各个城市传播他们的观点,期望能将这些理念传达给那些最需要的人——穷人。

大约就在此时,公共电视台遭到指控,称其立场带有自由派偏见,外界威胁将追回联邦拨款。但就结婚运动来说,公共电视台并不落后。公视节目《前线》(Frontline)播出了一部时长一小时的纪录片,名为《我们结婚吧》(Let'sGetMarried),意图很明显。该片的编剧之一是曾获奖项的特派记者兼作家艾里克·科特洛维茨(AlexKotlowitz),整个节目严肃地审视了婚姻运动及其主张。我先介绍一些重点。

科特洛维茨在《我们结婚吧》开场的时候,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婚姻运动只是一场道德圣战,还是背后有更大的意图?”我们知道,美国离婚率最高的地方是圣经地带(美国南部部分州的别名)。其中,离婚率位列第二的是俄克拉荷马州。州长弗兰克·基廷(FrankKeating)对此甚为不满。但至少他知道亟待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离婚率太高、太多婚外生子的现象、太多人吸毒、太多暴力。”他似乎深信,前两项道德瑕疵是招致后两种瘟疫现象的主要原因。似乎与奥玻恩不谋而合,他表示：

“人要有判断力,而且要说出来。”

“婚姻救星”(团体名称)的领导人迈克·马克马诺斯(MikeMcManus)宣称,有相关数据可支持基廷的言论。“单亲家庭的孩子,辍学概率是其他孩子的2倍,青少年时期怀孕的可能性则是其他孩子的3倍。”类似的数据不胜枚举,最后他得出了结论：“我们正在制造新一代的怪物。”每15分钟就会有人发表一次类似的言论。布什总统是这么说的：

家庭完整的孩子辍学、贫困、吸毒、未婚生子的概率较低。所以,美国福利政策的核心目标应该是维系牢固的婚姻与稳定的家庭。

宾夕法尼亚州国会参议员瑞克·桑托伦(RickSantorum)也发表言论说：

我所了解的所有数据都表明,婚姻对孩子更好,对每个孩子都是如此,这种优势相当明显。如果谁有反方数据,我洗耳恭听。

婚姻运动能够为它的追随者做些什么呢?科特洛维茨和几个婚姻运动的追随者接触了一段时间,给他们讲了一些故事。其中有一名女性,我们姑且叫她珍妮。珍妮第一次结婚,嫁给了一个牧师的儿子,不久后就离婚了。后来珍妮遇见了尤金,便迷上这个牛仔。“他有牛仔裤、牛仔靴、马鞭和牛仔帽。”两人正在筹划婚礼之际,珍妮焦虑不安起来。她向好友安妮吐露心声,安妮劝她说不必非要走完整个婚礼程序。珍妮依旧举棋不定,安妮劝她三思。最后,珍妮还是咬紧牙关,没有退缩,硬着头皮嫁给了尤金。

结果,尤金根本并非珍妮想象中的白马王子。珍妮说：“他恐吓我,还打我。有一次,我怀里抱着卡西娣,他就把我打倒在地上。然后又开始骂我女儿：‘蠢材!跟你妈一样蠢!’”最后,那场婚姻还是以离婚告终。

珍妮目前享受社会福利补助。她所在的社区,婚姻运动进展顺利。享受补助的人必须参加感情课程培训班,才能领取补助金。科特洛维茨对珍妮和另外12名妇女以及1名男性接受12小时的课程培训进行了观察。老师请珍妮运用课堂上学到的沟通与倾听技巧来做角色扮演,表演与丈夫对话。珍妮说：“我觉得我每天工作都很卖力,你却坐在家里看电视,无所事事。你连出门找工作都不愿意。”

科特洛维茨问珍妮这些课程能否有助于她挽回婚姻。珍妮沉思了片刻答道,第一段婚姻或许有可能,但第二段不可能。第二任丈夫使她和孩子受到了极大的身心伤害,不可能挽回。

在另一堂课上,讲师要求女性一旦怀孕立即结婚,并让她们告诫自己的女儿也要如此。课后,珍妮和朋友凯勒对此交换意见。她们都认为事情不会这么简单。孩子的父亲说不定是个危险人物,种种原因他可能不适合做丈夫。无论是珍妮还是凯勒,都不打算如此轻易地披上婚纱,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轻言结婚。

一位名叫阿莎琪的女性在《我们结婚吧》节目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她和三个不同的男人生了七个孩子。母亲搬来与她同住,帮忙照看孩子。科特洛维茨问阿莎琪是否考虑嫁给这三个男人中的一个。阿莎琪说,她曾考虑过嫁给其中一个,结果那人有暴力倾向。目前她和最小孩子的父亲史蒂文感情稳定。史蒂文是她的灵魂伴侣,两人计划结婚。

一段时间后,科特洛维茨再问起阿莎琪和史蒂文的近况时,他们的计划改变了。为了给孩子买牛奶和尿布,史蒂文失业后就开始上街贩卖毒品。结果被捕,被送到新兵训练营受训三个月。

于是,科特洛维茨求教于经济学家罗纳德·明希(RonaldMincy)。罗纳德·明希所做的研究是关于生活贫困的男性。他认为,贫困的单身女性所能挑选的结婚对象大都是史蒂文这样的男性。贫困的男性受教育程度较低,工作技能少,在职场上很难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士竞争。经济贫穷的非白人男性有时还要面对种族歧视。

社会学家卡瑟瑞·爱丁(KathrynEdin)曾花多年时间,与162名贫困女性同住在破旧的社区,并与她们深谈。她发现这些女性的想法与明希的推断基本符合。对于结婚伴侣的选择,她们持有严肃的保留意见。但她们确实渴望婚姻。

另有一组人士在《我们结婚吧》节目表达了意见。她们是一群奶奶级人物,子女和孙辈们得到了婚姻运动慷慨支持。科特洛维茨想知道,这些人对政府的倡导有何看法。

以下便是她们的回答;

“我觉得这很侮辱人。政府有什么权利告诉我们,因为我们贫穷就一定要结婚?”

“婚姻并不能让你摆脱穷困,真的不能。结了婚还是有可能找不到工作。”

“当你需要为吃住、上厕所的问题担心时,婚姻就自然靠后站了。”似乎没有人相信政府会有什么大的作为。她们根本就不相信婚姻能够成为他们进入上流社会的门票。

节目快结束时,科特洛维茨再次与珍妮及阿莎琪谈话。珍妮由安妮及两人各自的孩子陪同,其中一个孩子引起了珍妮的热切注意：“你把牙齿拔掉了呀!喔,我看看!好棒喔!牙齿仙子会来找你哦!”科特洛维茨解释,珍妮“正与好友安妮互相分担照顾两个年轻家庭的负担。她仍然没有放弃幸福婚姻的梦想。”珍妮说：“我想我的真命天子一定在某个地方。我妹妹嫁了个很棒的男人,他对她真的很好,他们很幸福。世界上一定也有这样一个男人是我的真命天子。如果没有的话,我就要孤独终老了。”在阿莎琪的家里,一个孩子画了一幅戒指的图画。科特洛维茨相信这幅画表达了“孩子恳求阿莎琪和史蒂文别分开”。他的结论是：“至少从这个角度上讲,专家都同意,他俩若不分开,对孩子会更好。”有时,针对单身人士的文字游戏十分隐晦,要很用心思才能发觉其中的含义。但对单身父母及他们的孩子,这些话就毫不含糊了。斥责羞辱不绝于耳。迈克·马克马诺斯在镜头面前声称单身父母正在“制造新一代的怪物”时,他似乎对自己的表述洋洋自得。诚如州长基廷所说：“人要有判断力。”还有一个词我觉得很有趣——负担。我指的是科特洛维茨所说的珍妮“与好友安妮互相分担照顾两个年轻家庭的负担”。如果安妮叫做“丹尼”,是位男士,而且和珍妮是夫妻,我敢打赌科特洛维茨就会用另一个词——幸福。

我还要唠叨一个词,这可不是“前线”节目独有的问题,而是个标准术语单身父母。无论是谁,只要有孩子,就是父母,这是父母的定义。我们不会把珍妮和丹尼说成“已婚父母”,而只会叫做“父母”,那么为什么要把某些父母称为单身父母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婚姻运动的目标对象。被尤金施暴的是珍妮,与另外12名女性和唯一一名男性接受感情技巧培训的也是她。还记得那个掉了牙还很兴奋的小女孩吗?她是马克马诺斯所说的“新一代怪物”中的一员。她做错了什么被冠以这样的称呼?我们又何必抱怨林博(RushLimbaugh)离婚三次,赖瑞·金离婚六次而不受指责呢?婚姻运动摆明了只想矫正一种人的道德问题——穷人。

下面来讨论解决方案。《前线》节目用“我们结婚吧”这一专题名称清楚地点出了他们对于贫穷、犯罪、吸毒及其他一切问题所给出的解决方案。对于那些未婚却想要孩子的贫穷女人来说,答案就是找个老公。结了婚,她就会神奇地脱胎换骨,忽然在道德上拥有了生孩子的资格。已经有孩子的贫穷单身女子需要救赎,找到老公便是获得救赎的方式。里根总统的涓滴经济学已经被布什总统的涓滴尊严学取代了。单身女人、孩子,再加上一个男人,合在一起,就是用来救赎的正解——核心家庭。

我拿婚姻运动的言论开玩笑,但婚姻运动并非一无是处。单靠一个人赚钱养家的家庭的确比双薪家庭更容易陷入贫困。孩子能够与父母共同生活,享受他们的爱护和关怀,的确比单亲家庭的孩子拥有更多的保护,更能够远离毒品与犯罪的诱惑。

那么,婚姻运动的培训课程对于《前线》节目中两位单身女性的人生有什么作用呢?如果早几年接受这样的培训,珍妮是否就不会与第一任丈夫离婚?我们对这个男人了解甚少,不得而知。至于殴打妻子的尤金,在我看来,珍妮的直觉与安妮的劝告显然都毫无偏颇,珍妮应该离那个人远远的。

至于阿莎琪和史蒂文,科特洛维茨认为答案很明显,所有的专家也都一致认为,婚姻对孩子更好。真的吗?所有专家都同意妈妈嫁给在街头贩毒然后被监禁好几个月的男人,真的比单身一人带孩子更好?

我个人认为,那几位奶奶说得对。把一个身无分文的男人和一个身无分文的女人凑合在一起,谁都脱不了贫。贫穷女人和虐妻男人的婚姻不能维系,不是因为这个女人缺乏感情经营技巧,政府也不该多管闲事,硬把两个人拴在一起。

意见足够了,我想要一些数据。别担心,我不会把所有探讨单亲家庭和双亲家庭孩子命运的研究全挖出来梳理,我只会挑其中的一个。既然只能展现一个,当然要展现最好的。事实也的确如此。首先,这个研究探讨的是吸毒问题。一般预测单亲家庭可能面临的风险中,吸毒是最常被提及的问题之一。其次,研究结果取自“美国毒品问题最主要的数据源”,我称之为全国药物滥用调查。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美国12岁以上的人士,研究报告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问题最多的年龄段——12到17岁的青少年。受调查人士共有22000余人。

社会对单亲家庭孩子的忧虑不仅仅在于他们可能会吸毒或酗酒,而且毒品和酒精的使用会导致一系列问题。药物和酒精的滥用可能会引发焦虑、烦躁或忧郁等症状,滥用者可能无法控制去降低使用频率,可能会不断增加用量以求达到相同的亢奋程度,所做的工作可能也会比吸毒或酗酒之前少。受访的青少年要表示在过去一年内发生过两种以上的这类现象,才会归类到存在吸毒或酗酒成瘾的问题那一类。

下表显示了各种类型的家庭中,青少年成瘾问题的百分比。其中包括单身母亲家庭、单身父亲家庭、父母双亲家庭,以及另两种双亲家庭——父亲加继母以及母亲加继父的家庭。

12到17岁青少年毒品及酒精成瘾问题家庭形态百分比(%

父母双亲4.5

母亲加继父5.3

单身母亲5.7

单身父亲11.0

父亲加继母11.8

首先要注意的是成瘾现象的整体比率。无论在哪种家庭形态中,都至少有88%以上的孩子并无毒品或酒精成瘾问题。其次,婚姻倡导者声称,由亲生父母抚养的孩子会比其他家庭形态的孩子好,事实的确如此,但这不是因为“二”是个神奇的数字。与父亲和继母一起生活青少年吸毒比率比其他类型都高。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文化最喜欢比较的两种家庭形态——单身母亲家庭和亲生父母家庭。我们再度发现与亲生父母同住的孩子状况比较好,只有4.5%有成瘾问题,而单身母亲家庭的青少年5.7%存在这一问题。

两者的确有差距,但差距不大。

上表仅列出了全国药物滥用调查所囊括的部分家庭类型。我特别强调的是单亲与双亲家庭,因为这两种是大家最常争论的类型。但阿莎琪的孩子不属于表中的任何一种类型。因为他们是与母亲和外祖母同住的。下表则是该调查报告所囊括的所有家庭类型,以及对应的青少年成瘾问题的比例。

12到17岁青少年毒品及酒精成瘾问题家庭形态百分比(%)

母亲、父亲及其他亲属3.4

母亲、父亲4.5

母亲、继父5.3

仅有母亲5.7

母亲、其他亲属6.0

仅有其他亲属7.2

其他家庭形态8.1

仅有父亲11.0

父亲、继母11.8

“其他亲属”是指除了父亲和母亲之外的亲属。通常指祖父母、叔伯阿姨等。

“其他家庭类型”是指家庭成员包括各种成年人,包括与孩子无亲属关系的成年人。

亲生父母的家庭类型被拉下了冠军宝座。与妈妈、爸爸以及另一名亲属——通常是祖父母、叔伯阿姨——同住的孩子,吸毒比例更低。请注意表中还有两种新的家庭类型,不包括爸爸妈妈,也就是仅有其他亲属的家庭,以及其他的家庭类型(其他家庭形态指孩子与各种成年人的同住,包括与他们无亲属关系的成年人)。未与父母同住的青少年,吸毒比例仅比与父母同住的青少年略高一些。

关于这些数据,我还要做一些分析。但在分析之前,要做几点说明。

首先,无论是全国药物滥用调查,或其他任何研究,都不能证明在某个类型的家庭中长大会导致吸毒问题(或任何问题)的发生。比如说,在父亲和继母的家庭中成长的孩子,吸毒比例较高不是由于继母,而是当孩子原来的家庭有严重问题时,他们的父亲比较容易离婚又再婚。或许这是基因问题。结婚、离婚又再婚的男性,在基因上或许比只结一次婚的男性更容易染上毒瘾,因此他们的孩子也有类似的倾向。

其次,说明应该也是耳熟能详,那就是,科学研究的结果都只是平均数。实际状况中通常有很多例外。例如,许多与父亲和继母同住的青少年,抗拒毒品诱惑的能力并不输给与父亲和母亲同住的邻家少年,说不定更好。

再次,我并不是说这些差异都太小,不具任何意义。我很乐于抹去所有的差异,最好所有家庭的毒瘾比例都降成零。

最后,调查结果只代表调查期间的状况,不一定是必然或永久状况。从第二个表格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青少年吸毒比例最低的五种家庭类型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妈妈都与孩子同住。调查进行期间(1991～1993年),如果父亲对孩子有较多关注,也许状况就会改观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两种家庭。这两种家庭形态引发了不少争议：受到指责的是否应该是母亲、孩子的遭遇是否能够得到理解、是不是新一代怪物正在形成。这就是单身母亲家庭和双亲家庭。其中单身母亲家庭孩子的吸毒问题是5.7%,双亲家庭则是4.5%。有个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这差距为什么这么小?

这么想吧。假设一个小镇有100名青少年与父母同住,另有100名仅与母亲同住。那么第一组青少年中应该有四五个吸毒的孩子,后一组则有六个。想想看,与父母同住的孩子和仅与母亲同住的孩子相比,能占多少优势?他们在家里拥有两个成年人的关怀、帮助和陪伴。这两个成年人也可以互相支持,这对孩子也有好处。此外他们还有两份收入,绝不会像单亲家庭的孩子一样,遭到羞辱。

拥有双倍的金钱、时间、爱与关怀,双亲家庭的孩子似乎并没有比仅有母亲的孩子过得好一倍。前文讲到核心家庭的孩子情感健康而单亲家庭的孩子感情匮乏,这些赘述必定存在错误。

如果单身母亲家庭的孩子在生活中果真只能得到一个成年人的经济支持、爱护、关心和陪伴,而且他们的母亲没有得到其他人帮助;如果核心家庭的孩子果真有两个成年人全心地爱护他们,并且两个成年人彼此相爱,那这两组孩子存在的问题差距如此微小,不得不令我们大为震惊。

我想,有几种方法可以让我们在这种两难的困惑中得到解脱。第一,别再执迷不悟地相信每个核心家庭的孩子都能得到父母双方全心的爱护、关注和陪伴,别以为每对父母都彼此相濡以沫,没有冲突、愤怒和指责。第二,要明白有多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单身母亲家庭的孩子在生活中也有其他的重要成年人。我说的并非仅仅是像阿莎琪家的孩子,与外祖母同住。我指的是所有拥有祖父母、叔伯阿姨、邻居、老师、家庭朋友及其他人的关怀,而且深知自己获得关怀的孩子。

的确,单亲家庭中,其他重要的成年人未必与孩子同住。这就意味着,他们未必能经常在孩子身边辅导作业,或是在母亲外出购物时帮忙照顾孩子。但同时要知道,双亲家庭中,父母也未必时时都能尽职尽责。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虽然同住一屋檐下的两个成年人共同养育孩子时,都期望彼此能相亲相爱相互扶持,但他们偶尔也会发生争吵、冲突,甚至暴力。

坦白地说,我并不喜欢参议员瑞克·桑托伦的观点,但我要满足他的愿望。你可能还记得,桑托伦说：“我所了解的所有数据都表明,婚姻对孩子更好,对每个孩子都是如此,这种优势相当明显。如果谁有反方数据,我洗耳恭听。”出于宽广的胸怀,我不仅要给出一个数据,而且要给出一箩筐《前线》节目中没呈现的数据。

先从“差距很大”谈起。全国药物滥用调查结果显示,父母双亲家庭的青少年与仅有母亲家庭的青少年,药物滥用比例的差距是1.2%。这实在不算多么大的差距啊。何况平均来说,对孩子来讲,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与父亲和继母同住。

当研究发现单亲家庭的孩子在某些方面不如双亲家庭的孩子时,这两种家庭间通常存在一个关键性的差异——单亲家庭的收入较少、存款较少、资产也较少。也就是说,已婚夫妇更能负担得起医疗保险、治安好的居住环境以及孩子的辅导课程。简而言之,问题并不(仅)是出在缺少父亲或母亲,而是缺少金钱。

还有件事情桑托伦参议员似乎不知道,那就是有没有父亲或母亲、父母的婚姻状态以及父母与孩子的血缘关系有时根本不重要。四位社会学家仔细观察了一项全国性各种家庭的抽样调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调查了双亲家庭、领养家庭、继母家庭、继父家庭、单身(或离异)母亲家庭,询问孩子与兄弟姐妹和朋友的关系以及学习成绩。研究人员询问父母关于他们和孩子的生活,也询问孩子相同的问题,期望得到不同的答案。结果证明家庭的形态毫无影响。但有些事情是有影响的,而且影响非常不好,比如家庭冲突、父母意见不合、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争吵。最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的研究表明,领养、离异、再婚与临床文献中所记载的种种适应问题没有必然联系……仅仅了解家庭结构,而不清楚该家庭结构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不够的。”当然,任何的家庭中都必然有某种程度的冲突,即使是最亲密无间的家庭也不例外。因此,会造成不良影响的不是平日里的小摩擦,而是水火不容的大吵大闹。毫无疑问,争吵不休的家庭环境对孩子很不利。一项研究调查了39个国家的孩子,发现就情感而言,单身母亲家庭的孩子比争吵不休的双亲家庭的孩子要好。而且,离异的单亲家庭的孩子比再婚父母家庭的孩子状况好。其实即使是再婚家庭,情况也没有那么糟糕。

要了解单亲家庭孩子的生活状态,应该观察他们多年来随着生活状态的改变而发生的身心状态的改变。离婚是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再婚”和“离异”很明显地决定了居住情况。如果仅仅观察父母离婚后孩子的状态,比如那些与母亲同住的孩子,有些孩子或许会出现行为问题、药物成瘾、自尊心问题或其他问题。但如果你从他们的父母尚未离婚前就已经持续观察许多年,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有些孩子早在父母离婚前12年就开始出现问题了。

因此这些问题并不是在单身母亲的家庭环境中萌芽的,而是在与亲生父母共同生活时,就开始成形了。

单亲家庭的孩子与双亲家庭的孩子,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经历相似。一项研究中,396名青春期前期(10～14岁)的少年佩戴呼叫器一周。一天内,在非睡眠时段,呼叫器大约会不定时地鸣响5次。每当呼叫器响起时,就要记录当时和谁在一起、正在做什么、感觉如何,以及周围的人是否和善。主要差异不在于青少年的感觉,而在于父母对他们的态度。单亲家庭的父母对待孩子通常比双亲家庭的父母更和善。

我相信,我和桑托伦参议员在一件事情上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对孩子来讲,稳定非常重要。我想,他认为稳定主要存在于父母婚姻持续的家庭中。但事实上,单亲家庭也可以稳定。单身父母若是决定与孩子相依为命,彼此维持良好的情感沟通,不轻易结婚离婚又再婚,他们的孩子就可以和其他家庭的孩子一样身心健康。

况且稳定并不单单来自父母。孩子生命中的其他人士,如兄弟姐妹、朋友、堂表亲戚、祖父母、叔伯、舅舅、阿姨、姑姑、父母的友人,也都能提供稳定状态。呼叫器的研究显示,与双亲家庭的孩子相比,单亲家庭的孩子会花更多的时间与更多的家庭交往。

这一切又使我想到珍妮。艾里克·科特洛维茨只顾着担心珍妮没有丈夫,以及她是否能找到一位,而完全忽略了她有什么。珍妮已经和相知多年的至交好友安妮生活在一起。她们共同承担生活费用,互相照顾,随时替对方照看孩子,或者一起打发时间。显然,两人都没有暴脾气,也没有暴力倾向,都很喜欢对方及对方的孩子。不需要政府提供的感情沟通培训也不需要公共电视台的记者团队,珍妮和安妮已经用自己的方式在没有丈夫的日子带着孩子生活了。我觉得她们那样很好!

我知道,珍妮并不完全满意这样的做法。她仍然期待寻找传统的灵魂伴侣。目前而言一切皆好。但我希望珍妮、科特洛维茨以及其他所有人都能正视她目前所拥有的价值。

我担心,或许我看起来很轻视离婚可能带来的痛苦,单身父母所面对的挑战,以及所有真正遭遇到这些问题的孩子们的情况。但事实上我并没有无视这些事情的存在。我只是反对那些对单身父母的斥责。不仅因为这么做很残酷且毫无益处,而且这么做是错的。

确实有很多青少年存在情感和健康方面的问题。他们滥用药物、酒精、从事危险的性行为。他们不善与人相处,学习成绩较差。如果你想找到这些孩子,猛敲单亲家庭的大门无济于事。一个更有效的办法(如果你坚持认为问题出在家庭环境)就是找到那些“常发生冲突和侵犯行为,家庭成员间关系冰冷、互不扶持、互相漠视”的家庭。这些才是真正危险的家庭。这就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三位社会科学学者审核了这个课题的所有相关研究之后得出的结论。

想走捷径吗?跟钱走就是了。诚如这几位学者所说,“无论是长期贫困,还是家道中落陷入贫困,都会令父母的教育更加严厉、苛刻、暴躁、高压、反复无常。”家道中落的状况尤其明显。这些父母原本并不冰冷、残酷、冷漠,只是因为他们失去体面的生活后性情转变(至少有些人是这样的)。

这个捷径也并非无懈可击。还是有很多父母经济宽裕,但仍然对子女漠不关心、大呼小叫。也还是有很多孩子很顽强,即使父母一塌糊涂,也仍然能生活得很好。这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发。如果你真想帮助孩子,去帮助那些贫穷的孩子,不必找单亲家庭。

我之所以痛斥对单亲家庭的诋毁,还有一个原因。那些真正关心孩子的单身父母(几乎包括所有的单亲父母)有时对这种文化上的谴责和嘲讽难以释怀。他们担心万一被言中该如何是好?他们会想,为了孩子,或许也应该找个灵魂伴侣。

每当新一轮的人口普查公布于众,新一轮的指责也就随之而来。当图表中表示单亲家庭比例的曲线攀升时,趋势分析专家就会慢吞吞地说：“令人堪忧啊!”还有些人附和说：“令人惊骇啊!”接着就会出现反弹。单身母亲爱美·迪金森(AmyDickinson)在2001年某期《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向所有读者指出了这个问题。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单亲家庭比例的上升趋势后,批评声不绝于耳,迪金森却不以为然。人们总是说她的家庭不正常、破碎、高风险、脆弱等,但她觉得并非如此。

迪金森说,她有时会勉强出去约会。但她觉得和女儿在一起更快乐。何况她们母女俩都喜欢与另一位单身母亲及她的两个孩子相处。她们每周日都会共进晚餐,经常一起看电影或者观看孩子们比赛。“我们互相照顾、互相借钱、互相疼爱彼此的孩子。”而且“我们不觉得孤独。”社会学家凯·崔姆博格(E.KayTrimberger)曾在10年间与13位单身母亲深谈。她们都表示,没完没了地指责令她们很气馁,她们曾试图阻止这些攻击。有趣的是,很多人试图与男性交往,因为她们觉得孩子在家里需要一个父亲的形象。最终,她们还是得出了与爱美·迪金森相同的结论。她们的孩子已经有了生命中重要的成年人,那就是与他们相识多年,并一直关心他们的成年男女。他们都不是母亲的灵魂伴侣,而是她的至交好友、一生的家人和值得信赖的邻居。

我非常欣赏我的朋友玛丽莲在领养玛利亚前所做的准备。领养玛利亚之前,她拜托身边十几个最亲近的朋友当玛利亚的干爸干妈,这些人都答应了,后来也都成了玛利亚生命中重要的部分。

单身母亲能力有限,这点和其他父母一样。我并不是想美化她们,只是想认真地正视她们。她们所形成的家庭与社会网络形成了这个国家不断演变的样貌。即使凯特·奥玻恩(KateO’Beime)、玛吉·盖拉格(MaggieGallagher)、迈克·马克诺斯(MikeMcManus)或其他任何人把大家都绑起来,赶进核心家庭,关上门锁上窗,也照样无济于事。由爸爸、妈妈和孩子组成的单纯家庭在今天的美国只是少数人。明天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