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umeistet似乎更倾向接受进化论给出的解释,即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女性的性行为可塑性更高,而男性的固定性更强。当然对这一评论也分成两派。Hyde和Durik认为进化论的解释是一个错误,而多层面的社会架构则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女性的性行为可塑性更高。而Andersen等人的观点刚好相反,他们认为Baumeister引用进化论的观点来解释女性的性行为可塑性时太过保守,他们指出,生理发展过程和社会人际因素之间的互动是可以塑造男性和女性的性观念的。

不过这两篇评论都很明确地强调了女性性行为可塑性的根本原因更多地是——或者相对更多地是由社会性别而非生理性别所造成的。首先,如果说女性的性行为有高度的可塑性,那就意味着男性的性行为稳定性更高,是属于常态的。换句话说,如果把研究的问题转换成“为什么男性的性行为比女性缺少灵活性?”也是同样成立的。他们还指出Baumeister并没有把性的双重性包括进来,而这也能够解释男性和女性之间性概念的差异化,他们还引用了相关的性观念双重标准的研究来验证其观点。

Andersen等人的验证角度有所不同,他们针对Baumeister提出的“在研究性别时有一些方面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其实人们(无论男女)的性态度、性行为和性反应都是颇为相似的”这一观点,以及“女性之性潜力有时可以被有意识地控制”这一关键点做了更深刻的阐释：“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男女的性行为可塑性之间的差异意味着,控制女性的性行为会比控制男性的要更有效……为了人类繁衍不息这一社会目标,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在性行为上有所改变或者突破,那么最容易的目标就是通过社会舆论和其他的压力来控制女性的性欲和性观念,因为男性缺乏可塑性自然就不太容易被改变。”他还强调,从“讨论”如何控制女性的性行为到“倡议”控制女性的性行为的这一过程可能会快速进展到我们无法想象,因此社会学家们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可能给社会,尤其对女性所造成的影响而承担起重大的责任,因为这些纯学术的研究成果很有可能被曲解或被滥用。事实上,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女性的性行为一直都是被严加监管的,她们曾经因为红杏出墙而被乱石击打致死,或是为了要确保处子之身而被迫封闭下身,或者被禁止穿着任何富有挑逗性的衣服以避免被男性骚扰或强奸。

Baumeister及其同事在对这些评论的回复中一再强调,他们并不想介入到任何道德和政治立场的争论之中,只不过是在陈述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而已。然而,他们完全可以仅仅陈述其观点而不涉及控制女性的性行为这一趟浑水之中吗?如果性别的确是我们后天养成的,而不是与生俱来的,那么上面这些关于女性的性行为可塑性就是最好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