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妻子、丈夫及家庭的影响,妻子外出工作还会产生其他什么影响?人们对母亲外出就业对孩子的影响持有不同意见。

妻子的工作对孩子的影响

孩子年纪很小的母亲有工作的可能性最小。表12.3反映了受雇母亲的百分比与孩子年龄的关系。

双收入家庭中的父母想知道母方外出就业会如何影响孩子。许多研究发现,这种状态对孩子几乎不存在负面影响(Perry-Jenkinsetal.,2001)。只要保姆服务能带来积极而连续的照看,小孩并不会出现认知和情感上的伤害。然而,儿童缺乏父母监督,确实是双工资家庭形成的后果,将孩子留在一个空荡荡的家里尤其会产生问题。一项对2246名和父母一起成长到16岁的孩子进行的调查表明,比起那些父母都待在家里的孩子,那些大部分童年期间母亲都在外工作的孩子更缺乏父母的支持和管教(Nomaaguchi&Mikie,2006)。

自我照顾/钥匙儿童

一些双收入家庭和单亲家庭的父母外出工作时没有能力支付幼托服务。虽然亲戚和朋友可以帮忙,但母亲一周在外工作30个小时以上,放学后的一段时间无人照看,孩子还是很容易受到伤害(Lopoo,2005)。虽然有些钥匙儿童自我照看得很好,但还是免不了有风险。超过23万名年龄在5—7岁之间的儿童在出现事故或突发状况时处于无人照看的危险中。单独待在家的儿童应该知道如下事项：

1.如何找到在工作的父母?(电话号码、分机号码及父母不在时应该找的人的姓名)2.他们的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以备需要时提供给消防署或救护服务中心。

3.如何呼叫应急服务,如警察和消防队。

4.一个亲戚或邻居的电码,以备父母不在时拨打。

5.锁门,不让任何人进入房间。

6.不要告诉打电话的人家里父母不在,而是告诉他们父母在忙着,不能过来接电话。7.不要自己玩电器、火柴或壁炉。

父母应该考虑到他们孩子独处时的朋友圈。如果年龄大的孩子欺负年龄小的,不应该对此置之不理。同样,如果年龄小的孩子恣意妄为,让年龄大的小孩去照看他就不太恰当了。如果出了事(严重的事故),年龄大的孩子可能会承担不必要的负罪感。

日托服务

在工作或重返职场的父母会寻求高质量的日托服务(Hand,2005)。

日托服务的质量

超过一半的美国孩子被送到儿童保育中心进行照料。大多数母亲更愿将孩子托给亲戚进行看管。戈登和霍格纳斯(Gordon&Hognas,2006)分析了全国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部关于幼儿护理的数据,发现近2/3的母亲更希望由亲威来看管孩子,其中15%的人选择由配偶或由自己的伴侣来照顾,28%的人希望在自己家里由另一个亲戚看管孩子,22%的人选择由亲戚但不在自己的家里给予照顾。另外16%的人倾向于选择非亲属在自己家里照顾,11%的人选择非亲属且不在自己家里照顾。仅有9%的母亲选择由儿童保育中心进行看管。然而,大部分孩子最后还是到了保育中心。

在外工作的父母担心他们的孩子无法得到高质量的日常护理。事实上,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沃拉什(Warash,2005)研究了日托中心的资料后发现,这类机构的服务质量普遍不高“不安全、不卫生、缺乏教育、教室里师生比例不足”。对婴儿的护理尤其缺乏。在所观察的225个婴儿室中,40%的房间都低于卫生保健与安全的最低标准。由于行业的低水平回报和工作压力,家政护理人员的更替率相当高(据估计在33%—50%之间)(Walker,2000)。有些父母想亲眼看看对孩子的照料,为了满足这一需求,有些日托中心安装了视频摄像机,通过网络将视频传输给父母(Vanoverbeke,2006)。

研究者强调(Ahnert&Lamb,2003),只要父母用心关注、善于察觉和足够慈爱,就可以减少日托服务带来的潜在负面结果。“即使儿童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日托所,家庭仍然是他们生活的中心……虽然减少孩子花在日托所的时间无疑是重要的,但花时间和慈爱的父母亲待在一起则更为重要。”(pp.1047-1048)

日托服务的代价

日托费用是一个低收入的母亲进行谋职时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Baum,2002)。即使对于一个双收入家庭而言,成本也是他们选择日托中心时必须考虑的因素。日托的成本可大可小——从零成本,比如朋友帮忙照看孩子,到大城市中费用昂贵的制度化日托服务。作者给一对住在大都市中的双收入父母(他们将他们的两个孩子托付给了日托所)发了封邮件,询问他们那里(巴尔的摩)日托服务的制度性成本。

这位父亲的回复如下：

这一开销随着提供的服务质量、孩子的年龄、专职还是兼职而有所不同。这个地区很难找到专职的婴儿护理服务。很多人一旦知道自己怀孕,就将自己的名字放到排队的名单里。在我们把第一个小家伙托付给首选机构之前九个月,我们就把他放到排队名单里了。

高质量的婴儿日托护理每周花费225美元。一年下来就是11700美元——人们还以为只有上大学才会这么贵。

到孩子两岁时花费开始减少,每周大概150—180美元之间。在马里兰州,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孩子两岁时所需的教师与儿童的比例增大。这种成本的下降并不会太久。三四岁时就会开始学前教育(比日托在安排上稍微正规一点)。我们第二个孩子今年五月满四岁,九月份就会上学前班。这个班会持续九个半月,大概要花9000美元。要得到孩子每年真实的花费,夏令营或暑期日托的开支还必须加进去。今年妻子和我为两个孩子总共预算了约20000美元来读私立学校和参加夏令营。

孩子更大一些,情况更不容乐观。一所私立学校低年级一学年(1—5级)花费10000美元,初级中学(6—8级)约11000美元,私立高级中学则每学年九个月,总共开支在12000—18000美元左右。

教会私立学校的开支大概是上述的一半。但他们要求你是他们团体中合格的一员,并且你的孩子会受到宗教灌输。

也有人说可以去上一所好的公立学校,这样不必花钱去私立学校。但我们发现,“好学校分布地区”的房价高出我们的承受能力。对于一些优秀的公立学校,即使你现在搬过去,也要到等候名单中排队。

在大多数城市地区和郊区,能够进入学校才是重要的,成本是次要因素。进入一所好的私立学校相当困难。为了进入这种较好的高级中学,最好的途径就是成为私立小学或中学中的一员,这些学校可以给优秀的高中输送生源。当然,要进入“正确的”小学,你先要进入一家输送良好生源的幼儿园。而要进入这样的幼儿园,你要进入同样能输送生源的学前班。父母们对于进对一家学前班产生了太多的焦虑——因为这可以让你的孩子进入一所相当优秀的私立高级中学。

进入好的私立学前班并不仅仅是交钱填表,还有入学考核。我们的两个孩子都经历了这一过程才进入学前班：首先你得写一个申请,然后将孩子的日托记录/成绩单寄给对方审核。审核通过后,对方会对你和孩子做一次面谈。面谈大概持续几个小时,会对你的孩子进行身体、情感和学习能力方面的评估。

然后你要烦闷地等上几个月才能知道你的孩子是否会被录取。虽然高质量的日托服务费用昂贵,但父母们很满足,他们感觉自己所做的对孩子来说是最好的。

平街事业与家庭的需求

我不能百分百保证在家,因为我有工作;我不能保证百分百在工作,因为我有家。当它们开始相互抵触时,就是我最担心的时刻。——JodiPicoult有工作的配偶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同时处理好事业与家庭的双重需求,并且在这两个方面都能获得成就与满足感。哈尔彭(Halpern,2005.p.397)写道：“尽管职业不断变换,但为了家庭需求而变更工作的人却越来越少——家里还是需要有一个照顾者。”西娜蒙(Cinamon,2006)认为,处于更高位置的职业女性会更多地遇到家庭和事业的冲突。但在处理这类冲突时,她们也会优先考虑家庭问题。基克尔特(Kiecolt,2003)分析了全国数据并认为有小孩的职业女性,“更倾向于建立一个可以依靠的家庭,而不是找份高薪工作或者从工作与家庭中得到双重满足”(p.33)。就像乡村音乐巨星希尔(FaithHill)说的,“家庭总是高于一切还有什么可以与其相比呢?”

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1997)曾认为这里存在一个“文化颠覆”(culturalreversal)的问题对于女性而言,工作开始比家庭更能带来满足感。但基克尔特认为“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这种颠覆。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女性也开始辞去工作,回到家中抚养孩子。社会上实际上出现了一种“从薪水向孩子的忠诚性转向”(Clark,2002)。阿波维兹(Abowitz,2005)也通过对大学生进行随机样本统计发现,他们求职的第一要求是工作“要有意思”,发展机会、职业安全、他人的赏识/尊敬已经成为次要因素。

然而,事业与家庭之间的冲突仍然确实存在,人们可以采用如下策略来应对角色过载和角色冲突所带来的压力：(1)超人策略,(2)认知重建,(3)分配责任,(4)计划与时间管理,(5)角色分化(Stanfield,1998)。

超人策略

超人策略指尽可能努力高效地工作,以满足事业与家庭的需求。采取超人策略的人为了有更多时间来工作,经常不吃午饭,削减睡眠和闲暇时间。女性尤其容易这么做,因为她们觉得如果在照顾孩子上花费太多精力,她们就会被无情地淘汰到低收入工作上去。

霍克希尔德(Hochschild,1989)认为,超级女性(superwoman)和超级妈妈(supermom)这样的词语是一种文化标签,使得女性认为自己应该十分高效、聪明而自信。但霍克希尔德也认为,这是对过度工作而受挫的女性的“文化掩饰”。妇女们不仅在公司工作(第一次转换),回到家还需要做家务活、照看孩子(第二次转换)。最后还有“第三次转换”。

第三次转换(thirdshift)是配偶一方在处理家庭琐事时产生的情感消耗。比如要处理那些因为大人不能陪自己而感觉受忽视的孩子所消耗的感情精力。孩子们需要时间和精力来照料,青少年所产生的困扰和问题也都需要耗费大量的情感能量,这就是第三次转换。贾金斯和普雷瑟(Judkins&Presser,2005)认为,妻子们经常责怪丈夫很少干日常家务,比如整理回收物,他们只会说“很乐意帮忙”。丈夫们则辩护说妻子们“更有能力、更有技巧、更细心”,她们什么都会干好。

认知重建

那些角色过载或角色冲突的人们可以采取的第二条策略是认知重建,后者指采用积极的视角来看问题。筋疲力尽的双收入夫妻,经常会为没能陪孩子辩护说他们的时间都放到工作上了——为了让他们的孩子能住上好房子,有个放心的邻居,上最好的小学。至于这些结果(这给双收入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正当性)是否能抵消孩子宝贵时光的流逝则不被考虑。

分配责任/界定义务

配偶解决事业与工作需求的第三种途径是将责任和任务分配给其他家庭成员。由于传统上女性要承担大部分家务活和照料孩子,她们可能会要求丈夫多付出一些,或者来分担一些家务。两名研究者发现,互帮互助的夫妻会感觉双方关系更为平等,那些丈夫帮了很多忙的女性更少发怒(VanWilligen&Drentea,2001)。

父母们也会要求孩子们干家务,这不仅可以帮父母减轻负担,也会使孩子们获益,他们会学习到如何打理家务,体会到为家庭作贡献的价值感。这听起来很美妙,但据20个干个体户的母亲说,她们的孩子很少做家务,而且只有很少几位母亲愿让自己的孩子干更多的活(Berke,2000)。

另一种主动承担责任的方式是减少自己的责任,不给自己增添其他任务。例如,人们可以放弃或较少承担一些义务性的职责和义务。有个妇女说,她的生活完全被教会的责任给占据了,那些要求毫不近人情,她只好另换了一家教会。在职场中,人们也可以少做一些不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的活动。

计划与时间管理

计划与时间管理是减少事业与家庭需求冲突的另一个策略(Grzywacz&Bass,2003)。它是指给每天要做的事情理出优先顺序,列个单子。时间规划当然也包括提前为意料之外的事作出计划,细分配偶们各自的任务。这种劳动分工可以使双方都集中精力做事(购物,从日托中心接孩子等),使家庭成为一个平稳发挥作用的单位。

弹性工作很适合双收入家庭。做个体工作、远程办公或做学术工作,都可以弹性安排自己的日程,使得人们有时间做一些该做的事。

另外,夫妻俩也可以尝试用换班工作(shiftwork)来解决照顾孩子的问题,一方白天工作,另一方则晚上工作,这样总能有一方陪孩子。当然,换班工作的人经常会出现睡眠不足、疲劳的状况,这又使得配偶难以行使他们作为父母一方的角色。而且,配偶双方在一起的时间也会受到限制,这同样会为他们的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普雷瑟(Presser,2000)研究了3476对已婚夫妇的工作日程,发现那些有孩子、晚上工作的新丈夫们(结婚不满5年),比那些白天工作的丈夫更容易离婚。

角色分化

有些配偶采用角色分化(rolecompartmentalization)的途径来处理这一问题,即将工作与家庭的角色分开来,以免在其他地方工作时还要惦记家里的事情。那些没法将事业与家庭分开的配偶会产生角色紧张、角色冲突和过载,结果陷入两边的事务中,严重影响了效率。

除了以上描述的几种办法有利于处理工作需求外,常规锻炼也会有所帮助。我们将会在关于压力的那一章中详细讨论锻炼问题。

工作一家庭相适及工作与家庭平衡

家庭和消费科学专家区分了工作一家庭相适及工作/家庭平衡这两个概念(Clarkeetal.,2004)。工作—家庭相适,是指家庭将工作和家庭的需求相整合。这一概念注重工作时间、工作收入,以及已经完成的家务活。工作/家庭的平衡更强调家庭活动的发生频率。配偶一方的日程安排里没社会政策政府与企业的工作一家庭政策及规划按照《家庭和医疗假期条例》,所有雇用50个人及以上的公司都要向每个员工提供12周的有关家庭医疗、生育或收养小孩的停薪假期。随后的修正条例规定,各州要向那些停薪照顾新生要儿或患病亲属的人提供津贴。然而,美国在向新婚夫妇提供津贴方面仍然走在其他国家后面。比如,德国就为他们提供14周的假期,薪水照发。

除了政府制定的工作—家庭政策之外,公司和雇主也开始采取新的策略和规划,以利于员工们能够照顾到家庭。雇主提供儿童、老人照顾,弹性的工作计划、工作调动等服务的现象也越来越常见。

提供这种福利的公司有SAS研究公司,它是一家计算机软件公司,总部设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卡里,在那里员工可以和家人或客人一起在公司食堂用餐。在公司办的学前班中上学的孩子,可以和他们的父母一起吃饭。另一个例子是总部在纽约市帕切斯地区的百事可乐公司,它为800名员工提供在线家政管理服务来做他们的私事。

如上所述,家庭友好型工作政策包括弹性工作时间、在线日托服务及带薪假期。这些政策可以帮助雇员们平衡自己工作与家庭的关系,增进对公司的奉献热情(Blair-Loy&Warton,2004)。缺少此类政策的公司,员工不仅工作满意度不高,而且更有可能辞职或寻找其他更有弹性的工作以照顾孩子(Kinnoin,2005)。一位研究者(Estes,2004)

探究了雇主提供的弹性工作是否惠及孩子的问题,结果发现会间接产生作用。孩子们会因工作时间的弹性和缩减程度不同而获益不同,而公司的社会性支持措施也会增进母亲的心理健康状况。

其他研究者研究了父母假期政策,发现保护性的带薪休假会对降低婴儿的死亡率产生极大的正面影响(Tanaka,2005)。斯宾塞-道(Spencer-Dawe,2005)研究了单身母亲并发现尽管有带薪休假、日托和其他福利,她们和自己孩子的处境仍旧不容乐观。

并非人人都能享受公司的“家庭友好型”政策,尤其是那些还没有孩子的人。这些员工经常会感觉到被剥削,他们经常被到处调动,周末也经常被叫去加班,工作时间相对更长。正因为他们尚未成家,公司也认为他们更适合干这种活。

你的看法?

1.你支持还是反对公司业绩会从家庭友好型政策中获益。

2.你支持还是反对这种观点,即没有孩子的员工应该多加班、假期也工作,以便其他父母能和孩子们待在一起。

3.你觉得为什么美国在为父母提供带薪休假方面会落后于其他工业国家?

有家庭时间就意味着工作/家庭的不平衡。研究者发现,工作的满足感和婚姻的满足感,既可以相适又能相互平衡。而在工作与婚姻上都处于满足状态的人,既能花上必要的时间满足工作需求,同时也能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前文提到有已婚女性认为工作和家庭生活相冲突,实际上是工作的满意度降低了(Grandeyetal.,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