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格拉斯·T·肯里克(DouglasT.Kenrick)

详细描述研究对象是进行科学分析的第一步,但对于研究爱的学者们来说,这个步骤是无法确定的事情。这个问题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爱你”这一表述可以以十分真诚的方式在不同的场合下说出来：可以是母亲面对自己的婴儿时,可以是少男面对前一天在墨西哥海滩上遇见的女士时,也可以是异性恋的女性面对最好的女友时。那么,如果母亲对子女的爱与情侣间的浪漫之爱以及朋友间的柏拉图式爱恋之间有关系,那么它们两两之间可能存在什么关系呢?即使仅仅是浪漫之爱,女性和男性向对方说“我爱你”时,他们表达的是同样的内容吗?

在回答“‘爱’是什么”这个问题时,心理学家们通过实征和理论研究,清晰而明确地阐述了与大众观点相吻合的结论,即爱的类型并不单一,可能有六种甚至更多(如Fehr&Russell,1991;Hendrick&Hendrick,1986;Sternberg,1986)。大部分实征研究把重点放在爱的现象学上,试图解析爱的内心体验。例如,一些研究人员研究了爱的体验由几个层面组成(如Aron&Westbay,1996;Sternberg,1986),另一些人则探讨了不同的人是如何把爱的各个层面相结合形成不同类型的爱(如Fehr&Russell,1991;Sprecher&Regan,1998)。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努力探索爱的各个层面是否受到不同生理解剖系统的控制(如Diamond,2003)。

在本章中,我将从爱的动态进化视角来讨论不同类型的爱。爱的动态进化模型的核心理论如下：

1.爱是以一系列进化决策偏差为基础的。这是对一系列观点的综合,这些观点都基于现代认知科学和进化心理学的整合(如Kenrick,2001;Kenrick,Sadalla,&Keefe,1998;Lumsden&Wilson,1981;Tooby&Cosmides,1992)。此观点认为,心理由一系列内在偏差构成,这些偏差影响我们选择注意的内容,对事件如何解释,从记忆中提取的内容,以及做出怎样的决策。一般而言,这些偏差是以促进种族繁衍行为的发生为目的的。因为强大的社会连结对我们祖先的生存和繁衍是必不可少的,促进这些连结的决策偏差可能在当时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的。

2.推动恋爱关系的决策偏差存在性别差异。雌性哺乳动物要做出最小化投资,而雄性则不然,这一简单事实使男女两性在择偶游戏中的表现大相径庭(Geary,1998;Trivers,1972)。尽管爱的现象学研究提示男性和女性具有相似的经验,但是进化的普遍原则引导我们预期发现男女之间在亲密关系的前因和后果方面所表现出的重大差异。

3.心理是模块化的,决策偏差在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表现截然不同。解决不同的问题涉及不同类型的强大连结关系。寻找情人和维持情侣关系不是同一类问题,涉及的决策偏差完全不同。同样,抚养后代和保持朋友关系也是如此。尽管从表面上看,不同类型的爱在功能上可能都具有加强社会关系的共性,但是,它们各自的内在动机却可以严格区分为饥饿、口渴或恐惧。

4.个体的决策偏差进入人际交往环境,就成了动态变化的过程。每一种影响爱的关系的决策偏差都遵循“如果一那么”的条件规则,他人的选择决定了条件提出者采用哪种备选方案。一方选择的变化会改变另一方的选择方案,同样,决策规则也因受到其他许多人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不是只有两个人就可以跳探戈,而且也很少有哪两个人会躲在黑暗的地下室里单独跳探戈;相反,人们往往聚集在人多的舞厅里,伴着音乐的节拍,相互之间默契地配合,在同一时间迈出同样的舞步,并且时不时地更换舞伴。

5.在人际互动与非社会环境特性的互动下,爱赖以存在的文化规则就显现出来。在某些社会形态中,一夫多妻、一妻多夫等现象相对多见,这就给表达强大的社会连结增加了许多跨文化变量(如Crook&Crook,1988)。跨文化变量既不是无限增加的,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因为我们个人的决策偏差归根结底是建立在进化机制的基础之上的,它是我们的祖先为了解决种族繁衍的问题而建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人类的心理是一本彩色的书,而不是黑白版——选择哪种颜色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整体布局却已经由一些深重的暗线限定好了(Kenrick,Becker,Butner,Li,&Maner,2003)。

本能、心理模块和领域特异性

爱的关系中常常包含强烈的情绪,其中某些情绪似乎会干扰理性的决策过程,由此,研究爱的体验或许是研究人类本能的一个巧妙的角度。当然,社会科学家不大相信直觉可以作为一种科学证据。同样,心理学家也比较反对本能的观点(Krueger&Funder,2004)。如果从直觉的角度出发,浪漫之爱可能是人性本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一个为社会科学界广泛接受的观点则与之针锋相对——爱情是历史和文化上的临时构念。事实上,一些社会科学家确信现代西方社会中非常强烈的浪漫之爱体验在其他社会形态和其他历史时期是不存在的(参见Jankowiak&Fisher,1992)。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这一立场显然是违反直觉的证据,不过,跨文化研究和生理研究的结果已表明这个观点是错误的(Diamond,2003;Jankowiak&Fischer,1992)。爱的体验不受物种的限制,是普遍存在的,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本能为基础的。通过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把它们称为本能吗?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鉴于爱的类型多种多样,本能这个词也具有多重含义。威廉·詹姆士(WilliamJames,1890)把本能看做一种先天固有的能力,表现为“在没有结果预期,也不对行为表现进行早期教导的情况下,仍产生结果”(第二卷,383页)。詹氏的本能原型是打喷嚏——由某些感觉刺激物(这里是嗅觉刺激)自动引发的反射冲动。詹姆士的确把他的本能概念扩展到更加复杂和更易感知的程度,其中包括社会偏好,如他提出的著名问题：“一旦少年喜欢一位少女,那么这个世界上似乎就没有什么事物比与少女有关的一切更重要和更有意义了,这是为什么呢?”(第二卷,第386页)

威廉·麦独孤(WilliamMcDougall,1908)对本能的解释更接近于现代对情绪的定义：“是一种遗传或先天的心理生理状态,决定了哪类事物会引起个体的感知和注意,对这类事物引发哪种情绪体验,以及采取哪种特定行为,或者至少产生采取哪类行为的冲动。”(第29页)麦独孤认为有七种强烈的情绪和本能相联系：(1)恐惧,(2)厌恶,(3)惊讶(与好奇相关),(4)愤怒,(5)屈从(羞耻或尴尬),(6)得意(骄傲),(7)父母本能(亲切、共情)。

此外,他还提出了两个与情绪无关的社会动机——生殖本能和交往本能。

人们从来没有否认过本能对环境刺激物的不灵活性或麻木不仁。恰恰相反,詹姆士相信本能“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第二卷,第389页),实际上,“动物记忆中的任何一种本能活动在重复过程中必须摆脱‘盲目’的照搬照抄”,如果不受外界刺激物的影响,脱离了环境的评价尺度,先天的反应系统也就没有什么作用了。尽管20世纪的一些社会科学家认为本能和学习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无论应用于人类还是其他动物,这样的结论都是行不通的(Alcock,2001)。

本能的行为活动往往不是简单的“刺激一情绪一反应”链,而是随时间的变化逐渐积累的复杂结果。例如,莱尔曼(Lehrman,1965)指出斑尾林鸽的求偶过程包含一系列步骤：在求偶初期,一组刺激引发某些激素变化和行为反应,继而出现生理变化,导致鸟类专注于不同的刺激并引发不同的行为反应。莫里斯(Morris,1958)在观察刺鱼的交配行为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即一系列固定程序性行为的增加。由异性引发的本能行为反应中的相似阶段可能代表了人类和其他动物求偶行为的复杂过程(Kenrick&Trost,1987)。

模块化的现代观

詹姆士认为人类大脑是由彼此相对独立的若干模块组成的,现代的一些进化心理学家也持此观点。例如,鸟类的食物定位和鸣叫学习隶属于不同的记忆系统;人类语言的各个要素都有其特殊的作用机理,学习控制厌食和恐惧的机制与其他类型的学习不兼容,社会契约中对欺骗的逻辑推理能力存在分化(如Ohman&Mineka,2001;Pinker,1994;Rozin&Kalat,1971;Sherry&Schacter,1987;Sugiyama,Tooby,&Cosmides,2002)。当人类再次面临曾经历过的威胁或机遇时,在以目标为导向的系统中,情绪或动机会促进适应性反应的产生。这是由麦独孤提出,并为现代进化观所继承的又一个观点(如Cottrell&Neuberg,2005;Plutchik,1980)。

继詹姆士和麦独孤之后,现代心理学家对本能行为的心理机制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但要想把这些机制进一步细化到各个不同类别,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一类非常有趣的问题是有多少种人类反复出现的问题是由进化形成的模式所控制的。这些问题与对不同类型的爱的探索都有着特殊的关系。

社会生活领域

动态进化模型假设人类社会生活中常见的各种问题可以划分到几个不同的领域(Kenrick,Li,&Butner,2003;Kenrick,Maner,&Li,2005)。无论身处何方,人们不可避免地会不断遇到下列几类问题：

亲和(Affiliation):人类祖先生活在内部高度依赖的小团体中(Sedikides&Skowronski,1997)。为了生存繁衍,每一个人类个体都需要与团体中的其他人合作。

·地位(Status):无论在哪里,人们无一例外地总是想了解自己的同伴在当地处于哪一阶层(Goldberg,1981)。无论男女,地位的提高都意味着资源范围的扩大。但对于男性来说,提升地位同时具有生物学意义,因为男性的身份地位是女性择偶的一项参考因素(Li,Bailey,Kenrick,&Linsenmeier,2002;Sadalla,Kenrick,&Vershure,1987)。

自我保护(Self-protection):远古时代,人类常常遭受外族部落的攻击(Baer&McEachron,1982),偶尔,同一部落的内部成员之间也会发生激烈的冲突(Daly&Wilson,1988)。识别这种威胁的能力或倾向在当时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的。

求偶(Mate-seeking):自然选择的中心问题离不开物种的繁衍,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祖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而是因为他们为了让自己的后代生存而克服了重重困难。古代的男性和女性在抚育后代上的分工不同,据此,人们猜测两性的择偶标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Lietal,2002)。

配偶关系维持(Materetention):在大多数哺乳动物中,配偶的选择过程通常是雄性努力展示自己,真正做出选择的是雌性。它们在求爱之前已经选好了心仪的配偶。在人类,由于后代出生时不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为了让他们存活,需要满足一些最基本的条件,因此,人类祖先保留了与配偶一起生活的习惯,即男性与女性合作抚育后代(Geary,1998)。尽管配偶连结(pairbonds)的形式和配偶的数量因文化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所有的人类社会中都存在一定形式的两性之间的长期婚姻关系(Daly&Wilon,1983)。

亲本抚育(Parentalcare):人类的亲子连结(parentalbonds)的终极功能是抚育后代。父母和子女相互依存,但父母之间和亲子之间的连结的强制性程度,以及彼此之间的交流规则却大相径庭。

由于不同领域的问题在解决方法上往往缺乏一致性,据此,人们猜测人类具有一套模块化的目标执行系统,分别采用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领域的问题。

一个领域的普适模型(domain-generalmodel)(例如,做什么可以获得奖励,什么是收益/付出比率平衡的结果)并不足以解决跨领域的问题(例如,激情四溢的热吻可以是恋人的奖励,但如果发生在朋友之间就不是件好事;男士可能希望和朋友平摊餐费[或这次我来付,下次由对方来付],但如果在初次约会时女士要求付账单,这很可能意味着交往的终止)。

每一种社会目标体系都是以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决策偏差(decisionbiases)体系为基础的。例如,从整体适应度(inclusivefitness)的角度出发,人们会认为无血缘关系的人与自身后代应采用不同的资源分配法则。因为子代有一半的基因与父/母亲相同,而无血缘关系的人则不具备这一特点,如果把资源给了“外人”,自己后代获得的资源就打折扣了。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和其他物种一样,人类的决策过程受血缘关系的影响非常大(Alcock,2001;Laham,Gonsalkorale,&VonHippel,2005;Smith,Kish,&Crawford,1987)。

这一模型也假设决策规则具有个体与环境互动的功能,在可预测的范围内变化着。例如,为了养育后代,女性要经历怀孕、生产、抚育的过程,这些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在远古时代,和男性相比,女性从潜在的配偶中做出选择时通常有更高的要求。这一假设得到了大量的证据支持(如Buss&Schmitt,1993;Clark&Hatfield,1989;Kenrick&Luce,2000)。

哪些社会领域是爱滋生的土壤?

《韦氏新大学词典》第九版中,关于爱的定义前三条是：(1)“血缘关系或个人关系中产生的对某人的强烈情感”(如母爱);(2)“以性欲为基础的吸引”;(3)“由仰慕、仁爱或共同兴趣所引发出的情感”。多样性的含义为后来的爱体验研究指明了方向(如Fehr&Russell,1991;Sternberg,1986)。不同类型的爱与不同的社会领域更符合。例如,以性欲为基础的激情之爱更容易产生于寻求伴侣的社会领域,而强度稍逊的基于仰慕、仁爱或共同兴趣的爱更容易出现在维持伴侣关系的领域之中,血缘关系中强烈的喜爱则在亲本抚育中不可或缺,朋友之间的爱在社会合作领域中显得恰到好处。

是否有一些共有的潜在生理学或现象学成分把不同类型的爱联系在一起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人们已经把重点聚焦于垂体后叶催产素(oxytocin)之类的激素和依恋感来寻找可能的答案(如Zeifman&Hazan,1997)。然而,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差异性可能比相似性更重要。例如,在浪漫之爱中,一旦睾丸激素(testosterone)发挥了作用,主体的内心体验和行为结果与催产素单独作用所诱导的依恋就完全不同了。

那么,是不是像愤怒和恐惧一样,每一种类型的爱都是一种独立的情绪,当触发某一领域的问题时,就会引起相应的情绪反应呢?例如,激情之爱是不是求偶执行系统中的动机成分呢?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我倾向于认为这种臆测充其量是不准确的。例如,尽管激情之爱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求偶领域,但这种体验(以及潜在的激素水平)也可能产生于对孩子、长期伴侣,甚至是朋友的爱之中,不同类型的爱交织在一起(尽管不是很强烈)。此外,尽管由睾丸激素引发的性唤起在求偶的早期阶段起着核心动力的作用,但这种性欲在其他领域中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例如,分手之后对新伴侣的渴望;或者凌晨三点钟,性欲充分满足之后对伴侣的一切产生强烈的兴趣)。

虽然像字典中对爱下的定义一样,心理学研究把重点放在与爱相关的积极情绪体验上,但是,在某些时候,消极情绪在维持强烈的社会连结中也可能发挥着作用。例如,性嫉妒是令人生厌的自私情感,但也可以成为维持长期关系的动力因素。面对嗷嗷待哺的婴儿,除了引发积极的关爱之情,亲代之爱可能也同样包含着对父母关系破裂后孩子抚育问题的担心。此外,所有类型的爱有一个有趣的共同特点,即对消极情绪的压抑。想象一下,如果你的朋友或爱人把你提供的食物一半都浪费了,半夜在你耳边尖叫把你吵醒,几个月来喋喋不休地抱怨所遭受的虐待,除非你是圣人,否则,你早就也向他尖叫,并且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就与他绝交。然而,这就是大多数婴儿所做的事,但很少有人因此抛弃他们。恰恰相反,大们总是用完全理解的温柔细语回应他们的独霸专横和无理要求。

由此可见,不同的社会领域和不同的情绪情感要素之间并不存在精确的一一对应关系,在理解爱这个术语的不同含义及其功能时,这种臆测并不是最佳选择。

爱在决策偏差中的应用

从我们提供的视角来看,要想对所有类型的爱有更全面的理解,我们可以从贯穿不同领域的决策偏差中得到一些启发,这些决策偏差潜藏在强大的社会连结之中。表2-1列出了与我们关系亲密的人(或称我们爱的人)在日常交往中可能涉及的偏差。需要注意的是,社会决策中偏差的产生机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理性的”或复杂的,相反,决策偏差的产生往往以易感素质为基础,这些素质包括选择性地注意社会环境中的某些特征(与迅速注意到他人面部情绪的倾向类似),并对这些特征产生某种特殊的感受(例如,当看到一位彪形大汉怒气冲冲地向我们走来时,我们会感到害怕)。

表2-1列出的认知偏差中,尽管有一些没有得到验证,但大部分都有实验证据的支持。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反馈给被试的信息是他们组在益智游戏中的成绩不错,并让他们分别评价自己和搭档对成功所承担的责任。当与陌生人一起做游戏时,人们出现典型的“自我服务偏差(self-servingbias)”,把成功大部分归因于自己。当与熟悉的人一起游戏时,人们出现“他人服务偏差(other-servingbias)”,把成功更多地归因于他人(Ackerman,Ledlow,&Kenrick,2003)。在其他研究中,被试分别和陌生人、朋友或家人一起玩各类资源困境游戏(如Ledlow&Linder,2003)。当被试得知自己在和家人而不是陌生人一起玩游戏时,他们表现得更加宽容合作。被试对待朋友虽然不如对待家人好,但要比对待陌生人好。结论在理论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对家族进行社会心理学方面的研究少得可怜(Daly,Salmon,&Wilson,1997)。不过,这种局面已经开始扭转(如Lahametal.,2005;Park&Schaller,2003)。

更多的研究关注男性和女性怎样看待潜在的伴侣。例如,有一个系列的实验研究揭示了人们对有魅力的男性和女性在不同水平的认知加工过程的反应。眼球追踪器记录结果显示男性把目光更多集中到漂亮女性身上,并且,男性对她们理所当然地持有更多的认知加工偏差,他们估计漂亮女性有更好的先天禀赋,这两项结果都是在人们意料之中的(Maner,Kenrick,Becker,Rebertson,Hofer,Neuberg,Delton,Butner,&Schaller,2003)。在一项注意力集中游戏中,男性对漂亮女性位置的记忆能力表现出特别优秀的成绩(Becker,Kenrick,Guerin,&Maner,2005)。在所有的认知加工水平上,女性同样青睐漂亮女性,而对英俊的男性不那么“热衷”。女性会注视英俊的陌生男性数秒钟,却没有进一步的认知加工偏差(对英俊男性的记忆与普通男性没有差别,也没有出现与男性对漂亮女性的估计偏差类似的认知偏差)。

研究者让男性被试对“中性的面部表情是否能引发性唤起”作出判断,当显示的面部是有魅力的女性,或被试存在择偶动机时,被试才作出肯定的判断(Maneretal.,2005)。另一项系列研究发现女性更容易对男性的爱的表白持怀疑态度,而男性则把性欲望归结到女性头上——除非那个人是自己的同胞姐妹(Haselton&Buss,2000)。这些研究结果与亲本投资差异模型是一致的,这个模型认为如果在择偶时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女性比男性的损失更大(如Kenrick,Groth,Trost,&Sadalla,1993;Kenrick,Sadalla,Groth,&Trost,1990)。

迄今为止,我们仅对这些决策偏差的本质属性有一些大致的了解。后续研究和理论的发展有望从定性的偏差研究转变到定量的决策权衡。这需要在更多的理论指导下提出各种假说。在社会动力体系中,微不足道的个人偏差会在群体水平上产生极大的影响,如何进一步理解这些偏差的消亡(playout)也是必要的(Kenrick&Beckeretal.,2003)。

这些决策偏差的背后是为自私基因牟利的冷酷无情的经济规则。但它们总是与一定的情感状态相伴,这些情感状态可能是温暖而又朦胧的,甚至是深情而又热烈的。为什么情感有时要与冷冰冰的决策规则相伴,这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情感体验可能与荷尔蒙水平的变化相关,而荷尔蒙的变化可能有助于对任务集中注意力,直到目标实现。例如,中枢神经系统的变化迅速,在毫秒之内就能引起意识加工方向的变化,尽管自主神经系统也会在瞬间完成注意转变,但其荷尔蒙的分泌会存在一段时间的滞后。当足够数量的性激素进入血液的时候,除非出现了性行为而引起了其他激素的释放,从而使这一目标状态终止(优先级更高的活动也可执行这一功能),否则,血液中激素水平的下降将十分缓慢。

爱与人际动力学

如果我们想了解爱的功能,仅仅明白某一种类型的爱的内在体验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交互作用系统。想想亲代之爱。就在我写这段文字之时,我15个月大的儿子正由保姆陪着在隔壁的房间中玩耍。当我经过他的房间,听到他的声音,我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抱起他,和他一起玩(他的笑容就是对我的奖赏,这是在我有孩子之前未曾想过的)。如果我要离开他重新回到工作,他就会变得非常不安。于是,我不得不继续留在那里,和保姆一起安慰他,让他平静下来,之后再偷偷溜出来。他喜欢我胜过喜欢保姆,但如果他妈妈在旁边,我就要屈居第二了。他对祖母的喜欢也超过保姆,但不会超过他的父母。我不得不说,这些事实是进化心理决策法则和自身经验互动的作用。经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举个例子来说,除非与祖母交流,否则婴儿是无法认识祖母的。但是,许多经验本身就造成了决策偏差,这些偏差植根于人类进化史,成为可信赖的社会动力学。祖母能比一般的保姆赢得婴儿更多的依恋,但和母亲相比依然逊色不少——婴儿不能容忍母亲数个小时不在身边。

上述家庭动力学的内容是美国文化独有的吗?即使世界上存在能够创建出没有决策偏差文化的物种,把上述现象解释为美国特有的现象也不妥当。首先,跨文化研究发现了世界各地的家庭动力学都是类似的(如Geary,1998;Hrdy,1999)。其次,祖辈之爱同样遵循整体适应度法则,其方式在无形中与祖父母得到自己的祖父母之爱的方式是类似的(Lahametal.,2005)。祖辈的情感遵循更多的家族规则。即姥姥比奶奶付出的情感更多,爷爷付出的情感最少。上述情况与确定性(certainty)有关,由于体内受精,母亲毫不怀疑孩子会遗传自己一半的基因,父亲却不会那么肯定。从爷爷到孙子(女)这一辈,则经历了两个这样的步骤,而从姥姥到外孙(女)却不会节外生枝。姥爷和爷爷与(外)孙子(女)不太亲近,除非他们对基因的肯定性大一些(例如,外孙[女]要比孙子[女]的确定性大)。如果自己没有女儿,爷爷奶奶才会对孙子(女)

的投入更多,从整体适应度的角度来看,这是退而求其次的策略。

个体决策规则(如表2-1列出的)根据对方的偶发反应方式而采取“如果一那么”的形式。相应的,任何个人的决定也是周围人采取某种策略的依据。因此,决策规则的差异对于正确理解不同社会关系中社会动力学的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在经典的囚徒困境实验中,与家属和非家属互动时动力学的变化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图2-1)。囚徒困境是经典的经济学游戏,面对警察的审讯,两个囚徒面临着利益冲突。如果两个囚徒能够合作,都保持沉默,他们的审判结果要好于两个人都坦白(比较左图左上方框和右下方框)。困境的产生是因为如果囚徒A坦白,而囚徒B否认,那么,A会得到更大的奖赏,而B受到更严厉的审判,反之亦然。因此,两个囚徒都倾向于供出对对方不利的证词来避免最坏的结果出现。类似的利益关系会在无血缘关系的两个个体之间制造出进退两难的局面,但如果是和一级亲属(平均有一半的基因相同)一起参加游戏,结果大不相同(Kenrick&Sundie,待出版)。站在基因的立场上兄弟俩每人都能分得对方所获奖励的一半,如下面的利益矩阵所显示,无论另一个人采取哪种方案,双方都从合作中获益。结果,为了得到证词而设置的奖励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困境便不复存在。

个人的决策偏差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互动增加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但是也有助于我们的关系向有意义的方向转变。我在脑海中与你作决策,而你也会在脑海中与我作决策,这样我们之间的互动就会协调一致。当然,与此同时,我们双方也和许多其他人作决策,这些人也都有自身的决策偏差。其结果囚徒A

A和B没有血缘关系r=0

A和B是同胞兄弟

r=0.5

图2-1.根据整体适应度的观点,人们总是寻求更好的结果,这就给非血缘关系的两个个体造成了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经典的囚徒困境问题变成了每人获得的奖励是自己所得奖励加上自己兄弟所得奖励的一半,主导策略就会由背叛(D)转变为合作(C)(Kenrick&Sundie,待出版)。吉尔福德(Guilford)出版社重印。

并不是一团乱麻,而往往呈现一种自我组织(self-organization)井然有序的状态取代初始的随机状态。计算机模拟技术论证了为什么这种自我组织倾向于合作,就像有些邻里之间会变得高度合作,而另一些邻里之间则变得激烈竞争,因为人们总是试图配合邻居的行为(Kenrick,Li,&Butner,2003)。交配策略也存在相同的标准自我组织。如果大部分邻居都忠于婚姻,那么不加约束的性行为就难以出现,如果大多数邻居的性关系随意,那么坚持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则难上加难。尽管开始时邻居采取的交配策略有许多种,每一次可能随机采取不同的方案,但最终会形成与所在地区的标准相一致的标准(Kenrick,Li,&Butner,2003)。

不同决策规则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造成的另一个结果是与每一种社会领域相对应的社会几何学(socialgeometry)的分化。例如,长期关系的变化更加复杂(和老朋友相比,新朋友带来的收益要超过付出;但如果换成配偶关系,情况则刚好相反)。

社会动力学和文化规则

每一社会领域中行为背后的决策规则都是“如果一那么”的形式,其中“如果”的内容来自社会环境中的信息输入,“那么”是策略反应变量,决定了在某种情境下出现适应性更好的行为。社会和自然生态中的经常性变异决定了哪种反应具有适应性。例如,如果女性对男性的性别比增高,那么男性的行为限制会减少,社会标准也会朝着乱婚的方向变化(Guttentag&Secord,1983)。如果男性的比例过高,相对更多的男性竞争少数几个达到婚龄的女性,那么,男性就会更加有责任感,社会标准就会倾向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承诺。

证据表明,这种生态因素对关系的心理判断具有直接和即刻的影响。例如,当男性可以接触到许多漂亮的女性时,对现有伴侣的承诺就会大大减少(Kenrick,Gutierres,&Goldberg,1989;Kenrick,Neuberg,Zierk,&Krones,1994)。另一方面,如果女性周围有许多英俊的男性,她们不会受影响,但如果可以接触到许多成功的男性,她们对现有伴侣的承诺也会打折扣(Kenrick&Neubergetal.,1994)。此外,同性竞争者的信息对自我评定似乎也能起到调整的作用。当男性接触了特别成功的男士,而不是接触了有魅力的男士之后,会降低自我评价;女性恰恰相反,接触漂亮女性要比接触成功女性更容易降低自我评价(Gutierres,Kenrick,&Partch,1999)。

与爱有关的跨文化变异常常是这些策略和生理社会环境特征的动态连结的简单延伸。例如,动物界的一妻多夫制相当罕见,当出现资源匮乏时,这种现象就会增多。一妻多夫制往往涉及雄性同胞之间的合作,抚养同胞的后代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减少自身基因的损失(在一妻多夫制下,无血缘的雄性和他们的后代可能根本没有基因关系)。在人类中,一妻多夫制也相当罕见,但同样也会在资源匮乏时出现,也同样容易涉及几个同胞兄弟娶同一个女性为妻(Crook&Crook,1988)。另一方面,一夫多妻制在动物界更常见,和一妻多夫制相比,前者与雄性占有的资源变量的质的差异关系更密切(例如,一些雄性比另一些雄性占有更富饶的土地)。人类的一夫多妻制也与男性占有的资源变量高度相关,地位高又有钱的男性更容易拥有多个妻子(Crook&Crook,1988)。

跨文化变量表现在女性和丈夫年龄的差异上,这与进化生物历史模型(evolutionarylifehistory)的理论假设是一致的,即对后代的资源分配是人类社会生态学和性别差异之间互动的结果。在北美社会中,二十岁左右的女性一般会和稍大一些的男性结婚。人们往往把这一点归结为北美社会的特殊标准,但是,同样的模式不仅存在于德国、荷兰,也存在于印度、菲律宾、非洲、南美洲,甚至是世界各处的小岛上(Harpending,1992;Kenrick&Keefe,1992;Otta,Queiroz,Campos,DaSilva,&Silveira,1998),这种理论就难以解释其产生的原因了。进化生物历史模型把这种模式广泛传播的原因归结为对后代资源投入的基本生物学差异。在人类中,女性直接贡献出身体资源,但这种能力在她们三十五岁左右就开始减少,到绝经时完全消失。男性则贡献出其他资源,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这些资源一般会继续积累。

澳大利亚的提威群岛人却是这种普适模式的罕见例外,年轻的提威群岛男性通常和很老的女性(往往是绝经后的女性)结婚。乍一看,这种安排似乎违背了所有的生物学模型、进化论或其他假说,让人们不得不质疑这一社会成员是如何繁衍后代的。答案是提威群岛社会实际上存在着人类社会发展趋势的多种模式。这个社会是一夫多妻制的,所以第一位(年老的)妻子往往不为男性生儿育女。通过和老年女性结婚,年轻男性可以巩固与老年男性的关系,而这些老年男性掌管着年轻女子们的婚姻。提威群岛的族长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以至于所有的年轻女子都必须嫁给他们中的一位(实际上女孩在出生时就已注定要嫁给谁了)。社会标准要求所有女性都要结婚,包括老年寡妇,但是拥有年轻妻子的老族长对寡妇不再感兴趣。于是,与一位族长的老年女性亲属结婚会使年轻男性获得娶到年轻妻子的机会(Hart&Pillig,1960)。在提威群岛社会中,规范性法则只是被稍微篡改,但并非把人类繁衍的所有规则都取消。无论如何,尽管方式有些特殊,人类普遍的性差异仍然表现出来。以前人们认为浪漫关系中绝大多数的文化变异都是完全任意的,现在看起来可能恰恰表明局部社会和自然生态因素与基本的人类进化趋势之间具有生物学意义上合乎情理的互动。

结论

爱的动态进化模型认为强大的社会关系在许多方面都为人类做出了贡献。处理与恋人、朋友、长期伴侣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最终都能联系到进化过程中形成的各种决策偏差。由于互动的另一方也存在其自身的决策偏差,所以决策偏差带来的影响也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结果,不同的爱的客体引起了不同的社会动力学(socialdynamics)和社会几何学(socialgeometries)的产生。这些决策偏差会随着社会生态因素的波动而上下浮动,并趋于精确,所以,在同一社会的内部或跨社会情境中会出现与当下的社会自然环境特点相联系的变异,这具有生物学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关键问题在于探讨不同类型的爱的作用,而不是对爱进行描述。基于这一视角提出的许多重要问题仍有待解决。其中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与每种社会关系相关的决策偏差的确切本质是什么?在不同形态的人类社会中,各种形式的社会关系的产生到底是社会自然环境的哪些特征与决策偏差互动的结果?

致谢

马克·夏勒(MarkSchaller)为本章提供了有用的反馈意见,在此致谢。

(李颖初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