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余年来我一直关注本书所产生的影响及被认可的程度,趁第3版发行之际,我愿作一短序,以防止一些误解及无法实现的期望的发生。首先要强调的是,本书所阐明的观点完全建立在日常的医学观察之上,其中精神分析的研究结果增强了它的深度和科学性。《性学三论》除了依据精神分析的建构需要,不可能包含其他内容。因此,不可将其扩展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性理论”,许多性生活方面的重要问题未予处理也便很自然了。但读者切不要以为作者对此一无所知,或认为它们无关紧要。

事实上,本书不仅在选题上,而且在材料的安排上,均以精神分析的观察为基础。由于各种因素的重要性不同,因此,顺序的安排也有所区别：较之于素质(disposition)因素,偶发因素较为偏重;较之于种族(phylogenesis)特征,个体特征(ontogenesis)较为看重。在分析中,偶发因素起了最重要作用,分析时几乎完全受了偶发因素的影响;素质因素则处于次要位置,因为它只有通过经验才可显现,对它的充分考虑远非精神分析的范围所及。

种族特征与个体特征的关系亦如此,可将个体特征视为种族特征的再现。然而,种族特征不因近期经验的影响而改变,可以说在个体发展的背后种族特征起作用。个体特征是人类早期经验积淀的结果,加上近期的经验,便构成了偶发因素的总和。

然而,我必须强调的是,本书不仅全然以精神分析的研究为基础,而且尽量避免受生物学的影响。我十分小心地回避了任何先入之见,不管来自一般的性生物学或对某一物种的专门研究,本研究仅仅通过精神分析的技术探讨人类的性功能。的确,我的目的在于发现心理学的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丰富关于人类性生活的生物学知识。对我而言,合乎逻辑的做法是指出我的研究与生物学的接合点(pointsofcontact)与一致处,但是,假如精神分析的研究在许多重要观点与发现上与生物学的研究差别甚大,那么就没有必要偏离我的研究方向。

在第3版中我增加了许多新材料,但与前一版不同的是,我并未将它们特别注明。目前我们学科的科学工作的进展相对缓慢,但要跟上精神分析文献的发展步伐,在本版中增加一定的新材料是必要的。①1914年10月于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