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战争之祸水已经平静,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战争中人们对精神分析研究的兴趣总体上未受损害,但理论的不同部分却出现了不尽相同的发展。精神分析的纯心理学主题及发现诸如潜意识、压抑、作为病因的冲突、病愈后的发展及病症的形成机制等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承认,甚至引起了反对我们观点者的关注。然而,本书所包含的其他理论,即生物学前沿的知识及其功能,面临的反对之声仍未减少。某些曾一度对精神分析极感兴趣的人,甚至也摒弃了性因素在正常与病态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看法,转而寻求新的观点,以对性因素的作用予以限制。

然而,我并不认为精神分析理论的这一部分较之其他部分更远离现实,发现真实本为精神分析之己任。我对材料的不断再检验及回忆使我相信,这一理论同样建立在审慎及公正的观察之上,并且不难解释人们对我的观点何以有的接受有的反对。首先,要证实此处所描述的人类性生活之始,必须要由足够耐心和专业技术的调查者对病人童年早期生活进行分析。既然医疗通常要求(至少表面上)快速见效,故这样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然而,只有施行精神分析的医生,才能接近这种知识所形成的判断,才不致受自己好恶和偏见的影响,如果人类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早能学到这些知识,那么这三篇文章就不必去写了。

此外,还须记住的是,本书所包含的部分内容——坚持性活动对人类所有成就的重要性及性概念的扩展——从一开始就构成了反对精神分析的最强烈动机。人们走得如此之远,以致将精神分析的“泛性论”(pan-sexualism)当做不厌其烦的口头禅,甚至无端地指责精神分析凡事必说“性”。如果我们完全忘记了情绪因素(emotionalfactors)令人混淆和善忘,那我们当对此惊诧不已。哲学家叔本华(A.Schopenhauer)早就说明人类的活动决定于性冲动(就该词的一般意义而言)。毫无疑问,全世界的读者不可能完全忘记了这一惊世骇俗之作,至于通过对儿童及性变态者的分析而将性概念予以扩展,这对于任何自视清高,蔑视精神分析的人而言,都不应忘记,精神分析扩展了的“性欲”与先哲柏拉图(Plato)的“爱欲”(eros)是多么的相近。

1920年5月于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