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密关系中权力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权力的结果。对夏威夷的美籍日本裔妻子的研究提供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例证。这些妻子们在填写关于婚姻生活中谁做决定的调查表时,并没有指出丈夫在某一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尽管她们报告说在做“重大决定”时,她们的权力是大幅下降的。然而,当详细询问这些女性是怎样做出家庭决定的时候,她们的回答表明丈夫们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看起来妻子们拥有的许多权力似乎是丈夫授予的,而且仅限于琐碎的日常决定。

早期婚姻中的权力研究的不同研究方法,可能是导致不同研究结果的一个原因。在实验室观察到的决策中,妻子们比在调查问卷中拥有更大的权力。从自我报告的数据到实验室观察的数据,可以看出妻子权力明显增加。

我们在第8章中曾谈到一种典型的性别角色模式,那就是男性主动采取行动而女性被动进行反应。就像谚语所说的,男人提议,女人安排。男性主动、女性回应的社会角色在异性恋的性活动或潜在的性活动中是普遍存在的。与女性相比,男性在与异性交往的时候会更多地进行自我表露。在这些交往场合,自我表露就是一种主动行为。由于社会对男性的要求是要主动、占主导地位、要表现得强有力,所以当他们展示这些特点的时候要比不展示这些特点的时候更有吸引力。在男性占据主导、女性被动顺从时,似乎男女两性都会感觉更舒服自在。甚至身体的特征也反映了社会对男性主导的偏好。在异性恋伴侣中,男性一般比女性年龄大;多数的男性喜欢与比自己矮的女性约会,而多数女性则喜欢约会那些比自己高的男性。

社会对男性占据主导更高的接受程度,并不仅仅限于异性约会的最初阶段。对婚姻满意度的研究也发现,与平等的或男性占主导的婚姻关系相比,两性都不太满意于女性占据主导的婚姻关系。确实,研究表明,仅女性占据主导一项就可以作为判断婚姻关系的持久和满意程度的最佳指标。研究人员观察了31对约会伴侣的语言交流,在以后5年的时间里又和其中21对保持联系。为了对最初的实验室情境下的女性主导地位加以测量,研究者以女方是否打断男方讲话对伴侣们加以划分。如本章前面所论述的,打断别人常常与拥有更大的权力相联系。在实验室里的这段对话发生后的5年,女方打断男方讲话的伴侣中有80%分手了!

仍然在一起的伴侣大多数已经结婚了,其中5年前女方更多地打断男方讲话的伴侣,双方对他们的关系的满意度较低。正像在两种性别都有的群体中,女性领导者似乎更易引起负面的反应一样,研究结果表明,那种女方公开表现出主导地位的亲密关系,更容易令人不满意,也容易破裂。尽管对异性恋关系中平等的规范的接纳程度在不断增加,上述两种形式的不平等关系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对待。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男性和女性对女性主导地位的反应方式可以作为衡量性别平等的一个高敏感指标。只要女性主导不像男性主导那样为我们的社会所接受,我们的社会就没有实现真正的平等。

权力和人格

迄今为止,我们将权力看做一种社会交换的过程,探讨了资源、规范和性别对这一过程的影响。本节将从另外的角度探讨权力：即个体的人格特征。人格理论认为,人们获取权力的动机是不同的,有些人的权力动机比较强烈,而有些人的权力动机相对较弱。

最初这一领域的研究是由维洛夫及其同事们进行的。根据对权力需要的研究,他们认为权力需要反映的是对弱点的担忧;感觉虚弱或不安全的人渴望权力,以便获得力量和安全。维洛夫认为可以用此来解释他们在研究中发现的一些令人吃惊的性别差异。比如他们发现,对男性而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与权力需要的减少相关;而对女性而言,受教育程度的增加是与权力需要的增加相关的。在整个样本中单身女性对权力的需要是最高的。维洛夫认为,这一模式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单身女性打破了女性对婚姻高度重视的文化规范。其次,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可能会与男性在“男人的世界”竞争,在这种情形下,她们可能觉得身为女性是受限制的。上述两个因素都破坏了安全感,维洛夫因而认为这可能导致了女性权力需要的增加。

对权力需要的第二个主要的研究,是由温特和他的同事们进行的。他们试图创造出一种比维洛夫所使用的对权力需要更为“积极的”测量。特别要指出的是,温特对权力需要的测量反映的是对坚强、有活力的行为的兴趣;一种给别人带来强烈的感情冲击的渴望;一种对声望和地位的关注。(当然可能这些兴趣、渴望和关注也会是那些感觉虚弱和不安全的人所体验到的。)

温特的权力需要的典型例证是文学人物唐璜,他用对女性的性征服来证明自己的男子气概并以此来炫耀权力。采用温特的权力需要测量指标所做的一些研究表明,唐璜式的人物在美国大有人在。尽管男性和女性在权力的一般性需要方面是平等的,但权力动机对男性的关系比对女性的关系更为重要。对男性而言,高权力需要与低关系满意度有关(既有他们自己的满意度,也有伴侣的满意度),与对伴侣较少的爱以及关系中存在较多的问题有关。另外,高权力需要的男性比其他男性更可能对伴侣以外的其他人产生兴趣,而且他们以前也拥有较为复杂的关系。两年以后对他们继续追踪发现,有着较高权力需要的男性更可能与伴侣分手而不太可能与她们结婚。而对女性而言,不存在权力的需要和这些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而且,尽管对权力的需要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测男性的异性恋关系,但这一需要与他们未来的教育或职业规划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如果唐璜结婚,未来会怎样发展变化呢?当然,文学中的唐璜没有结婚,现代唐璜们可能也不会结婚。但是,由于我们的社会对婚姻的重视程度如此之高,所以即使是唐璜也避免不了。事实上,已经有一项纵向研究对唐璜式的婚姻生活进行了探索。首先,1960年当男性研究对象还是大学生时,我们对他们的权力需要进行了测量,14年以后又找到了这些人并询问他们现在的情况;有些问题(对于已婚的男性)是针对他们妻子的事业的。在本科阶段权力需要高的男性与权力需要低的男性相比,不太可能有一个全职工作的太太。这些结果表明,已婚的现代唐璜们会在经济上而不是在性爱上(或者在性爱之外)对妻子们行使权力。同时也有证据表明,对那些已婚和热恋中的伴侣来说,权力需要高的男性比权力需要低的男性更可能对妻子进行身体虐待。研究没有发现女性对伴侣的身体虐待与其权力需要之间的关系。

重要的是,不应该过分强调男性和女性在权力需要上的差异。男女两性中都存在着有些人的权力需要比较强,另一些人的权力需要比较弱。另外,如温特所认为的,两性对权力需要的平均强度是相似的,许多与权力动机相关联的活动(掌权、寻求与权力相关的职业、显示可见的财富和尊贵)在男性和女性间是相似的。男性和女性在权力动机上的不同似乎仅限于两大方面：亲密关系以及温特所谓的“堕落行为”。我们已经看到,男性对权力的需要与他们在亲密关系中的行为是紧密相关的,但这种相关在女性身上没有发现。另外,只有在男性中,对权力的高需要才可预测诸如酗酒、吸毒、攻击和赌博等“堕落行为”。

温特认为这些差异并不是性别引起的问题,它们反映的是男性和女性不同的社会化过程。这一观点认为,女孩子比男孩子接受了更多负责任性质的行为训练。温特认为,这一训练促使那些具有较高权力需要的女性,将这种需要转化为有社会责任感的行动,而男性既可能以有社会责任感的方式也可能以无社会责任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权力需要。温特对责任感培训的重视,使他关注性别以外的可能影响权力需要表达的其他社会因素。比如,他认为与年幼的弟妹一同长大,既会增强个体的社会责任感,也会加强社会责任练习。温特相信,养育子女应该也会增强男性和女性的社会责任感。但是,如果问题的根本在于社会化,那么要彻底解决问题就需要改变社会规范。如果温特的分析是正确的,给男孩提供与女孩相似的社会责任感训练,可能有助于减少权力动机的破坏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