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类没有基于对自由的直觉,某种能挑战并颠覆侵略和等级制度的基本的素质,那就谈不上道德观;如果人们是无知且易于改变的,是一群可以通过经验与训练而改造的动物,他们就会被他们自己的利益所操纵。

——乔姆斯基

艾佛拉姆·诺姆·乔姆斯基(AvramNoamChomsky,1928—)生于美国的费城。美国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他天才般地提出了新的语言理论,即转换生成语法,同时也开创了语言学的新派别——转换生成语法学派。但是他却没有满足于此。为了追寻心中的自由,他对美国政治的激进的批评使他再一次成为世界的焦点。虽然他的一生备受非议,但是为了自由的爱,他宁愿把自己的思想交给历史。2005年,他被公认是“当代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少年时光

1928年12月7日,乔姆斯基诞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一个俄裔犹太人的家庭里。就是这个被乔姆斯基自己描述成“工人阶级的犹太人”家庭,成就了这个日后影响全人类的最伟大的知识分子。

1913年,乔姆斯基的父亲——威廉·乔姆斯基博士为了躲避独裁的沙皇政府的征兵,从俄罗斯逃到了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时,他在一家所谓的“血汗工厂”工作,在那里受尽了压榨。回忆当时的情形用乔姆斯基自己的话说：“幸运的是,我的父母都还有工作。”其实美国并不是犹太人的理想中

的福地。“这里(美国)对于我的家庭来说不过是给了我们一次生存的机会而已。”乔姆斯基这样说道。以当时的标准来衡量,相对于沙俄时期的反犹太大屠杀来说,在美国当时对犹太人最大的残杀中约有49人死去。

经过自己的奋斗,父亲成功的通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支持,谋取了一份在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一所希伯来语小学教书的职位。经过一番努力举家搬到费城后,乔姆斯基的父亲和母亲开始在一所米基维的以色列教会的宗教学校教授希伯来语。后来,父亲成了这所希伯来语学校的校长。

此时家里的生活条件比以前有了好转,但是住得总是很拥挤。由于经济困窘很多亲戚都跟他们住在一起。当时才4岁的乔姆斯基在有轨电车上目击了一群罢工的纺织女工在工厂前被警察殴打的情景。10岁的时候,乔姆斯基写了自己第一个关于政治的文本,发表于学校的刊物上,反对当时在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

乔姆斯基一家是当时美国的犹太人中少数居住在爱尔兰与德国天主教徒居多的街区的家庭。从小乔姆斯基和他的哥哥就经常在街区和其他种族的孩子打架。他还记得在那里有很多人为法国巴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沦陷于德军而庆祝。而在那种大环境下,他的父母直到他们临死前一直还低着头。“在当时你永远无法预知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乔姆斯基回忆道。

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对于自己今后的发展乔姆斯基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父亲家在巴尔的摩非常正统的宗教环境中,那里的人们还试图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欧的犹太人聚集的小村落的生活模式;另一个是拥挤在纽约政府分配的公寓,靠一位残疾的舅舅经营政府授予的书报摊赚钱养活的母亲家。当时的诺姆选择了后者——母亲家。他的激进主义思想也从12岁起,随着周末在舅舅的书报摊帮忙而一天天成长起来。

“当时这里(书报摊)实际上成了某种沙龙。”他说道。在当时的纽约,有很多来自德国的移民,一到晚上那些人就聚集在舅舅的书报摊附近聊天。正如乔姆斯基所说,那是一个没有人知道将会发生什么的时代。人们经常讨论着社会主义者可能发起的革命,或者是整个国家的土崩瓦解。任何事情都似乎可能发生。

与这些有趣的讨论相比较,他发现高中、甚至是后来的大学都是“沉寂与愚蠢的”。那是1947年,正当他考虑从宾夕法尼亚大学退学时,他遇到了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导师,他在宾大的第二位导师——齐律格·哈里斯。也是在这一年,他正式开始与卡罗尔·桃瑞丝·夏茨——也就是以后的乔姆斯基夫人约会。

这个时期是乔姆斯基一生的分界线。在这之前,在这个充满着宗教气氛的传统的犹太人家里,乔姆斯基学会了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学会了犹太人的思考方法,学会了古老的希伯来语;在那个爱尔兰人与德国人居多的街区,他感受到犹太民族的艰难求生的过去和眼前所遭受的一切;在20世纪上半叶扑朔迷离的时局下,在舅舅的纽约第72号街的书报摊-个集中了左翼政治思想与观点的地方,他看到了现实的世界,开始了对这个世界的深刻的思考。从这以后,乔姆斯基开始了自己的人生的征程。

平淡中的甜蜜

在我们刚刚十几岁的时候,他显然不是那个我想要约会的人。

——卡罗尔·桃瑞丝·乔姆斯基

其实乔姆斯基在很早的时候就见过可爱的卡罗尔。当时的诺姆大约5岁,卡罗尔3岁。两个小家伙得以见面的原因是两家的父母彼此都很熟悉,至少对于卡罗尔说很熟悉,因为乔姆斯基的母亲是卡罗尔的希伯来语老师,而父亲则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乔姆斯基回忆道,当时我的父母带我去拜访她的父母,他们住在靠近费城的一所夏日别墅,就这样我第一次见到了小卡罗尔。当然,那时的诺姆可能不会想到此次见到的女孩儿就是将与自己一起白头偕老的妻子。

“事实上,我怀疑直到她14岁之前我们真正的说过什么话。”乔姆斯基这样回忆。在那时他们俩的状态可以用卡罗尔的一句话来解释：“在我们刚刚十几岁的时候,他显然不是那个我想要约会的人。”在当时的卡罗尔眼中,诺姆是个过分聪明的,但又比同龄的男孩子显得小的、有那么一些令人讨厌的男孩子。

但是在差不多15岁的时候,卡罗尔开始改变她对乔姆斯基的看法。根据卡罗尔的回忆,当时他俩积极地参与犹太文化激进复国主义的青年团体(但是对于当时的诺姆来说那并不是什么真正意义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同时还参加了说希伯来语团体、说希伯来语夏令营以及很多的社会活动。由于家学渊源,诺姆从小就随父亲阅读19世纪和20世纪希伯来语的文献,当然也包括一些更早的文本,加上希伯来语学校学习的经历,这些都使那时乃至日后的乔姆斯基的政治兴趣都集中于犹太复国主义或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所以在当时,诺姆在这方面自然超过其他人,这使他处于这个群体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受人注目和令人钦佩的。

对于两人自1947年时的约会,卡罗尔是这样描述的：“在我的回忆里,当时诺姆和我彼此在当时的见面并不是很频繁,仅仅是因为我俩都很忙。我们两人都在希伯来语学校教书,并且对学校以外的很多事情都有兴趣。生活是泾渭分明的。就是说在白天你去学校、备课、教授希伯来语,然后剩下的时间你就可以追求你所向往的事情。”光阴荏苒,1949年,当她19岁,他21岁时,他们结婚了。

后来,有人问她：“你有没有考虑过这样做(指同乔姆斯基结婚)给你带来了什么?”卡罗尔是这样回答的：“除了对于我们的婚姻感觉很激动,我想我知道我得到了些什么。他(指乔姆斯基)的一位政治上的导师曾把我带到一边给我解释诺姆的政见有多激进以及在将来他的观点的危险性。他只是(指政治上的导师)想确认我是否知道诺姆的观点在那时有多极端甚至这对于将来都意味着什么。所以我想从大体上和全面的来说,你都可以肯定我是清楚我获得了什么的。”事实上,乔姆斯基本人却很少提及自己和妻子的相识、相知和相爱,在这方面完全不像他在语言学或是政治上那样直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老乔对与自己相濡以沫的妻子,一直是报以感激的态度的。这样的字眼经常可以在记者对他的采访中见到。

当乔姆斯基因为反对越战的激进言论而极有可能被政府逮捕时,卡罗尔一边照顾自己的孩子们,一边抽时间攻读自己的学位,为的就是当他被捕后自己有足够能力养活并教育他们的三个孩子。“那时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日子”,乔姆斯基这样形容道。

对于老乔来说,人生最为奢侈的享受就是妻子亲手为他理发了。而且每次都是由妻子陪伴乔姆斯基在公众场合露面的。

在乔姆斯基口中,这些极其普通的话语无不表示出自己对于妻子的支持发自内心的感激。对于乔姆斯基夫妇的关系,用一句乔姆斯基本人的话说更贴切：“的确,我的妻子试图说服我像她现在这样远离工作的。但是同时她也明白,我肯定是很顽固的并且我将会继续我的工作,只要我还能走动。”第一次见面那年他5岁,她3岁,那是缘分;1949年的结合,《圣经》的《创世纪》中写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上帝指定的婚姻。

追求信仰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裴多菲

1947年,乔姆斯基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遇到了语言学教授齐律格·哈里斯这个他一生中最伟大的导师。在哈里斯教授的直接影响下,他开始致力于语言学的研究,同时兼攻数学和哲学。和许多同时代的伟大的知识分子一样,乔姆斯基此后的发展可谓一帆风顺。但是,哈里斯教授之所以对乔姆斯基的一生影响这么重要,其中还有一段小插曲：在时局不定的1947年,人们大都在讨论着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但是谁也无法知道到底要发生什么。乔姆斯基在这一年也萌生了从宾夕法尼亚大学退学的想法,因为他感到学校是“沉寂与愚蠢的”。就在这个时候,命运让他结识了自己在大学的第二任导师齐律格·哈里斯先生。在哈里斯教授的鼓励和引导下,乔姆斯基重新燃起了学术研究的激情。

从那以后,乔姆斯基真正踏上了研究语言学的征途。1951年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完成硕士论文《现代希伯来语语素音位学》;1955年又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完成博士论文《转换分析》。但是,1951年到1955年的研究工作,是乔姆斯基担任哈佛大学研究会初级研究员时完成的。自1955年秋开始,他便一直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从此走向了典型的“学院知识分子”的道路。他曾任该校语言学与哲学系的主任,并任该校认知科学研究中心主任。

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说乔姆斯基是靠批评斯金纳的行为主义的语言学习机制起家的。笔者想说的是,大家都知道行为主义在人的语言发展的理论上的漏洞,但是人们又是否知道乔姆斯基为什么批评行为主义呢?

首先最为直接的原因是,行为主义极端否认先天的语言功能的存在,认为只要通过行为主义的操作,人就能学会言语功能。但是人们发现很多的事实证据证明：比如发现动物在经过行为主义者的训练后,经过一段时间会出现行为的消退现象,表现出很多原本发生在训练以前的行为。这是向人们暗示本能的存在。

其实在乔姆斯基心中,他认为：如果人类没有基于对自由的直觉,某种能挑战并颠覆侵略和等级制度的基本的素质,那就谈不上道德观;如果人们是无知且易于改变的,是一群可以通过经验与训练改造的动物,他们就会被他们自己的利益所操纵。他的大弟子平克说斯金纳极端行为主义的想法其实就是想把人也放进“斯金纳箱”,像老鼠或鸽子那样得到奖惩。用乔姆斯基的话来说：“一所运作得很好的集中营”。

在这一点上,乔姆斯基是个彻彻底底的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人们应当是自由的,在他的思想中反对一切对人们的暴力。在他那篇《语言与自由》的文章中,他把语言功能看做一种“自由”的本能,是人们用以组织生活的基本功能。在他看来语言与自由应当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尽管它们的确没有逻辑上的关系。

从小目睹了犹太民族在欧洲、在世界各地遭受的苦难;看到了母亲对于广播中希特勒的讲话那绝望的神情;当16岁的他在参加希伯来语夏令营时听说美国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的消息,他非常震惊,然而更让他震惊的是人们的麻木：没有一个人讨论这样一件人间的暴行,毕竟那殒殁于蘑菇云中的多是无辜的百姓。

从小的经历赋予了乔姆斯基追求“自由”的本能,真正使他彻底批判行为主义。因为战争是对人类的暴行,是对人类天性的否定。

于是,乔姆斯基从最初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变成了现在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同情巴勒斯坦的人民,因为他深知在以色列的复国道路上铺满了白骨与弹壳。他批评美国的媒体垄断,就是想还人们一个自由的言论。从越战开始到现在,乔姆斯基是对美国内外政策批评最多、最犀利的人。有杂志这样评价乔姆斯基：“他是高贵的,无法被收买的,我们始终认为,与权力作对是知识分子的天职。”同时,有一篇这样的报道很好地说明了乔姆斯基真正的仇恨与爱恋-《乔姆斯基恨美国么?》文中这样写道：“这取决于你对美国的定义。”如果将美国定义为那些驻扎在全球的军队,“侵略伊拉克的借口还不如希特勒当年的借口有说服力”的美国,那么美国是可憎的;如果将美国定义为人民希望的寄托,那么乔姆斯基将不会憎恨美国,因为他爱美国的人民。

爱——横跨语言与政治之桥

行文至此,笔者想用裴多菲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来解读乔姆斯基的爱情观。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的转换生成语法以及他的无政府主义的政治观点,是他所认为的人类天性-追求自由的本能的结晶;是对人类整体的生存状态的至高无上的关爱。他的著作被称为知识界良知的体现,他本人也于2005年被世界著名的英国《前景》杂志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联合评为“当代最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这一切都源于他对人类的博爱,特别是,爱是横跨于语言与政治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