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间,我一直对人类的情绪进行研究。在本书中,我将向大家展现那些在我看来有助于改善个人情绪生活的研究成果,尽管不是全部,但其中大多数都是经过我个人或者其他情绪科学家研究并证实了的。我的研究着重于寻找方法,用以分析和理解人的面部表情中所透露出来的情绪信号。借助这些方法,我从陌生人、朋友以及家人的脸上看到了许多几乎被所有人忽略的细节,而能够通过实验证实的,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我在阐述仅仅从观察得来的结果时,会注明“我观察到”,“我认为”或者“在我看来”等;而其他有科学实验基础的结果,我会在注释中说明所引用的具体实验。

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与我对不同文化中的面部表情研究有关,这些研究所发现的事实彻底改变了我对心理学的总体认识,特别是对情绪的认识。这些发现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国、日本、巴西、阿根廷、印度尼西亚以及苏联。由此,我渐渐形成了自己对情绪本质的理解。

1950～1960年间,我开始了最初的研究工作。那时候我对面部表情根本没有兴趣,而更着迷于手部动作。我对后者的分类方法能够区分抑郁症患者和神经病患者,并且显示出患者在治疗过程中的恢复情况。()20世纪60年代初,还没有一种方法能够直接、准确地分析抑郁症患者复杂多变的面部表情,我也不知从哪里入手,所以选择了放弃。25年后,我研究出了一种分析面部表情的方法,于是重新拿出了当时的患者记录,并且获得重要的发现,这些将在第5章中进行介绍。

我想,如果没有那两次天赐良机,我不可能在1965年把研究方向转到面部表情和情绪上来。首先是机缘巧合,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提供经费,让我对跨文化的非语言行为进行研究。这个笔经费并非我申请的,而是得益于一桩丑闻：该计划局曾经有一项研究被用来掩饰镇暴活动,这个重大项目被取消了,而这笔项目预算又必须在该财务年度内用于海外研究项目,并且必须是不会引起争议的项目,我恰巧走进了必须为这笔预算尽快找到出路的官员的办公室。他的妻子来自泰国,他对两国在非语言交流上的差异印象颇深,他希望我能够找出其中的共同点,以及文化所带来的差异。起初我不太情愿,但是又不想逃避这项挑战。

开始研究时,我认为人们的表情和手势都是从社会生活中学来的,并且在不同文化中会有所区别。最初我所征求意见的那些人——玛格丽特·米德、桂葛瑞·贝特森、爱德华·霍尔、雷·伯德惠斯特尔和查理斯·奥斯古德——也给出了相同的答案。我记得达尔文曾经提出过相反的见解,但是由于我坚信他是错的,所以根本没有花时间去细读他的著作。

第二个天赐良机是我遇见了萨尔文·汤姆金斯。他当时刚刚完成了两部关于情绪的著作,其中提到人类的面部表情是天生的,是整个人类共有的。但是他没能为自己的观点找到证据。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同时给一本杂志投寄了有关非语言行为的文章(萨尔文研究面部表情,而我研究肢体动作),那么我绝对不会有机会读到他的著作,也不会见到他。(2)

萨尔文的想法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令我印象深刻。不过当时我认为他的想法有可能是错误的,他和达尔文一样,认为表情是与生俱来的,因此是人类共通的*。我乐于见到大家对这一问题有两种见解,看来不只是生活在几个世纪前的达尔文有着不同于米德、贝特森、伯德惠斯特尔和霍尔的观点。这不是一个没有价值、会被大家遗忘的问题,在著名科学家和早年的政治家之间有着不同的说法。在步入而立之年时,我有机会又有经费来试着揭开这个谜底：表情究竟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像语言一样依存于特定的文化呢?我无法抵挡这个诱惑!我并不在乎最终结果谁对谁错,不过在心里并不认为萨尔文的理论是正确的。

在最初的研究中,我向来自5种不同文化背景——智利、阿根廷、巴西、日本和美国——的人展示了一些照片,让他们判断每张照片上的表情代表了什么情绪。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不同文化中的表情也许真是共通的。③曾向萨尔文请教的另一位心理学家卡罗尔·伊扎得也对不同文化进行了研究,做了类似的实验并且得到了相同的结果。4)萨尔文起初并没有向我们两人透露对方的消息。当我们发现自己并非独自进行这项研究时,都对他有些不满。但是对于科学研究来讲,两个独立的研究者得出相同的结论,这是很有价值的。看来,达尔文是正确的。

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发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对表情流露出的情绪能够达成共识,那么,为什么许多聪明人会得出恰恰相反的见解呢?并不是只有旅行者才发现日本人、中国人或者其他文化中的人的表情有着迥异的意义。伯德惠斯特尔(玛格丽特·米德的得意门生)是一位备受尊敬的人类学家,曾致力于研究表情和手势。他写道,他之所以放弃了达尔文的主张,是因为发现在很多文化中人们微笑是不高兴的表现。(5)伯德惠斯特尔的主张是人类学和大部分心理学的主流观点,即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所有东西,比如表达情绪的表情,一定是后天学习的产物,因此也就依不同文化而不同。

我们发现人类的表情是共通的,而伯德惠斯特尔的观察却说表情根据不同文化而大不相同。我想在这两种结论之间找到平衡点,于是提出了表露规则的概念。所谓表露规则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学到的、依不同文化而不同的控制表情的规则,也就是某人能够向谁表现何种情绪,以及在何时表现。这可以用来解释在许多公众体育比赛中,大多数失败者不会轻易流露自己沮丧和失望情绪的原因。表露规则体现在父母对子女的警告中：“别傻笑!”这些规则意味着我们有时候会弱化、夸大、彻底隐藏或者掩饰表情中流露出的情绪。(6)

为了检验这个假设,我进行了一系列研究。研究表明,当一个日本人和一个美国人独自观看外科手术或者交通事故的影片时,他们的面部表情是相同的;但是如果观看时有一位科学家对他们进行观察,那么日本人比美国人更明显地会用微笑掩饰负面情绪。独自一人可以真情流露,面对他人就要控制情绪。(7)由于人类学家和大多数旅行者都是观察公开的行为,所以我的解释及依据和他们不一样。但相反的是,一些符号性的姿势——比如点头代表是,摇头代表不是,以及用手势表示“OK”——的确是因为不同文化而不尽相同的。(8)虽然伯德惠斯特尔、米德以及其他大多数行为学家对面部表情中流露的情绪认识有误,但在这一方面,他们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

我的观点还有一个漏洞,当时没有发现,那些想尽办法反驳我的研究成果的人(如伯德惠斯特尔和米德)也没有发现。这个漏洞就是：我(和伊扎得)研究过的所有人,都有可能已经通过某种途径了解了西方人面部表情的含义,比如查理·卓别林和约翰·韦恩在电影、电视中的表演等。媒体的信息或者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接触,会使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对我的图片中白种人的面部表情作出同样的判断。我需要找到一个完完全全与世隔绝的文明,生活于其中的人没有看过任何电影、电视、杂志,甚至极少和外界接触。如果他们根据图片中的表情,能够和智利人、阿根廷人、巴西人、日本人以及美国人一样,判断出相同的情绪,那么我就有理由相信我的观点并且继续研究下去。

我着手研究石器时代文明的引路人是神经学家卡尔顿·加德赛克。他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地上与世隔绝的地方工作了10多年,目的是为了找到库鲁病的来源,这种奇怪的病症夺去了一个部落一大半人的生命。当地人都认为这是巫术在作祟。我抵达当地时,加德赛克已经发现,致病的原因是一种慢性病毒,这种病毒有很多年的潜伏期,并且毫无明显症状可寻(与艾滋病毒同属一类)。但是他还没有发现病毒传播的途径。(后来证实这是该部落的食人行为造成的。他们不吃敌人,而是吃自己病逝的同伴。他们的敌人死于战斗,往往还是比较健康的。而他们的同伴有很多都死于库鲁病,他们生吃同伴的肉,正好为疾病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几年后,加德赛克凭借发现这种慢性病毒——俗称“疯牛病”——获得了诺贝尔奖。)

幸运的是,加德赛克意识到石器时代文明濒临灭绝,所以拍摄了3万多米长的影片,记录了当地两个部落的日常生活。他从没有观看过自己拍摄的影片,因为从头到尾看一遍需要将近6周的时间。我就在那时求助于他。

得知自己的影片对科学研究有所帮助,加德赛克欣然地把影片的拷贝借给了我。我和我的同事威利·福理森花了6个月的时间,认真研究这些影片,得到以下两个极具说服力的证据,可以说明面部表情中所流露出的情绪是人类共通的。

首先,我们在影片中没有发现任何陌生的面部表情。如果面部表情完全是后天习得的,那么这些与世隔绝的人应该有独特的表情,应该有我们从未见过的表情。然而没有。

其次,假设这些相近的表情也有可能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情绪。但是影片中并没有交代表情的前因后果,而仅有的一些有因果的表情,也证实了我们的解读是正确的。如果每种文化背景下的表情都代表着互不相同的情绪,那么对某种文化一无所知的局外人应该无法正确解读当地人的表情。

我假想伯德惠斯特尔和米德会就此提出质疑。他们可能会说：“有没有独特的表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所见到的这些表情的确有不同的含义。你能够正确理解它们的意思,是因为你对他们所处的社会背景有所了解。每当你见到一种表情,必定也见到了在这种表情之前、之后或者同时发生的事情。否则,你就不可能理解这些表情。”为了消除这种疑问,我们把萨尔文从东海岸请到我的实验室待了一个星期。

在他来之前,我们对影片进行了剪辑,让萨尔文只能看到某一种表情,而无法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也就是说,他看到的只有影片中人的脸部特写。萨尔文没有遇到任何困难。他的每一个解释都恰好符合当事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尽管他什么也没看到。更重要的是,萨尔文还能指出他的这些信息从何而来。我和威利能了解每种表情所传达的情绪,但是我们的判断是基于自己的直觉。除了简单的微笑之外,我们往往无法找出是脸部的哪个具体部位传递了这些信息。萨尔文则能够走到屏幕前,给我们一一指出每种表情是由哪块肌肉的具体运动完成的。

我们还询问他对这两种文化的总体印象。在他看来,其中一组人非常友善。而另一组人则非常易怒、多疑(如果不是患有妄想症的话),并且男性同性恋者极多。他描述的就是安伽。他的评价和在那里工作过的加德赛克跟我们讲述的一样。因为澳大利亚政府要在当地建立办公地点,这些人曾经多次攻击政府官员。邻近的部落都很了解,这一族人疑心极重,而且族中男性婚前都过同性恋生活。数年后,行为学家艾尔诺斯·艾伯一埃斯费尔德试图对他们进行研究,却被逼得落荒而逃。

此后,我决心开始研究面部表情,决定去新几内亚寻求证据支持自己的想法-至少有一些面部表情是人类共通的。我还决定开发出一种客观的脸部动作判断方法,使科学家们能够用客观的方法从脸部动作中看出萨尔文一语道破的情绪真相。

1967年底,我到新几内亚东南高地对沸耳人进行研究。他们住在海拔2000多米分散的小村庄里。我不懂沸耳人的语言,但是通过一些曾在教会学校里学习混合语的男孩的帮助,我们将英语翻译成沸耳语,再将沸耳语言翻译成英语进行交流。我带去一些面部表情的照片,其中大多数都是在我研究文明社会时萨尔文所赠的(第17页中就有3张)。由于担心当地人或许无法理解白种人的表情,我还从影片中剪辑了几张沸耳人的照片。我甚至怀疑他们可能根本无法理解照片,因为以前从未见过。一些人类学家曾经指出,从未见过照片的人要通过学习才能看懂照片。然而,沸耳人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很快地看懂了照片,无论是沸耳人还是美国人的照片,国籍似乎对他们的理解没有太大的影响。关键问题在于接下来我请他们做的事情。

沸耳人没有书面语言,因此我没法让他们从一串词语中挑出符合某个情绪表现的词语。假如我把一组代表情绪的词语念给他们听,又担心他们记不住,词语的排列顺序也可能影响他们的选择。因此,我决定让他们为每种面部表情编一个小故事。“告诉我现在发生了什么,在这之前发生了什么让这个人有这样的表情,此后又将发生什么。”这一过程就像拔牙一样困难。因为我不敢肯定翻译是否准确无误,也不敢肯定他们真正明白我希望听到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让他们这样做。也许给陌生人编故事这种事情是沸耳人从未做过的。

我得到了我要的故事,但是每个人都花了很长时间来完成每个故事。每次会谈后,我和沸耳人都筋疲力尽。尽管大家都知道我要他们做的事情并不容易,志愿者还是络绎不绝。因为我的实验提供物质鼓励：每个帮助我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块肥皂或者一包香烟。他们那里没有肥皂,因此肥皂很珍贵。他们自己种植烟草,抽烟斗,不过他们似乎更喜欢我带来的香烟。

他们所说的故事大部分符合照片所要表现的情绪。举例来说,一张照片表现了被文明社会定义为悲伤的表情,大多数新几内亚人看到它时都会说：这个人的孩子夭折了。但是讲故事的过程相当困难,而且实践证明用不同的故事来描述同一个表情并非易事。我知道应该尝试其他方法,但当时我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还拍摄了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的表情,看到了附近村庄的人与朋友相遇时喜悦的样子。我设计了一些场景来刺激当地人的情绪。我对两个人的演奏进行录音,而后拍到了他们第一次从录音机里听到自己的声音和音乐时又惊又喜的表情。我甚至用随身带来的一把橡皮小刀刺向一个小男孩,并拍下了他和他的朋友们的反应。他们觉得很有趣。(常识告诉我,不能和成年男子开这样的玩笑。)但这些录像不能成为我的证据,因为那些固执地认为面部表情有文化差异的人会反驳说,我只选择了一些人类共通的表情来研究。

几个月后,我离开了新几内亚——作出这个决定并不难,因为我十分渴望与人交谈,那里的人不能和我聊天;我曾经以为自己能享受当地的美食,但事实上我更怀念家乡的饭菜。山药和一些类似于我们吃芦笋时扔掉的东西渐渐令我厌烦。那是我生命中最精彩的一次探险。但是我仍旧担心得到的这些资料不足以成为最强有力的证据。我知道这种文明不久之后就会走出闭塞,而世界上像这样的文明已经所剩无几了。

回到故乡之后,我发现了一种方法,心理学家约翰·达希尔在20世纪30年代曾用这种方法研究孩子对面部表情的理解能力。孩子们太小,还不会阅读,因此不能让他们从一组词语中挑选合适的词语。在新几内亚,我用了让当地人编故事的方法。而达希尔的做法更明智,他先给孩子们读一个故事,然后展示一组照片,孩子们要做的只是从中选出一张符合故事情节的照片。这种方法在我的研究中同样有用。我重新研究了新几内亚人的小故事,为每种情绪挑选了出现频率最高的故事情节,结果相当简单：“他(她)的朋友们来了,他(她)很高兴;他(她)愤怒了要打架;孩子夭折了他(她)很伤心;他(她)眼前的东西使他(她)讨厌,或者发出难闻的气味;他(她)看到了什么新奇的、没有想到的东西。”与恐惧相关的最多的故事,就是一个人遇到了野猪。这个故事有点麻烦,我不得不对它稍加改动,把它和惊讶或愤怒的故事区分开来。“他(她)独自坐在家里,村子里一个人也没有。屋里没有刀、斧头,也没有弓箭。这时一只野猪出现在门口,他(她)非常害怕地盯着野猪。那只野猪已经在门口待了几分钟,他(她)愣在那里很害怕。野猪一动不动地不肯走开,他(她)担心野猪会咬自己。”我把照片分成每组3张,配合每个故事展示给受试者(以下就是一个例子)。受试者只需从中选出1张照片即可。我做了很多组照片,任何一张照片都不会重复出现,这样人们就不可能用排除法进行选择。否则也许他们会这样做：“噢,这是刚才他的孩子夭折那张照片,而这又是我说她要准备战斗那张,所以这一张肯定跟野猪有关。”1968年底,我再次踏上新几内亚的土地。这次我带着照片和故事,还有几位同事帮助收集资料(9)(我还带了罐装食品)。这一次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我想这是因为,除了加德赛克和他的摄影师理查德·索伦逊(一年前他曾给了我很大帮助)之外,很少有客人来到这里,去而复返的人更是少之又少。我们走访了几个小村子,当得知这次实验很容易时,人们开始从很远的地方赶过来帮忙。他们对实验很感兴趣,当然也对肥皂和香烟爱不释手。

我非常小心,不能让工作人员无意中泄露照片表达的意思。一组组照片都放在透明夹页本中,每张照片背面有一个编号,从后面能够看到。我们不知道,也不允许知道,每个编号代表了什么样的表情。我们把照片展示给受试者,同时确保记录答案的人无法看到照片的正面。工作人员阅读一个故事,受试者挑选符合的照片,然后有人负责把受试者选中的照片号码记录下来。*仅仅几周的时间我们见到了300多人,大约是这个民族人口的3%,已经足以进行统计分析。对喜悦、愤怒、厌恶和悲伤的测试结果很清楚。恐惧和惊奇较难分辨——听到有关恐惧的故事时,人们往往会把惊奇的表情当做恐惧;在听到惊奇的故事时,他们又可能会选择恐惧的表情。但是恐惧和惊奇很容易与愤怒、厌恶、悲伤以及喜悦区分开来。直到现在,我仍然无法解释恐惧和惊奇的表情在那里为何难以辨别。也许是当时我们设计的故事有问题,或者在当地人的生活中这两种情绪本来就是不易辨别的。在开化的文明社会当中,恐惧和惊讶是有明显区别的。(10)

我们的受试者当中除23个人外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电视或是照片。他们根本不懂英语或者混合语,从未在西方殖民地或西方城市生活过,也不曾为白种人工作过。这例外的23个人看过电影,会讲英语,而且有1年多在教会学校学习的经历。大多数与外界几乎没有任何接触的受试者和少数稍有经历的受试者在测试中没有太大区别,男性和女性之间也不存在明显差异。

我们的另一项测试对受试者来说就没那么简单了。一个会讲混合语的人给受试者读一段故事,然后请他们假设自己是故事的主角,然后做出相应的表情。我拍摄了9个男性受试者的测试过程,这9个人都没有参加过先前的测试。我把未经剪辑的录像放给美国的大学生看。假如面部表情存在文化差异,那么这些大学生应该不能正确理解录像中的表情。

然而,除了恐惧和惊讶的表情之外,美国学生准确地定义了录像中展现的其他情绪。和新几内亚人一样,他们无法辨别恐惧和惊讶。以上4张照片就是新几内亚人的情绪表现。

1969年,在美国国家人类学研究年会上,我宣布了我们的研究成果。很多人提出异议。尽管我提供了证据,但他们还是坚持认为,人类行为是后天养成的而非与生俱来的,面部表情必定存在文化差异。事实上,通过对日裔美国人的研究,我发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面部表情的控制有所不同,但这还不足以说服大家。

消除这些疑问的最佳方法就是在另一个未开化的、与世隔绝的文明中把我的实验完整地重复一遍。更理想的状况是,这次实验由其他人来完成,而且最好是希望推翻我理论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完成了实验并且得到和我相同的结果,那么就会极大地增加这一理论的说服力。幸运之神又一次眷顾了我,人类学家卡尔·海达真的重复了我的实验。

海达那时刚刚完成了对丹尼人长达几年的研究。丹尼人是属于印度尼西亚的西伊里安岛上的又一个与世隔绝的部落。(11)海达认为我的研究一定有差错,因为丹尼人甚至没有代表情绪的词语。我向他提供了全部研究资料和实验方法,请他下次回到丹尼人部落时重复我的实验。他的研究结果与我的完全相同,而且在丹尼人中,恐惧与惊讶的表情同样很难分清。(12)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还是有一些人类学家不肯相信我的理论。一些热中于语言研究的心理学家也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由于表示情绪的词语在不同语言之间没有绝对的对应翻译,因此我们请受试者挑选符合某种情绪的词语这一做法并不足以证明我们的理论。情绪在每种语言中的表达方法显然是与文化背景有关的,而不是人类进化的结果。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研究了超过20种东西方文明社会,结果显示,大多数人对我们的故事的理解是一致的。抛开翻译上的问题,我们还从未发现来自两种文化背景的人对同一个故事中的情绪作出不同的解释。我们的研究当然不仅限于让人们把照片和词语一一对应起来。在新几内亚,我们用描述情绪的故事让受试者做出特定情绪下的表情。在日本,我们对面部表情作了细致准确的研究,结果发现,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他们在独自观看令人不快的影片时,产生面部表情的肌肉群是相同的。

另一位批评家指出,我们对新几内亚人进行研究时,使用的不是单独的,而是有社会背景的故事。(13)这位批评家假定情绪就是一个个词语,这显然是不对的。语言是表达情绪的手段,而非情绪本身。每种情绪都是一个过程,一种独特的、下意识的评价,它受到整个人类进化过程以及个人生活经历的影响。我们感觉到某种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正在发生,从而产生一系列生理的和情绪上的变化来适应这种情况。语言只是表达情绪的一种方式,人的确会用言语来发泄情绪,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情绪就等于语言。

没人能确切地知道,当看到别人的某种表情时,我们的下意识会得到什么信息。我想,愤怒或者恐惧这些词语,应该不是我们在这种情境中得到的信息。只有当我们谈起这些情绪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些词语。一般来说,我们得到的信息就像故事中描述的那样,不是某个具体的词语,而是预料对这个人将会作何反应,或者推测是什么使他(她)产生这种情绪。

另外一个证据同样证实了达尔文的理论,即表情是人类共通的,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如果表情不是后天学习得来的,那么先天性失明的人应该和视力正常的人有类似的表情。在过去的60年中,很多研究都一再证明,事实的确如此,人们出于本能的表情更是十分接近。(14)

跨文化研究的成果促使我们进一步研究与面部表情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人类能够做出多少种表情?面部表情所提供的信息是绝对准确的还是有误导性的?面部的每一个动作是否都是某种情绪的表露?人们能否像利用语言那样利用表情来撒谎?很多东西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去发现。即使上述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我们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我发现人类的表情多达1万种以上,我对其中表达情绪最重要的那些表情作了识别。20多年前,我和威利·福理森合著了第一本面部表情图册,全书由文字、照片和影片组成,以解剖学术语来描述如何测量脸部运动。为了完成这项工作,我必须了解自己脸上的每一块肌肉是如何运动的。为了确认某个表情是由哪部分肌肉运动产生的,我甚至要用一根针刺穿自己的皮肤,刺激肌肉以找到准确的运动部位。1978年,我们的这一套研究脸部运动的工具——脸部运动编码系统(FACS)——终于问世了,如今它已经被全世界的数百名科学家应用于脸部运动的研究。同时,还有计算机专家致力于把这套系统自动化、高效化。(15)

我用这套脸部运动编码系统研究了数千张照片、数万种拍摄下来的或录制的面部表情,对每种表情中的肌肉运动进行了分析。通过对精神病患者和冠心病患者表情的研究,我对情绪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对正常人也进行了研究,包括CNN新闻节目中的人物以及在实验室里特定环境下的受试者。

在过去的20年里,我和其他学者合作研究了当情绪通过面部表情表现出来时人体内部以及大脑所产生的变化。愤怒、恐惧、厌恶和悲伤时,面部表情都各不相同,产生每种情绪时身体的器官也会发生不同的生理变化。科学家目前正在研究产生各种情绪时大脑的不同运转模式。(16)

通过脸部运动编码系统,我们已经发现了人们在说谎时的面部表情信号。我们所说的微表情,指在不到1/5秒内一闪而过的脸部动作,它是揭穿谎言的重要来源,显示出一个人试图掩盖的内心活动。有很多方法可以揭穿虚假的表情：虚假的表情通常是不对称的,它的出现和消失都不会很自然。因为研究说谎,我有机会与法官、警察、律师、FBI(联邦调查局)、CIA(中央情报局)、ATF(酒精、烟草与枪支管理局)以及其他国家类似机构的人员进行接触。我向他们传授经验,教他们如何更有效地判断一个人是否在说谎。这项工作也为我提供了普通研究者得不到的机会,即对侦探、暗杀者、挪用公款者、杀人犯、外国领导人等的面部表情进行研究。(17)这本书写到一半时,我有幸与专家们一起就破坏性情绪进行了5天的讨论。与会的其他6名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18)他们的研究工作以及这次研讨会的内容对我有所启发,这也体现在本书当中。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西藏佛教徒对情绪的理解,他们与西方人有着完全不同的视角。我惊喜地发现,我在第2章和第3章中写到的内容在某些方面和佛教徒的观点不谋而合,他们的观点还为我的理论提供了延伸和细化的空间。于是我重新撰写了这几个章节。最重要的是,藏传佛教在很多层次上对我有所启发,既有经验上的也有智慧上的。我的这些进步也反映在这本书中。(19)本书所讲的并非佛教徒对情绪的看法,但其中的某些段落的确涉及了两种理念体系的交叉,以及那次讨论给予我的种种启示。如今研究中最活跃的新领域是产生情绪时的大脑活动。(20)我的研究成果多少获益于这方面的研究,但是目前我们对大脑的了解还不足以解决本书中涉及的很多问题。情绪影响下的行为的确是为我们熟知的。情绪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运用已有的这些知识能够解决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下面一章主要讲述,在对情绪化行为的已有研究基础上,我怎样分析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各种情绪影响下的行为方式,并且发现有哪些方法能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情绪。

本书内容是以我自己的研究以及其他人的成果为基础的,除了这些已经被科学证实的成果,我还会提到一些我认为可以成立但尚未得到证实的观点。本书涉及的一些问题,是希望改善自己的情绪生活的人应该知道的。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对情绪有了新的理解,希望我的书也能对你有同样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