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是一个昆虫生态学家,受过系统的生物学训练。转行社会学后,我也经常思考人类行为乃至疾病的生物和社会基础,并且关注着医学、动物行为学、社会生物学以及和人类进化与人类行为有关的各种研究和进展。大多数社会科学家都会努力和艰难地在两种极端观念之间找平衡。

第一种可以简称为遗传决定论。这类观念在传统社会十分盛行。在任何传统社会,显赫的地位一般都会被论证为来自高贵的血统。在当代社会,虽然各种遗传决定论的观点在社会上广泛存在,但从总体上来说,遗传决定论的观点不会像在传统社会一样占据主宰地位,并且因为种族主义思想的式微,它们常常被视为政治不正确。与遗传决定论观念相对的是文化决定论,或者说白板理论。白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人生来相似,因此也生来平等,不同个体和群体在行为上的差别都来自社会结构或文化上的差别。白板理论有其宗教基础,但是作为一个世俗理论它起源于17世纪。白板理论是自由主义思想,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左派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白板理论对于追求解放的社会下层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此具有一定的革命意义。但是,至少从个体层面来看,人与人之间在遗传上的差别还是非常明显的。当然,除了一些严重的遗传疾病外,绝大多数遗传差异体现的只是不同个体在有限程度上的各自特色而已,但这差别却构成了人类基因和基因表达的多样性的基础,大大增进了人类作为一个物种在地球上的总体生存能力。可是,如果我们在教育、医疗乃至体育训练方式等方面完全忽视不同个体或群体在遗传特性上的差别,这仍然会带来一些误区。更明确地说,白板理论本是一个追求平等的革命理论,但因为它漠视了个体之间与群体之间在遗传上的各种差别,反而会将某些个体和群体,尤其是一些在社会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个体和群体置于不利的位置。

我们很难通过动物行为学知识来准确地确定大多数人类个体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个体行为的生物学基础很复杂。从个体行为或疾病和基因关系的角度来讲,很少有某一种行为或疾病是由单一基因决定的。此外,虽然某些基因与人类的某些行为或疾病有着很强的对应关系,但是这些基因在人体内不见得会表达,并且有些基因的表达与否与个体的社会行为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但是,动物行为学知识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统计意义上的规律。比如,吸烟肯定是社会行为,但是具有某些遗传因子的人更容易对尼古丁形成依赖;战争也肯定是社会行为,但是男性更容易接受甚至崇拜战争暴力。动物行为学知识还能反过来加深我们对文化的力量的理解。比如,人类的饮食行为和性行为明显来源于动物的取食和交配行为,但是任何动物都不会像人类一样发展出复杂的甚至可以说是千奇百怪的饮食文化和性文化。总之,动物行为学知识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人类行为的生物学基础,以及文化行为和本能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

与其他动物相似,在面对生存、繁殖等基本问题时,人类发展出了一套应对策略,其中大量的应对策略与其他动物的应对“策略”有着不同程度的相似。正因此,动物行为学知识可以为我们提供类比的素材,能为我们考察人类社会的各种规律提供启发。比如,在环境压力下,动物有两种生存策略：R策略和K策略。R策略动物对环境的改变十分敏感,它的基本生存策略是：大量繁殖子代,但是对子代的投入却很少。因此,R策略动物产出的子代往往体积微小,它们不会保护产出的子代。R策略动物在环境适宜时会大量增多,但是在环境不适宜时,它的种群规模和密度就会大幅缩减。K策略动物则能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它们产出的子代不多,但是个体都比较大,它们会保护甚至抚育子代。K策略动物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种群密度比较稳定,或者说会稳定在某一环境对该种群的承载量上下。简单来说,R策略动物都是机会主义动物——见好就长、有缝就钻、不好就收;K策略动物则是一类追求稳定、有能力控制环境,并且对将来有所“预期”的动物。

我想通过一个具体例子来简要介绍一下R策略和K策略行为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假冒伪劣产品和各种行骗行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充斥着中国市场。对于这一现象,学者们一般会认为这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在“文革”中遭受了严重破坏所致。其实,改革开放初期“下海”的人本钱都很小,但他们所面对的却是十分不健全的法律体系、天真的消费者、无处不在的商机以及多变且难以预期的政治和商业环境。在这些条件下,各种追求短期赢利效果的机会主义行为(R策略)就成了优势行为。但是,一旦法律发展得比较健全,政治和商业环境的可预期性提高,消费者变得精明,公司和企业的规模增大和控制环境能力增强,这些公司和企业的管理层就会产生长远预期。在这种时候,追求稳定环境的K策略就成了具有优势的市场行为。这就是为什么通过假冒伪劣产品和各种行骗手段致富的行为在改革开放初期十分普遍,但是在今天,各类公司和企业越来越倾向于通过新的技术、高质量的产品、优良的服务、各种提高商业影响的手段甚至各种垄断行为来稳固和扩大利润。能从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延续至今并且还能不断发展的中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经过了一个从早期的不讲质量只图发展的R策略公司到讲质量图长期回报的K策略公司的转变。中国公司或企业的R—K转型的成功与否及其成功背后的原因,是一个特别值得研究的课题,却很少有人对此做系统研究。

以上的例子还告诉我们,一个动物物种的性质(即它是R策略动物还是K策略动物)是由遗传所决定的,基本上不会改变。但是公司或企业采取的R策略和K策略却是人为的策略,因此能有较快的转变。更广义地说,动物行为的形成和改变主要是由具有较大随机性的基因突变和环境选择共同决定的,因此动物行为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与之对比,人类行为的形成和改变则主要由“用进废退、获得性状遗传”这一正反馈性质的拉马克机制决定。

通过以上的例子,我还想说明,虽然动物行为学能为我们理解人类社会中各种复杂现象提供大量的启发,但是类似现象背后的机制却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决定生物行为的绝大多数机制都是具有稳定性的负反馈机制,而决定人类行为的大多数机制却具有极不稳定的正反馈性。通过对动物行为机制和人类行为机制的相似和区别的考察,我们不但能更深刻地理解生物演化和人类文化发展之间的复杂关系,还能更深刻地了解人类文化的不稳定性。具体说就是,任何文化都必须要有制度、资源和权力才能维持和发展。这一常识不但对文化决定论来说是一个有力的批判,也可以使我们多一份谨慎和谦卑。

最后,通过对动物行为学的了解,以及对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之异同的比较,我们还能加深对社会科学的特点和难点的理解。比如,功能解释在动物行为学中往往是可行的(例如,动物需要取食就必须有“嘴巴”),但是功能解释在社会科学中往往行不通。大量的社会“存在”,其背后既可能是统治者的意愿,也可能是社会功能上的需要,更可能是两者皆有。再比如,我们对于某一动物行为机制的了解并不会在任何意义上改变该机制本身的作用和作用方式。但是,一旦我们了解了某一人类行为背后的规律,该规律的作用和作用方式很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关于诸如此类的区别,笔者在几年前发表的《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一文中有过系统讨论。此处不再赘述。

我常常对自己的学生说,要做一个优秀的社会学家,除了具备文本、田野、量化技术等基本功,具备捕捉和解释差异性社会现象的能力外,还必须学会在动态的叙事中同时玩好“七张牌”,并熟悉与社会学最为相关的三个基础性学科。这“七张牌”分别是：政治权力、军事权力、经济权力、意识形态权力的特性,以及环境、人口、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三个基础性学科则是：微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动物行为学(特别是社会动物的行为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合格的社会科学家必须具备一定的动物行为学知识,并且对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有着基本常识和一定程度的思考。

前段时间,我翻看了尤瓦尔·赫拉利所著的《人类简史》。这是一本世界级畅销书,受到了奥巴马和比尔·盖茨这个级别的名人的推荐。但我发觉整本书在生物学、动物行为学、古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现代科技的知识方面有一些似是而非、不够严谨之处。如果读者对以上学科有着广泛的认识,便可以看出书中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非常希望我的同事赵芊里主持翻译的这套动物行为学丛书能在社会上产生影响,甚至能成为大学生的通识读物。我希望我们的读者能把这套书中的一些观点和分析方法转变成自己的常识,同时又能够以审视的态度来把握其中有待进一步发展和修正的观点,来品悟价值观如何影响了学者们在研究动物行为时的问题意识和结论,来体察当代动物行为学的亮点和可能的误区。

是为序。

赵鼎新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中国浙江大学社会学系

2019-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