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为人母和一位士兵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呢?这听起来极像一个笑话,有着各种不同的笑点,而其中十之八九并不那么可笑。但事实上,士兵和母亲在保护自己,保护她们的孩子或他们的战友时,两者都会作出一种“照料和防卫”的反应。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反应与催产素相关。
初为人母和一位士兵之间有什么相似之处呢?这听起来极像一个笑话,有着各种不同的笑点,而其中十之八九并不那么可笑。但事实上,士兵和母亲在保护自己,保护她们的孩子或他们的战友时,两者都会作出一种“照料和防卫”的反应。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反应与催产素相关。长期以来,针对动物模型的研究显示,催产素不仅仅促使一种关系的建立;同时,它可能会激起某种侵略性行为。
“催产素帮助这种感情关系的建立,但是它本身并不带来爱之音,”克里斯汀·尤维纳斯-伯格(KerstinUvnas-Moberg)解释(他是瑞典的一位催产素专家,也是第一届爱的神经生物学会议的其中一个组织者),“初为人母会变得极具攻击性,会过度保护她们的孩子,以防受到周遭环境的威胁。陷入爱河的男人也是如此。他变得嫉妒心很重且攻击性很强。情感上也瞬息万变,可以由过度兴奋转变为过度镇定,反之也一样。没错,不过当我们建立了那种感情关系之后,我们将什么视为威胁,以及其威胁指数如何,这些都会有所变化。”通过观察草原田鼠新建立的感情关系,你会发现一点点爱可以让我们变得多有攻击性。对草原田鼠进行伴侣偏好测试时——将有家室的草原田鼠放到树脂玻璃笼子中,还有与它分离了一段时间的伴侣和一个陌生的异性——没过多久,入侵者成了这对伴侣的眼中钉,肉中刺。有家室的雄鼠会为了自己的爱妻与另一个雄鼠拼个你死我活。虽然雌鼠的攻击性没那么强劲,但同样十分具有领土意识。
“雌性草原田鼠不会与另一个不熟悉的雌鼠共享自己的伴侣,”苏·卡特说(她是伊利诺斯大学芝加哥分校的一名先锋研究员,致力于催产素的研究),“我们发现如果将两个不想干的雌鼠和一个雄鼠放在一起,雄鼠会与两个雌鼠交配。然而交配过后,崽崽出生之时,只有一个雌鼠活着,另一雌鼠却死了。死因我们尚不可知,多数情况下,没有明显的打斗场面出现。然而我们可以预测出来哪一只雌鼠会死于非命,因为存活下来的那一只总是坐在死者和雄鼠之间,明显在守卫雄鼠。我们能相当准确地预测出谁会留下来,因为这只雌鼠总是不断地变换自己的位置,这样的话,另一种雌鼠就没有机会靠近雄鼠。一旦意识到如果我们让它们陷于这种境地中,会有一个雌鼠牺牲掉,我们就终止了这些实验。”
哎,正如他们所说,爱是残忍的。无论是浪漫的爱恋还是亲子关系,伴随着这些关系而来的是,压力和攻击性的程度加深。卡斯滕·德·褚尤(CarstenDeDreu)是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一名研究者,他想探究催产素对攻击性的增强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它是否可以超越感情界限,解释组内友好关系和组间的攻击,正如你在战争和其他类型的人类冲突中看到的那样。更特别的一点是,德·褚尤推测催产素介导他口中所谓的“狭隘的利他主义”,或者信任和自我牺牲——为了维护组间利益攻击外团体。
狭隘的利他主义
褚尤及其同事征集了一组男性,参与由所谓的囚犯困境改编而来的测试。在这个经典的测验版本中,狱中的两名嫌疑犯可以在一场交易中自由选择。如果有一个人供出自己的同伙,并同意证明他的罪行,那么这个人就会被无罪释放,而他的同伙必须满期服刑——比如,10年。如果两者彼此背叛,那么他们的罪行全都会减轻5年。如果,两人保持缄默,闭口不提,那么他们只会受到轻微的处罚——只判6个月。每个人必须决定是否要出卖另一个嫌疑人,或是沉默不语。如果嫌疑犯心里以团体为重,不仅仅为他们自己考虑(并信任他们的同伴也会如此),那么选择就变得简单许多:保持沉默。这样做的话意味着两个人将会受到最轻的处罚。尽管如此,大部分人却出卖了同伴。如果这场交易涉及金钱利益,同样相当快速地作出这等选择,一点儿也不出乎意料。
在德·褚尤的研究中,参与者被任意地分配为两三个人一组。由原本的囚犯困境改编而来的版本涉及金钱。每一个人都被赠与10欧元。参与者随后决定与组内的人分摊钱,还是与两组的人分摊。如果参与者将钱据为己有,每一个欧元的价值不变:1欧元就是1欧元。如果参与者贡献出1欧元给组内,那么组内的每一个成员都会获得额外的50欧分——这样的话,从根本上来说,那枚欧元现在价值1.5欧元。参与者也可以选择将钱贡献给组间阵营。如果他们这样做,不仅仅让自己的组员每人获得额外的50欧分,还可以从另一个组的每个人手中拿走50欧分。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复杂,但是,通过观察每一位参与者把钱放在哪里,研究者可以估量出组内的信任和组间的侵略。例如,将钱贡献给组内,可以给整个小组带来最大利益,这体现了组员间的爱。如果将钱贡献给两组间的阵营,这样可以拿走他们的钱,借此削弱对方的财力,同时仍给自己的组员赢得一些好处。如果参与者将钱全部纳入自己的口袋中,这表明他根本就没有集体意识;他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参与者在坐下来玩游戏之前,吸了一些催产素或空白对照剂(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吸了这些)。
德·褚尤及其同事发现,催产素增加了组内的爱。也就是说,如果参与者在作决定之前闻了一小口神经多肽催产素而非空白对照剂,那么他们更有可能将钱贡献给组内。然而,催产素没有改变他们贡献给组间阵营的行为。催产素看似没有增加或减弱攻击其他小组的欲望,只是为组内成员的共同利益尽一己之力。
而且当参与者贡献出自己的钱数之后,研究人员询问他们对自己的组员所作出的选择有何想法时,发现那些吸了催产素的参与者估算出其他人贡献的额数,要比未吸入这种神经多肽的人预测的面额更多一些。
当判断组间的情况时,两者之间没有差别。研究人员猜测,这意味着催产素也增强了组员间的信任。
催产素并没有造成对其他小组产生无尽的仇恨或攻击行为。正如我们在母亲及新配对的动物中看到的那样,它会促进防御状态的生成吗?
为了验证这一观点,德·褚尤开展了后续研究。这些参与者玩同样的游戏,但是这一次增加了一个选项,即他们可以与另一组的一个成员携手合作,鼓动两组的其他成员贡献出自己的钱——这可以让每个人获利,不仅仅是自己的组员。催产素组的被试者与另一组的一名成员合作的可能性较小,作为保护组内成员的手段。催产素没有增加攻击性的挑衅,但促进他们保护所爱之人,免受可能性的威胁。
德·褚尤的研究仅仅停留在男性身上。这让你不禁怀疑女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表现,那它是这样的吗?我身体中的每个细胞都在回答,是的。而且任何一名曾被“贱女孩”党排斥的女孩很清楚我在说什么。德·褚尤没有给出一个答案。他在研究总结中写道:“相比于女性来说,激烈的组间冲突往往出现在男性中。”所以这些实验选定的对象是男性。值得注意的是,雌性草原田鼠在配对之后,也变得更加具有攻击性。或许不同的情境对男人和女人造成的影响有差异。不管怎样,我认为针对男人和女人在这方面区别有多大,应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显然,催产素对某种进攻性以及爱和伴侣关系起着一定的作用。士兵能够作为一个团体齐心协力对抗共同的可恶敌人,德·褚尤坚信他的研究阐释了催产素在这种能力的形成中所起到的作用。个人色彩浓重的经济类游戏真的可以揭示爱与恨一线间的界限吗?虽然德·褚尤的研究阐明了催产素的作用(更别说它的微妙)以及它在某些类型的社会互动中如何影响内聚力和防御力,但是,他的研究没有透露出太多恨的神经生物学,也没有揭示出介导这些效应的其他化学分子。
“没有一种行为仅仅是催产素,或抗利尿激素,或任何一种你所研究的化学分子单独起作用,”克雷格·费里斯(CraigFerris)说(他是东北大学的一名研究员,致力于进攻行为的研究),“我时常挂在嘴边的问题就是,还有什么化学分子被释放出来?催产素在这种情境之下可能与何种化学分子相互作用?我斗胆估测,如果没有其他的话,有50种不同的分子被释放出来。”
神经多肽是极具团队精神的它们不会单枪匹马赤膊上阵。费里斯不假思索地表示,所有的进攻行为都与背景相关,由此影响哪些化学分子的释放,进一步说,影响何种大脑活性的发生,并不是只有催产素在起作用,事实没有这么简单。
恨的神经关联
大脑区域如何呢?如果爱恨之间一线牵,无论是由攻击决定的,或是更为主观的情感状态,我们应该看到它相似的大脑激活,不是吗?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塞米·扎克开展了关于爱的后续研究,他决定借助FMRI研究与恨相关的大脑区域。他预测,这两种状态之间可能存在一些相似性,神经影像研究可以证实这一点。
“爱与恨都是强烈的生物学上的情绪,”他解释道,“同时,它们均是刺激因素,可以激发人们做美好的事情,有时迫使人们做一些非常邪恶的事情。两者可能都是很强烈的情绪。恨通常在人们的脑海中呈现消极的含义,但事实上,它是一个生物学现象,能够让人们联合起来,对抗他人获得成功。和爱一样,恨同样具有研究价值。”当我问扎克,他是否认为爱是一种驱动力——正如许多研究人员坚称的那样——他回答,是的,恨很有可能与爱一样。“我觉得它是一种负面的动机,但是这种动机可以帮助一个人获得成功,有些恨是极其有益的,其他的可能会造成损害。我认为恨可以迫使你作出有害于他人的事情,但同时也可以促使你做出对自己和他人有益的事情。”一个人的爱与恨通常是交织在一起的。想想看:恨一个你曾深爱的人有多容易,尤其是,如果你们的关系在尖酸刻薄的争吵中结束?事实上,当我们还是小孩子时,就被告知恨是不对的,有时候,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能与曾经相亲相爱的人反目成仇。这之间有联系吗?我向扎克请教这个问题。“这些事情之间的关系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他说,“漂亮通常可以引发欲望,欲望往往生成爱。从神经生物学的观点来看,理解这一进程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同样地,爱如何转化成恨也是个非常有趣的课题。当然,爱与恨往往有关联。”
扎克及其同事约翰·保罗·欧马亚征集了17位身心健康的参与者,当他们观看所恨之人的照片,以及三位熟人的照片时(性别和面部表情尽可能一样),研究人员对他们进行扫描。为了测试基于恨的感情和行为,扎克和欧马亚设计了一个新的研究手段。在此项研究中,他们关注了三个要素:否认亲密关系,或尽可能地远离所恨之人;难以忍耐的愤怒,或对所恨之人感到明显的厌恶或恐惧;通过表现出蔑视来“贬低”所恨之人。怨恨分数从0分(没有恨)到72分(不遗余力的恨,激烈的盛怒)。17位研究参与者中有16个承认自己对前任或同事极度愤恨。另一个情况有点儿不同她只对一位知名的政客心生怨恨。尽管人们可以轻易地辩称,这些类型的恨差异明显,但他们被分为一组的原因是,不管怎样,他们的恨只针对一个人。
当研究人员处于磁体中,他们逐一观看每一张脸庞,包括所恨之人以及三个无表情之人的照片,每一张照片大约停留16秒。一旦照片出现,每一个研究人员按指导敲下一个键;研究人员没有过多地指导当他们观看每一张照片时,他们应该如何感觉,或者该如何想象。这只是一项简单的、冷眼旁观的任务。
正如预测的那样,所有的图片均激活了梭状回,长期以来,这一大脑区域涉及面部认知处理。当扎克和欧马亚比较所恨之人以及其他面部照片时,他们发现好几个独特的区域也被激活,包括额内侧回;运动前区皮质(它是准备运动规划和执行所必需的区域);以及额极(这一结构参与预测他人如何表现或做何反应)。扎克认为这种激活提供了一个证据,证明爱与恨的神经通路明显不同。而且他推测这些区域组成一个网络(在对憎恨的对象保持关注度中,它是至关重要的)预测可能发生的行为,为攻击所恨之人或保护自己免受那个人的威胁做好准备。
扎克和欧马亚同时发现,这项研究与他们先前对爱的研究结果有一些交叉。脑岛和壳核在几项浪漫爱恋的神经影像研究中浮出水面,此项试验中参与人员观看他们所恨之人的照片时,这两个区域也被激活了。
此项研究结果并没有让我为之一震。当我和前任老公整理我们离婚的细节时,我好几次对他极度心生怨恨。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我有时恨他恨得咬牙切齿。就连圣人般的人物在争论金钱的问题上也能够达到如此地步,何况我等凡人,但事实是如果照片上的他笑意盈盈的,与我的儿子一起欢笑,那么当我看这个男人的照片时,内心就会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感觉。我几近讨厌承认这个事实,不过这种感觉就是爱。我只是记起了过去对他的爱恋,还是心中依旧存有爱的点点遗迹,我无可奉告。我猜想无论这种感觉是什么,如果我去参加扎克的研究,它可能会混淆这些结果。
“你有没有觉得,或许你所观察到的壳核和脑岛的激活是因为这些研究参与者有很多都是前任?”我问他。
“我不晓得,”他回答,“这只是一项初步研究。我有可能会继续深入这些实验,将那些不同意某些人的观点或曾经被他们伤害过,所以才怨恨他们的人,与那些曾经爱过,所以心生怨恨的人进行比较。”“你觉得,这项初步研究的结果证实了那句谚语——爱与恨只在一念之间吗?”
“我不知道。”他简洁明了地回答。
“没有作出预测吗?”
“没有,我对此非常保守。如今看来,两者之间明显有一些联系,但是这些关联究竟是什么,我不清楚。”
当我问扎克,哪一点是他在这项研究中最为诧异的发现,他不假思索地作出回答。“大脑皮层的激活让我很吃惊,”他说,“与爱一样,恨可以激起人们非理性的行为和动作。我惊讶于,我们在针对爱的研究中看到大脑皮层出现钝化现象,却在这项研究中没有发现同样的现象。”未发生钝化作用的原因是什么呢?扎克不确定,但它可能与焦虑相关。先前证明参与强迫状态的区域与钝化的区域很靠近。或许未发生钝化现象与强迫行为有一定关联,这是让恨永恒所必需的条件。我们直面现实吧:恨确实需要一点儿心思。
我不禁注意到,爱与恨所涉及的重叠的区域与在动物实验中——发现催产素在伴侣关系和攻击行为中的作用——发现的区域相同。我请教扎克,问他是否认为催产素参与其中,这些大脑区域有没有可能因催产素的释放而激活。“我认为不仅仅涉及催产素,还有其他的化学分子,如多巴胺、抗利尿激素和血清素,”他说,“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化学分子之间维持一个良好的平衡,而且爱与恨的状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三者间的平衡关系。”
时至今日,扎克和罗马亚的研究是唯一一个观察恨的神经关联的研究。扎克直率地承认,这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研究,需要后续的一些实验。他打算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研究不同种类的恨,从前任爱人到种族分化。正如费理斯所说,背景很重要——其实是至关重要——对于理解大脑中发生的变化来说。从真挚的爱恋转换为怨恨,不同于对可恶的组间持有的防御姿态,或者抢走了某人提升机会的同事。
再次,我向扎克刨根问底,请教他对爱与恨仅在一线之间的看法。他觉得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或许是我离婚的事实促使我一直想要得到一个答案。或许是因为我惊讶于神经学家那个简洁的答复,“我不晓得,”这对进一步的猜测毫无帮助。当我再次请教扎克,他咯咯笑了起来,然后以一个问题作为对我问题的回答。“你对这种不确定性有何解释?这是你必须考虑的另一件事情。爱、漂亮和欲望之间有一种关联。恨同样如此。漂亮通常引发欲望,欲望从而激发爱恋,爱恋可能引起怨恨。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说,这一转换非常有趣。”“确实如此,”我同意,“关于这种神经生物学上的转换是怎样发生的,我们了解多少呢?”
“这里面涉及另一个问题。我们有充足的手段研究这些问题吗?”他说,“我觉得,我们拥有了一些技术,但并不是有了我们所需要的所有手段。科学,可信的科学,只有在借助适宜的手段研究某一课题的情况下才谈得上存在。目前,我不晓得我们有足够的技术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截至今日,我们可以这样说,恨在大脑中有独特的一席之地,至少是针对某一个人的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