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里·杨(LarryYoung)是埃默里大学的一位神经学家,2009年1月,他借助草原田鼠模型研究伴侣关系的建立(无可辩驳的是,他是这一领域中最多产的研究人员之一),在知名的《自然》杂志上刊登了一篇论文,题为“爱：神经学揭示了它的一切”。他在文中写道：

将爱视为一种自然属性——由古老的神经多肽和神经递质联合作用而引发——这为社会引起了重要的事端。其一,随心所欲地操控大脑系统的药物,从而增强或减弱对另一个人的爱恋,这个时代不再遥远……或许我们有一天可以用基因手段检测潜在伴侣的适配程度,随之,这些结果连同我们的直觉本能,甚至可能会颠覆我们的直觉,进而挑选出那个最佳伴侣,无论哪一种方式,在伴侣关系的遗传物质方面取得的最新研究进展都意味着,用不了多久,不择手段的追求者可能就会在我们的饮品中偷偷掺入药用“春药”。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我们要担心吗?毕竟,爱是疯狂的。

这篇文章在神经学领域及之外,激起不少热议。有些人认为杨有点儿过火了,即便神经生物学先进到可以研制出所谓的春药——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达到如此地步——这是不道德的,甚至可能是危险的。其他人,诸如《纽约时报》作者约翰·蒂尔尼兴奋地呼吁“抗爱情药”的研制,这是一种阻止你痴迷于他人的疫苗,可能正在研制中。

当我去亚特兰大参观杨和他的实验室——房间里塞满了可爱的草原田鼠,我请教了他这篇文章涉及的问题。“你觉得春药或某种关于爱的基因测试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吗?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吗?”

“我们应该吗?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这样做。是的,不应该,”他回答,“当然了,现如今我们还不能这样做。鉴于所有这些有意义的研究,包括分子上,行为上和基因上的研究,也许我们有一天能够做这些事情。”他顿了一会儿,“不过,如果我们恋上另一个人,是基于一项基因测试,或某种药物,而非我们的直觉,这有点儿说不过去。我们可能会错过某些很棒的人。”

事实上,我所拜访过的神经学家不约而同地认为,第九号爱情香水——取材于爱的神经生物学研究结果——的问世是一个差劲的决定。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尚不完全知道如何研发一种起到预想作用的药物,而且,就算我们知道了,它承载的风险也是巨大的——涉及改变我们在进化上保守的大脑系统。那爱情疫苗是什么情况呢?你也知道,对于那些想要躲避爱情,以及由它引发的无数恼人的症状,如分心、痴迷,甚至是痛苦。当然,研制一种疫苗比春药更有益一些。

“这一观念引起大部分人的共鸣。许多人坐立难安,因为他们的脑海中始终浮现着某个人的画面,”杨说,“关于这一点,我收到大量的信件。事实上,我收到了来自肯尼亚的一个男人手写的三封信。他看过了《纽约时报》上的那篇文章,信中问道,‘求求你,能不能发给我这种爱的疫苗呢?我需要它。’他每3个月就会寄一份信过来,求我给他疫苗。”我猜那位肯尼亚的绅士不是特例。许多人感受到爱情刻骨铭心的痛,由此可能同样渴求一剂药或疫苗。如果没有其他情况,我相信大多数人渴望得到答案。或许只需要一些些神经学信息即可——关于我们如何更好地蹬爱这浑水,并允许我们敞开并保护我们脆弱的心灵。

如果这是一本自助类的书,那我会这样告诉你,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疯狂地陷入爱河——当我探究爱、性和感情的神经生物学时,我学到的东西最终助我找到了我的灵魂伴侣。或许是某个性感的神经学家,他将我的头部固定以便进行FMRI扫描时,瞬间发现我们的催产素水平相当。或许是个功成名就的博士,他的主要组织兼容性复合体恰好与我的是最佳组合,他体内的AVPR1A基因变异体正是维持一段爱意浓浓的长久感情关系所必需的突变类型。或许我对爱的研究让我更好地理解了我的“花花肠子”或独特的表观遗传,如何影响我婚姻的破裂。心中有了这杆秤之后,我和前夫走向了和解之路,凭靠着神经生物学一线牵,自此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这会是自传或一部不入流的电视电影中一个转折性事件。

当然啦,这些都是幻想,没有一个成真。这不是科学至少真正的科学——涉及的范畴。

最新的研究一点点揭示出了真正非同凡响的本质。关于诸多神经化学分子如何协同作用让我们的大脑发生生理变化,以及所处的环境如何影响这些变化,我们对此的知识构架逐渐丰满起来。但是,内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协作的模式至今仍是个迷,有待于有识之士的破解。

“像爱、欲望和依恋这类东西竟然是生物本能或化学作用驱使的,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以前从未往这方面考虑过,”杨告诉我,“大脑中发生一系列神经化学分子的级联反应,促使我们对另一个人产生感觉以及在这之后我们的一举一动。当然,我们有脑皮层做后盾,它负责我们思考,做打算——但是脑皮层下面有众多古老的神经化学系统影响我们长久以来自认为是人类特异的状态。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刚刚开始对此有所了解。尽管文献上记载着许多真正令人振奋的发现,但是,很少可以收录到“让爱永恒的五步法”或“他的大脑何以让他背叛”。你问为什么这样吗?时至今日刊登出的研究结果可以告诉你4个重要原因。

其一,我们大脑的可塑性。当我参与印第安纳大学的决策研究时,我没有发现一身全是Abercrombie&Fitch品牌的男孩多有吸引力。至少他们的魅力没有达到我想和他们上床的地步。当我向金赛研究所的茱莉娅·海曼大吐苦水,哀叹自己对这些发型傻到家的年轻小伙兴趣全无时,她脸上挂出一抹微笑,简单地说了句：“我觉得你目前的所感并不代表你永远都是这种想法。”

她说的没错。我们的大脑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随着我们对大脑的神经生物学观念逐步增强,我们愈加了解到大脑的可塑性程度令人难以置信;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一生中,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体验过的每一件事情,学习到的每一个新事物,经历过的每一段新恋情,大脑中的突触都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久而久之,积薄而为厚,聚少而为多。我年少轻狂初陷爱河时的大脑,与我现在的大脑今非昔比。目前,神经学家使尽浑身解数试图弄明白大脑为何具有惊人的可塑性,他们离彼岸还遥不可及。但是,很显然的一点是,我们的大脑不是静态的。

“可塑性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托马斯·詹姆斯说(他是印第安纳大学的一名教授,食欲决策研究课题的先锋研究者),“过去我们常常认为,我们的大脑在6岁左右就停止生长了。也就是说,它们已经定型了。我们刚刚开始逐渐理解大脑在一生中保持可塑性的所有方式。这对神经学研究来说,意义非凡。”

这也包括对爱进行的研究。我对一名异性做出何种回应——我大脑中的化学分子如何回应-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大幅改变。更别提在我怀孕和生孩子时,大脑和身体上随之而来的极端变化。大脑从始至终是如何变化的?它怎样影响我的神经化学和复杂的社会行为,包括现在和将来?我们对此仍然还未理解透彻。

随着更多的神经学领域的研究团体出现,以及在大学校园里可以更加轻而易举地征集到实验参与者,我们可能会发现,当涉及诸如爱和一夫一妻制复杂的社会行为时,这种可塑性很重要——相当重要。

其二,我们大脑的复杂性。神经影像学研究表明,在我们的大脑中,爱有着它自己独特的激活模式。但是,正如斯蒂芬妮·奥提格(StephanieOrtigue)来自锡拉丘兹大学的一名神经学家——提醒我的那样,这种模式并不是爱的全部轨迹。当今的神经影像测量受速度和细节的限制;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到爱的神经解剖学拼图如何组装在一起。

当我请教雷格·费理斯(CraigFerris)——他是神经影像领域的专家,研究攻击行为——借助FMRI手段研究复杂的行为时,阻碍他下定论所遇到的困难是什么,他告诉我,要想理解在任一复杂的行为中大脑发生的变化情况,当今的科技没能提供必要的信息。他以杏仁核为例,这一大脑区域在许多与爱相关的研究中都有涉及。“大鼠的杏仁核大约有20种不同的分支,”他说,“为了理解这些不同小分支的复杂程度,它们的职能是什么,以及它们如何行使功能,科学家仅仅绘制大鼠杏仁核的图谱就花费了毕生精力。每一个小分支的功能不同。这个区域相当复杂。当你观看人类神经影像的研究时,你会发现杏仁核中只有两个部分被提及：左侧和右侧。人类中的这一区域很难研究,所以我们止步于此,遇到了瓶颈。但是,它引发一个问题,即在这些研究中,‘杏仁核的激活’究竟意味什么?直到我们对细节的理解程度达到一定地步,可以绘制出人类杏仁核中所有不同的区域,否则我认为,我们不能声称自己真正知道答案。”

这些测量手段检测的现象比我们印象中的更加细微。杏仁核的激活与理解社会讯息有关,也与增加对外界的情感关联有关。然而,它的效应远远不及此。它可能在诸多其他的认知处理过程中起到微妙的作用。

随着时间渐行渐远,科技逐步精益求精,我们最终会揭示它的功能。

爱降临时,不同的神经化学分子如何起作用?我们对此的理解同样受到它复杂性的羁绊——正如对神经影像研究的解读一样复杂。催产素、多巴胺、抗利尿激素、雌激素、雄性激素——所有这些化学分子涉及爱与性行为。它们也是春药和疫苗(许多人希望可以很快上市)的后备军。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这个东风正是这一问题的答案：这些化学分子如何共同作用,所参与的信号通路如何相互串联,科学家至今对此还没有理解透彻。它们可以封闭另一个化学分子的受体,也可以影响彼此的合成。它们同时涉及更多的生理过程,而不仅仅是普通的爱和性。

苏·卡特(SueCarter)是研究催产素和伴侣关系的一位领衔研究员,当我请教她关于一剂春药或一夫一妻制灵药的可能性时,她的回答中透露着某些担忧。“如果我们整合所有关于其他生物系统的知识,那么当我们试图用药物来蒙蔽大自然母亲的同时,应该再三斟酌,”她解释道,“爱是很重要,但我们需要时刻留个心眼。比方说,一种用来影响催产素受体的药物,如果长期服用的话可能会产生各种有趣的现象,据我了解,它们在任一动物模型中还没有被恰如其分地研究出来。其中一个可能性是,内源性催产素的合成下调。久而久之,大脑和机体可能会终止这种天然激素的合成。第二种担忧的情况是,催产素受体的合成可能下降。这会形成一个活性降低的系统。你就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这种药物,来达到同样的药效,或者甚至是更低的药效。这几乎是任何一种药物共同的副作用。”

直到神经学家更好地诠释这些化学分子在大脑和机体中起作用的诸多方式,否则就连在脑海中出现这种想法——服用一剂药物或注射疫苗都是一种有风险的行为。这包括用鼻子吸入一点儿催产素,在身体上喷一些雄烯酮,或者服用所谓与爱相关的大脑化学补品——所有这些在网上均有出售。“只不过,我们不知道如果干扰原本的反馈回路,会发生什么变化,而且至今为止,就连在动物模型中这些都没有研究出来。”卡特说。

更重要的是,单单提升一种化学分子并不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记住,人类远远不只是诸多神经多肽的集合。为了体验到爱,我们需要所有这些化学分子甚至比这些还要多得多。“遗传物质只是爱的一部分。在适宜的情境下,你的文化,你的环境背景,和你的大脑皮层共同启动了爱,”海伦·费歇尔说,“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如同襁褓中的婴儿,对世界知之甚少。我们只是刚刚开始理解大脑对爱的所有作用方式,也只是刚刚开始明白它的复杂程度。如果我们想要探个究竟,耗时一定不少。”其三,背景至关重要。我们的大脑并不是在真空中起作用。它深深受到我们所处环境的影响——直达每一个神经元。正如摩西·史扎夫(MosheSzyf)所说：“你不能只研究细胞层面。细胞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只有在我们所处的环境背景下,我们才能理解所有的行为,包括爱和性。事实是,在基因层面上这些行为受到环境调节。

“基因组在某种程度上是固定的。它被高度程序化,这是必然的,”史扎夫说,“但是,早期儿童时代的经历传递给基因组一些讯息,‘这就是本尊生活的世界。我们要设计好所有的一切,以便主人适应周遭环境。’随后,它重设身体系统。它带给许多,许多不同基因一些细微的改变,这样机体就会适应外界世界。”

同时,正如史扎夫和迈克尔·米尼(MichaelMeaney)的研究所证明的那样,这包括那些有能力改变我们抚养和生育行为的变化。事实上,将我们感情关系中的问题归咎于遗传物质并没有戳到问题的本质。

我们所处的环境,以及我们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起着同等重要的作用。

其四,我们都是独立个体。这一条很宽泛。可塑性、复杂性和背景协同作用,以确保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是自身基因和经历的产物。以上所有的总结对我们的爱情生活也有一定的影响。

“一般来说,关于性、爱情和复杂行为的一个真理是它惊人的可变性,”茱莉娅·海曼说,“正因为如此,许多人认为可变性是常态。你也知道,这与遗传物质相辅相成。可变性和遗传物质如影随形。”统计学上来讲,任何一件事情的正态分布都是贝尔曲线。如果科学家谈论一种“标准的”爱恋,“标准”的性生活,或者“标准”的养育风格,它的标准值并不是一个。这些行为按照曲线走势分布,比较“标准”的值出现在曲线的顶峰附近,剩下的呈扇形向两侧展开。“如果我们将标准定义为统计学上的标准,那么有很多处于标准的范畴,”海曼说,“同时,正态曲线有两个边,那里分布的是极少的情况——例如,人们的性欲过高或过低。这些是正态曲线中很少见的极端吗?没错。那么它们是不好的现象,或者是有问题的吗?不是,不一定。”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与众不同的。这从我们的表观基因组,我们的神经化学分子和我们的行为可以反映出来。我们怎样自始至终都是我们爱的那种人呢?我们的内心一直苦苦寻求的答案——那些规则、指导、紧握爱的万全方法——在涉及个体时,可能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

爱的巨大秘密

塞米·札奇(SemirZeki)是首位发表爱的神经影像研究结果的研究人员,他在最近一次关于感知科学和艺术的系列讲座中(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总结：“对于爱的研究进展得很顺利,无论在分子水平还是行为学水平。”关键词是进展。几星期前我和他通话时,我请教他,我们是否可以揭秘爱的这一谜团。

“如果我们揭示了爱的本质,我们只会对这一谜团充满敬畏。多年前,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Crick)对这种结果发表过自己的见解,”扎克说,“站在19世纪的角度上来看,那个年代的人采访一位科学家时问,‘你觉得我们以后会揭秘遗传本质吗?’随后,在1953年,克里克和沃森说,‘嗯,生命的所有奥秘都浓缩在两条碱基配对的DNA双螺旋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一谜团解决了。随之而来的是无限敬畏。我认为,如果我们揭秘了爱的本质,情况也会如此。”汤姆·罗宾斯出版过一部风靡一时的小说《啄木鸟的静物写生》多年来,书中有一句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当感情的神秘感消逝,爱随之渐行渐远。事实就是这么简单。”如果罗宾斯道出的是真理,那么我们大可放心：爱从未走远。到目前为止,在神经生物学或其他层面揭示它的诸多谜团还没有任何风险。我斗胆说一句,离担心如何面对任何敬畏之前,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

爱的神经学研究正全面推进,而且每一年都会受到新一轮的冲击波。然而,就算新的研究结果被刊登出来,它们仍然不能回答关于爱的重大问题。想想看：DNA的发现解答了所有关于生命本质的问题了吗?我觉得没有。它仍然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我认为爱也是这样：神经学家对这一独特的现象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无论他们能研究到何种地步,仍然还会有很多谜题难以解决。

“关于大脑在奖赏系统涉及的体验如性和爱中如何行使功能,我们对此知之甚少,这是我们不想听到的事实。更别提这些体验并不总是奖赏性的,”海曼告诉我,“读者需要持有一种怀疑精神,大脑如何运转,如何适应你的日常生活。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要坚信,一切可能更加错综复杂——之所以复杂是因为我们由此才具有自身的柔韧性和适应性——同时也相信它们其实并不复杂,只是科学家想让它们变复杂。”

尽管我们或许希望事实如此,但是,当谈及爱时,想要得到个中答案并不简单。世上没有一本足智多谋的战略书可供参考,帮助你游刃有余地应对爱情的混战,杂志上的文章中也没有提供屡试不爽的五步法,大脑化学补品也没有拍胸脯向你保证。大脑如此复杂多变,完全超出它们的掌控范围。这是让人泄气的消息。但是请记住：神经生物学上的复杂性同时又是个好消息。它允许我们想向子女传递适宜的消息,关于他们可能会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它允许不同的神经多肽在革命需要时,顶替另一种神经多肽。它允许我们站在十字路口时能自由地做选择,相当轻松地适应和调整前进的道路。它允许我们衡量任一涉及另一个人的情境,牢记我们过往的经历,从中吸取教训并评估未来的风险。它也允许我们一次次地陷入爱河——即便我们黯然神伤,心支离破碎之后,我们仍然有爱的能力。这样来看,它的复杂性其实不失是一件好事。

在本书的开篇我对着月亮发誓,你在书中不会找到任何关于爱的建议或指导。在书的结尾,我仍这样承诺。所以,如果你着实感觉需要翻看下一本畅销的情感类书籍(市面上总有那么一两本这类畅销书),或者全神贯注地收听关于爱的咨询类节目,那么我不会发表任何评论。我明白这种感觉,当你置身于令人抓狂的千丝万缕中,你很想抓住某个救命稻草,以防大乱阵脚。或许在读完本书之后,你会发现,不经意间那些持有合理怀疑态度的专家给了我们一点儿指示,全然没有夸张手法中的通用伎俩,并意识到在理解爱方面,研究大脑可以真正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信息。

至于我自己,我会在心中留有这一疑团,保存好。我并不是对神经学没有信心——一点儿这种想法也没有。时至今日,所有的研究都激发了我更深入研究爱的神经生物学基础的欲望。我打算全力研究我们的朋友草原田鼠,并继续开展神经影像研究。由于我自己又重新加入约会的大浪潮中,我突然间发现到这一谜团多少有点儿抚慰人心的意味。没有固定的,一本正经的答案意味着,在建立感情关系时,没有一个“最恰当”的方式,也没有一个“最合适”的伴侣为我而存在。我不得不承认,脑海中一闪过这一观念,我就感觉如脱缰之马,瞬间摆脱束缚有点儿让爱重获新生的感觉,这是肺腑之言。我的遗传物质和我所处的环境造就了这么一个独特的我。每一位潜在的伴侣可能也会如是说。当涉及爱时,我大脑的复杂性让我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依我看,这要好于某些基于神经生物学的严格的指导手册——书中列出一体适用的可做和不可做的列表,这样有可能会像紧身衣一样束缚我们。在寻求爱的道路上,我们已经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我不需要让基因测试,神经多肽的测量,或药物治疗——这些可能会罔顾我的认知功能,以此提高爱情生活再一次困扰自己。

所以,没错,我要将所有的谜团存储在我敏感的神经元中。至少,这是可以让我寄托希望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