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进化论思想史上,应该提到两个达尔文,其中老达尔文(ErasmusDarwin)正是我们熟知的达尔文的祖父。老达尔文有两个值得骄傲的孙辈,一个是自家孙子达尔文,另一个是外孙高尔顿(FrancisGalton),高尔顿是生物统计学创始人。但老达尔文并不是只靠这两个孙子给他留名科学史的。老达尔文的个人生活虽然很风华,不过在生物学方面也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所写的《动物学》《植物学》等科学著作尽管现在看来已没有什么科学价值,但在这些书中,老达尔文却零散地表达了物种变化的思想!他认为现存的所有生物都是从原始的细丝状的生物繁衍而来的。就凭这一点,足以让他拿到教会的警告和禁令了。

达尔文承认读过他祖父的书,而且读了不止一遍。但是他拒绝承认受过祖父观点的影响,大概这样可以更好地确立自己进化论创始人的地位吧。不过有意思的是,达尔文一方面却攻击拉马克抄袭了他祖父的观点。也就是说,他无意中承认祖父确实提出了物种变化思想。但这种思想只影响了他学术上的对手拉马克,而没有影响到自己,尽管他们的理论中都有物种变化这一核心内容。

据后来研究者认为,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所表达的思想,在他祖父的那些被淹没的著作中都已得到表达。好在这都是他们达尔文自家的事情,没有人出来为他们争夺署名权。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拉马克和华莱士的身上,大概达尔文的地位早就被他们的后人们晃动得风雨飘摇了。

还是来谈我们正宗的主角吧。

达尔文1809年2月12日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小镇什鲁斯伯里,父亲是个医生,母亲也是名门之后,家庭条件相当不错,这为确保达尔文受到良好的教育打下了基础。尽管达尔文在兄妹八个当中排名老六,而且看起来并不是太聪明,老师对他的印象非常一般,认为达尔文的智力低于平均水平。父亲对他也很不满意,有事没事的时候,总会骂他几句。达尔文对此耿耿于怀,到老了仍抱怨老爸对自己不是很疼爱。

但达尔文仍然被这个家庭寄于厚望,被送去爱丁堡学习医学,好在达尔文实在是没有医生的天赋,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很差。父亲对此很失望,这才决定送他去教会学校,以后能混个牧师的职业。1827年,达尔文就这样进了剑桥基督学院学习。他可能是这个神学院培养出来的一个最伟大的叛徒了。

在剑桥,达尔文一如既往地不喜欢学习和研究工作,他最感兴趣的事情,就如他的父亲骂他的那样,是过一种“无所事事的游荡生活”。

对于这样一种性格的男人来说,在英国皇家军舰“贝格尔号”混一段时间,作一次环球航行,大概是打发时光的有效途径。

此次航行的目的是改进英国海军的航海图,所以需要花很长的时间走很远的路,为了提高船的利用率,政府要求沿途考察大量海岸和港湾,为此,他们需要一个博物学家同行。

但达尔文却不是作为这个博物学家的身份上船的。据当今最具声望的进化论学者之一的古尔德(StephenGould)研究认为,达尔文当时的工作只不过是陪陪那个年轻的、只有二十六岁的船长罗伊(RobertFitzRoy)在餐桌上说说话聊聊天,用以打发漫长难熬的船上时光而已。那时的船长就是一个船的国王,为了保持其权威性和神秘性,一般不与船上其他人见面。为了不被闷死,加上不许带女人上船,所以船长需要一个来自上流社会的有一定知识的绅士一般的看着顺眼说话投机的男人做伴侣,达尔文就是用来充当这个角色的。船长的这一要求被认为是合理的,因为“贝格尔”号的前任船长就是在出航三年后因寂寞而自杀的。至于船上的博物学家的工作,自然另有他人承担,这个人叫迈考密克(RobertMckormick),后来因为受不了达尔文的欺负,再加上一些其他原因,不得不中途下了船。

当达尔文的导师亨斯罗(JohnHenslow)得到这个消息后,直接给达尔文写信说：“罗伊船长需要一名男子做伴侣。”

这样的好事并不是容易得来的,正当达尔文收拾行李打算开路的时候,老爸却又跳出来加以阻止,他非常不满地对达尔文说：“只要有任何一个有普通常识的人支持你随船航行,我就同意你去。”达尔文被说得非常自卑,所以也准备放弃这次机会。好在达尔文的舅舅比较支持达尔文,劝服了他老爸后,家人终于同意放行了。

不妙的是,船长罗伊对颅相学感兴趣,他面试达尔文时,觉得达尔文智力平平,精力也一般,所以对达尔文兴趣缺缺。好在另外的两个笨蛋候选人拒绝了这个机会,罗伊船长没有更好的选择,这才捎上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乘客。

在“贝格尔号”上的航行从1831年12月开始,到1836年10月结束。达尔文在这条无聊的船上整整度过了五年痛苦的时光,晕船和疾病几乎无时不在折磨着他,且落下的后遗症缠了他一辈子。用中国话来说,大概这就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了,先折腾他一番再让他享受光荣吧。

达尔文自己,当然也包括后来的研究者,无不把这次航行当作一次伟大的探索和思考过程,并认为正是这次肉体上相当痛苦的航行,给我们人类带来了系统和完整的生物进化论。而有趣的是,据另一些达尔文追随者客观的研究认为,事实似乎完全不是这样。“贝格尔”号的意义被毫无必要地夸大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达尔文虽然和罗伊船长经常因为一些不同的观点而吵架,但他毕竟是船长的座上客,加上身上还有一大笔钱,所以也有仆人驱使,除了身体不适以外,其他各方面都可谓是顺风顺水。船每到一地,他都可以上岸作一番舒适的游历,并花钱雇用当地的民工为他采集资料,就这样得到了大批的可供研究的一手资料。而那个可怜的以博物学家头衔随船航行的迈考密克就惨多了,因为手头没钱,船长也不为他提供便利,达尔文也瞧不起他,大部分时间只好待在船上生闷气,到1832年4月的时候,船开出只几个月,这个贫穷的知识分子终于受够了,在里约热内卢托病离船,随另一艘英国海军船回家了。

此事达尔文曾在写给导师享斯罗的信中提到过,并用极其刻薄的文字表达了他对这位博物学家的轻蔑之情,达尔文称迈考密克是一头“蠢驴”,是一个没有任何科学思想的可怜虫。

达尔文和船长罗伊的关系也很一般,他甚至曾因为争吵而被船长赶出餐厅。所以达尔文后来在回忆录中不愿提及这个船长,实在是必须提及时,也往往以“一位船长”来指代罗伊。

但事实上罗伊船长对达尔文的启迪作用不容轻视,因为他们在海上漫长的时间里几乎都是在闲聊。罗伊船长也是一位有思想的人,起码他自己以为是。所以,两个人谈论的内容相当广泛,可能把当时能够谈起的很多话题都谈了一遍,其中包括唯物论和无神论。因此,古尔德推测,罗伊船长对达尔文的重要性不亚于鸣雀。

但罗伊船长是个不折不扣的教徒,他对上帝的信仰从没有改变过。后来,当达尔文终于发表了《物种起源》以后,罗伊船长曾经悔恨不已,他以为是自己启发了达尔文的异端思想,因此陷进了一种深深的自责当中,并产生了强烈的赎罪欲望。1860年的一次会议上,在勇敢的赫胥黎(ThomasHuxley)为捍卫达尔文的理论而舌战群雄时,罗伊船长不顾一切地大步走上台去,手里高举着《圣经》,一边大声叫着：“这本书!这本书!”

如他的前任船长一样,罗伊船长也死于自杀,那是在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之后的第六年。罗伊船长割断了自己的喉管,他想以这种方式请上帝原谅他把达尔文带上了“贝格尔”号。

那么,达尔文在“贝格尔”号上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呢?

因为身体原因,达尔文每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左右,所以,他更愿意把时间花在陆地上,或者岛上。当船行到太平洋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时,船员们需要对群岛进行测量,达尔文不必参与这种体力活,他开始在岛上巡视。加拉帕戈斯是西班牙语海龟的意思,这个名称因为达尔文的原因,现在主要用于生物学领域,在政治或地理上,往往称为科隆群岛。

加拉帕戈斯群岛是火山岛,岛上地形险要,怪石嶙峋,因为人迹罕至,加上气候适宜,所以布满了未知的动物和植物,仙人掌和灌木丛分布在其沿海地区;高大的树木生长在较高的山坡,树下铺满羊齿类植物。动物则有海狮、海豹、海獭、鹈鹕、信天翁、企鹅和火烈鸟等,当时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只有无数的海龟。

现在该岛被称为“世界最大的自然博物馆”,已列入“人类文化与自然遗产”。为了纪念达尔文给该岛带来的巨大名声,岛上立有达尔文半身铜像。

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达尔文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在收集标本的过程中,达尔文惊异于岛上物种的独特性,他们虽与不远处南美大陆的物种有相同之处,但处处又总透着那么点不同。更严重的是,因为是群岛,所以岛与岛之间有一定的间隔,而每个小岛上原本应是同一种的动物,似乎也存在着或多或少的差异。比如每个岛上的海龟壳上的花纹都不相同,而且都有自己明显的特征,有经验的人只要看到海龟的壳,就知道是来自哪个岛上的。这个事实把达尔文搞晕掉了,因为造物主实在没有必要在每个岛上都制造不同的生物,那样做工作量未免太大了。但这个事实的背后隐藏着什么,达尔文没有搞明白。因为他的主要注意力其实是集中在地质考察方面的。

最引起达尔文注意的是岛上的鸣雀,他一共在岛上认出了十三种这种鸟,并认为这些鸟原本是同一种鸟,但因为居住在不同的岛上,结果变得各不相同起来。后来达尔文认为,这只能是适应不同环境的结果。他以鸟嘴的形状为切入口,记录了不同的鸟嘴根据就食需要而产生了不同的变化,用作进化论的一个证据。这些鸟后来被命名为“达尔文鸣雀”。有研究者认为,正是这些鸟在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表现形式,启发了达尔文的“动物会随环境不同而发生进化”的思想。

有意思的是,达尔文对这些鸣雀的认识却是错误的。经过鸟类学家对他带回的标本所作的鉴定,这些鸟并不是同一种鸟;而且达尔文的记录相当模糊,根本没有载明哪种鸟取自哪一座小岛,而是一律笼统地标上了“加拉帕戈斯群岛”。虽然为了论证进化论的时候,他试图回忆不同鸟的取样地点,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往事如烟,已不可再追。由此而带来的糟糕后果是,他很难以此为证据说明不同的环境可以产生不同类型的鸟或鸟嘴。

但事实就是这样,虽然达尔文对这些鸟的认识只是一种错觉,但它却导致了达尔文在长期的思考后得出正确的结论。

毫无疑问,这次环球航行对达尔文的思想是一次全面的洗礼。1836年10月,行程终于结束了,达尔文带着大量标本和日记回家了。而他的身份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在船上和导师享斯罗的通信在博物学家同行间广为传播,这些信件中所表达的成果足以让他成为一个博物学家、地质学家和生物分类学家。著名的地质学家赖尔亲自将达尔文引进伦敦地质学会,两人也因此成了忘年交。此后达尔文提出的环状珊瑚礁形成理论更是稳固了他地质学家的地位。在伦敦科学家圈子里,达尔文已成长为一位炙手可热的人物了,著名植物学家胡克(JosephHooker)也成了他的好朋友。许多人都相信,达尔文必将大有作为。

但是达尔文开始发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后来索性长年虚弱多病。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有人干脆认为他得了疑病症。有这种毛病的人总以为自己有病而且身体虚弱,其实没有大问题,因为他很高寿,并且一口气和妻子生了十个孩子。

达尔文的妻子是他成功的有力保障,“每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女人”,这句话对达尔文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不单因为这个女人很听话,而且因为这个女人很有钱。

理性的达尔文并不打算随便结婚,他曾详细列了一个十几页纸的表单,对照了结婚可能带来的好处和烦人的地方,结果得出的结论是结婚的好处稍大一些。因为他相信,妻子可以生孩子,可以做家务,无聊的时候还可以和他说说话。用达尔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有一个妻子总比有一只狗强”。

很多天才之人对待婚姻和爱情的态度有别于常人,有一部分人在一开始的时候出于雄性激素的支配,态度可能也确实是很真诚的,但因为他们内心真正的兴趣并不在于此,所以谈情结婚生孩子对他们来说不免有屈尊之感,有时带有明显的功利性色彩。比如百科全书式的近代科学之父笛卡尔、大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大音乐家瓦格纳(RichardWagner),甚至瘫痪的只剩两只手指能动的霍金也是这样。

反正,不管怎样,达尔文决定向表姐爱玛(EmmaWedgwood)求婚。

爱玛并不知道达尔文内心的真实想法,这是一个天真单纯、活泼可爱的小女人,她充满好奇或许还带有一点钦慕地答应了达尔文,并在以后的生活中以照顾达尔文为自己的巨大乐趣。然而爱玛对达尔文的真正意义远非如此。因为爱玛的家庭非常富有,所以给了她一大笔巨额财产作嫁妆,父亲这边也一次性支付了数量可观的安家费。达尔文不再需要找工作了,年近三十的他就这样过上了衣食无忧的贵族生活。他可以安闲地阅读、写作,或者思考。

心情舒适的达尔文开始整理自己的环球航行的资料,并很快出书。这本书销量很好,给了达尔文一个意外的惊喜,他从没想到过,自己竟然拥有作家的天赋。他那散文式的文笔给他巨大的声誉,时至今日,他的科学散文仍然是英国文学常用教材之一。那种拖沓细致的行文风格可以给人一种贵族般高雅从容的感觉。

但随后达尔文的身体状况迅速恶化,经常出现心悸、心痛等症状,后来还出现了长时间呕吐、头痛、胃痛、全身无力,以至于他害怕参加各种聚会,因为担心哪一天会死在路上。

或许了解这一点,对于他为何迟迟不能完成《物种起源》的写作任务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达尔文的病症真的很奇怪,没有医生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后来的研究者根据他的病情记录也判断不出是什么毛病。有人提出一种假说,指达尔文得的是一种心病,因为他总在心里不停地挣扎,他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但又深知会招来巨大的抵抗和指责,为此他徘徊犹豫、难以自决,又无人倾诉,只好生病。

于是达尔文决定搬到乡下去住,好远离伦敦肮脏的空气。

1842年,达尔文在伦敦郊外肯特郡达温材购买了一座景色幽致柳暗花明的乡间别墅。在大海上绕行了遥远的路程后,这个人开始过上了稳定的隐居生活。

只有他的大脑,却一刻没有停止过思考。

达尔文花了十几年时间整理航海带回的资料,此外他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思考物种起源和进化的问题。基于前人的研究和他自己的观察与理解,进化对他来说是简单的事实,已不再需要怀疑。他的任务是要回答生物为什么进化和如何进化。根据他的笔记记载,自1837年7月起,他开始记下关于这一问题的零散的思考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但自己种植和饲养动植物进行直接观察和研究,而且不断地与各地的科学家用通信的方式进行广泛的交流和沟通。这是一个漫长和不断重复的思考过程,最后达尔文终于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虽然没有发表,但已基本成形,并在同行科学家之间进行了小范围交流意见。

据达尔文自己的说法,他在1838年秋天为了消遣,把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的《人口论》读了一遍,书中所描写的人类生殖繁荣和生存困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马尔萨斯断定,要解决人口增长与资源短缺问题,饥饿、战争和瘟疫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大幅度裁减多余人口,特别是裁减穷人。据说正是《人口论》让达尔文突然在脑海中闪现出了自然选择的念头,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的过程。

但后来的进化论学者古尔德拒绝接受这种说法,他认为达尔文灵光闪现式的传说虽然迷人,也容易为大众所津津乐道,但这种说法却是不可信的。根据达尔文的笔记,他当天只是非常平淡地记录说已读过《人口论》,没有提及任何感想,甚至连一个感叹号都没有加上,这对于经常连用三个感叹号以表示开心或惊奇的达尔文来说,只能说明马尔萨斯对他的启发作用是有限的。

古尔德之所以特别看重这个问题,是想告诉所有人,像进化论这种对人类来说非常重要而又极具创新性的思想体系,不可能是灵光一闪那样可以简单地一蹴而就的小事情,这是人类对自然长期探索和思辨的结果。达尔文完成了其中的重要一环,就算这个灵光一闪的传说是真实的,那也是建立在长期思考的基础之上的,而绝不是像撞球那样偶然完成的,那是顺着思想的长河向前探源的必然结果。

其实达尔文本人关于进化的观点与后来被进化论学者们一再修订过的理论有很大的出入,这个理论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现代达尔文主义”,但“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这两个内核基本没有被动摇过。不妨先看看达尔文自己关于进化论思想的要点：

首先,达尔文明确并充分证明了生物是变异的。

其次,变异的方式是一点点地、渐渐地、悄悄地变,在达尔文自己的控制范围内,是反对跳跃式的变异的。

再次,达尔文相信物种都有强大的繁殖能力,其繁殖数量之庞大,大大超过了自然的承受能力。所以后代必经大量淘汰,这是竞争存在的根源。

复次,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不同的变种对环境有不同的适应能力。适应下来的才会成功地生存下去,并把优势遗传给下一代,否则就是可怜的被淘汰者。此所谓“适者生存”也。

最后,有资格做这种出生死裁决的只有大自然,是大自然无处不在的巨大力量,无时无刻不对所有的个体进行着严格的筛选,这就是“自然选择”!

这几条,无一不成为后来斗争的焦点,即便在进化论者内部,除第一条和最后一条外,也不断地产生不同的声音。正是这些争论,使进化论得以不断向前发展。

在这个思想基本形成以后的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达尔文没有写出相关的论文来。有人说达尔文担心受到宗教迫害,而事实是,宗教裁判所早在1600年就已经不用火刑柱烤人了。身体不好也只是一方面原因,更漂亮的说法是,达尔文在寻求更全面的理论和事实支持。虽然他做了很多看似与这一重要理论毫不相干的工作,比如他栽种了大量兰花,不厌其烦地记录兰花开花的模式,饲养并观察了很多长相各异的鸽子。此间他还花费了八年时间写了一部籐壶分类和生活史的大部头著作,连他自己都对此感到吃惊。

但应该承认,他的这些工作都是有目的的,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展开的,那就是意图去证明他的关于物种进化和适应的思想。达尔文相信,在有限的时间内经过人工培育而发生的物种变异完全可以与自然界发生的变异相比拟,只不过是以自然选择代替了人工选择而已。

但时间拖得太长了,达尔文甚至自己都担心完成不了理论完善的工作。为此,他不得不在写出了一个基本纲要后向妻子作了一个交代,万一自己早逝,希望妻子能把手稿交给赖尔或者胡克这些人,由他们代为整理发表。

达尔文仍在拖拉中,正当一切看起来毫无希望的时候,如文章开始介绍的那样,华莱士突然登场了,达尔文大吃一惊,《物种起源》硬是这样被逼了出来。

华莱士倒霉记

NO1.出身贫穷,没有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自学成才(从一出生就惨,不幸!)

N02.在南美洲考察四年,回国前,弟弟因黄热病去世(骨肉死别,真不幸!)

N03.回国途中,四年考察所得资料付之一炬,自己也险些葬身火海(精神肉体双重打击,太不幸了!)

N04.七年考察得出结论,写成《论变种无限离开原始型的倾向》,寄给达尔文。达尔文被迫将尚未完成的《物种起源》的提纲拿出来,与他的论文同期发表。如果他没将这篇论文寄给达尔文,人们将会永远记得,有一个叫华莱士的人比达尔文更早提出进化论。(可怜的孩子,除了说他不幸,还能说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