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第十章《论地质记录的不完全》中,曾小心翼翼而又非常明确地指出：“如果同属或同科的无数物种真的会一起产生出来,那么这种事实对于以自然选择为依据的进化学说,的确是致命的。”

万分不幸的是,这种致命的故事真的发生了。而且在达尔文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把他搅得头昏脑胀。因为在当时,寒武纪物种大爆发已经是一个让很多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了,特别是神创论者,更是把这个事情拿来作为上帝创造万物的有力证据。对此,进化论者必须作出解释。否则,如达尔文所说的那样,进化论将会死于寒武纪事件。而糟糕的是,在没有充分化石证据的前提下,达尔文却冒失地保证道：“如果我的学说是真实的,那远在寒武纪最下层沉积以前,必然要经过一个长久的时期,这时期与从寒武纪到今日的整个时期相比,大概一样地长久,或者还要更长久得多,而且在这样广大的时期内,世界上必然已经充满了生物。”

达尔文虔诚地相信地质渐变论,然后在此之上,相信生物进化渐变论,并将生物分类学先驱林奈(CarlLinnaeus)的名言“自然不产生飞跃”当成座右铭,把大的物种突变看成是不可能的事情：一只蛇的蛋里面绝不会突然孵出一只老鼠来,老鼠也不可能生出一头大象来。不要说个体,就是像眼睛这样复杂的器官,也不应该是突然变出来的。在达尔文看来,对大突变的坚持,几乎就是变着法地支持神创论。为此,他在给赖尔的信中再次重申：“如果我的自然选择论必须借重这种突然进化的过程才能说得通,我将弃之如粪土。”

前面提到过切过很多老鼠尾巴的魏斯曼,是达尔文的忠实追随者。他也坚持渐变论,他的逻辑非常明了：如果物种可以突然间变来变去的,那么物种就无法存在了,我们搞不清它到底是什么。

赫胥黎对达尔文如此决绝的态度非常担心,他不能理解达尔文为什么非要过分关注进化的速率,即使生物进化得很快,自然选择仍然是正确的。但现在达尔文却硬是要下一个赌注,而且把赌注压在这么一个完全不必要的甚至可能是错误的假设之上,这有点让人不可思议。所以,赫胥黎建议达尔文不要把话说得这么绝,一点都不给自己留后路。他写信给达尔文善意地提醒说：“你这样毫无保留地接受自然界绝无大突变的观点,使你陷入不必要的困难之中。”赫胥黎清楚地看到了生物各大类之间缺少应有的中间型,他对这个问题也很头疼,但一时又找不到合适的理论来加以解释。可如果像达尔文那样,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化石资料不全,不免又太过牵强。为此,赫胥黎不断劝告达尔文,为了更好地解释化石资料,应承认大踏步的跃进式的进化。

达尔文非常执著,对赫胥黎的劝告不予考虑,并继续强调：“在现存的物种及已经灭绝的物种之间,必须有极大数目的过渡环节和中间型。”而且那应该是“完美的、逐渐过渡的阶段”。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地质学发现上,相信考古学家们可以找出足够的能说明一切问题的化石来。可事与愿违,所有新发现的化石似乎都表明新物种是突然出现的,一下冒出来的,没有中间型。虽然达尔文仍然对考古学家抱有希望,但他最终承认：“这是我的理论的最大困难。”他甚至有点绝望地表示：“我不能提供满意的答案。”“自然界好像故意隐藏证据,不让我们多发现过渡性的中间型。”

到后来,见说服不了达尔文,赫胥黎只好闭上嘴巴不再啰唆,他实在是不愿意看到自己和达尔文的争论帮了神创论者的忙,这将会招致一个非常不好看的局面。

那达尔文又为什么非要给自己设下一道如此难题呢?他为什么反复强调物种不能一齐产生出来呢?在寒武纪物种大爆发已成为事实的情况下,他为什么不软化一下自己的口气?

这与达尔文自己对进化论的认识有关。达尔文坚信,根据自然选择,起源相同的各种生物类群的出现,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之下,其进程必须是比蜗牛祖宗还要慢的极其迟缓的过程,而不应该在很短的时间内突然蹦出很多东西来。可问题是,无论当时,还是现在,化石记录并没有像达尔文想象的那样完整地体现了这个缓慢的过程。古生物学家们也一直有一个不愿意说出口的看法,那就是物种之间确实缺少中间环节。教科书上绘制的进化树,其实应该用一个一个点来表示,而不是用线把它们连起来,因为当中的这些线,至少在化石上看起来,似乎是不存在的。而这些点,有时是可以密集地出现的,在化石方面的表现就是最为著名的寒武纪物种大爆发,那简直就是直接在扇达尔文的耳光。达尔文在《物种起源》的最后一版中忧心忡忡地写道：“这个问题现在肯定还不能理解,而且会很快被用作反对这里所论述观点的有力论据。”

达尔文说对了,寒武纪物种大爆发自发现以来,直到现在,就一直被作为攻击进化论的重磅武器。

所谓寒武纪物种大爆发,是指在五亿六千万年到五亿三千万年前的三千万年时间内,特别是在其间最热闹的三百万年间,物种门类从少到多迅速出现的过程,并且个体复杂程度也呈急剧上升趋势。这个“迅速”,并不是像反进化论者所传言的那样所有物种是在一夜之间突然全冒出来的,那只是与之前的长达三十多亿年的物种简单期相对而言。在此前的三十多亿年里,几乎一直是单细胞生物的天下,铺天盖地地到处都是蓝藻之类的简单生命。可是在寒武纪的这热火朝天的三千万年内,却不断地出现新的物种,以至于这一段时间内出现的生物种类比现存的生物门类总数还要多。现代动物界中90%以上的类别都起始于寒武纪早期。寒武纪一声枪响,奠定了现代动物多样性的基本格局。但同时,有许多看起来奇奇怪怪的生物门类在出现不久以后就永远消失了,因为它们不符合自然选择的要求。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虽然这一现象被命名为“大爆发”,但其变化的过程仍然是在漫长的年代里按照从少到多,从简单到复杂的程序进行的,这一点并没有违背达尔文的理论。所以,当神创论者责问著名进化论学者霍尔丹(JohnHaldane)有什么证据可以否定进化论时,他回敬了一句著名的话：“一只前寒武纪的兔子化石”。如兔子般复杂的动物,只能是按照化的顺序在更晚的时期出现。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所谓的寒武纪物种大爆发其实并没有影响到进化论的基础。让达尔文烦恼的只是,它们出现的速度有点快了。他希望它们能慢慢地出现、不断地出现,最好在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呈均匀的连续性分布,这样看起来就漂亮多了,解释起来也省事,完全符合“物种渐变论”。

这是为什么呢?物种为什么会在寒武纪风起云涌地出现呢?

有两种对立的假说。一方认为,寒武纪物种大爆发是一种假象,在这之前肯定有很多老祖先,只不过软体动物柔软的身体极不容易留下化石,所以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那些有壳的和有骨架的后代是突然出现的。

在达尔文时代,他采取的就是这种处理方法,他坚持在寒武纪之前就应该存在连续的不断出现的物种,只不过这之前的化石都没有被找全而已。按照这一观点,如果能找到全部需要的化石的话,完全可以勾勒出一条物种由少变多的渐进过程。

很多进化论者相信达尔文的判断,他们前赴后继辛辛苦苦地到处寻找各种化石,力图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生物进化路线图。经过努力,化石是越找越多,但随之而来的失望也越来越大。虽然很多断裂的链条被弥补完整,比如始祖鸟似乎就是恐龙与鸟类之间的一个缺环。但是,对寒武纪之前化石的寻找却进展缓慢,除了那些多得有点烦人的单细胞化石外,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惊喜出现。相反,1906年在加拿大落基山脉发现的伯吉斯动物化石群和1984年在中国云南澄江发现的化石群都一再强化了寒武纪物种大爆发现象。虽然1947年在澳大利亚中南部埃迪卡拉地区发现的埃迪卡拉动物群被认为是在前寒武纪时期形成的,但在时间上也只是非常贴近寒武纪的前寒武纪晚期,且动物数量和门类稀少,根本不足以抹平寒武纪物种大爆发现象。1998年,曾给科学家们带来无限兴奋的中国贵州瓮安生物群,也很快被纳入到常规轨道中去了,并不能完全洗去物种大爆发给达尔文带来的尴尬。现在有一个观点认为,复杂动物出现的年代上限应该是5.8亿年前,在此之前的地层化石中,应该不会再找出什么像样的动物了。那些辩称寒武纪之前的软体动物不容易留下化石的学者也闭上了嘴巴,因为连单细胞的藻类都留下了无穷多的化石。软体动物再软,也没有道理踏雪无痕地从地球上一掠而过吧。

也就是说,根据现有的化石表现来看,不承认寒武纪物种大爆发是不行了。假象说的支持者是越来越少,使得另一种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研究,该观点明确承认物种可以快速出现,大家需要的只是一个或几个能够漂亮地解释物种为什么会快速出现的理论。

聪明人很多,也已经提出了很多极具说服力的假说,有些假说听着就让人头晕,比如艰深复杂的骨骼矿化机制和海水成分大变化事件等。现在不妨介绍几个较为流行的理论,因为越是流行,可能表明相信的人越多。

哈佛大学古尔德支持一种非常简洁的理论,他并不认为寒武纪物种大爆发需要特殊的解释,当把寒武纪前后的物种类型多少与时间作图时,会看到一个漂亮的S形曲线图,任何一个学过微生物学的人都会立即联想到细菌在培养基中培养时呈现的生长曲线,那也是标准的S形,大致可分为迟缓期、对数期、稳定期和衰亡期。古尔德认为,这两者的原理是一样的：寒武纪之前,生命在经过由少变多的缓慢增长的迟缓期,寒武纪物种大爆发则正处于S形曲线的剧烈上升期,也就是对数生长期。这是生命发展的必然结果,符合一般的数学模型,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这个理论有一个潜在的可怕后果没有被提及,那就是衰亡期何时到来?是不是意味着地球生命会死光光?

姑且先不去考虑这个有点杞人忧天味道的灰暗前景。现在要考虑的是,S形曲线并没有说明物种爆发的内在机制,它们为什么会到了那个时候就大量增加了呢?

最简单的理论是,地球渐渐冷却降温,到了寒武纪时,温度才正好适合动物生长,此前的单细胞藻类都是相对比较耐热的。

也有学者认为,地球温度的变化造成海洋中碳酸钙含量大幅增加,这正好为有硬壳的动物提供了制造外壳的原材料。由此而出现的生态学意义是,有壳动物比没有外壳保护的动物强大得多,它们迅速抢占了大片地盘,而且硬壳比较容易留下化石,所以看起来就是物种大爆发现象。

最容易让人接受的理论是,空气中氧的含量增加给动物的大量发生提供了机会。此前蓝绿藻辛苦地工作,不断无节制地产生氧气,它们终于受到了报应,靠呼吸氧气为生的动物大量出现,严重挤压了藻类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大量的氧气以臭氧的形式存在,阻挡了有害的紫外线,使刚出现的新型动物更加生龙活虎。

现在这个假说面临着一个严重的挑战。地质学研究证实,在寒武纪前的沉积岩中早已存在严重氧化的岩石层,提示在10亿年前大气中的氧含量就已经够用了。谁如果喜欢氧气,完全可以大口喘气。

也就是说,所有外部的因素都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看来生物内部的因素应该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1973年,霍普金斯大学的生态学家斯坦利(SteverStanley)提出了“收割理论”。在斯坦利看来,一种草食或肉食的动物,就相当于一位勤奋的收割者,它们的出现和介入,给新生物的产生腾出了空间。就好比在大片的麦田中,只有麦子长得最好,其他杂草都受到了抑制;但当麦子被收割掉以后,其他各种杂草就可以乘机占领所有空间。寒武纪前铺天盖地的单细胞就好比是麦子,而第一个出现的吞食生物就是优秀的收割者。它们猛然发现这么多食物,无忧无虑地海吃胡塞,吃得太多了,迅速为其他物种腾出了生态位,于是产生了新生物。

这个理论简单而漂亮,更重要的是,它不需要依赖生物以外的其他因素作出补充解释。后来,这个理论还受到了生态学野外研究的证实,在一个池塘中放进凶狠的捕食鱼,随着屠杀的进行,池塘中物种多样性却不断增加,大量的浮游生物渔翁得利,终于可以更好地苟且偷生了。相反,在一个成分复杂的藻类群落中去掉作为捕食者的海胆后,强势藻类就会作威作福,其他藻类受到了抑制,生物多样性因此而下降。

也就是说,在科学考量的框架内,完全可以接受并解释那个所谓的寒武纪物种大爆发现象。从化石层面看,生物进化是可以走走停停的,这就是间断平衡理论的要点。

间断平衡理论是由埃尔德里奇(NilesEldredge)和古尔德在1972年提出来的。他们认为,物种形成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要快,起码比达尔文想象得要快,那并不是一个渐变积累的过程,而是一个集中爆发的过程。新的物种一旦形成,就会长期处于稳定状态,安心地过日子,不再向前进化,这个相对安静的过程会持续几百万年甚至上千万年,这就是“平衡”,然后会瞅机会再来一次突变,或许会出现另一个新的物种。物种进化的过程就是“平衡”不停地被“间断”的过程。

看来生物进化也懂得“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道理。

除了写专业论文进行论证和阐述外,古尔德还通过专栏文章用通俗的语言向普通读者介绍自己的理论。

古尔德指出,“间断平衡”理论有两个重要的支撑点：首先,化石表明,物种呈现明显的稳定性,在地质记录中出现时和消失时的外形几乎相同,没有出现达尔文想到的持续变化。其次,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新物种的出现是突然事件,而且一旦出现,就已经相当完备,根本都不需要进一步修改的样子。而这一事实又与达尔文的逐渐变化理论有所抵触。达尔文要求的连续的化石链条并没有如期出现,过渡生物迟迟不愿露面。为此,古尔德表示,要正确解释现有的化石现象,就必须抛弃“渐变论”。但他也反复告诉大家,这样做绝不表明他打算彻底干掉达尔文。

“间断平衡”一经提出就受到了主流进化论学者的广泛认同。但达尔文的铁杆粉丝们对此很不高兴,虽然古尔德等人一再声称,“间断平衡”其实是对达尔文物种渐变理论的完善和发展,经典的进化论者仍然提出了很多质疑,渐变论者手中的救命稻草依旧是“化石发现不全”。

反对者问道：如果物种在进化过程中真的存在所谓“平衡”期,也就是长期不变的“稳态”,那这个事情如何解释?毕竟,所有的观察都表明,每代之间都存在变异,没有哪个儿子和老爸是完全一样的。由于环境的天然不稳定性,想要让物种保持几百年的稳态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但“间断平衡”理论对此并不担心,因为事实就是,化石确实表现出了稳态,甚至是现存的物种也都证明了稳态是铁的事实。我们的国宝大熊猫,就是物种稳态的一个有力见证。

群体遗传学家给出了一个解释。他们认为,稳态之所以存在,是因为稳态受到了稳定化选择。局部自然环境一直喜欢这种形态,所以这种形态就一直生存了下来。就算自然不喜欢某种形态,但生物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它们会寻找自己合适的环境以躲避自然选择,比如果蝇不耐高温,当某地温度升高时,它们肯定不会坐以待毙,而完全可以飞着去找一个更凉爽的地方作为避难所。就这样,原来的稳态得到了保存。局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危险就这样被聪明的生物所规避。

但这种宏观方面的解释仍不足以满足所有人的好奇心,他们更关心的是,一个具体的生物,是如何从一个样子变成了其他样子的?难道它们真的不是以达尔文的渐变论为原则进行变化的吗?大的突变可以在分子水平发生吗?何以发生?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似乎给间断平衡带来了不利的消息。从分子水平来看,化石上的稳态似乎只是一种假象,比如无肺螈的某些种与另一些种在表面上看起来差距不大,颜色、骨架和身体大小都差不多,如果不是专家,可能都分辨不出它们谁是谁。可是用关键蛋白质的序列分析进行比较时,却发现它们至少在六千万年前就已经分道扬镳了,根本不是一家人,完全是属于不同的种,甚至都不是同一个属,但在化石上看起来却好像是处于稳态中的同一个种。化石看起来都差不多。

不过失望总是与惊喜同行,对生物发育过程中基因调控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被广泛接受的HOX基因调控理论认为,所有的动物虽然看上去五花八门,但它们在分子水平上的调控却是基本一致的,而且手段非常简单。

HOX基因又叫同源异型基因,专门调控生物外观形体,掌控能力非常强大,一旦HOX基因发生突变,哪怕是轻如蝴蝶挥动翅膀般的动作,也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身体外形会随之发生巨大改变,有时变得简直惨不忍睹。脚,完全可以因此而长到头上去!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HOX基因发生突变,而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分子有了轻微变化,它们外在的形体是不会有什么惊人的飞跃的。三叶虫可以长时间地继续做它的三叶虫,或许身体的某个局部有些微调,但那仍然是三叶虫。不过一旦HOX基因出现突变,结果是不可预料的,我们完全可能认不出原来的三叶虫,因为它已经变成了其他生物。

运用这个理论不但可以解释寒武纪物种大爆发,甚至可以在实验室里模拟物种突变现象。一些果蝇和斑马鱼等常规实验动物的身体已被科学家们折腾得乱七八糟了,甚至连鸡的翅膀最后可以发育成鸡腿,而鸡腿却变成了鸡翅膀,这只可怜的鸡肯定不会如我们人类一样尊敬那些科学家。

当然,所有这些理论并不一定是对物种大爆发现象的真理性解释。随着科学的发展,肯定还会有新的理论出现,但所有这些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那就是在自然的框架内解释物种大爆发现象。

特别需要提醒的是,面对如此多的关于突变的理论,其实渐变论者仍然在坚持正统的达尔文的观点。此前比目鱼那两只处于同侧的眼睛曾被拿来当做是突变论的一个极好的例证,也就是说,比目鱼的两只眼睛是一次性完成从两侧到一侧移动的。而最近的化石表明,在两侧和一侧之间,确实存在着过渡的类型。比目鱼并不是一天形成的。

有生就有死,如果说进化论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基本搞定了物种大爆发的话,那他们自然也要对物种大灭绝问题负责。所有的凶杀案背后都必有凶手,找出大灭绝的原凶自然是猎手们的基本任务。

达尔文对于物种灭绝的态度仍然是极具逻辑性的。既然物种是慢慢发生的,那自然也应该慢慢灭绝,这是长期生存竞争的必然结果。因为不相信自然界存在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所以,在达尔文的世界里,也就不存在很多物种突然之间发生大灭绝的概念。为此,他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一个种灭亡的速度一定比它出现的速度慢。”但其实他在当时就已注意到,海生的菊石类生物就似乎是在短时间内神秘消失的。

根据进化理论,灭绝是必然的结果,自然选择就是靠这种方式在运行,大量不适者就是这样被干掉的。自然界存在一个正常的物种灭绝率,大致是一百万年灭掉八个科,遇到大灭绝时动作就大一点,一百万年间可能会干掉二十个科。《科学》杂志1986年载文指出,生物大灭绝的周期一般在二千六百万年左右,并且动物的灭绝与体重有很大的关联,体形越大的物种,灭绝得越快。食肉动物平均一个属的生存期是八百万年。小小的蚂蚁和蟑螂可以生存到如今,而横行地球的恐龙与猛犸象则早已化为尘烟了。

换句话说,如果它们都不灭绝,我们人类又到哪里蹲着去呢?

难以解释的不是灭绝,而是大灭绝。很多物种同时消失,这是达尔文不愿意看到的现象。他不愿意看到并不表明大灭绝就不存在,现在得到确认的至少有五次物种大灭绝。受到关注最多的当属二叠纪和白垩纪大灭绝,它们分别排名第三次和第五。一般估计,经过这几次折腾以后,生存过的物种有99%以上都已经彻底消失了。

二亿二千万年前,二叠纪末期,发生了六亿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物种大灭绝。大约有一半的海洋生物在几百万年内接连死去,90%以上的物种成队消失。纵横四海的三叶虫就是此次大灭绝的牺牲者之一。此后,大约在六千五百万年前,又发生了一次以恐龙灭绝为标志性事件的著名大灭绝,称为白垩纪灭绝。死去的不仅仅是恐龙,大量的海洋浮游生物再次殉葬。此次事件约有四分之一的动物纲被彻底从地球上抹掉了,物种的灭绝率也达到了85%。哺乳动物就是从那以后渐渐在地球上站稳脚跟的。

物种的灭绝和物种的发生一样,是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话题。物种的死亡最终是个体死亡的集中表现。如果不是有忍无可忍之事发生,大概谁也不愿无故死去。是什么事情造成了这种惨剧呢?无数的智者都在考虑这个问题,可惜大多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可以被普遍接受的假说,有些人不得不继续相信那是上帝在用大洪水来重整世界秩序。

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理论显示出了相当的水平。比如造山运动、行星撞击、火山喷发或者流行病肆虐等等。

先说二叠纪大灭绝。这次灭绝比较奇怪,从化石分析得知,当时受到影响的主要是浅海生物。对此,有理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大陆板块的漂移,一些本来分开的零散的小板块得以结合成了巨大的整体大陆。这种结合的后果就是,海岸线大为缩短,加上陆块互相挤压,浅海区域因此而急剧减少。本来地盘很大的浅海生物一下子被挤得受不了了,只好死翘翘。这个理论之所以具有说服力,是因为对浅海范围减少幅度的计算结果正好与物种减少幅度相一致,说明这两者之间呈正相关性。二叠纪大灭绝似乎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通俗地说,地盘变小了,住不了那么多生物了。

而1996年,《自然》杂志刊文指出,全球性海平面的大幅上升,造成海洋缺氧,从而导致海洋生物缺氧而死,形成大灭绝。这个理论得到了地层岩石证据的支持,听起来也很有道理。可是也有人提出相反观点,认为其实海平面下降才是真正的杀手。至于究竟哪种理论更正确,只能留给时间和事实来检验和淘汰了。

关于白垩纪大灭绝的说法就更是花样繁多。这里面涉及恐龙的命运,大家都比较关心这些大个子的死活,自然也就更是众说纷纭。

1954年,德国古生物学家欣德沃尔夫(OttoSchindewolf)提出了极具代表性的“新灾变论”,这一理论是对居维叶“灾变论”的更新。居维叶的老理论认为,地球经过了很多次周期性的巨大灾变,且给生物带来了严重的打击。他认为这些灾变是由非常力量引起的,大概也就是上帝吧。当非常规力量消失,地球恢复平静,可以过一段好日子,此间可以产生一些与从前不同的生物。

居维叶对化石的观察并无大错,他错在把造物主牵扯了进来。所以当达尔文理论提出以后,“灾变论”受到了猛烈抨击,最后被赶出学术圈。

欣德沃尔夫比居维叶高就高在,他当然不能再请上帝出手了。他请出来的是一颗白垩纪的小行星,也可能是彗星或者陨石,反正是天外来客,在太空遨游的时候出了交通事故,一头撞到地球上。结果就如大家反复听到的故事一样,地球笼罩在一片凄风苦雨之中。长时间的暗无天日,生活太痛苦了,大批生物纷纷灭绝,其中包括恐龙。

人们对此假说兴趣多多,并一直在追踪研究,提出了很多证据对其加以完善,甚至找出了当年大碰撞的遗迹,它正埋在墨西哥的热带森林底下,撞击形成的大坑直径约有180公里。猛烈的撞击造成冲天大火,整个地球烧成一团,加之无人救火,结果可想而知：绝大部分生物被做成了原味烧烤,75%的动植物因此灭绝。

灾难过后,地球经历了长期的恢复过程。漫漫长路,风雨交加,愁云惨淡,经过忧伤洗礼的残存生物不屈不挠地继续繁衍。千万年后,地球又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新灾变论”的结论就是,大灾变导致大灭绝,然后是恢复和扩张期,其中就有物种大爆发存在,接下来,可能就是提心吊胆地等着下一次大灭绝。

这个理论乍看起来似乎与古尔德提出的“间断平衡”有点类似,但其本质是不同的。古尔德的理论不需要外界因素的干涉,进化的“间断”与“平衡”都是生物自身的事情,而“新灾变论”则不然,其决定力量来自于外界。当然,这种力量是可以理解的。

“间断平衡”提示灭绝的过程要缓和得多,更符合达尔文的原意。“新灾变论”的灭绝过程是惨无人道的,不讲道理,也没有通融的余地,几乎所有的生物都在一时之间被逼上了死亡的征途。

不过,“新灾变论”也面临很多挑战,其中最不利的证据就是,白垩纪后期的化石记录表明,大多数物种灭绝的速度其实是很缓慢的。它们往往都经过了数千年的衰落才减少到最低点,直到灭绝。这与激烈的大碰撞所提示的短期灭绝快速灭绝不太一致。

当然,没有哪一种理论可以解释所有灭绝现象。物种大灭绝也不可能是单一因素造成的。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或许会接近物种大灭绝的真相,但那其实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已经相信,完全可以在科学范围内来解释这些离奇的故事。

当然,大可不必对物种大灭绝哀悼不已。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个地球也不是离了谁就不转了。生物圈的本质就是不断地代谢更新,死了一些动植物实在是没有什么好伤心的。唯一让人可惜的是,很多外形异常怪异的物种被删除以后,再也不可能重新出现在地球上。我们永远失去了在动物园中对着他们发出大声惊叹的机会。

人类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应对自己的行为适当控制,不要超出自然界许可的幅度,更不要越职越权,代替自然的力量人为地制造物种大灭绝。那么根据自然的原理,我们仍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好活。

所以,人类需要不断纠正自己出现的偏差,努力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和谐美丽,只有这样,才更符合人类在这个星球上所处的特殊地位。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提出和由此而展开的相关论战,正是人类纠偏行为的一个漂亮证明。

达尔文：其实我并没有有意识的把生存竞争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中去,我虽然有一些种族歧视思想和性别歧视思想,但我也没有加以大力宣扬。

斯宾塞：其实我是有意识的要把生存竞争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中去,但我的本意是想提醒人们应该是努力拼搏,取得更好的生存环境,没有别的意思。

赫胥黎：其实把生存竞争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中,并不是什么大的错误。

严复：看来这些理论对国人会有一些警醒作用,赶快翻译给国人看看。

海克尔：只看是不行的,还需要行动,我们德国人可以先干起来。

达尔文：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