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培根信誓旦旦地告诉世人“知识就是力量”时,他没有保证这种力量可以用于何处。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一知半解的文化则更是可怕。

希特勒(AdolfHitler)无疑是有文化的,他不但演讲极具煽动性,而且诗歌散文写得都不错,更懂得一些自然知识。他曾面无表情地对追随者们表达其对自然选择的认识：上天造丰饶万物赐给人类,但他们必须自己不断努力进取,上天并没有将食物放进他们手里。一切都非常公正、非常正确,因为正是生存竞争导致适者生存。

在抨击希特勒犯下的罪行时,有些人也曾注意到,他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坚实的心理基础。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原因或者说是借口,就直接源于臭名昭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他提倡严格的优生学,也是以生存竞争作为所谓科学依据的。这个极具领袖气质的狂人相信,不断的战争可以使人类更加壮大,用整齐对仗的中国文字表达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在达尔文系统阐述自然选择的进化论之前,“社会达尔文主义”就已存在,只不过没有被正式冠名而已。马尔萨斯从人口学研究的视角审查了自然定律对社会的影响,吹响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出发的号角;斯宾塞在1851写成的《社会静力学》则以生物科学的名义对社会现象进行了大量分析。次年发表论文《进化的假说》,首次提出社会进化论思想,而此时达尔文还没有开始写他的《物种起源》。

其实达尔文本人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他的《人类起源与性选择》一书明确地把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运用到人类身上,成为这一理论的标志性事件。他明白地告诉读者：“不应采用任何手段来大幅度减少人类增长的自然比例,尽管这种增长会带来许多痛苦;应当让大家公开竞争,而且应当消除所有会阻碍最能获得成功与最能养育孩子的成功者的种种法则和习俗。”

这话说白了就是,不要计划生育,不要在出生前就消灭弱者,而应当让他们出生下来然后被残酷的竞争所消灭。这虽然让人感到痛苦,但权且让他们作为成功者的陪练吧。最后一句话则更是埋有优生学的种子。

只不过人们实在不好意思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罪名加到尊敬的达尔文身上,与他同时代的斯宾塞只好成了替罪羊。

斯宾塞是一个博学而长寿的学者,胡子很乱,脑袋很光。与达尔文类似,他也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而保证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以广泛阅读并胡思乱想,有什么想法就写下来,就这样成了思想家。因为活的时间长,所以写的作品也多,他真正做到了著作等身。在教育、科学、铁路工业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插上了一脚,他出版了《心理学原理》《第一原理》《社会学原理》《伦理学原理》《人与国家》等一大堆皇皇巨著,弄了很多博士院士的头衔,甚至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因为文笔优美,他在1902年还被提名竞逐诺贝尔文学奖,结果败给了受到铁血宰相俾斯麦力挺的历史巨著《罗马史》的作者蒙森(TheodorMommsen)。对于一个博物学家和哲学家,还有铁路工程师来说,这可算是虽败犹荣了。

斯宾塞很欣赏达尔文的理论,与达尔文的忠实追随者赫胥黎也是终身好友。达尔文去世时,他不惜打破惯例,专门去教堂出席了达尔文的葬礼。自然选择的进化论对他的影响自不待言。他把社会看成是一种自然及生物现象,当然完全可以用进化论来加以考察。

很多年以后人们提起斯宾塞时,往往把他当做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名声臭掉以后,斯宾塞当然也受到了影响。至今人们对斯宾塞的看法仍有很大差距,有人把他捧上天,有人把他踩下地。一种观点认为,斯宾塞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以社会正义的名义对抗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相信人类最终可以走向自由和平等,直至到达理想的彼岸。而反对者则把他看成一个残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指责他倡导暴力斗争,对社会弱者毫无怜悯之意和同情之心。

为分辨这些问题,有必要先观察一下“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质主张。

斯宾塞首先从发育生物学中借用了“进化”一词,从此慢慢替代了达尔文所用的“演变”。“进化论”这一名词的广泛传播,也给人带来一种错觉,以为生物的演变是有方向的,是向着所谓更“高级”的方向“进化”的。不过,这种错觉造成的问题并不严重,相反,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读者对这一学科的理解,虽然是略带有偏差的理解。

但斯宾塞创造的另一些词如“适者生存”和“优胜劣汰”却出了点问题。这些词很漂亮,简洁得让人听起来后背发凉,似乎也一语道出了自然选择的真谛,但应用于社会现象时,得出的结论也是极度无情的。斯宾塞明确指出：社会中的无能者必然贫困,做事轻率的人肯定会受到更多的挫折,而那些懒惰的家伙则注定要挨饿,勤奋的人当然会占有更多的资源,愚蠢的笨蛋明显是可以用来嘲笑的。这些现象正是“适者生存”。

因此,斯宾塞不认为政府简单的救济政策对穷人会有什么本质上的用处,虽然他真正想表达的似乎是：“适者生存”引发的自由竞争会激发人们的潜能,会催促人们不断奋斗。在此基础上,人类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变得更加勤勉自律、善良理性,并充满了正义感,成为更高意义上的人。

可见斯宾塞的理论是一把双刃剑。

赫胥黎的评论可以让人更好地理解斯宾塞的观点,丰富的生物学知识明显使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高于斯宾塞。赫胥黎坚持认为,进化过程不为美学或伦理学提供理论基础,进化本身并不在乎所谓道德,也不承担责任。没有谋生能力的诗人之死或许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这并不表明自然选择是“恶”势力。所以,赫胥黎相信,进化并不会设置重重艰险以阻挡人类最终走向光明。

也就是说,当时斯宾塞在表达这些思想时,其用心并不是别人想象的那么阴暗与险恶。

“社会达尔文主义”一词并非斯宾塞首创,那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这个提法最早出现在1944年初美国出版的著作《社会达尔文主义与美国思维》中。这本是一种有益的尝试,尝试把自然科学原理运用于社会生活中,研究者用类比的方法把社会和自然挂上钩。然而,当真要把社会现象用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科学的视角加以处理时,所有的问题都一齐涌了出来。自然科学的客观性和社会科学的不确定性在这里发生了剧烈的碰撞。争吵是必不可少的,就像所有人都会被误解一样,斯宾塞和他的理论在一片争吵之中也掉进了被误读的深渊。“庸俗进化论”的恶名,当然也就随之而来。

“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与外延,各色人等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理解自然选择的含义。马克思相信阶级斗争是推进历史进步的动力,这与生存竞争作为大自然的前进动力有着极微妙的相似性,但马克思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喜欢达尔文的。他更看重的是达尔文理论中表达出来的唯物主义思想。正基于此,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更喜欢拉马克,而不太在乎达尔文。拉马克主义倾向于国家干涉而不是自由竞争,因为他们相信,国家干涉而产生的优良性状是可以遗传的,国民素质会不断走向极致。在此“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苏联的所作所为就更容易理解了,国家的过度干涉必然走向强权独裁体制。想当初苏美两国在每次奥运会上可都是拼出了一地鸡毛。

19世纪末,严复为中国引进了赫胥黎和斯宾塞的生物进化论与社会进化论思想。他腰斩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成《天演论》,并在翻译过程中加进了许多自己的看法,再取一点其他学者的观点,合成了一本中国人能看懂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著作。在《天演论》中,严复的目的很清楚,就是想让国人了解“物竞天择”这一残酷的自然法则,然后提醒国人应该奋发图强,不能老是天天抽大烟打麻将然后活该挨打受气。这在当时的中国确实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引发了“中国近代思想界的第一大潮”,成为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前最重要的思想风潮。梁启超、鲁迅等人都深受影响,大声疾呼“自强保种”。

梁启超写下大量作品介绍进化论,他的目的自然不在科学方面,而是纯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的表现。他认为：“所谓天然淘汰,优胜劣败之理,实行于一切邦国、种族、宗教、学术、人事之中,不分大小,而一皆为此天演大例之所范围,不优则劣,不存则亡,其机间不容发。”

梁启超还进一步评论说,社会之所以能应运而生,可以说全部都建设在生物学基础之上。凡有关于人事之学科,如法律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历史学,都受他的刺激,一齐把研究方向挪移。这种看法,已超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领域,有了后来社会生物学的影子。可惜梁启超没有自然科学的基础,只能发一发心中的宏论罢了。

不断有人从各个角度总结“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核心,每个人的解释都与其他人有所不同,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点：生存竞争所造成的自然淘汰虽然是悲剧性的事件,但却在人类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限的资源和无情的竞争导致杀人战争不可避免,在竞争中产生的阶级划分是合理的存在;优秀人种在这场竞争中必将占据主导地位,落后的劣等人种不值得同情与怜悯;在竞争中失败的穷人也应听任自然的力量将他们无情地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整个人类将在这种无情的清扫中保持健康与活力。斯宾塞所说的“适者生存”正是这些现象的最简洁的总结。穷人就是不适者,财富正是成功的象征。大自然就是通过不断的财富洗牌而更新人类社会。

这种说法受到了“强盗式资本家”的欢迎,他们因此不必对自己的剥削行为而内疚,并理直气壮地寻求最大利润。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一个简洁的表述就是,自然选择是不是意味着人类社会的自由竞争?他们在大部分场合下给出的答案是：是的!

所有这些让人们对“社会达尔文主义”产生了极不友好的印象。它对彻底的自由竞争的过多兴趣,使国家的力量只是袖手旁观,任由芸芸众生在社会竞争中生死沉浮。这样,最强者才能有拼搏进取的动力并最终取得压倒性胜利,社会也因此而取得了“进步”。自由竞争在经济领域表现为自由经济,国家的力量最好不要插手调控。直到2009年的金融危机才让美国政府认识到,这种想法是要付出代价的。

追随“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很容易变得冷漠无情,他们对失败者根本不付出任何同情,相信失败正是自然对他作出的惩罚。著名的石油大王洛克菲勒(JohnRockefeller)虽然是一个名声在外的慈善家,但他在工作中也用“适者生存”来为自由竞争大声辩护。可惜经济上的自由竞争是为了达到垄断,然后所谓自由自然就不复存在了。

既然人与人之间可以如此无情,那么种族与种族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直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当然更是不必再讲究什么礼数和虚假的客套。强者为王的理念横行全球,帝国主义情结与军国主义的强硬做法大行其道。有些人相信,国民之间的相互竞争会耗尽自己的热情,成为自相残杀的前奏。要弱化这种可能,一个首要的措施就是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在这些理论的笼罩下,这个世界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前所末有的水深火热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出的火药比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使用的所有烟花数量都要多得多。

许多好心人士对斯宾塞也提出了善意的理解,他们从来不认为斯宾塞是个坏人,相反,还是一个不错的好人。他所提倡的自由竞争其实并不是要从肉体上消灭不适者,而是要放手鼓励人们通过自身不断的奋斗去最大程度地改善自己的现状。他们把斯宾塞比作一个严厉的父亲,虽然打骂孩子,但出发点却是为孩子更好地成长。他在著作中表达的思想,其实是想起到励志的作用。

可是,用严厉来形容斯宾塞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真把他比作是一位父亲,那么他的孩子的死亡率可能是相当高的,对于跌倒的孩子他不会伸手去牵扶一把,而只是在一旁冷眼旁观。至于他的内心是不是充满了关爱,对事实的结果并无影响。

以斯宾塞的名字为标签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就这样在各种目的的反复辩论和宣传下变得越来越清晰,并渐渐成为不讨人喜欢的理论。其所阐述的原则听起来充满了冷漠的恐怖情绪,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拿起来当成是杀人的利器。

杀人者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找到了极好的借口,其中的代表是提出胚胎重演律的海克尔。他本身是一个动物学家,生物进化的系统树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在科研之余也喜欢思考问题,于是披了一个哲学家的名头。虽然他更相信拉马克的用进废退理论,但仍然向德国引入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然后进一步蜕变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拥趸。他在《生命奇迹》中写道：“我们的文明国家人为地养育着成千上万得了不治之症的人,比如神经病者、麻风病人、癌症病人等,这对这些人本身和对整个社会没有任何好处。”他把得了不治之症的人视为社会的废物和累赘,并坚定地到处宣传德国优越论,把英国、法国、俄国及意大利等统统不放在眼里,甚至以科学研究的名义发表宣言说：“高等人与低等人之间的差别,要比低等人与高级动物之间的差别更大。”

海克尔是当时德国学术界的权威,他说的话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这番言论使他顺利坐上了“纳粹主义的铺路人”的宝座。他毫无保留地支持独裁和侵略,是一个典型的民族沙文主义者。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虽然让他很沮丧,但他并没有反省自己,而是宣扬要继续战斗,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德意志民族的人种健全。

海克尔与斯宾塞不同的是,斯宾塞更看重自由发展,反对人为的控制。海克尔正相反,因为在学术上倾向于拉马克,所以更相信人类能够把握自身的方向,并积极影响自己的未来。这种雄心勃勃的进取欲望在个体发展上并没有大错,但用于国家层面,则是一场血淋淋的悲剧。

海克尔虽然在1919年就死了,但希特勒已经在他的理论的影响下成长起来了。其实希特勒的帮凶还不止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来的优生主义和种族歧视理论才是真正的“喋血双煞”。

优生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指为伪科学的,早些时候也挺受人尊重的。很多人情不自禁地相信,骗子的儿子仍然是骗子,无能的饭桶的继任者只会是另一只饭桶,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另一句话则更通俗：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当政治家们用这些东西来作挡箭牌时,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对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了：那似乎是生物学的原因造成的,而不是社会问题。这是政客们嘴里最冠冕堂皇的借口之一。

达尔文的那位表弟高尔顿,在达尔文的支持和鼓励下,首先提出了优生学理论。他主张：应该像培育优秀作物和家畜那样培育优秀人种,以获得更强大的竞争优势。高尔顿也曾四处游历,学识同样广博,写了很多东西,提出很多理论,其中以其对“优生学”的名声最大。他通过大量的家族调查,对人类智能和遗传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费了很大的力气,结果得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智力是可以遗传的。由于热情过度,他对贵族家庭的研究最终陷进了种族歧视的深渊,明确声称“法官的才能往往是遗传的”,“优秀种族”之所以优秀,是因为他们天生优秀。在高尔顿的眼里,贵族的后代往往聪明智慧、身体健康、仪容美丽、道德高尚;而下等家族则一贯的愚昧、有病、容易犯罪,此外就是弱智和低能。

高尔顿的结论在当时就受到了抨击,因为明显地他没有把后天的因素考虑全面。针对这一指责,高尔顿对研究工作进行了改进,生物统计学也因此得以完善,一举奠定了一门重要学科的基础。为了更好地为自己的理论服务,高尔顿于1904年创建了优生学国家实验室。优生学看上去越来越像一门正经的科学了,它的研究目的说白了就是,让优秀的人多生孩子,而穷人们自然要克制一些,少生一些,有问题的人,比如精神病患者,则干脆不让他们生孩子。

在优生学的考量下,百姓被轻而易举地分为上等公民和下等公民,划分的标准是个人财富的多少。

可是,财富只是一种人为标准,在生物学领域这一标准是不存在的,其他生物们从来不去银行存款,它们只看谁能留下更多的后代。以此标准反观人类社会时,会发现一条极具讽刺性的现象：社会精英在殚精竭虑地狂挣社会财富,花在生孩子这件事情上的时间大为减少。

看到了财富并不是成功的最佳标准后,高尔顿提出一个修正方案,应该以个人的实际收入情况来衡量成功的大小,从而把父辈的财富造成的假象排除掉。他以为,收入越高的人才是真正成功的人。但同样地,这种考虑没有照顾到生殖能力问题。一个毫无性能力的亿万富翁,从生物角度来看,无论如何算不上是成功者。当那些富翁们坐在百万俱乐部里态度雍容地谈论着高级奢侈品时,他们忘了,他们没有留下足够多的后代;而另一些人,或称为穷人,他们却什么也不做,百无聊赖,整天只是生孩子。如果这样搞的时间长了,社会整体素质将会大大降低。优生主义者们为此而忧心忡忡。

生物学家的考虑更全面一些。华莱士也对财富不均与生殖能力不对等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富有的男人不一定满足生物学的成功标准,而且极有可能因为挖空心思地挣钱而过早阳痿。但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他们的富有而给女人造成了一种成功的假象,于是对配偶的选择不再是根据体格而更多的是根据挣钱的能力,这对社会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华莱士正是据此支持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按照社会主义的设计思路,政府会尽最大努力让所有公民的工作机会和财富收入大致均等。这样一来,男男女女在挑选对象时就不会太在意对方的经济地位,强壮的体格将被重新提升为关注的焦点,猛男美女才会再次遍地横行,人种素质因此而得到猛烈提高。

可惜华莱士没有看到社会主义理想在一些国家的具体实践效果,权威政府具有强大的力量,甚至可以在短时间内令人发狂,但还没有强大到可以长时间完全左右人性的地步。

优生学理论在高尔顿的学生皮尔逊(KarlPearson)那里得到了重要发展。皮尔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追随者。这个人对应用数学、统计学和生物统计学等学科都有重大贡献,对历史和人类学研究也很有成就,是一个博学的人。正是他把生物学研究和社会与历史问题联系起来,应该算是社会生物学的早期开创者之一。拥有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极强的社会责任感本是好事,不过有时,皮尔逊把他的知识和责任感用错了地方。

皮尔逊对他的师叔达尔文非常崇拜,把达尔文看成是这个世界的救助者,给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世界以新的意义。通过对达尔文的高度肯定,皮尔逊把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而这个新层次是建立在把自然选择直接应用于人类社会的基础上的,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只不过皮尔逊的表现形式是优生学。

皮尔逊指出,任何民族的经济条件都与它的国民的生殖率有关,也与它和敌国的战争结果有关。这些战争,无论借口如何,都毫无例外地是为了争夺土地和食物。构成一个民族极其重要的因素主要包括财产所有制、婚姻和家庭生活,而这又与贫穷和性道德密切相关。所以,财产分配和性关系把人与人联系了起来,这种联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民族生存。人类社会的所有法律都是为了使这种关系保持有序状态。

皮尔逊相信生存斗争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并严厉批驳了海克尔的观点,认为海克尔的弱肉强食理论会导致独裁和杀戮。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全世界的人正越来越变得相互依赖。所以皮尔逊赞扬民主,甚至理解社会主义。

但皮尔逊并不认为人类的理想社会可以天然降临,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充满了痛苦的过程。人类在荆棘之上艰难前行,一些落后的民族被挤掉队了,他们没有找到通向文明的正确路线,最终走进了死胡同。他们的失败替成功的民族筑好了进步的阶梯,人类正是通过这些血肉筑成的阶梯一步步走向更加光辉的成功,越来越充满智慧和丰富的感情,也越来越远离原始野蛮的状态,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皮尔逊描述的这个人类走向光辉的路程其实是一部民族杀戮史。在这一思想照耀下,殖民主义变得光明正大起来。他们不再为自己的无耻行径备感羞涩,相反,却可以高举全人类共同进步的旗帜勇敢地掠夺。这种理论和政治结合时,便产生了可怕的效果,那不再是纸面上写下的一行行墨色的理论,而是战场上枪炮的隆隆轰鸣和遍地流淌的鲜红的血。

因为所有的话都说得冠冕堂皇,而且似乎听起来也符合自然选择,所以优生学的追随者越来越多。而高举这一伪科学大旗的,不少是科学家以及受到了科学家蛊惑的政治家。力量的壮大,使他们有了更加可怕的想法。

优生学运动主要在两方面展开：一是保证让“成功”的人多生孩子;二是让“不成功”的人少生孩子。

用什么来衡量成功呢?财富的标准已经过时了,看生殖力吧,虽然可能更科学些,却总让人感觉不那么舒服,怎么听怎么像研究动物的名词,关注社会的优生学者们后来开发出了另一个举世皆知的标准——智商。很多人都把自己的智商高低看成是个人机密,他们一般不愿测试。测试出来后,一般又不愿对别人讲,除非是智商特高的那种。万一智商比别人低,听起来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

其实还不仅仅是面子问题。一部分人通过奋斗取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后,无论“智商”高低,都需要努力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大多忘记了自己当年辛酸的奋斗史,转而鄙视仍然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并热切希望自己的成功基因会一代代传下去,且不愿看到自己挣来的钱用于帮助那些因各种原因仍在贫困线上挣扎的人。他们忧虑,因为那些穷人们生孩子的兴趣似乎正在空前高涨,看不到收手的时候。再多的经济资助似乎都不可能解决穷人的根本问题：贫困是由他们的劣质基因决定的,对这些人最客气的方法就是绝育,其他做法都是多余的,当然也就是浪费的。

激进的优生学运动者主张对低智商的人生育活动加以管制,通过一切手段不给他们制造任何谈恋爱的机会,最决绝的措施就是给他们实施强行绝育。而这种主张只能借助国家力量来推行,其赤裸裸的目的就是消灭所谓“不适应”者的生殖权力。

德国人做事认真,在优生学上的表现也是出类拔萃的。他们因为过度热情而表现出了疯狂状态,专门成立了一个“种族卫生”协会,大力鼓动纳粹德国采取有利于种族的优生措施。成千上万的精神病人被绝育,优秀的妇女被敦促要多多怀孕,成批制造子虚乌有的“雅利安人种”。“雅利安”是高尚的意思,借用这一名词来为自己的种族命名,以为这样自己就真的会随之而高尚起来。在他们眼里,北欧和日耳曼诸民族是最纯粹的“雅利安人种”,要比黄种人和黑种人更加高等和优秀。臭名昭著的英国软蛋首相张伯伦(HoustonChamberlain)在被德国敲打之前,也曾是这一理论的积极鼓吹者。到20世纪30年代时,这种无聊的说法已被人类学的科学研究所摒弃,但在社会上的影响却无法及时消除,德国开始对非“雅利安人”开展了大规模的强制节育运动。优生运动猖獗一时之际,希特勒利用德国人的亢奋情绪,隆重推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大战本来是要消灭犹太人等非“雅利安人种”的,后来英、美、德、法等“雅利安人”却混战成一片,自认为纯种“雅利安人”的德国不惜屈尊与黄种的日本人结成联盟,并一度拉拢中华民国的统帅蒋介石。事后可以看得更清楚,他们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而投入到这场混战之中,人种与遗传问题等优生学考虑只不过是一个可耻的借口。

优生学正是因为和希特勒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而变成了人人憎恨的伪科学,但所有的父母仍然希望自己生下来的孩子是一个天才。现代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让他们萌生了更多的希望,如果可能,大概都会要求通过基因设计的方法生下一个完美的孩子：邦德一样的体魄与魅力,外加爱因斯坦般聪明的大脑;如果是女孩,当然也要用惊人的美貌与此般配啦!

当马克思主义者霍尔丹以科学的态度公开抨击优生学时,这种运动的形象开始一落千丈了。特别是德国纳粹的极端行为让世人非常反感,人们认识到,以优生学为掩盖的种族大屠杀才是一种更为可怕的事实。如果不加控制,任何人都有可能被以任何标准划分到失败者的行列中去,并遭到国家力量的清洗,这将是一个浓黑的深渊,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而遗传学的发展更向世人证明了,人在基因水平上根本没有本质的区别,优生学所假借的科学基础根本就不存在。陈胜在几千年前说了一句狠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基本是正确的。乞丐出身的朱元璋,最后也照样当上了皇帝,这简直就是对优生学理论的公开伪证。

支持陈胜和朱元璋的热情的社会工作者们相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和“天助自助者”是人类自尊自强的基础。当社会出现问题时,应积极寻求改革方案以改变现状救助穷人,而不是坐视自由竞争的恶性循环随意运转。他们相信社会背景和国家教育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品性和内涵,穷人并不是天生的命贱,他们经过自身的努力和社会的救助,也一样会取得通俗意义上的成功。马丁·路德金在他的名世雄文《我有一个梦想》中提醒各位,请一定不要用一个人的肤色来看待他们的个性与素养。

但优生学并没有死掉。它经过改头换面,仍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并把生物学的核心领域遗传学拿来支撑门面,根据不全面的研究成果而臆测人的能力是可以遗传的。有一段时间,诺贝尔奖获得者捐献精子的事情被吵得全球热闹一片,正是这种臆测的后续表现。大家都天真地认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精子搞出来的孩子天然地聪明,岂不知这只是一种自以为聪明的天真表现。

居里夫人(MarieCurie)得了两次诺贝尔奖,她丈夫也得过一次,她们的女儿又得了一次,但这并不是优生学的成功,而只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的一幕极有戏剧性的特例。后来稀稀落落地也有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儿子再次得奖,那都是很多因素造成的,特别是家庭教育的因素非常重要,父辈在某一领域的巨大影响也有助于他们的子女们顺风顺水地开展相同的科研工作。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物理学家开尔文也得了诺贝尔奖,他的儿子继续得奖,但这并不能说明遗传的重要性。因为开尔文有七名学生也得了诺贝尔奖,这些学生与开尔文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如果以这些特例证明智力能够遗传,那将是一个非常轻浮的推理结论。

不过居里夫人说过的那句名言“弱者坐待时机,强者制造时机”在激励了一批人的同时,也打击了另一批人,这位著名的女性没有定义她这句话里的“强”和“弱”是什么意思。可以肯定的是,不全是指智商的高低。

人类的所谓聪明,主要靠后天学习得来,先天遗传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如众人想象得那样重要。一个人的智力与后天所受的教育和生长的环境有很大的相关性,但每一种因素都不是决定力量。这是一个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复杂过程,偏颇于某一个方面或更看重哪种影响都是不合适的。

虽然有研究声明,有些神经系统的特征是可以遗传的,但神经系统并不是智力的关键,它与营养一样,只不过是因素之一而已。甚至有研究发现了与聪明有关的基因,但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底什么是“聪明”?智商高低到底有什么意义?一个数学天才可能在语言方面是个白痴,而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可能会见了数字就感觉头疼,他们谁更聪明呢?智商标准已经受到了普遍怀疑,人们找不到生理机能和智力之间的明确联系,爱因斯坦的大脑被好几个实验室研究来研究去的,结果一篇像样的论文都没有发表,因为看不出与常人有任何不同。

在优生学话题中,不能不提到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自20世纪80年代起实行计划生育,同时大力提倡“优生优育”。《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2001年新增的第十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无效”,此条款与禁止近亲结婚并列,可见其严肃程度。

在西方,关于优生学的争论将持续下去,基因决定论和反基因决定论仍在无休止的论战中。先天遗传和后天教育在一个人的综合表现中很难清楚地分开,决定了这个争吵将永无止境。

但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所有人都想生一个更优秀的孩子出来,现代科学为他们提供了某种方便。美国流行自助优生,他们甚至刊登广告寻求优秀的卵子,精子库也利用诺贝尔获得者的精子来大作噱头。所有这一切,都将在社会中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这种影响仍将长时间持续下去。

好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另一个帮凶,也就是种族歧视思想,倒是已经在社会舆论中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短期内也没有大规模抬头的可能性。但并不表明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解决。

种族歧视思想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衍生出来最可怕的思想,是以白种人为核心藐视其他种族的可耻理论,白种人可以据此心安理得地奴役黑种人。他们以天生的优越感很负责任地宣布说,白色人种必须以文明教化全球的有色人种。这种说法听起来很感人,但做起来却是另一回事,殖民扩张造成的杀戮和种族灭绝是血的事实。白种人不断为自己的恶行从科学上寻找辩护,他们认为历史上发达的人种一直在消灭劣等人种。远的种族灭绝不说,近在眼前的美洲印第安人和澳洲土著及塔斯马尼亚岛民的消亡,都只不过是优胜劣汰的自然过程。站在这种立场上考虑问题,他们就可以把人为造成的灾难性责任推在一边,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迫害也就不足为奇了。文明的美国则到处挂满了“whitesonly”的牌子,只为白种人服务,黑种人小孩子甚至不许牵一牵白种人小孩子的手。

可是,白种人内部也需要分出高低。根据自然选择原理,有人把北欧的日耳曼人当作是最优等人种。因为他们常年生活在寒冷的气候下,恶劣的环境迫使他们不断进化,已经发展出了高超的生存技能,终于成为人上人。他们富于冒险和扩张的精神是他们比别人强大的证明。与此成对比的是,非洲的气候温暖,人们不思进取,自然选择显不出强大的淘汰力量,人种也就得不到更好地改进和提高,所以一直很次。达尔文的斗犬赫胥黎也是这种理论的积极鼓吹者之一。危险的种子就此埋了下来。

白种人四处扩张,魔爪伸遍世界各地,从美洲到澳洲、太平洋到大西洋,船帆扬起、枪炮齐鸣,一些弱势群落就这样被无情地灭绝了。

根据达尔文的本意,“进化”一词是错误的,“有修饰的改变”才是他的本意。在自然选择面前,本无所谓高级与低级。贵为万灵之长的人,与消化道里庸庸碌碌的细菌,都只不过是自然界的一员而已,同样要面临自然选择的淘汰与选择。现在人类自己却硬要在人类之间分出个高低上下来,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愚蠢行为。纵观人类短短的几千年文字历史,风水轮流转,没有哪一个民族可以永远称霸世界。一旦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人类甚至都不可能比曾经占据地球一亿多年的恐龙更具适应能力。万物化为灰尘以后,谁又会在意,在这颗小小的星球之上,曾有那么一群自以为是的生物,因为各自的地位问题,互相争得是头破血流、横尸遍地呢?

不过,从动物行为学的角度看,动物群体内部争抢更高的地位,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行为了。只不过人类的技巧稍高了一些,加上了枪炮和漂亮的说辞而已。

好在人类与动物还是有所区别的。自由和平等已成为基本认识,各国都努力实现公民之间的实质权力平等,尽管这一工作还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但总算是已经在路上了。

美国于20世纪60年代通过了种族平权的选举权法,并通过了特别照顾少数族裔的“肯定性行动”法令。也有人指责这是在破坏机会均等的原则。当年的约翰逊总统针对这一意见评论道：你不能把一个因常带镣铐而跛腿的人放在起跑线上,并对他说,你现在可以与别人自由竞赛了。这种表面上的机会均等是实质上的机会不等。

但是,在现有的体制内,在这种发展模式下,社会分工的不平等现象仍将长期存在。所有人不可能站在真正的水平线上,他们仍将面对地位高下之分和机会不平等的问题。生物学研究正在揭示社会等级对人的影响。

研究指出,在一个组织机构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上下级关系,职位高低可以影响到一个人的健康状况。对于权力欲较强的男人而言,职位的下降几乎立即可以引发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而自由权力越大,则内分泌功能和相应的健康水平都会有所提高。在一个等级社会中则更是如此,统治者因为占据最大资源而获得最好的营养和生物条件,他们身体倍儿棒,信心充足,内分泌有条不紊,智力也明显高于平均水平,油光满面,妻妾成群,子孙满堂,生活充满了阳光;而下层人民则不能施展自己的志向,内心的压抑带来内分泌失调、血压升高、免疫能力下降,甚至因此而影响到生存能力,独守一室,孤影清绝,得不到别人的同情,也没有美人顾盼。社会的不平等就这样被放大,然后保持下去。处于上一阶层的当权者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是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既得权益而去做普度众生的蠢事的。

但这种误解在公共管理中还有所体现。我们国家还存在大量类似的问题,社会生活中的种种歧视性政策还没有被完全认识和重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超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更高级的人类情操,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以科学的眼光看待未来,我们的前途无疑是光明的。而结合达尔文的进化论会引起越来越多的思考。

马克思本人更关注的是社会和制度问题。他对于人性的认识自有其独到的闪光点。他坚持人类是一种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也是进化的产物,本质上并无奇特之处。但同时,他比自然科学家们乐观的是,他相信人类有极强的自我发展能力,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创造和改变自己的本性,从而塑造自己的未来,建立在这样一种思想基础上的社会,必将是一个理想的社会。

这样一来,似乎扯得有点太远了。

还是回过头去,继续说生物进化理论的故事。这一次,该轮到新达尔文主义出场了。

魏斯曼：我把达尔文理论中的一些错误内容清除掉,再加进孟德尔的遗传学内容,这样就可以组成新达尔文主义了,这个理论将更加简洁和完美。

卡梅勒：你有新达尔文主义,我有新拉马克主义,我用产婆蟾实验证明了拉马克理论的正确!

贝特森：算了吧,以后不要拿墨水涂过的动物出来现眼了。

李森科：那好,那我就拿小麦来说话。

达尔文：我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