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奇怪的事情是,

不论他们的前进速度多快,

周围的树木和其他东西的位置从不改变;

它们好像留在原地不动。

爱丽丝困惑极了,

锒想知道它们是不是跟着我们一起前进?

皇后好像猜到她的心思,

大叫：“快点!不要想说话!

——刘易斯·卡罗尔

外科医师切开人体时,知道体内会有什么;他知道胃的位置不会因人而异。大家都有胃,它的形状和位置也都大同小异。差别在于,有些人的胃不很健康,有的略小,有的有点畸形,但和相似之处相比,差异之处就微不足道了。兽医或屠户可以指出不同动物胃的差异：牛胃体积较大,分成四室;老鼠的胃部细小;猪胃形状略似人胃。可以肯定地说仍然有所谓的典型的人胃,它不同于其他动物的胃。

本书假设也有“典型的人性”存在,而本书写作的目的,即在找出典型的人性。心理治疗师和外科医师一样,能够对病人做出各种假设。他假定病人了解什么是爱、忌妒、信赖、思考、说话、恐惧、微笑、交易、贪欲、梦想、回忆、唱歌、争吵和撒谎;就算患者来自蛮荒之地,这些假定仍然适用。30年代,新几内亚一些长久与世隔绝的部落,初次与外界有了接触;虽然从祖先分道扬镳各自发展以来,隔绝已有一万多年,他们的微笑或皱眉所代表的意义,仍和西方人无异。狒狒脸上我们看来是微笑的表情,其实是威胁。这就是人性,举世皆然。

这种论调并不否认文化的差异——羊眼汤、摇头代表同意、西方人的隐私感、割礼、午睡、宗教、语言、美国和俄罗斯的饭店侍者微笑次数的差异。可见差异的程度之大,丝毫不亚于相似之处。所以文化人类学专门研究人类文化的差异。人类相似之处的基础——身为人类的特异之处,应该可以视为理所当然。

本书旨在探讨人性的本质;因为不了解它的演化过程,就无法了解人性;也因为不了解性别的演化过程,就无法了解人性的演化过程,所以研究演化的中心课题,就是性别的演化。

为什么性如此重要?人性之中还有其他特质比生育的消遣更为突出、更为困扰,可是种族繁衍却是人生的惟一目标,其他的一切都是达到此一目标的手段而已。人类继承了生存、进食、思考、说话等意向,其中最重要的是生育繁衍的意向。祖先继承的特质遗传给后代子孙;不能生育则无法遗传。因此任何促进繁殖成功的因素,都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获得保留;可见人性中所有的一切,都是经过这种仔细的选择过程而留存下来的。而其着眼点都在是否能够增进繁衍的成功。

这种说法似乎太过自大。它似乎否定了自由意志,忽视了自命贞节人士的看法,并把人类视为只是志在生育的机器人;好像连莎士比亚和奠扎特的刨作都只是性的驱动而已。然而就我所知,人性的发展实在别无途径;而且有充分的证据显示,除了竞争性的生育以外,演化别无他途。有生育繁殖能力的继续生存;反之则都已消灭殆尽。生育能力使生物异予岩石之类的无生物;更何况这种观点和自由意志甚或贞节观念毫无扦格不入之处。我认为人类能够兴旺繁荣,原因在于主动和运用个人才智。而自由意志并非只有点缀作用丽已;演化传给祖先进取精神,原因就在凭藉自由意志和进取精神来满足欲望、与同类竞争、应付人生的意外情况,终于胜过不能生育的同类,取得优越的生育和繁殖地位。所以自由意志的价值取决于对生育的贡献。

再从另一角度来看,如果聪明学生的考试表现令人失望,一想到考试,就因紧张而崩溃,那么他的聪明才智在以考试决定成绩的体系里一无用处。同理,如果动物的生存能为特优、新陈代谢的效率良好、能够抵抗各种疾病、学习迅速、享有高寿,但欠缺繁殖能力,无论其基因如何优秀,,都没有遗传的可能和机会。所以了鹪人性如何演化的中心问题,应该在于探究生育能力。如果不想遭遇天择的消灭,成功的繁殖是人类基因必须通过的一种考验。因此要了解人性和心灵的许多特性,不能忽略生育能力。本书从性开始讨论,原因在此。但生育和性并非同义语,因为生育方式不只一种。有性繁殖必须能够增进个体的生育能力,否则性就无法存在。要是我们不去了解性的竞争,实在难以理解人性的演化。

伊甸园的蛇透露了什么秘密给夏娃?是她可以吃某种水果吗?胡说八道。这只是委婉的说法。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Aquinas)到密尔顿(Milton)都知道,那是肉欲之果。问题是他们如何得知?整篇《创世记》找不到丝毫的暗示：禁果就是罪,就是性。这个答案千真万确,因为人类最重要的中心问题只有一个：性。

▼先天和后天

达尔文(CharlcsDarwin)的先知卓见,就是人类乃是由过去的历程设计而成。他最早了解,放弃上帝创造物种的观念,并不意味着放弃这种设计的理论。所有生物都是由祖先有选择性的生育过程所“设计”的,为的是适应某种生活方式。自然选择过程仔细设计了人性,以供两足直立、有社会生活的人类(最早是非洲类人猿)之需,而人胃就是为了杂食且喜爱肉类的非洲类人猿而设计的。

这种论调必然激怒丽种人：第一种是深信人类是一个留着长胡子的神在七天之内创造的,因此人性绝不是天择、过程的设计,而是智慧的产物;我的看法和这种人没有交集,惟一能做的就是跟他们说声珍重再见。另一振认为人性没有演化,而足由所谓的“文化”塑造而成;这种看法和我们的看法勉强可以相容。人性固然可以由文化塑造,但文化就是人性的产物;而且两者都是演化衍生的产物。这并不表示它们都来自基因,相反的,我解决反对一切心理现象都是遗传的说法,也反对普遍的人性丝毫不受基因影响的说法。“文化”本就不一定非是它的现状不可;它可以更多样、更出人意表。人类最近的近亲黑猩猩属于杂交的社会,雌猩猩尽其所能结交多数的性伴侣,雄猩猩则会杀死未与其交配的雌猩猩所产的幼儿。人类社会和这种模式毫无相近之处,原因何在?囚为人性不同于黑猩猩的品性。

既然如此,研究人性对于研究历史、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和政治学,必有深刻、密切的关系。这些学科都在尝试了解人类行为,如果人类行为共同性质的基础是演化的产物,那么了解演化的压力所在就十分重要。但我渐渐认识到,一切社会科学的进展都好像1859年——《物种起源》(TheOriginofSpecies)的出版年代——尚未来临一样。这些学科坚持人类文化是自由意志和发明的产物,所以这种现象并非无意造成的。它们坚持社会不是人类心理的产物,而认为相反的说法才正确。

这种说法听来合情合理,而且如果正确的话,可使相信社会工程的人士倍感安慰。遗憾的是.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在道德范围之内,人性可以无限的塑造、再塑造;但事实上,人类从未做过这种尝试。我们墨守组织事务的单调模式,不曾试图改变。如果人类胆子稍大、冒险精神稍多,人类社会可能没有爱、没有抱负、没有性欲、没有婚姻、没有艺术、没有文法、没有音乐、没有微笑：总之,社会将充斥着无法想像的新奇事物。在这种社会中,女人互相残杀的情况可能比男人更加严重、激烈;老人比二十岁出头的青年可爱;财富无法购卖权力;没有结党营私;双亲不疼子女。

这种说法不同于死硬派的“人性本就如此,无法改变”;也不是说,因为人性如此,所以不该将诸如种族屠杀的事件视为非法。人性天生会考虑行为的后果,所以反对种族主义的法律具有一定程度的效果。我只是指出,纵然经过一千年严格执行反种族主义,我们仍然无法宣称种族主义问题已获解决,更不能认定种族偏见已成为过去,因此可以废除一切相关法令。我们可以正确推定,经过两代的极权统治,苏俄人的人性仍和未受极权统治洗礼的祖父相同。为什么社会科学完全漠视这种情况?为什么还认为人性是社会的产物?

这也是生物学者常犯的错误,他们一向认为演化是由个人累积的变化推动进行的。拉马克(Jean-BaptisteLamarck)把这种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连达尔文偶尔也持这种看法。他们喜欢用的例子是,铁匠的儿子一出生就遗传了父亲的练就的臂力,今日我们已知拉马克的说法错误,因为如达尔文所形容,人体不是依照设计蓝图、而是根据制作糕饼的食谱构成;光是改变糕饼的样子,并不表示食谱也跟着改变。达尔文的德国信徒魏斯曼(AugustWeismann)在1880年出书,首先挑战拉马克的说法。他i注意到最具性征生物的性细胞——精虫和卵子——从出生起就和身体其他部分隔离。他说：

我相信遗传决定于一件事实：胚芽之中的一小部分——微生微,在卵子发展成为有机体之时,并没有任何变化。种质是新有机体的胚芽细胞产生的基础,因此种质才能代代相传,继续不断。

换言之,后代来自卵巢而非母亲本身。母亲所有的身心变化都不能影响后代。(当然另有能够影响后代的性质,例如母亲吸毒或酗酒,后代出生时可能遭受遗传以外的伤害。)所以后代出生时,不带愿罪。魏斯曼因此终生饱受揶揄,少有信徒。但基因和DNA的发现,以及基因讯息的解读,确定了他的想法。种质确实和身体其他部分隔离。

整个事件的含义,直到1970年才获得完整的了解。当年,牛津大学的道金斯(RichardDawkins)明确指出：基因可以复制,身体却不能复制,只能成长;于是身体只是基因演化的工具,就成了必然的结论。如果基因规范身体进行让基因不朽的工作,例如进食、生存.性活动和协助抚养子女,基因就能永远存在。只有能使基因永续不朽的生物体才能生存,其他的都会消失。

道金斯大力提倡的说法,引起生物学的大变革。本来只是描述性的科学,一变而成研究功能的学问。这点差异的意义重大。生理学者如果忽略胃的功能,只对其进行各,种描述,情况将如工程师忽视引擎的功能,只着眼于引擎的外表的描述一样。实际上,1970年以前,动物行为和人类行为的研究者都忽略了功能,而满足于描述他们所见

情观念,父亲可能不负教养子女的责任,可是今天的世界并没有这种人;我们只是智人的后裔,十万年前,他们还生活于非洲,所以我们都有智人的人性。在过去,世界各地的人性应该相同,就像今日世界各地的人性也都相同。莎士比亚的戏剧探讨的是动机、挫折、感受和个性,举世相同。莎翁笔下的福斯塔夫的吹嘘、伊亚东的狡猾、李欧提的忌妒、罗莎琳的力量和马波里奥的尴尬,四百年来没有什么变化。莎翁笔下的人性和今日的人性并无二致,惟一变化的是,他使用的词汇(是nurture而不是nature)已经有点古老。观赏《安东尼和克利奥佩特拉》,看到的是四百年前对于两千年前事件的诠释,但古老的爱情较之今日的爱情并无不同。安东尼爱上一位美丽的女人,不用解释就能理解。不论时空如何变换,基本的人性古今皆同。

▼社会中的个体

到此为止,本书的论点是人类相同,人性也相同。以下所谈,看似相反,其实并无冲突矛盾之处。

人类是由个体组成的,而每一个个体是不相同的。社会若视个人如草芥,迟早必定引起动乱。社会学者或经济学者若认为社会成员不以个人利益为重,而会集体行动,迟早必定感到困惑而无所适从。社会由相互竞争的个人构成,正如市场由相互竞争的商人构成,所以社会经济理论的焦点应该是个人。个人(不是社会)才是基因的传递者,正如只有基因才能复制。个人命运所能遭逢的最大威胁,来自其他的个人。

人类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就是没有两个个体完全相同。儿子无法完全像父亲,女儿也无法完全像母亲;兄弟姊妹也不可能完全相像,除非是同卵双胞胎。天才的父母可能是白痴,天才也可能生出白痴。每个人的面孔和指纹也都独一无二。人类独一无二的程度超过所有其他的动物。每只鹿或每只麻雀都是独立的,但每天所作所为却和其他的鹿或麻雀相同。数千年来的男男女女,情况却是大异其趣。每个人都有某种专长,不论是焊接工人或家庭主妇,作家或妓女。每个人的面貌或行为都是独一无二、与众不同。

怎么会这样呢?既然有了普遍的、共同的、属于人种的人性,怎么每个个体又都独一无二呢?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答案就在性的过程。性结合了两人的一半基因,丢弃了另一半,因而使小孩不会跟双亲之一完全相同。此外,性也利用混合的基因的方式,使整个物种的基因混合。性造成个体差异,却也使差异不会和整个物种的共性相差太大。

只要稍微计算一下,就能讲清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父母两人、四个祖父母、八个曾祖父母、十六个髙曾祖父母……只要上溯三十个世代——约在1066年,一个人就有大约十多亿的直系祖先。可是当年全世界的总人口数还

少于这个数目,所以其中许多人可能当了你的祖先两次到三次。如果像我一样你是英国人,很可能1066年的几百〗万不列颠人,包括哈罗德王、征服者威廉、一般的仆妇、

最卑下的奴仆(洁身自好的神父和修女当然除外),都是你的直系祖先。所以除了最近移民的后代,今天每个不列颠人都是你的远亲。目前所有的不列颠人,都是三十个世代以前同一批人的后代。由此可见,人性具有共同之处,不容怀疑。因为性的过程就是分享基因,所以造就了这个现象。

如果再往前回溯,所有不同的人种就都混而为一了。三千个世代以前,所有人类的祖先都居住在非洲,大约100万人,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与现代人无异,只是生活方式不同,他们是单纯的猎人和采集者。结果不同人种的个体间的一般差异非常小,而且局限于少数几种基因;这些基因影响的是肤色、体格和相貌。然而无论同种不同种,任何两个个体之间的差异却是相当的大。据估计,基因差异可以归因于种族差异的只占7%;85%的差异都属于个人的差异;剩下的才是部落或国家的差异。曾有两位科学家这么说：“一个秘鲁农夫及其邻居之间、或一个瑞士村民及其邻居之间平均的基因差异,比秘鲁和瑞士这两个族群的群体差异超过十二倍。”

这种现象不难利用扑克牌游戏清楚说明。幸运的玩家分到高分的牌,但那些牌不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每种牌色都有十三张,差别只在牌的好坏。同样的,性只担任发牌的角色,从种族共有的基因里面分出独特的一手牌。

然而,个性特质只是性之于人性的第一重意义,另外—个含义就是性的差别——男性和女性。这种差别无可避免的产生了两性的人性差别,符合各自担任的角色,例如男性通常主动追求女性,而非女性追求男性。此点在演化上具有较好的理由,其后果也相当明确,譬如男性通常比较具有侵略性。

性的第三个含义,在于每一个活着的人可能成为你的后裔的基因来源。我们的祖先都是获得最好基因的人,而我们也继承了这个习惯;一旦发现了优秀的基因,由于本性的驱使,当然会千方百计设法取得。说得更实际一点,人们都受高生产能力或优秀遗传的可能性——健康、能千和强壮——的吸引,这种过程以性的选择为名义进行,结果令人骇异,详情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讨论。

▼为何如此

至于性的目的或是某种人类行为的功能,因为不必牵涉技术性目标的追逐,也不牵涉怀有目标的造物主,所以并不复杂;它们也无涉性别本身或人类的先见之明,我只是要指出它们惊人的适应能力。达尔文对此有深刻的了解,遗憾的是现代的评论家反而认识不清。在此我必须承认我是个“适应论者”;对于部分人士而言,这种称呼显得粗鲁不雅。他们相信不管动植物的身体或行为,都配备了大量解决问题的设计。

人眼是“设计”来使外界事物在视网膜上成像,人胃是“设计”来消化食物;这些事实不容否认,但问题是它们如何被设计来执行任务?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答案只有一个：没有设计者。现代人的祖先都是眼睛和胃部功能较好的人种;他们的眼睛和胃部功能细微、漫无目的的进化,都由后代子孙继承。而功能较差或失常者,则因为存活时间短暂,繁衍成功的机会大减。

人类早已了解工程设计的观念,所以轻易接受了同质性的“眼睛设计”观念。然而,“行为设计”的观念就比较难以接受了,主要原因在于人类认为有目的的行为都是意识选择的表现。例如,黄蜂在蚜虫身上产卵,孵化之后,小黄蜂则从蚜虫内部吃掉蚜虫而成长。可是黄蜂下蛋时,一旦发现蚜虫体内已有小黄蜂,它会立刻采取极为聪明的行动——只产一颗未受精的卵,留住了本要注入卵中的精虫。(未受精的黄蜂卵会产生雄性黄蜂,受精卵则会孵出雌性黄蜂。)母黄蜂的聪明之处在于了解另有一只小黄蜂之后,食物分量减少,所以它选择产下雄后代,因为雄性黄蜂的体型比雌性小。

其实说黄蜂聪明根本是无稽之谈。它没有选择,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它一点都不聪明。它体型细小,只有几个细胞,无法思考;它只是自动机器,执行神经程式的指令——如果蚜虫已被占据,保留精虫。它的程式经过数百万年的天择决定下来;继续了这种习性的黄蜂,繁衍了更多的后代。同理,眼睛也是天择的结果,好像是为了观看的“目的”而“设计”的。可见天择诱发的行为,都像是为了黄蜂的某种目的而设计的。

“蓄意设计的强力幻觉”是一个重要的观念,但它也简单得没有重复的必要。道金斯(RichardDawkins)在他的名著《瞎眼表匠》(TheBindWatchmaker)当中,对此有过详尽的探讨和说明。他认为行为模式——遗传机制或心理态度——越复杂,就蕴含越多为某种功能而做的设计。性的吸引复杂深邃,我们难以不承认它是为了基因交易而设计的,正如眼睛构造复杂,迫使我们承认它们都是为了观看而设计的一样。

问题的症结永远值得探讨。大部分的科学都致力于沉闷的发现工作——发现宇宙如何运作、太阳如何发光,以及植物如何生长。多数科学家终生埋首于“如何”的问题堆中,忽略了“为何”的问题。比较“人们为何相爱?”与“人们如何相爱?”的差异,将可发现后者的答案只是个单向的了解而已。人们相爱是受了性腺分泌或其他生理效应的影响。有朝一日,也许会有科学家清楚了解,少年的脑部被少女的影像盘据的实际情况。可是我仍然认为“为什么”的问题比较有趣吸引人,因为答案直捣问题——人性如何演变到今天的情况——的核心。

为什么男人爱上女人?因为她漂亮。为什么漂亮那么重要?因为人类大都是一夫一妻制,所以男人选择配偶非常挑剔(雄黑猩猩可不挑剔)。漂亮代表年轻和健康,又代表生殖能力。为什么选择配偶要考虑生殖能力?因为若不如此,他的基因会被别的男人超越。为什么要关心这种事情?他不关心,可是他的基因好像很在意;选无法生育的配偶,就有绝后的可能。因此,每个人都是选了有生育能力的配偶的后裔;而且每个人都从祖先那里继承了同样的秉性。为什么男人成为基因的俘虏?其实没有!男人都有自由意志。可是刚才不是说,他爱上她,是因为她的基因对他有好处吗?他可以不理基因的指示啊。为什么他的基因想跟她的基因结合?那是创造第二代,继续生存的惟—方法啊。人类分成阴阳两性,繁殖之道必须经由两种基因混合才成。人类为什么分成两性?因为两性同体的动物同时执行两种任务,效果不如分别由阴阳两性单独执行。因此雌雄同体的动物祖先败给两性的动物。可是为什么只有两性?因为这是解决两套基因之间长期争端的惟一方法。此点以后再加以说明。为什么她需要他?为什么她的基因不肯自己复制繁殖、不等他的?这就是最主要的“为何”的问题。下一章将开始讨论。

在物理学的范围内,“如何”和“为何”的问题差别不大。地球如何绕日?依照重力作用;地球为何绕日?因为重力作用。可是演化却使生物学大异其趣,因为它牵涉到连续的历史。人类学者泰格(LionelTiger)就说：“从某种角度而言,天择过程你:成的决定,经过数千世代的累积,必然限制、刺激或影响到人类。”无论历史掷出的骰子如何,重力作用就是重力作用;但是雄孔雀之所以爱炫耀,则是因为演化过程中的某个时期,雌孔雀舍弃其他的择偶标准,而专注于雄孔雀的精致表演能力。由此可知所有的生物都是历史的产物。当新的达尔文主义者问到“为何”时,其实所问的是“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因为他是个历史学者。

▼冲突与合作

时间逐渐侵蚀一切利益或优点,是历史的一个奇特性质。每种发明迟早都会招致新的反发明,每次的成功都埋下颠覆自己的种子。演化历史也不例外;进步和成功都只声是相对的。动物占据陆地之前,最早从海中出现的两栖动物因为没有敌人或竞争者,所以行动缓慢笨拙、外表像鱼。如果现代的鱼类上岸,一定会被其他动物吃掉,就像游牧民族可能被机关枪消灭一样。历史和演化史上,进步者P是徒劳而持续的努力,想要借着改进事物而维持原状。今天汽车在拥塞的伦敦街头前进,速度不比一个世纪以前的马车快多少。电脑对于生产力的提升也没有多大的效果,因为人类惯于把已经简化的事情弄得更复杂。

“进步只是相对的”这个观念,在生物史上以“红色皇后”(RedQueen)的名义为人熟知。在《爱丽丝镜中奇遇》(ThroughtheLookingGlass)—书中,女皇马不停蹄却没有什么进展,因为整体环境随着她奔跑。这个观念在演化理论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本书也将一再探讨。你跑得越快,世界也跟着跑得越快,于是你的进步也就越小。生命是一场棋赛,胜了一局之后,下局开始,你已居于少了一个卒子的劣势了。

并非所有的演化事件中都会出现“红色皇后”。以具有厚白皮毛的北极熊为例,它的皮毛丰厚,原因在于不怕冷的祖先生存和繁殖都更为成功。这种演化进展简单明了：皮毛越厚,北极熊越有御寒能力。但皮毛增厚并不会使天气更加酷冷。至于出现白色皮毛却另有原因——伪装;白熊比棕熊容易偷偷接近海豹。我们可以假设,从前的海豹无惧于冰上的敌人,所以接近它们并无困难;情形—如今天南极的海豹,在冰天雪地之中毫无畏惧。当时这些“原型”的北极熊猎食海豹轻而易举,可是胆怯多疑的海豹都活得比较长久,因而海豹逐渐变得谨慎机瞀,北极熊也越来越难以生存。它们必须偷偷接近海豹,可是很容易被发现,直到有一天(实际经过的时间可能更久,可是道理一样)发生突变,出现了白色幼熊。海豹难以看见这些幼熊,所以白熊兴旺繁衍。就这点而论,海豹的演化努力全部付之东流,重新回到原点,因为红色皇后发挥了作用。

在红色皇后的世界里,只要敌人是活的,而且受制于敌手的兴衰,则任何演化的进展都是相对的。因此在猎食者和猎物之间、寄生者和他们的主人之间、同种的雄雌两性之间,红色皇后的工作特别努力。在红色皇后的棋赛中,每种生物都得和它的寄生物(或宿主)、猎物(或猎食者)进行竞争,尤其是配偶之间。

寄生物依赖主人维生,却又对主人有害;动物需要配偶,却又剥削配偶,所以红色皇后的出现一定牵涉另一主题——合作与冲突。母子关系简单而直接,两者追逐的目标大致相同——共同利益和互利。男人与妻子的情夫、女性和职位竞争者之间的关系,也还相当直接而简单——希望置对方于万劫不复之地。前两者的关系是合作;后两者的关系则是冲突与竞争。但是女人和丈夫的关系如何呢?

仍算是合作关系,因为都希望对方美好幸福。原因何在?为的却是利用、剥削对方。男人利用妻子为他生儿育女,女人利用丈夫生育子女并且协助养育;婚姻关系就悬在这条相互剥削和共同投资的线上摇晃。如果不信,请教专办离婚案件的律师,便可知道端倪。成功婚姻的代价隐藏在共同利益之中,所以合作关系比较明显突出;失败的婚姻n则相反。

合作与冲突的平衡关系是人类史上一再重复的主题：,是困扰一切政府和家庭、情人和敌手的梦魇。这也是经济学的要点。从以下的叙述将可看出,这也是生命史上最古老的主题,它反复出现,甚至到达基因的层次。它还是性的主要诱因。性就像婚姻,是两组敌对基因的共同投资,而人体就是这种不安定的和平共存的现场。

▼选择

达尔文有个比较不很明显的观念,他认为动物的配偶可以像养马的人一样,选择不同的类型交配,改变种族。这种理论就是“性别选择”。但达尔文死后,该理论被忽略,直到最近才再度流行。这个学说的主要见解在于动物择偶不只为了生存,也为了繁殖;一旦生存和繁殖有了冲突,繁殖就成为优先考虑,例如鲑鱼会在繁殖季节把自己饿死。两性的特种进行繁殖时,必须找到恰当的对象,并且劝服对方接受本身的基因。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影响不仅止于肉体,还及于精神。简而言之,凡是有助繁殖成功的因素都会不惜代价的保留,危及生命也在所不惜。

“性别选择”就像天择,表现得像是带有目标的“设计”。就像雄孔雀是“设计”来诱拐雌孔雀的,而雄鹿是“设计”来和情敌争斗,人类的心理也“设计”得宁可让生存遭受威胁,也要争取品质更好的配偶。睾丸激素是壮阳的万灵丹,却有增加感染传染病的可能。男性的竞争天性也是性别选择的结果。经过演化,男人已习惯生活于危险之中,因为竞争或战斗成功,可以征服更多、更好的女性,传下更多后代。女性如果也生活于危险之中,只会危及子女的生存。同理,美女和女性生殖潜能的密切关系(所谓美女,通常是指年轻、健康,相较于年龄较大的女性,她们拥有更好的生育能力和更长的生育期),也是男性心理和女性肉体性别选择的结果。男性塑造女性,女性塑造男性。女性肉体曲线玲珑,因为男人喜欢如此;男人天性侵略、进取,因为女性喜欢如此(或让男性在女性争夺战中打败敌手)。本书的惊人结论就是,人类智慧是两性选择的产物,不是天择的结果。专研演化的人类学者都相信,大型的脑部有助于繁殖的成功。原因可能是智力较高,胜过其他国人,也可能当初是以大头做为引诱或追求异性之用。

发现人性、描述人性,同时详究人性与其他动物本性的差异,是一件有趣的工作,不亚于研究原子、基因或宇宙的起源,遗憾的是,科学界一直规避这项工作。研究人性最为杰出的人物居然是释迦牟尼和莎士比亚,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哲学家。生物学者只专注于动物,例如哈佛大学的威尔逊(EdwardWilson)于1975年出版的《社会生物学》(Sociobidogy),企图跨越研究骢界,立刻遭到怀有政治动机的指控。而且人类学者又宣称动物与人类的研究无关,甚至否认共同人性的存在。结果是科学缔造了揭露大爆炸(BigBang)和基因秘密DNA的伟大成就,却在处理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Hume)所谓最重大的问题——人性为何如此,成绩居然乏善可陈。